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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歌声美，心灵更美
——记天津歌舞剧院演员于淑珍同志
于淑珍是天津歌舞剧院女高音独唱演员，是全国音乐界和广大听众所熟悉的优秀歌手。她的歌声美，心灵更美，处处以党的文艺工作者的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因此受到了人们的普遍欢迎和尊敬。
严肃从艺 勤奋学习
于淑珍是从一名普通工人成为歌唱家的，她没有进过专业学校，也没有得到过名家的专门指导。决定她成长的因素，除了党的关怀和哺育外，就是她自己的严肃从艺，勤奋学习，在实践中磨练，在探索中提高，多方求教和孜孜不倦的努力。
二十多年前，于淑珍在一家化工厂当工人。1956年天津市职工业余文艺会演时，她演唱了一首新疆哈萨克族民歌《美丽的姑娘》，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后来，她被调入天津歌舞剧院，开始什么也不会，连谱子都不认识，排练时要一句一句地教。她深深地认识到，要当好一名人民的演员，光嗓子好不行。她横下一条心，下一番苦功夫，练习基本功。她如饥似渴地学习，钻研音乐理论，虚心向老同志求教，反复揣摩歌曲的情感处理，倾听来自观众的意见，把听众寄来的信件，当做一面镜子，用以鞭策和鼓励自己。她在逐渐认识了自己的嗓音特点之后，又开始了在挖掘我国民歌和民族发声技巧方面的努力。她学习过京剧、河北梆子、山东吕剧、曲艺、皮影和其他地方戏曲，从这些姊妹艺术当中吸收营养，不断充实自己的艺术素养。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这样刻苦的努力，她逐渐形成了自己以抒情见长的演唱特点。观众评论她的演唱是“高如行云，低如流水，声从情发，歌由心飞”。目前她是剧院演出场次最多和担负业务工作量最大的演员之一，她不但在国内许多省、市演出，而且还几次到国外访问演出，受到外国朋友的赞扬。她演唱的《社员都是向阳花》、《李双双小唱》、《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泉水叮咚响》、《浪花啊，浪花》和《漓江谣》等歌曲，已为广大群众所喜爱和传唱。
于淑珍除了独唱外，还是一名优秀的歌剧演员。从1959年以来，她先后在《向秀丽》、《洪湖赤卫队》、《江姐》、《刘三姐》、《煤店新工人》、《宦娘》等剧中担任重要角色。她所精心塑造的许多性格迥异的舞台形象，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于淑珍有了广泛影响之后，一直能够冷静地对待这些来自各方面的赞扬和荣誉，把它变作鞭策和鼓励自己前进的力量，更加谦虚谨慎，不辜负人民的期望。近年来，她除了在艺术上精益求精之外，又和关牧村等同志合作，先后在东北、华北、华东、西南，最近又在广州、深圳和武汉，完成了大量的演出任务，并为中央和全国许多省市的电台、唱片社录制了大量的唱片。
人民演员 要为人民
于淑珍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作为一个人民的演员，又是一个共产党员，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艺术观。应该考虑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时刻不忘记为他们歌唱，给他们以自然的、真实的和艺术的美。”她就是这样首先想到“我是共产党员”，去实践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她认为，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必须用我们民族的风貌和感情，以及严肃的作风、认真的态度去影响观众，去激发人们向上的力量。因此，她在曲目的选择和舞台的表演上，都很注意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影响。多年来她很注意挖掘优美的民歌和健康的抒情歌曲，力求以真正的艺术去赢得观众。她始终坚持党的文艺方向，坚决走党所指引的文艺工作者与新时代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无论下乡、下厂、下部队，她都是带头参加，自觉地投身到火热的生活中去，向工农兵学习，为工农兵服务，并从中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和艺术水平。
有一次，剧院到农村去演出，领导上知道她当时身体不好，决定叫她留下，但她坚持要去。到了农村，她不但积极参加演出活动，还帮助舞美队装台、拆台、运道具。她经常利用休息时间走门串户，到社员家里访问和举行“炕头音乐会”。当她听到给演员做饭的社员和几位离不开家门的大娘没有看到演出时，就拉着乐队的同志一起赶到伙房和大娘们家里去演出。
