第5版()
专栏：
日本影片《大日本帝国》想说明什么？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陈荒煤
人生中往往有些意外的巧遇。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我第一次到日本访问期间，在7月7日这一天下午看到《大日本帝国》这样一部影片。
1937年芦沟桥事件发生时，我正在北平。日本军国主义者开始对中国进行新的、疯狂的、残酷的侵略战争。我就是从北平流亡出来，随后经过济南失守、徐州会战、辗转到了武汉，然后奔向延安，又到华北抗日根据地八路军部队进行过许多采访。
我亲眼看到日军狂轰乱炸或纵火烧光的一片片废墟，烧焦了的婴儿的尸体……看到过被八路军缴获的日本军部出的宣扬“大东亚圣战”的画册上，也毫不掩饰刊出日军屠杀中国人民照片，至今我还能清晰地回忆这样一张照片，一个婴儿伏在血迹斑斑的母亲尸体上吮吸着妈妈的乳头……
总之，各种各样的残酷暴行，只能用一句中国古话来说：“罄竹难书”！
当然，我们也从来把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和一般日本人民区别开来。当时我作为一个青年记者，对日军的暴行十分愤怒和仇恨；可是，我也从许多死去的日本士兵身上留下的家信与护身符中，看到他们亲人的祈祷盼望、期待，透露了多少悲痛、哀伤、绝望以及对战争厌恶的心情，知道这个战争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难。
而且，我也结识了几位日本士兵反战同盟的朋友，他们和我一样佩戴着八路军的臂章，穿着灰色的军服，同样在秋高气爽的太行山的阳光下散步、谈心，我能深深感到他们在和中国人民和战士接触中，总是难以排遣一种很深的内疚心情；自然，他们也充满了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愤恨，对日本美丽家乡的怀念，以至对日本未来的憧憬，怎么早日摆脱这场罪恶的战争，求得和平，怎样和中国人民建立世代友好的关系，甚至怀着真诚天真的幻想……
真没有想到，四十五年过去了，我从北京来到东京，在这个7月7日，居然又看到日本有人不惜重资，拍摄这种“大型战争片”，打着“重新评价战争”、“重新认识战争”，甚至号召：“特别希望青年人来看这部影片，希望大家都来讨论什么是战争，请大家来电影院体验战争生活……”（注）。这不能不引起我的愤慨和思考。这部影片到底要说明什么？
这部影片上下集，共放映3个小时。影片从珍珠港事件开始，表现日本帝国主义挑起太平洋战争，侵占新加坡、东南亚一带，然后到日本战败为止，用的是编年史的办法，并采用了部分纪录片的镜头，以示“真实”，故事发展中则穿插了三对年青人的爱情的故事。影片虽然也不能不表现一点日本军队侵略东南亚的罪行，但更多地却是表现战败时英美盟军对日本人民的屠杀，似乎被屠杀的主要是日本士兵和日本人民。
制片人与编导都极力表白，这是“事实”，却唯独不去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什么已经对中国人民进行侵略几年之后，又配合德国法西斯，把战争扩大到东南亚的罪行。相反，还明目张胆为战犯东条英机翻案，编剧公开宣称，他要尽力把东条表现为一个慷慨就义的“忠君殉国”的忠臣。还借东条英机之口自白：
“我的战争责任仅限于国内，这是一场独立国家（日本）不得已起来自卫的战争，我丝毫不感到有愧”。
扮演东条的演员在影片开拍的记者招待会讲得更清楚：
“由于战争失败了，东条英机这个形象就一直被曲解了，真实情况被隐瞒了。我所以这次接受了这个任务，就是想通过电影教育后代青年人知道‘事实就是这样的’，自豪吧，日本人！这就是我在这部影片里面要说的话。”
可见，这些制片人和编导们如此积极地把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在东南亚发动疯狂侵略，进行血腥屠杀，双手沾满千万人民鲜血的头号战犯树为日本人应以自豪的英雄，为东条英机招魂。其实，这就是为日本一小部分右翼分子曾经梦想“建立大东亚秩序”的“大日本帝国”招魂！且看他们怎样来重新评价战争：
一个制片人公开讲出他热衷拍摄这部影片的目的，说他赞成这样一种观点：
