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无畏的民族英雄 我党的忠诚战士
——追念柴世荣烈士
韩 光 王一知 朱 光 王效明 季 青
柴世荣同志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从1931年他奋起抗日，到1944年不幸离开我们，他的战斗足迹遍及黑龙江、吉林两省东部地区，为抗日救国身经百战，历尽艰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他本人，也从一个只有朴素爱国热情的旧军人，逐步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愤举义旗 全家抗日
柴世荣同志1893年出生于山东省莱州府胶州县。他出身贫苦，五岁时随父母逃荒到吉林省延边地区和龙县，十二岁开始学打猎，逐渐掌握了一手好枪法。但是，在那地主、资产阶级掌权，劳动人民遭难的岁月里，尽管他终年翻山越岭，辛勤劳动，仍不能养家糊口，全家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
1924年，为了谋生，柴世荣到朝鲜当修建铁路的苦力。他亲眼看到日本帝国主义者对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压榨和迫害，自己也挨过日本侵略者的皮鞭，对日本侵略者怀有刻骨的仇恨。1928年他跑回国后，走投无路，后来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和龙县龙井村当上了一名普通警察，但他从不欺压百姓。有一次，一只为害多时的恶豹窜到龙井村，柴世荣挺身而出，只身打死了恶豹，为民除了害。在当地群众心目中，他成了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激起全国人民风起云涌地展开抗日斗争，推动东北各地许多有爱国心、不满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旧东北军和不少地方武装，纷纷起兵抗日。本来就十分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的柴世荣，出于不愿做亡国奴的质朴的爱国主义热情，利用手中掌握的警察所的枪支，也拉起了队伍抗日。附近的群众闻讯纷纷前来参加。几个月的时间，这支队伍就扩大到3，000多人。不久，他听说驻守在吉林延吉县明月沟的原东北军第十三旅第七团“老三营”，在营长王德林带领下举旗抗日，正在组建名为“抗日救国军”的队伍，便主动率领部队和他们联合，共同抗日。柴世荣任“抗日救国军”第四旅旅长，后来升任第四路军司令。
1931年冬，柴世荣由于进行抗日活动，常常一二十天不回家。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柴世荣忽然跑回家，没头没脑地对妻子说：“你跟不跟我走？”妻子感到愕然，焦急地问：“到哪里去？家怎么办？”柴世荣说：“没有国，还有什么家？日本鬼子来了脑袋都得搬家。只要有人就行了！”柴世荣的妻子尽管对丈夫的话不完全理解，更不愿丢弃这苦心经营的小家庭，但与柴世荣多年共患难的生活，使她深信丈夫是不会错的。于是，她就毅然带着三个孩子，拿了些简单的随身用品，上了柴世荣预先准备好的牛车。就这样，柴世荣为抗日救国，“要国不要家”，带领全家参加了抗日活动。后来又都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他和三个孩子先后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坚决抗战 献身革命
“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形成的抗日队伍中，由留在东北的旧军队（主要是原东北军的队伍）组成的抗日武装，是一个重要的方面。除吉林东部的王德林、吴义成以及柴世荣等组织的“抗日救国军”外，在这前后，主要的还有西、北满的马占山、苏炳文、李杜；南满的唐聚五、邓铁梅、苗可秀等等。他们纷纷组织“自卫军”、“救国军”等抗日武装，在各处抗击日寇的进攻。但时隔不久，由于日寇强大的军事进攻，缺乏正确领导的由旧军队组成的抗日武装，大多数很快就失败了。王德林领导的“救国军”，大部分也相继撤往国外或关内。1933年秋，担任救国军代理司令的吴义成，再次提出放弃抗日、撤往国外的主张，柴世荣同志坚决反对，力主在东北土地上坚持斗争。他说：“为了抗战到底，就是把白骨埋在长白山、镜泊湖畔，也心甘情愿！”由于柴世荣等同志的坚决斗争和共产党员胡泽民、周保中等同志的支持，“救国军”的残部继续坚持了下来。