一次到大港油田演出，由于途中的颠簸和紧张演出的劳累，她的嗓子嘶哑了，连说话都感到困难。石油工人们从很远的地方赶来看节目的热情深深感动了她，她不顾嗓子的肿痛，坚持了演出，而且只要工人们欢迎，她就尽力多唱几支歌。一位工人在寄给于淑珍的信中写道：“您唱的歌既优美，又朴实健康，激励我们鼓足干劲多出油，为四化建设多做贡献。”
去年，于淑珍和关牧村到青岛市演出，演出地点安排在纺机俱乐部，整个纺机俱乐部就象过年一样热闹。近年来于淑珍曾先后三次去青岛演出，观众印象很深，这次安排的剧场，又是个近万人大厂的俱乐部，定的场次少，满足不了要求，厂内的工人都要求看演出，急得售票处负责人东躲西藏。鉴于这种情况，于淑珍牺牲了白天的休息时间，积极和其他青年演员一起，深入到每个车间去进行慰问，使全厂工人在不到三天的时间里，都看到了演出。
严以律己 宽以待人
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在艺术团体内部，首先需要恢复和树立起优良的道德风尚。
在于淑珍同志看来，要树立这种道德风尚，必须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她是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的劳动模范，中国音乐家协会天津分会的副主席，又是全国驰名的歌唱家，荣誉高了，地位变了，但丝毫看不出她和同志们有什么两样。不管到哪里，她都是以一个普通演员的身份出现，领导怎么安排，她就怎么工作，从来不争名次。在编排节目时，她总是从全局的演出效果出发，需要排在哪里，她就在哪里，安排她唱什么，她就唱什么。
二十多年来，于淑珍同志一直和乐队合作得很好。演出时，她帮助乐队同志一道拉车运乐器；排练中，她很尊重乐队的劳动，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演出完了之后，她总是想着同乐队的同志一道谢幕，同时也表达自己对乐队的谢意。
于淑珍到外地演出时，从来不提个人要求，吃、住都和大家一样。去年夏天到南方演出，由于工作紧张，她和关牧村经常吃不下饭。领导根据群众的要求，想给她们改善一下伙食，有时给她们买些鸡蛋、西瓜等，但是，她们把这些都分给病号和大伙吃了。
于淑珍除了担负主要的演出任务以外，总是抢着去参加一些装台、拆台、装车和运景等工作。去年在南京演出的最后一天，领导宣布第二天早晨8点全体演职员到剧场装运道具，同时又通知于淑珍，9点钟在招待所接待太平洋广播公司的同志联系录音事宜。按理说，中间只隔一小时，从招待所到剧场还有一段路，完全不必去剧场了，可是于淑珍仍然提前赶到剧场，和大家一起，把道具装上汽车之后，她才回到招待所商量录音的事。
“是家不称家”，这是观众对于淑珍的赞美。一般凡属全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并在艺术上有一定造诣，又在群众中有一定影响的音乐工作者，都可称作音乐家。事实上于淑珍早已是大家公认的歌唱家了，可她却要求不要这样称呼，凡记者采访时，她都声明，不要称她“家”，在外地也公开请求大家，不要称“家”，在演出的节目单和报幕词里，她也不主张对她个人进行介绍。她只承认是一个普通的演员。每当新闻界的同志来访时，她总是要求记者多采访和报道一些青年演员，而不过多地谈自己。
她非常关心剧院的演出，遇有演出时，即使是自己公休，也要到剧场看看。有一次，是她休息的日子，她来到剧场，正好有一个青年演员未到，她便立即抢装上场，使工作未受影响。她对待工作没有高低主次之分。在歌剧《宦娘》中，她演女主角良恭，和她同演这个角色的第二组演员，是在戏中扮演过场丫环的年轻的同志。每当第二组换戏的时候，于淑珍便主动地去扮演过场丫环，虽然只有几分钟的戏，她也认真对待。“主要演员跑龙套”，这是不多见的，但对于淑珍来说，这又是很自然的事情。
提携青年 主动让台
于淑珍把帮助和培养青年演员，当作自己应尽的义务，对青年演员亲如姐妹，经常在政治上、艺术上和生活上给予热情的关心和帮助，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舞台经验传授给他们。她经常说：
“人总是要老的，要承认这个事实，给青年演员创造条件，使我们的文艺舞台上多出现一些群众喜爱的、有一定影响的演员，这样，有利于党的文艺事业的发展，作为一个老演员，应该想到这一点。”
平常，她很注意青年演员的业务情况，演出时也经常从侧台观察，发现问题，立即提出来。关牧村刚调到剧院的时候，很想学习一下歌唱家们的表演技巧，于淑珍恳切地向她指出，每个演员都应当有自己的风格，你原来那种沉稳、朴素的演唱特点，群众很喜欢，不要随便改变它。关牧村虚心地接受了这个意见。