“只要有国家存在，互相强调主权，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
然后他无耻地提出一个问题：在“国与国作战的时候，果真能分清哪一方是正义的，哪一方是不正义的？哪一方是善的，哪一方是恶的吗？”
所以，要“重新评价”“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个世纪人类最大的惨剧……”。
另一个制片人也很坦率地表明：
“我们敢于向被隐藏在历史的阴影里、被忌讳的真实挑战。我们想通过重新认识战争是什么，再现日本以及日本人的历史，从而作为思考现代的依据而拍摄了这部影片”。
好了，这些制片人、编导人员赤裸裸的自白，确实是在向“真实挑战”！他们共同的目的，无非把他心目中“隐藏的历史阴影”，“被忌讳的真实”通过银幕表现出来，证明一个帝国主义的强盗逻辑：
我强调我国家的主权，我就得被迫进行
“自卫战争”，就得向别国“进入”——现在日本文部省审定教科书创造的一个新名词，所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战争无善恶——正义与非正义之分。“胜者审判败者”，所以东条被处绞刑。然而东条是无罪的，他是“忠君殉国”的英雄，他慷慨就义，他这个多年被称为战犯的行为，其实应该使日本人（日本军国主义者和一小群右翼分子）感到自豪！
最后，影片的制作者用庄严的乐曲来衬托东条走上绞台沉重的步伐，只差喊：“东条万岁”，“大日本帝国万岁”了！
这部反动影片现在已经遭到日本进步电影工作者和日本人民的谴责，要求停止放映。中国电影工作者对此表示热烈的支持。
中国电影工作者还特别感到愤慨的是，该片的制片人还公开搞“两个中国”的活动，在影片最后的字幕中公然表明有所谓“中华民国”的演员参加演出，并公然感谢“中华民国民航”、“中华民国的中央电影局”的支持。更不用说，制片人透露，这部影片许多外景是在台湾拍摄的，并且得到“台湾军队方面的全面支持。”
这也暴露了台湾当局也还有一些人甘愿为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制造舆论，为《大日本帝国》效劳。
我们中国电影工作者对这部日本反动影片的上映，表示强烈的愤慨！
注：文章中所有用引号引用的文字，都是摘自影片宣传品中几个制片人、编导的文章。
第5版()
专栏：
略论李广田散文的特色
孙昌熙
李广田同志是位朴实中寓刚毅的人。他战斗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十六本文艺著作，其中，尤以散文成就最高。
李广田的散文是三十年代以来时代风雨变化的镜子。但有人认为，作者早期散文“大都是抒个人见闻和感情，缺乏浓重的时代社会的投影”。因而它的“成就偏重于艺术性方面”。这里，我想简略地谈谈我的看法。
李广田的早期散文多写童年回忆和乡情。这一点也不奇怪，作家应该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广田是在山东邹平农村长大的农民的儿子。他总说：“我是一个乡下人，我爱乡间并爱乡间的人们。”因此，他早期散文取材最多的是在“这个朴野的小天地”里，生活着的“一些在旧社会受折磨和没有出路的人。”（《散文三十篇》序）这是他创作道路的起点，而且保证了他创作的成功。
我们绝不能责备作者早期散文题材的“狭窄”。鲁迅教导青年作家们说，“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广田的创作题材正是这样。《悲哀的玩具》虽写的是个人童年的哀怨，却忧愤深广，反映了农民既爱子女又虐杀儿童的精神的矛盾。何况，广田早期作品，如《记问渠君》也透露了时代风雨的消息，含蕴着作者深沉的感受。至于写他人的不幸，如《柳叶桃》里一个女艺人的悲剧，虽发生在作者的故乡，但却象祥林嫂的一生，是有普遍意义的。不仅如此，由于作者出色地写出了故乡那种：“秋风禾黍，古道鞍马”，“万里好景一望收”，而又桃杏花开处处香的鲁西平原的独特风光，他的创作无疑丰富了“乡土文学”的园地。鲁迅说：“有地方色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李广田散文虽因写故乡题材而受一些人的“狭窄”之讥，但在另一方面却又以富有鲁西“小天地”的特色，“为别国所注意”。广田的早期散文在中国现代文学散文史上也占有地位：在大家争写恋爱的悲欢、都会的明暗的时候，作者却勤奋地将故乡的生死、泥土的芳香，一新广大读者的耳目。