1934年初，“救国军”部分上层领导人又对抗日前途发生动摇，导致“救国军”的分化。在这关键时刻，柴世荣毅然率领其所属的一个旅，参加了由共产党员周保中等同志创立的“反日同盟军”。当时，在吉东地区的抗日武装中，柴世荣旅是武器较齐全、战斗力较强的一支部队。柴世荣旅参加“反日同盟军”，为抗日联军第五军的建立和壮大，增添了新的力量。从此，柴世荣同志开始在我党的领导下进行抗日活动，逐步从一个领导群众抗日武装的旧军人，成长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的指挥员，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35年2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成立时，周保中同志任军长，柴世荣同志任副军长。经过党的长期教育和培养，1936年，柴世荣同志由周保中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6年秋，周保中同志任第二路军总指挥，柴世荣同志接任第五军军长。从五军创建开始，柴世荣同志就担任主要领导工作，为第五军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柴世荣同志很重视游击根据地的建设，1936年，他亲自选定，在吉林东部的三道通建立了临时游击根据地，在当地农民群众中组织了“反日会”，并建立了筹办部队给养的机构。在深山密林里，他和其他同志一道筹划建立了一些密营，以及医院、裁缝所等后勤机构。这样，战斗部队有了后方基地，为以后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坚持斗争，在组织、军事和物资等方面做了必要的准备。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东北抗联部队的“讨伐”。他们在军事上实行“篦梳”式的纵横“扫荡”；在经济上，实行断绝给养来源的严密封锁。他们残酷地推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和“归大屯”的办法（即把山沟里的零散居民强迫归并到大的村镇中去），断绝群众对我抗日武装的支援。在敌人的大举进攻下，东北抗联的游击根据地遭受到很大的破坏，部队大量减员，许多重要的领导人牺牲。在这危难之中，柴世荣同志毫不动摇，坚决率领五军英勇战斗，保存了五军的一部分队伍，成为二路军后来坚持同日军周旋战斗的重要力量。
1939年，虽然抗日战争在全国进入了相持阶段，日寇在东北对我抗日联军的“讨伐”却更为残酷和疯狂，抗日联军的处境更加艰难了。这时，有些同志对抗战的前途和要不要把东北抗联的旗帜继续打下去，发生了怀疑和动摇。特别是到1940至1941年间，这种思潮更加明显。于是在抗联内部逐渐形成了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抗日游击战争在东北很难坚持了，东北抗联的旗帜不要再打了；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东北抗联是鼓舞和团结东北人民进行抗日武装斗争的旗帜，有着巨大的号召力，不管形势多么险恶，也不能抛弃这光荣的旗帜。1941年初，抗联各路军的领导同志在后方基地召开联席会议。会上，两种意见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柴世荣同志力主后者，他说，不论斗争环境如何艰难，抗联部队总可以存在和活动。会议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和争论，终于取得了一致意见，坚持东北抗联的旗帜，直到最后胜利；并决定，抗联主力隐蔽整训，另组织15个小分队（每队15至20人）执行军事侦察、宣传和联系群众、骚扰敌人和破坏敌方交通线等任务。这次会议，对统一思想、克服动摇怀疑情绪，坚定信心以及确定今后的斗争策略，具有重要意义。此后，东北抗联的斗争，主要以小分队活动的方式坚持了下来，不断给日伪以打击，直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这十多个小分队还活动在北满和吉东敌后地区，为东北抗联的英勇斗争谱写了光荣的一页。柴世荣同志身为军长，年纪已近五旬。但他坚决执行党组织的决定，亲自带领小分队，披星戴月，风餐露宿，不畏艰险，深入敌后，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当时日伪报纸曾大肆宣扬什么“满洲国共产党根绝”、“匪患肃清”、“大东亚圣战基地巩固”……等等，东北抗联十多个武装小分队一直坚持战斗这个事实本身，就足已驳斥、戳穿日本帝国主义的无耻谰言。