于淑珍认为，作为一个人民演员，应当讲究戏德，要能容人、让人、团结人、尊重人。关牧村到剧院后进步很快，对此，于淑珍心里非常高兴。她为了多给关牧村一些实践和锻炼的机会，主动向领导提出把“压台戏”让给小关。关牧村得知以后，感到压力很大，她诚恳地说：“于老师，还是你来压台，我年轻，进院时间短，还得好好学习。”于淑珍却亲切地对她说：“二十年前，当时的老同志为我让台，二十年后的今天，我又为你让台，这是个自然规律。我相信再过二十年，你也会为那时有才华的青年演员让台，这是我们文艺事业发展的规律”。“于淑珍让台”的事传出后，全国许多报刊、杂志都争相介绍，夸赞于淑珍的风格难能可贵。
于淑珍想方设法地为青年演员的成长创造条件。在青年演员演出时，从每首歌的唱法、动作乃至曲目的排列顺序，她都帮着一起出主意。所以象关牧村、侯文菊等这些在近年来进步比较显著的青年演员们常说：“我们的进步是和于老师的帮助分不开的。”
于淑珍就是这样一扫“宁可台下让一丈，不可台上让一寸”和“同行是冤家”的旧俗，满腔热情地把培养和提携青年的工作，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的。
“生我是娘 教我是党”
每当报社、电台、电视台记者问到于淑珍是怎样走上专业文艺道路的时候，她总是激动地说：“歌剧《洪湖赤卫队》中，韩英唱的‘生我是娘，教我是党’的两句唱词，既道出了英雄对党的感情，也说出了我的成长过程。是党把我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培养成为一个演员的。”
于淑珍同志一直认为，如果没有共产党，她是不可能走上文艺舞台的。从一名工人到一名演员，在这个过程中，倾注了党的培养和领导的心血。在她调进剧院初期，是党教育她懂得了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的职责，在业务上给她创造了各种学习和锻炼的机会，加上老演员的热心帮助，细心引导，才使她日趋成熟。她经常对人说：“党和人民给了我艺术，我要把艺术还给人民。”
于淑珍同志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谦虚谨慎、朴素大方的作风。她经常接到一些来自观众的信件，其中大部分是农村社员和学生写给她的。前些年，她无论多忙，每周总要抽出半天时间尽力回信。有的在信中向她要歌，她就抄好歌片给对方寄去，有时还买些音乐书籍寄去。有的找上门来求教，她都耐心地进行辅导。她说：“观众给我们写信、要歌片、讨论问题，是对我们的信任和尊重，我们每回一封信也和演一场戏一样，都是为观众服务。”近两年来，外出任务多，来信也越来越多。有时出去两个月，积压的几百封信来不及一一回复，对此她深感抱歉和内疚。
于淑珍今年四十六岁了，从一个女高音歌唱演员的角度来说，她也已经年逾中年。但是，为了不辜负党的培养，不辜负广大听众的期望，她正以高昂的革命热情工作着，她不但在艺术上继续攀登高峰，而且在思想作风、劳动态度方面，不断取得新的进步。
（天津市文化局党委宣传处、天津歌舞剧院、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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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首先想到“我是共产党员”
本报评论员
女高音歌唱家于淑珍同志，最近被天津市文化局党委授予“心灵美的模范文艺工作者”的称号。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特别是党员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她的风格、品德和精神。
陈云同志在《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的讲话中提出：党的文艺工作者，应该首先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普通党员。他还告诫文艺工作者一不要特殊，二不要自大。在这方面，于淑珍同志做出了榜样。她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是她经常想到“我是共产党员”，严格用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想到自己是党的文艺工作者，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演唱内容积极、情调健康、激励人心的歌曲，积极到工厂、农村、部队，为广大群众演出；想到自己是党和人民培养起来的，正确对待荣誉，不以著名歌唱家自居，不搞特殊化；她从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出发，不计较个人名利，积极培养青年演员，满怀热情地欢迎并帮助后辈赶上和超过自己……。于淑珍在工作和生活中，体现了共产党员具有的高尚风格，这就促使她达到“心灵美”的境界。