李广田的散文，善于写人，即使写故乡景物，也与其他作者不同。《桃园杂记》写的桃园兴衰史，实即故乡的兴衰史；作者的黯然神伤，是和农民——桃园主人——共同发自内心的浩叹！这种与父老休戚相关、血肉相联的强烈感情，绝不同于那种客观描写风景的小品。广田写风景小品，非但情溢于景，而且继承了中国山水画传统，总有人在画图中。又如，他取材于泰山的创作：《扇子崖》、《山之子》、《晴》、《雾》等，都是歌颂祖国河山之美的。然而，无论写山势的雄伟，还是雾色之温柔，总是联系着人的生活、足迹，尤其是人的心灵。作者认为：任何景物的美和丑，都是因为有人。花鸟画、山水小品的“神”，既是作家对自然的理解，也是他精神品质的寄托。
因为作者对这一创作规律体味较深，所以他在大自然探幽寻胜，捕光捉影创作时，不但让自己的心灵去感受一丘一涧的奥秘，从而造出刚柔、浓淡，意境流动的种种画面，而且以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创造力，将风土人情、神话传说加以交错熔铸，从而把自然写真、写美、写深、写活。渗透生活美于自然美之中，这是广田山水小品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他的作品里经常喷发出一种冲击读者感情的力量。作者说，即使作客观的描写，他的作品中也总是藏着“我”（《银狐集·题记》）。因此，他不但善于把自己浓郁的感情，通过笔下的一草一木奔腾而出，就是那从“天上来”的黄河，也在他的感情之炉里铸成一张古琴，凭他弹奏。作者真挚火热的感情化为一根魔杖，它使山水生辉、风土有灵，人心开花、生波。
李广田熟悉故乡农民和周围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尤其是他们受折磨的心灵，因而多写悲剧性的散文。这个特点在第一部散文集《画廊集》里就已显示出来。如《野店》、《投荒者》、《悲哀的玩具》等。在第二部散文集《银狐集》中，控诉旧社会的罪恶，对不幸人们的同情和支持的文章逐渐多起来了。而在《雀蓑记·路》里，作家已开始思索如何从社会人生的荆棘丛中开辟新路的问题。这是作者从思想到选材的一个可喜的发展。
从《圈外集》开始，作者基本上结束了“乡土文学”的创作，以写异乡情调的社会世相为主，向着广阔的天地，冲着时代风雨大踏步前进。怎样开始写自己不熟悉的生活呢？他留给我们的经验是：观察和思考。
抗日战争开始，广田踏上了祖国内地的陌生土地。每到一个地方，他总不忘作社会采访，不肯放过任何一个认识社会的机会，连进茶馆里吃饭的匆忙间，也急急捕捉题材
（《西行草》）。他说：“我真是一个爱‘看’的人，人世间形形色色，随时随地都吸引着我的眼睛”。
生活视野的开阔，与劳动群众更进一步的贴近，使他的创作产生了飞跃。他不再局限于舒愤懑，而是“努力从黑暗中寻求那一些光明，并常想怎样才可以把光明来代替黑暗”（《流亡日记》）。这样，他写了劳动者自发的抗争（《没有太阳的早晨》），写了劳动群众之间的同情和互助（《忧愁妇人》）。如《他说，这是我的》、《手的用处》等，则是掷向反动统治者心窝的投枪和匕首。
然而，广田散文所写的劳动人民最可珍贵的性格，乃是要坚持活下去的性格。这是在长期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中产生出来的。由于作者吸吮劳动人民乳汁长大，他自己就具有这种性格。在他同残酷环境搏斗时，这种性格越加璀璨。我读过广田的许多文章，接受过如何做人的教导，我认为他是个“铮铮铁汉”。这种精神在《画廊集·秋天》里就已表现出来。他誉《山之子》里的哑巴为“泰山的灵魂”，就因为哑巴有泰山屹立的气魄，有为了更多的人能活下去自己才顽强生活下去的钢铁意志。
李广田执着于现实，要生活下去的坚强意志，最先是吸吮农民乳汁的结果，后来则是由于不断接受马列主义教育。工人阶级的伟大创造也给了他以深刻影响。他在《建筑》中赞叹工人阶级创造世界的同时，发问道：“这个巨大而坚固的建筑是为谁而造的呢？”接着更有深意地提出：什么时候和怎么做，才能“去为我们自己而建筑呢？”作者从《路》开始探索人生道路到现在暗示无产阶级革命，的确在思想上起了一个大的飞跃。他的执着现实，一定要活下去的思想的发展，就是要消灭阶级和为人类开创幸福之路。这在他晚期创作中已表现得极为清楚的了。