柴世荣同志在战斗中曾七次负伤，而他从不在意。每次负伤后，他总是风趣地说：“又让野猪耙了一下，没啥！”一次，他腿部受伤，行动不便，疼痛难忍，但他仍然坚持和部队一起行军打仗，从未离开过部队。柴世荣同志这种献身革命的英雄气概，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广大指战员坚持抗日武装斗争的决心。
英勇善战 机智歼敌
柴世荣同志是一位智勇双全的军事指挥员。他手操双枪，英勇善战，作战时总是冲锋在前，退却在后。1932年，“救国军”初起，第一仗攻打吉林敦化县城，他担任督战司令，亲率部属攻占了敦化东门。接着，他又与其他“救国军”将领一起带领部队攻打额穆和蛟河县，连克三城。柴世荣旅这时已成为威震吉东八县的“救国军”的一支劲旅。他的指挥才能和战斗佳话，在抗日部队和当地人民中广为流传。
柴世荣同志投身抗联，特别是入党以后，斗争更加英勇坚决。他指挥过无数次精采的战斗。1936年2月，柴世荣同志带领五军教导队和部分二军的同志共300余人，在宁安县卧龙屯一带活动。一天，他们途经许家大屯，发现伪森林警察队40余人正往山下去，他根据情况判断，这是敌人的运粮队，下决心打伏击。第二天，敌人的马队载着粮食回来时，柴世荣亲自指挥，只打了一排枪就发起了冲锋。敌人被迫向河边附近的小树林退却，企图夺路而逃。柴世荣早料到敌人这一着，预先在树林里埋伏了部队。结果敌人腹背受击，很快被缴了械。这一仗，我军缴获了敌人运粮队的全部粮食和马匹，并生擒了警察队的队长。
1937年2月下旬，据群众情报组织报告，驻扎在后刁翎地区的日本守备队和伪军拟向林口转移，柴世荣经过分析，断定敌人是运输军事物资。于是，他把部队埋伏在敌军必经之路，形成一个口袋，诱使日伪军的爬犁队全部钻入我伏击圈。经过激战，全歼了敌人，打死350余名，生擒28人，缴获了敌军全部武器和辎重。之后，柴世荣又决定乘胜出击，消灭盘踞在前刁翎的敌伪军。前刁翎是个交通要冲，一个营的伪军分驻三处。柴世荣等同志经研究，制订了一个周密的歼敌计划：先攻占营部首脑机关和另一个较弱的据点，然后合围较有战斗力的第三个据点。对各个点的进攻，又采取了不同的方法。这一仗，共消灭日军20余人，俘虏伪军44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而我军只伤亡10数人。
柴世荣同志很重视对伪军实行分化瓦解的政策，打击他们的反共气焰，争取他们倒戈抗日。1937年，他利用全国民众的抗日热潮，在大量工作的基础上，通过第一师参谋长张振华同志，成功地策动了三道河子伪森林警察大队的武装起义。这次起义的成功，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敌人，而且带动了依兰县伪38团和29团的起义，对迅速扩大我军，动摇伪军军心，起了很大作用。
1937年夏天，据情报员报告，三道通伪军张营企图绕路侵袭我五军的密营。张营，本是五军的一个统战对象。但这次却要背信弃义，偷袭我密营。对此，柴世荣同志采取了巧妙的办法，先发制人，带领部队奇袭敌营，很快就攻占了张营。对抓到的俘虏和家属，经柴世荣同志教育，全部予以释放，这件事对分化瓦解敌军，起了积极的作用。
针对日寇的“讨伐”，柴世荣同志采取了灵活机动的对策。1938年，当部队主力避敌锋芒，转战他地时，他把队伍编成小股，打麻雀战，确定活动区域和补充给养的办法，让战士和敌人捉迷藏，使敌人感到“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无所用其技。一次，敌人对部队所在地进行冬季大“讨伐”，他命令部队将给养准备充足并妥善地埋藏好，然后将部队拉到其他地方活动。当敌人扑了空，一无所获地退去后，柴世荣又把队伍拉回原地，安全地渡过了一冬。
周保中同志曾多次赞许地说：“论打游击战，数着柴世荣。”战士们也都喜欢和他在一起活动，经常说：“和老柴一起打仗不会吃亏。”柴世荣率领的部队，因纪律好，仗打得漂亮，所以威望高。
以身作则 品格高尚