学习于淑珍同志的这种精神，对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特别是党员文艺工作者来说十分必要。党员文艺工作者，应该按照党对党员的要求去工作和生活，说什么话，做什么事，都要想一想是否符合党的利益；要和普通党员一样，不断提高自己的共产主义觉悟，增强党性，端正作风，严守党纪，准确、全面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因为自己是作家、艺术家，就可以例外，更不能因为自己在艺术上有所造诣，名气大，就高人一等，向党闹特殊。四项基本原则，是全党上下都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党员作家、党员艺术家，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更应该起模范作用，带头坚持它，保卫它，而不应该违背它，损害它。
粉碎“四人帮”以来，广大文艺工作者在党的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严格要求自己，为党和人民作出了贡献，象于淑珍这样的同志是很多的。但是，在我们的党员文艺工作者中间，也有少数同志没有摆正自己作为一个党员和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的关系，个别人甚至忘记自己是共产党员，忘记自己应有的遵守党纪、服从党的领导的义务。有的同志，有了一点成绩就觉得了不起，自视为特殊人物，不愿意接受党的纪律的约束，有了缺点错误，听不进批评，自己又不作自我批评；有的同志，热衷于争名争利……。这些歪风邪气，同一个共产党员的称号是不相称的。作为一个党员文艺工作者，应该同这些不良思想作风作坚决的斗争；受到某些不正之风污染的同志，则应该正视它，克服它。
于淑珍同志当然不是十全十美的人物，她也有她自己的缺点。但更重要的一面，是她有可贵的思想，值得我们去学习。于淑珍所做的看来不过是一些“平常事”，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这些平常的事情，为什么她能做到，而我们不少同志却做不到？这很值得我们想一想。如果大家都能从她的事迹中汲取积极的精神力量，那么，这对于扶正祛邪，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将是很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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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焦距对准现实的矛盾斗争
——读短篇小说《拜年》
岂凡 凤山
蒋子龙的小说创作，有一个特点，就是始终把镜头的焦距对准现实生活的矛盾斗争。他曾经说过：“作家的注意力要紧紧盯住不断发生变化的各种各样的人物身上。时代和生活环境发生了变化，人也必然跟着发生变化，文学应该表现的是这已经发生了变化的人”。他的新作《拜年》（载《人民文学》1982年第3期），正是作者这种观点的艺术实践。站在读者面前的是两个性格迥异的人物，一个是重型机械厂总调度室主任冷占国，一个是副主任胡万通。作者以朴实冷峻的笔触，着力刻画了他们在同一环境、同一事件里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气质、性格和思想作风，提出了一个尖锐的、发人深思的问题。
冷占国是在三条石靠吃铁末子长大的，长期在生产第一线锤炼，他已成为一个成熟的生产指挥者。他不仅有着丰富的管理经验，把工厂里那点玩艺儿全装在肚里，而且在他的身上还保留着一个工人所具有的可贵品质，热爱工作到了着迷的程度。他办事干练，坚持原则；不吃捧，不怕骂；不会拉拉扯扯，吹吹拍拍，刚直不阿；为了国家利益，甚至敢于顶撞领导。这些熠熠发光的性格，不正是一个共产党员最可宝贵的品质吗？我们的四化建设又多么需要这样一批正直无私、敢作敢为的带头人呵！然而，冷占国的赤子之心却四处碰壁，他的性格和周围环境发生了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大年初五上班以后，全厂停产搞拜年，作为对全厂生产负责的调度室主任，眼看当月生产计划要落空，国家利益要受到损失，他心急火燎，提出要立即恢复生产。没有想到，他的意见没有得到支持，换来的却是一片冷嘲热讽。更富有戏剧性的是，他反对在生产时间拜年，但厂长、党委书记却先拜到他的门下，难怪他要当面质询厂长，“大家客客气气地拜一天年，这一天的产值找谁去要？工资找谁去要？”冷占国的话，没有人怀疑它的正确性，但是，却得不到别人的同情和理解。厂长哈哈一笑，一走了之；调度会上，人们朝着冷占国荤的素的一块上，把冷占国气得脸色铁青。这位生活的强者，在事业上屡受挫折，热情受嘲弄，正直被奚落，生活是多么的复杂啊！