作者的生活道路，就是他的创作道路。李广田散文是三十年代以来时代变化和他的思想发展的忠实纪录，晚年之作则更表现了他崇高的思想境界。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第5版()
专栏：出版动态
深受赞誉的《涉江词》
原武汉大学教授沈祖棻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女词人。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涉江词》，就是她生前手定的一部自选词集，收有作者解放前的部分词作三百八十多首。这些作品，有的揭露日本法西斯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有的控诉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投降，反共反人民的罪行；有的表现词人对久经战乱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的同情，有的抒发了作者忧国忧民的坦荡胸襟。这些词作，吸取了古典诗词的营养，又有自己的创造，风格清新、秀丽，感情深沉、细腻，词句工稳，不同流俗。此书整理出版之前，曾由程千帆先生自费刻印一些馈赠友人，人们争相传抄，作品流布国内外，其中部分作品在报刊选载后，深受读者好评，博得了词学界的赞誉。（湘菱）
第5版()
专栏：出版动态
《外国文艺思潮》（第一辑）出版
陕西人民出版社从今年起陆续出版《外国文艺思潮》，第一辑已和读者见面。《外国文艺思潮》主要反映当代外国文学艺术的发展概况，评述当代国外有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介绍和剖析国外文艺思潮及其派别，为外国文学研究工作扩大研究领域。《外国文艺思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编译，第一辑收编了译文三十篇，较广泛地介绍了外国文艺领域的问题。（吴成阳）
第5版()
专栏：
直面人生 开拓未来
——从周克芹近作谈革命现实主义的几个问题
邓仪中 仲呈祥
近两年来，农民出身的作家周克芹，不仅以其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引人瞩目，而且还以短篇小说发人深思。他的《勿忘草》、《山月不知心里事》在全国优秀短篇小说中连续两年获奖。他的短篇小说创作有些什么特色？给人什么启发？这是值得我们认真分析和研究的。最近，周克芹在同笔者的一次谈心中说：“我觉得，搞创作，一定要坚持直面人生，开拓未来，走现实主义深化的路子。就是说，一定要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面对生活，勇于和善于反映人民群众所关心的社会矛盾，并正确展示矛盾发展的趋势，给人以开拓未来的信心和力量。这，便是我对革命现实主义内涵的理解，也是我这些年来从事小说创作的‘底’。”对照周克芹近年来的短篇小说创作实际，我们感到，他确实正在积极地实践自己的这种文学主张。
周克芹近年的短篇小说数量并不算多，但给人的印象一是比较新，二是比较深。由于作者长期置身于农民群众之中，努力站在时代思潮的前头，直面农村四化建设的现实生活，大胆揭示初露端倪的带普遍意义的社会矛盾，因而在作品中总蕴含着一种常人意中有、语中无的新意；又由于作者勇于并善于反映农村四化建设中的新矛盾，不是一般地停留在描写生活的表面，而是进一步发掘出生活的底蕴，揭示出胜利中尚存的问题、喜悦中尚存的忧虑和成绩中尚存的不足，因而在作品中总开拓着矫健发展的明天，给人以思想较深的印象。