柴世荣同志不仅是东北抗联的一个立场坚定、英勇善战的优秀指挥员，还是我党的一个品格高尚的好党员。他身为军长，生活上从不特殊。一次，部队在一个村子里过夜，一位比较熟悉的房东老大爷知道柴世荣是军长，坚持要把一个有热炕的房间给他住，他婉言谢绝了，仍和战士们一道睡在麦秸铺的地铺上，而把有热炕的房间让给了几位小战士和一位伤员住。在极端困难的时期，没有粮食，柴世荣和大家一起吃树皮、草根。一次，他带领几个人外出执行侦察任务，几天后，只有他还剩下一点炒面，但他没有独自食用，而是和大家一道分享。
柴世荣同志对战士十分关心，不管谁有了困难，一旦被他知道了，一定千方百计帮助解决。一次，一位小战士腿受了伤，当时正值天寒，柴世荣同志得知后，立即把自己仅有的皮裤筒子亲自送给他。小战士知道柴军长腿部也受过伤，坚持不收，柴世荣便亲切地对他说：“抗战还没有胜利，需要更多象你这样的青年人，你保住了腿，就等于我柴世荣年轻了二十岁。”有时部队在行军途中经过战士的家，柴世荣常常去探望，在可能的情况下，还要给战士家属留下一些生活必需品。久而久之，战士们亲昵地给他起了一个“柴妈妈”的绰号。
柴世荣同志对子女要求非常严格。平时，他经常教育他们要抗战到底，并训练他们学骑马、学射击，让他们随时准备上战场。柴世荣把当时年仅十五岁的儿子编入战斗部队去打仗，有意识地在艰苦危险的环境中锻炼他，考验他。后来，党组织决定派柴世荣的子女去苏联学习，他一再叮嘱他们说：“东北老百姓还在水深火热之中，东北党组织和抗日武装都处在艰苦时期，你们不要忘记他们，要好好学习。学不好，对不起党，也不要回来见我。”后来，这三个孩子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党的好干部。他的大儿子柴国栋同志1938年回国后，就奔赴抗日战争的最前线，于1939年，在晋察冀战场上英勇牺牲。
柴世荣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多年了。但他那坚毅的抗日民族英雄的高大形象，还深深地留在我们的脑海里；他那优秀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将永远激励着我们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而努力奋斗。（附图片）
柴世荣同志遗像
第5版()
专栏：
难忘的瑞金红军学校
廖冠贤
1931年4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进行的第二次“围剿”惨遭失败，同年7月，又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围剿”。就在这炮火连天、烽烟弥漫的日子里，中央军委在中央苏区的江西瑞金，创办了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红军学校由刘伯承同志任校长兼政委，学制为4个月。这是我军自己创办的最早的一所军校，我是这所学校第二期学员。在那里，我度过了难忘的岁月。
1931年冬，我在红十二军三十五师一○三团一营当传令班长，部队在粉碎蒋介石第三次“围剿”之后，住在汀州。一天，上级通知叫我去考红校。我听到后很高兴，可又有些担心，怕考不上。
考试的主考人是红十二军的政治部主任谭政同志，主要考文化和政治两门。谭主任顺手拿起《土地革命十大纲领》，和蔼地放在我的面前，问我：“你能念下来吗？”我说：“试一试看吧！”我聚精会神地念了一遍以后，谭主任满意地笑了。接着考政治，有考卷，题目是“什么是帝国主义？”
“什么是共产主义？”一类的政治常识问答，每道题目下面，有三四个答案，有对的，有错的，有似是而非的，叫你辨别。你认为是对的，或者是你赞成的，就划个圈。
经过考试，我被录取了。1931年12月，我们10多个同志，背着背包，从汀州出发，来到了红校的所在地——瑞金县城，开始了紧张的学习生活。
校部设在瑞金县城里的一个祠堂里，住的地方多是借的民房和地主老财的房子。我记得学校共有7个连队，全校教员、学员大约有1，000多人。我被分配到政治连即四连，住在祠堂里，全连有120多人。
党为了办好这所学校，下了很大的本钱，派了很多优秀干部来担任领导和教员。我们四连的连长是粟裕同志，听说他当时是师长；指导员姓谢，是一个团政委。三个排长，都是团长，他们都亲自任教。给我们讲军事课的，还有伍修权、朱瑞、王智涛等同志。