胡万通和冷占国的性格截然相反。如果说冷占国说话刻薄、待人冷峻、锋芒毕露，使人敬而远之的话，胡万通却给人留下为人热情、老实本分、与世无争、惹人喜欢的印象。他本事不大，学徒时手脚笨得出奇，当了调度室副主任连调度会都主持不了。但是，就是这个本事、能力各方面都不如冷占国的人，却与上下左右保持着一种和谐的关系，而且机遇幸运，在厂长走马高升之日，被提升为副厂长。冷占国认为他大年初五早上扫马路是“丢身份”、“失职”，可他非但没丢身份，反而在群众中长了身价；冷占国反对上班时间拜年，他却极力主张乘机与下面联络感情，而且这一主张博得调度员们的赞成。他认为，“吃亏人常在”，信奉这种哲学使他“买了个傻人缘儿”，并靠着人缘好“拿人情面子拘着大伙干活”。胡万通得以生存、高升的秘诀就是他看到了当今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弊病——办事情要靠关系，从这一点上看，胡万通确实不是一个窝囊废，而是一个“玲珑剔透的水晶球”。
读完这篇小说，我们不能不陷入深思：为什么象冷占国这样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对四化建设呕心沥血的强者，竟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而成为生活的败北者？而玲珑剔透，又有些无能的胡万通却处处应付自如，官运亨通？我们组织四化建设、管理工厂企业，是靠社会主义的组织原则、规章制度，还是靠“关系学”？作品围绕这些人们所关心的现实问题，从加强周围环境的真实和强化人物的性格入手，层层深入地展开了矛盾。作品通过典型人物所反映出的社会问题是值得重视的。胡万通为人随和，平易近人，他的性格不无可爱之处。但是，信奉“关系学”的哲学，磨光性格的棱角，放弃原则，事事迁就，这是一个精神上的畸形人。人们同情他，但怒其不争。冷占国不但不入境随俗，还正面出击，于是他的思想和行动就必然和环境发生撞击而迸出火花，他和周围人的感情裂痕也随之加深。但是，他是为了党的事业而冲击落后的世俗观念，是为了四化建设而不怕挫折的奋进，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对他的赞赏和敬佩。
从作品揭示的生活真实看，要改变象重型机械厂那样的不正之风，工厂领导（以至各行各业、各级领导）肩负着重要的责任。精明练达、城府很深的厂长为什么提拔重用胡万通，而排斥冷占国？公开的理由是胡万通群众基础好，受群众拥护。实际上他是为自己打算，觉得胡万通这样的干部得心应手，不会给上级找麻烦。胡万通的群众关系成了厂长营私的挡箭牌。重型机械厂的不正之风不能说与工厂领导人的这种思想意识没有直接的联系。如果这位厂长和他的上级不是这样做，而是秉公执正，从党和国家的利益考虑，从工作需要出发，为四化前途着想，我想重型机械厂可能就是另一种面貌了。这正是作品所揭示的积极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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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剧评
初春的脚步，艰辛而豪迈
——看话剧《初春》
刘再复
最近在京演出的邹维之创作的话剧《初春》（福建话剧团演出），带有新时期话剧的特色：主题是尖锐的，思想是很有锋芒的。
走过一段风波险峻的道路，中国知识分子并未沉沦。他们跟随着党和人民，走过坎坷的道路，迎来了以三中全会为标志的春天。在初春似的转变年月中，正与邪，善与恶，前进与保守，崇高与卑鄙，还在进行艰难的搏斗。但是，祖国的春天毕竟来了，偏见与邪恶阻挡不了春天的脚步。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命运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他们被党和人民所重视、所珍惜，他们在告别昨天的艰辛中前进了。这就是《初春》展示的历史内容。
这出话剧中几个主要人物形象都有自己独特的命运，独特的悲欢。他们都在以往的严酷岁月中付出了自己的代价，并在心灵中留下一些难忘的记忆。他们对事业，对人生，对爱情，都有自己的观念，自己所赋予的特殊位置。
主人公孟华的形象塑造是成功的。她具有一般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特点：赤诚地希望祖国强大，赤诚地希望用自己的本领报效祖国。她屡经风波而未瓦解自己正直的本性，屡遭挫折而不扭曲自己的志向和抱负。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她付出了巨大代价：丈夫在建设事业中牺牲了，自己的青春和健壮的体魄也消失了。然而，她献身祖国的志向并不动摇。孟华还有自己的独特个性：异常刚勇，刚勇得使人感到有点“狂妄”；异常率直，率直得有点简单，甚至常常率直到出人意外：她竟然毛遂自荐当厂长，让儿子闭门思过，宣布在必要时与邢大为结合，这些仿佛是书生意气，但仔细琢磨起来，却可看到她内心对事业的一片赤诚和对待人生有着一种执著的韧性。孟华的形象对于《初春》的社会意义和审美价值关系很大。因此，我们有理由要求这个人物的性格更丰富一些，在形象结构上应当加重内在的情感色彩（她的感情领域可以开掘得更广阔、更深邃）。作者在塑造这个形象时气魄似乎还不足，我们在看到孟华的行为（“做什么”）时，为她所感动，但是，她的行为背后的思考，即构成她的行为的动因（“怎样做”、“为什么做”）却揭示得不够充分。