诚然，新时期的农村生活是日新月异、丰富多采的。反映这一生活的文学作品，理应异彩纷呈，百花齐放。一些作品较多地注重反映农村四化建设的喜人形势，农民精神面貌的深刻变化，是必要的，应当肯定。但周克芹却另辟蹊径，从生活的另一侧面着重反映新形势下农民精神世界中尚存的、势在必除的某些思想痼疾，发出祛除这痼疾的强烈呼吁。在《落选》（《四川文学》1980年第5期）中，他通过一个普通生产队选举队长的故事，揭示了当时农村某些基层干部的思想状态及其文化科学知识远远不能适应新形势发展需要的尖锐矛盾，深挖了造成这种矛盾的社会历史根源。在《甘家?的甘大爷》（《山花》1980年第11期）中，他又着意刻画了一个受左倾思想影响很深、背着沉重的精神枷锁的老农形象，披露了农村现实生活中一个具有重大普遍意义的矛盾——肃清左的思想流毒，解放广大农民的思想，使他们彻底砸碎枷锁，摔掉负担，真正从麻木中惊醒，从疲沓中奋起。一些作品着眼于描写现实生活中婚姻与爱情离异的现象，赞美纯真的爱情，谴责喜新厌旧，进行道德教化，也是值得肯定的。但周克芹却在《勿忘草》中较为深刻地反映了造成芳儿与小余分离的复杂的社会的和历史的原因，讴歌了芳儿这个生活的强者的心灵美，表明了他对现实生活中婚姻与爱情离异现象的独到见解。相当数量的作品在反映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的新面貌时，或描写农民由穷致富后赶场的喜悦，或描写照相馆里留影的自豪，或描写觅得如意情人的甜蜜，或描写购买电视机、缝纫机一类高档商品的欢乐。这些，在新时期的文苑中自然不失为一朵朵艳花。但周克芹为新时期文苑精心培植的是别一种奇花——它不仅使观者得到美的享受，而且使观者得到思想的启迪。在《山月不知心里事》中，他也写责任制后农村青年容儿们的喜悦，但更着意写容儿们喜悦之余的“忧虑”——担心“各家各户做庄稼”后，集体的事情谁来管？科学实验小组谁来搞？在新作《邱家桥首户》（《青年作家》1982年第7期）中，他也写农民劳动致富后的欢快，但更着意写“冒尖户”黄吉山欢快之余的“苦闷”——“穷，有穷的难处；富了，也有富了的难处”。他把儿女当作聚敛财富的工具，致富之后却面临着儿子闹分家、女儿思春闹出嫁的家庭“散架”的危机。这就引人思考：生活的真谛和要义绝不仅限于物质的致富，黄吉山在劳动致富的过程中，似乎还应当追求精神上的更多的东西……。总之，周克芹在自己的现实主义创作中，总是不断地用艺术去表现他对生活的新的独特的发现。胡耀邦同志指出：反映现实生活的创作要努力做到两个“进入”——一是“进入到更复杂的、更有社会意义的生活境界里去”；二是“进入到更深刻的更有重大普遍意义的社会生活里面去，进入到人与人的关系，阶级同阶级的关系中去，进入到社会发展的各种斗争形式和生活形式中去，进入到各种人的内心世界里面去，分析它，解剖它，发掘不同的人们的灵魂”。（《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周克芹近年的创作实践，表明他正在努力实现这两个“进入”。这种鲜明的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是很可贵的。
无庸讳言，当前短篇小说创作中出现了一种值得注意的“避世”苗头：某些作者离开现实生活去追求什么“永久性”的主题，回避或粉饰尖锐的社会矛盾去追求什么“安全”、“稳妥”的题材，甚至投合某些人所好，生编硬造去追求什么“票房价值”……。产生这种状况，固然有其复杂的社会的、历史的原因，但究其主观因素而言，恐怕主要的还是作者缺乏时代的责任感和历史的主动性。在这方面，周克芹的创作积累了一些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首先，周克芹在深入生活时重视感情的积累，在创作中努力表现正确的感情。他认为，自己创作的动机“是因为在生活中逐渐积累起来的感情需要向人表露和诉说，把一种情绪传达给人们”。因此，“生活的积累重在感情的积累，自己的思想感情与时代、与普通群众的思想感情取得一致，乃是十分重要的。”周克芹在这里反复强调的感情，绝非主观意念。它来自生活和社会实践，又与作家的特殊经历、气质、个性有关。作家的感情与时代相通、与党和人民一致时，就不仅能自觉代表群众的心声，敏锐提出群众迫切关心的重大社会问题；更重要的是，还能积极地、全面地、正确地表现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展示未来的希望和前景，给人以鼓舞和力量。《勿忘草》发表后，不少人称颂这篇作品分寸把握得当，不仅深刻地揭示了造成芳儿与小余离异的城乡差别、工农差别的现实矛盾，而且悲剧不悲，讴歌了芳儿直面人生，含辛茹苦地重建生活的坚强品格。