一进学校，紧张的军事训练就开始了，教员同志们讲课认真，亲自示范，讲了就练，边练边讲。因为许多学员识字不多，文化程度不高，教学比较困难。但教员同志不怕麻烦，反复讲解，直到大家学懂为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的连长粟裕同志，他处处以身作则，要求很严。
政治建军，是红军的鲜明政治特点。作为当时红军唯一的红军学校，对政治就更为重视。我们的政治教员是从苏联回国不久的蔡畅、郭化若等几位同志，还经常请校外一些领导同志来校讲课作报告。邓颖超同志也曾来校给我们讲过课，向我们传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当时中央苏区的物质十分缺乏。但是，党还是尽可能给我们创造好的学习环境，提供好的学习条件，给每人发了一个毛边纸的笔记本，每人还发了一支铅笔。教室里虽然有桌子、凳子，但大小不一，很不整齐。尽管这样，同学们都心满意足了。大家意识到，能有这样的机会来学习，是与战友们正在前线英勇作战、流血牺牲分不开的。因此，人人珍惜时间，刻苦学习，如同大雪天走路，一步一个脚印。
政治课主要讲社会发展史、政治常识和党的建设，对于我们这些刚参加红军不久的年轻战士来说，有些新名词、新概念都是头一次才听到的，感到很新鲜，很有启发。通过学习，我们耳目一新，头脑清醒了。特别是蔡畅同志讲的社会发展史，给我的启发、教育很大，影响很深。通俗的马列主义宣传，使大家越听越爱听，感到新鲜、有理。过去只知道穷人苦，不知道这是旧的社会制度造成的；过去只知道要打土豪，分田地，为穷人打天下，不知道还有那么多的科学道理，原来人类社会的发展还有它自己的规律哩。通过学习，我们认识到自己所从事的革命事业是符合社会发展的方向的，是合乎时代潮流的。从而，更加坚定了我们的革命意志。当时苏区虽小，但大家看到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前景，对革命事业充满了自信心和自豪感。
红校的党组织十分关心每个学员的成长和进步。指导员经常和我们生活在一起，讲党的建设的道理，打野外、挖防空洞，他带头干；教员讲课，示范，他到场听、看，和大家朝夕相处，进行耐心辅导，情同手足。1932年3月间，他看我学习大有进步，就提议党支部大会讨论通过了我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其实那时我还不满十八岁，党这样关怀我们战士的成长，使我高兴得彻夜难眠。我逐渐理解到共产党员这一光荣称号的分量。
在紧张的学习战斗环境里，在物资极端缺乏的条件下，我们红校仍然是热火朝天，一片欢腾，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那时，尽管我们连队住得很挤，还是让出了一个洁净明亮的房子，设立了“列宁室”。这里既是连队进行课外娱乐活动，活跃部队情绪的好场所，也是我们课外学习的好地方。室内贴有革命标语口号、地图，放有书报。室内还办有墙报，是用一块布挂在墙上，稿件贴在布上面，主要是为了便于行军携带。墙报出得很及时，每周一期。那时候没有津贴，大家想方设法办好伙食，搞得好，月底还可以分到5到10个铜板的“伙食尾子”。
当时生活虽然相当艰苦，情绪却相当高昂。部队一集合，就歌声嘹亮。当时经常有晚会，干部带头登台演出，官兵同乐。我记得很清楚，肖劲光同志有一次也上台跳了舞，他当时年纪虽然不大，但胡子却很长，引得全场哈哈大笑。李伯钊同志擅长文艺，能歌善舞，她经常登台演出，还教我们唱歌，跳红军战士舞。
经过几个月的学习，我们顺利完成了学习任务。多么难得的学习机会啊！在敌人封锁、“围剿”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党和上级这样重视培养我们，大家都决心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期望，急切要求奔赴前线，杀敌立功。大家都知道，毕业后的去向是回部队，如果说有点顾虑的话，倒是怕留在机关，留在后方，生怕打不上仗。1932年5月，我怀着急切上前线的心情，告别了红校，回到了我原来生活、战斗过的部队，任重机枪连政治指导员。
红校啊！你为革命培育了多少英勇作战、不怕流血牺牲的战士，为新中国的创建付出了多少心血！1960年我在广州开会时，见到粟裕同志，我问他：“你还认识我吗？”他说：“面熟，记不起来了。”我们一起回忆起红校的情景，他感叹地说：“红校四连的同志们，多数在革命战争中牺牲了，至今留下已知道的，只有你我二人，我们是幸存者，创业难啊，不要忘记死难的烈士！”是的，革命先烈为人民献身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