《初春》中的几个次要人物，在强弱不同的程度上都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曹武是一个固步自封又跟不上时代步伐的老干部，看不起知识分子而自己又缺乏知识的新时代的落伍者，这个人物的哲学与心理方式都是生动的，有时代色彩的；其性格结构中的正负元素，作者的排列也是比较贴切的。他不是完全的坏，也不是完全的好，因而显得相当可信。与曹武比较，张佩文的性格显得有点单一化，尽管这个人物也有典型性。《初春》对这个人物的揭露是无情的，但对她自私的灵魂的谴责却不怎么有力，这与作者赋予她“坏到底”的单一性格有关。张佩文的形象，未能具有较多可供我们再度思考的余地，大约是这个原因。
驾驭好一个多幕剧是很不容易的，特别是政治纠葛与家庭纠葛互相交叉的多幕剧更不容易。纯粹的政治性冲突往往显得单调，而纯粹的卑琐性的家庭纠葛又容易流于庸俗，能够恰当地对两种纠葛进行巧妙的排列组合，就能增强戏剧性。邹维之同志没有回避难点，他精心设计，使得剧中的原则冲突与私人情感的冲突两者的比重和组合比较妥当，既不单调又不庸俗。孟华、邢大为与张佩文的性格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初春》情节发展的动力，而这种冲突包括上述两种互相交叉的因素，这两种因素的交织发展，最后达到的结局是合情理的。不过，相比之下，邢大为的政治面貌更为明晰，而张佩文似乎还朦胧了一些，如果张佩文的政治面貌、灵魂动向能够更明晰一些，那将使最后的结局显得更为合理，全剧的思想意义也将得到强化。
《初春》的戏剧情节尽管是多重组合，但基本情节的进展显得很自然，很有节奏，整个戏的结构也很匀称。前三幕虽然平板些，但最后两幕却扣人心弦，感情强度一幕比一幕提高。可惜，尽管如此，后两幕的感情强度仍然没有提高到足够的震撼人心的程度。当孟华断然宣布自己可以考虑与邢大为结合时，可说是全剧已达到高潮点。孟华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回答庸人们的挑战，相当精采地把冲突推到了新的高度，这个时候，观众感到兴奋，并期望着许多东西。但是，这个高潮点似乎一闪而过，没有形成一股强烈的感情流。我想，剧作者如能对高潮点有更强的意识，气魄能更大一些，《初春》一定能使人们的心灵产生更大的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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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此风当长
——从煤炭部邀请画家下矿区谈起
裘沙
最近听到煤炭部邀请美术家去矿区体验生活的消息，真使我感慨万分。兴奋之余，就主动向有关单位报了名，争取到矿区去重温一下我那久已成了陈迹的，用画笔迅速反映现实生活、为时代唱进行曲的记者生涯。
这个消息之所以使我如此激动，首先可能是由于我过去曾经去过煤矿的缘故吧。那已经是二十六年以前的事了。当时，我作为报社记者，来到了我国的煤都——抚顺，访问了老虎台矿和龙凤矿的几位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白天，戴上装有矿灯的安全帽，穿上矿工的工作服，到井下几个采煤掌子上去参观、访问、画速写。每次上得井来，已是一脸煤黑。晚上，和青年矿工们一起，读报，聊天，唱歌。沸腾的矿山生活，冲天的革命干劲，以及煤矿工人那种强有力的美，都很使我着迷。接着我又到别处去跑了几个工业区和厂矿，更使我感到自己找到了一条最理想的艺术道路，很希望将来能成为一名表现中国工人形象的画家。遗憾的是，我这理想，后来由于某种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原因，没有能够实现。但是，煤矿工人的形象却一直深深地埋在我的记忆里。而且经过那次采访，培养了我至今未衰的、对站在十字街头唱时代进行曲的职业的偏爱。因此，当今天听到这个来自煤炭部的好消息，不由得不为之动心。
近些年来，邀请国画家登门作画的领导时有所闻，但是，象煤炭部这样欢迎美术家到生产建设的第一线去深入生活创作的，却不多见，这不是更加值得我们举起双手来热烈欢迎的大好事吗？我以为，此风当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