其实，周克芹在创作这篇小说时，思绪并不在如何把握好所反映的社会矛盾的分寸，而在如何积累象芳儿那样的农村妇女的思想感情。他正是带着生活中积累的这种思想感情，塑造了芳儿这个温柔而刚毅、深情而自尊、既有传统美德又有时代特色的农村妇女的典型形象。而通过芳儿——这个作家寄托对于人生的认识、思考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种情绪的形象——的遭际展示的社会矛盾，当然就既有内在的历史深刻性，又有势必解决的发展趋向性。人们不会因此而悲观失望，相反会倍加进取。这就说明，注重在生活中积累符合时代潮流、符合人民需要的感情，确实是促使周克芹在创作中正确反映社会矛盾、并收到积极社会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这也告诉我们，在现实主义创作中，正确地反映社会矛盾，不仅是一个方法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思想感情问题。注重感情的积累，表现正确的感情，对于正确地描写社会矛盾，是至关重要的。
其次，周克芹在揭示社会矛盾时，注重写好居于矛盾主导方面的人物，并在这种人物身上寄托革命的理想和信念。事物的性质、事物的发展方向，主要的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文学创作反映社会矛盾，当然要准确地反映社会矛盾的这种特点，要注意塑造好处于矛盾主导地位的人物形象，特别是代表新事物发展方向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通过这样的人物形象展示社会生活前进的历史趋势。这样说，并不是规定所有的短篇小说都必须以描写处于主导地位的人物形象为主，也不是说只有处于主导地位的人物形象才能体现矛盾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是说，着意写好这样的人物，特别是写好具有时代特色的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正确展示生活前进的方向，无疑具有重要作用。周克芹生活中的感情积累，往往正是倾注在这样的人物形象上的。《山月不知心里事》之所以产生如此强烈的认识作用和美感作用，绝不仅仅是由于它发现和揭示了农村新形势下的新矛盾，更重要的是它在这种矛盾的旋涡中塑造了容儿、明全等新人形象，使人看到了更加美好的未来。容儿的“忧虑”，源于对生活的“不知足”和进取，启迪人们正视农村生活前进中的新矛盾。容儿在听到上级已注意到她们的
“忧虑”并着手加以解决时，由“忧虑”而“舒坦”，又使人看到了继续奋进的方向和道路。比起容儿，明全更理想化一些。这个“怪人”，最先带头实行责任制，又最早感到责任制实行后冒出的新问题。在“各家各户做庄稼”的情况下，他为困难户马大爷家代耕。他要重新把青年们组织起来学习农业科学技术，还要采用承包合同制的新方法来恢复科研实验活动。从他身上，人们看到了农村生活发展的方向。正如周克芹自己所说：
“年轻一代的农民除了物质的生活外，对精神方面的生活要求更强烈一些，这就给农村生活带来了新鲜、生动的气息。”
再次，周克芹在现实主义创作中，强调要“获得对生活的‘总体观’”，注重在这种“总体观”的指导下表现好具体的社会矛盾。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新旧交替、除旧布新的时代，又是一个生气勃勃的新时代。不管出现多少艰难险阻、曲折反复，前进的趋势是不可遏止的，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我们看待任何发展中的事物，在看到它的曲折性时，要注意到它的前进性；在看到它的前进性时，也不要忽视它的曲折性。我们要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全面地、辩证地、发展地认识生活，从而获得对我们所处的时代、所处的社会的总体观。具有了正确的总体观，在表现个别的、局部的社会矛盾和斗争时，就能高屋建瓴，认准方向，把握住生活的本质和主流。周克芹的几篇受到好评的作品，都是在他对生活的总体观指导下，在积极的社会背景和时代氛围中，来揭示矛盾冲突，表现主题思想的。有人认为，周克芹近年的小说大都是揭示农村实行责任制后的新矛盾和新问题的，这多少反映了作家对农村大好形势的认识不足，甚至质问作家“忧虑来自何方？”这实在是绝大的误解和粗心。因为，第一，按照唯物辩证法，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在不断地解决矛盾中前进的。责任制给我国农村带来的新面貌，有口皆碑，功不可没。但是，为了继续完善责任制，发展大好形势，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作家当然有责任同人民一起，努力发现新矛盾，共同解决新矛盾。第二，周克芹的小说，其背景是积极而明丽的。应当说，这是对农村新形势的真实而可信的描绘。《山月不知心里事》表现的“忧虑”是喜悦之余的“忧虑”。人们从容儿的心境中体察到“忧虑”，但从小说的整个氛围中又感受到喜悦。容儿的“忧虑”，不再是过去看着商店里姑娘用的小玩意儿没钱买的难受和委曲，而是如何使物质的、精神的生活都更上一层楼。这比起表面的喜悦，不是更进取、更深沉吗？《邱家桥首户》的中心情节虽然是描写黄吉山劳动致富后的矛盾和“苦闷”，但同时又以洗练的笔法勾勒了正在冷静地观察着和思索着的支部书记邱成元的形象。邱成元对黄吉山出席劳动致富经验交流会载誉归来并没有太多的热情，却对这个善于经营的老农经过思索最终表示入股办集体林场并自荐当场长感到很“新鲜”。透过这个头脑清醒的农村基层干部的倾向和主张，人们感受到了时代的脉搏和前进的方向。
周克芹现实主义创作的上述经验，再一次证明了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于正确反映社会矛盾的极端重要性。前段时间，我们对个别确实存在不良倾向的作品进行了必要的批评。有同志便误解为这是不主张文艺创作触及时弊、揭示尖锐的社会矛盾。事实上，个别作品之所以受到批评，并非因为它触及了时弊，而是因为作者未能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正确地认识我们的时代，因而在反映社会矛盾时，或把同情倾注于不该同情的人物身上，或写歪了居于矛盾主导地位的人物，或把生活中旧的阴暗的东西集中起来，夸大为本质的和主流的东西，使人感到压抑，看不到光明和出路。
这里，还应简略地提及，为了更深刻地反映社会矛盾，周克芹的现实主义创作在表现方法上，也进行了相应的探索。按照通常的理解，反映重大的社会矛盾，往往必须在小说的人物关系上，设置尖锐的冲突，安排波澜起伏的情节。周克芹恰恰不是这样。《勿忘草》中，他未让芳儿与小余展开正面冲突，而只是刻意描绘芳儿内心的激烈斗争；《山月不知心里事》中，也未让容儿同那些自私心重的农民发生碰撞，而只是细腻地展示容儿的宽阔胸怀与远大理想；就是在《邱家桥首户》中，还是未让黄吉山与闹分家、要出嫁的儿女们直接开仗，而只是巧妙地透过对黄吉山内心矛盾的剖视和对两女窃窃“夜语”的客观白描，揭示出带普遍意义的社会矛盾。“抒不尽之意于言外。”看得出来，他是把人物的内心世界作为现实生活的凸镜，把笔触伸进人物的灵魂深处，通过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来表现社会矛盾。他的小说忠实于生活本来的面目，不求曲折离奇，但往往平淡中见冲突，令人感到作品中反映的社会矛盾是剧烈的，人物的性格是复杂的，揭示的社会问题是重要的。他采取的这种表现方法，用于描写当代农民的心理冲突，似乎更符合我国农民的心理和特点，因而显得尤为真实、自然、感人。
周克芹对生活的独到见识，源于生活；周克芹揭示社会矛盾的艺术胆略，源于人民。他长期生活在农民之中。他不是自上而“下”到生活，用文件和政策去剪裁生活，图解生活，也不是自外而“进”到生活，浅尝辄止，满足于表面的观察和廉价的欢乐。他自觉以一位“先进农民”的眼光来看取人生，研究生活，发现矛盾，并同广大农民一道努力把生活推向前进。“我离不开农民，离不开生活。”我们热切地期望这位农民作家在革命现实主义的道路上，留下更坚实的脚步，写出更好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