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西望烽火
——寄语战斗中的巴勒斯坦朋友
陈忆村
北京的夏夜多么宁静醉人啊！可是，中东的炮声，却使我的心潮如大海波涛，翻腾激荡。伫立窗前，遥望星光熠熠的夜空，我仿佛看见遥远的地中海边雪松长青的美丽国度，在以色列侵略者的炸弹下遍体鳞伤，浓烟滚滚，烈焰冲天；我仿佛看见英勇的巴勒斯坦游击战士，正怀着满腔仇恨，警惕地注视着杀气腾腾的侵略者。顿时，一幕幕往事又浮现在我眼前，一张张熟悉的巴勒斯坦朋友坚毅的脸庞，又对着我绽开微笑……
在埃及工作的漫长岁月里，我有幸认识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一些领导人，结识了许多普通的游击战士，也交了一些被称为“难民”的巴勒斯坦朋友。我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决心和坚定的信念：准备随时为民族解放，为重返家园而献身，世世代代，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这崇高的理想，火样的激情，深深地感动了我。
巴勒斯坦人民确是灾难深重啊！自1947年11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巴勒斯坦分治决议后，经历了以色列一次次血火浩劫，一个完整、神圣的巴勒斯坦国，山河沦落，玉碎宫倾，被以色列吞并了。400万巴勒斯坦人就有250万被逐出家园，颠沛流离，失散异邦，过着非人的悲惨生活。留在故土的150万人则呻吟在以色列占领者的铁蹄下，惨遭蹂躏、迫害和残杀。长夜漫漫，巴勒斯坦人挣扎在水深火热中！
有压迫，就有反抗；有侵略，就有反侵略斗争。三十多年来，巴勒斯坦人民为了民族生存，为了重返家园，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多少爱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视死如归，写下了一页页可歌可泣的篇章。
我曾多少次独坐桌前，仰望挂在墙上那串红、黑、白、绿四色彩珠串成的象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旗帜的念珠。这时，我往往禁不住思潮起伏，油然忆起赠我念珠的那位巴勒斯坦游击队上尉。我是在尼罗河畔一次会议上认识他的。战斗的友谊，相互的同情，我们真是一见如故啊！他把我当作兄弟，向我叙述了他的经历和家庭的遭遇：全家老幼7口被逐出家园后，他就领着两个弟妹参加了抵抗运动。不久，弟妹俩在战斗中先后牺牲了，留下他继续转战各个战场。为了民族解放事业，他也准备随时献出宝贵的生命。他高兴地把念珠赠给来自他热爱的国家的人，作为永恒的纪念。如今，黎巴嫩上空硝烟弥漫，炮火连天，我是多么想念这位性格豪迈、身体魁梧的战士啊！
以色列当局是一帮野蛮残暴的侵略者。黎巴嫩的战火，又勾起我对一件往事的回忆：1973年4月的一个黑夜，以色列当局丧心病狂地用直升飞机运载武装人员突袭设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总部，杀害了巴解三位执行委员和一些工作人员。这一令人发指的血腥暴行，立即激起了世界正义人民的抗议怒潮，许多国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和送殡仪式。在埃及首都开罗的大街上，数千示威群众举起拳头，高呼复仇口号，许多人悲愤地放声恸哭，我也为失去几位相识的巴勒斯坦朋友而潸然泪下。多么令人难以置信啊！就在暴行发生前数月，这三位惨遭毒手的巴解执委还在我国驻埃及使馆的宴会上纵论形势，谈笑风生。其中一位就是巴勒斯坦著名诗人、巴解发言人卡马勒·纳赛尔，他兴致勃勃地即席朗诵了一首赞颂巴勒斯坦革命的诗：
耶路撒冷天堂
——我的极乐世界，
向我发出了召唤。
它的甜蜜召唤，
使我悲痛，
使我热血沸腾。
我祈求这召唤之声，
变成希望中的胜利凯歌。
那发源于亲爱的中国的革命，
我们为之自豪。
从耶路撒冷发出的呼喊，
在北京激起强烈的回声。
流落他乡的巴勒斯坦人怀念故国家园的感情是非常炽烈的。记得一次我去一位巴勒斯坦朋友家作客，在他简陋狭小的客厅里，一件件陈设无不是从巴勒斯坦带来的。他怀着深情解释说，这样可让年轻一代不忘祖国。当他和家人同我谈起故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时，总禁不住唏嘘叹息，多么盼望重返家园啊！为了稍慰乡思，他把刚从贝鲁特带来的一盒录音带放到录音机上。原来是被誉为新的“阿拉伯夜莺”、黎巴嫩著名女歌唱家菲露兹唱的巴勒斯坦歌曲，其中一首叫
《耶路撒冷在我心上》。歌声清丽、激越而又深沉。这位朋友和他的两个女儿击节应和。这歌声，也轻轻地拨动了我的心弦。
重返家园的道路是曲折、漫长的。正如一些巴勒斯坦朋友常说的，在他们前进的道路上，不是飘洒着玫瑰花瓣，而是荆棘丛生和布满陷阱。但是，经过一次次残酷战争考验的巴勒斯坦人民，一次次从血泊中站立起来的巴勒斯坦人民，是不会因暂时的挫折而放弃重返故园的愿望的。
血火过后，总有晴天。待到玫瑰飘香时，在你们亲爱的巴勒斯坦土地上，明丽的太阳终将升起。（附图片）
她盼望着返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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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世界艺苑
德国农民革命的悲壮历史画卷
十六世纪德国农民战争是中古史上一次波澜壮阔的反封建革命运动。恩格斯曾赞扬它是“德国人民进行的最伟大的革命尝试”。如今，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巴特弗兰肯豪森市，新矗立起一座博物馆，它就是为纪念这场著名的农民战争而建造的。馆内圆形大厅将展出一幅世所罕见的反映农民战争的巨幅环形全景画（上为其设计草图局部）。
1525年5月14日至15日，年方28岁的德国农民领袖托马斯·闵采尔率领农军在弗兰肯豪森附近与镇压农民起义的诸侯联军展开激战。传说，当时战场上的滚滚鲜血，从什利亚赫特堡山（以后又称战斗山）往下流淌成河。虽然，由于起义队伍缺乏战斗经验，武器装备太差，终于在背信毁约、突然袭来的联军攻击面前遭到失败，起义领袖闵采尔受伤被捕，最后英勇就义，但这次起义，却以其慷慨悲壮的一页彪炳千秋。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决定由著名画家丘勃克教授主持创作反映这场悲壮战争的巨型油画。画面上一个情节紧接一个情节，环环相扣，不分首尾。丘勃克教授以独具匠心的构图和纯熟高超的技巧，在总长123．5米、高14米，总面积1，800平方米的巨大画布上描绘3，000多个形态各异的人物。他们有的持矛猛冲，有的挥刀劈刺；有的人仰马翻，也有的祈求神佑。起义军身穿简朴的马甲，骑士头戴钢盔……所有一切，被描绘得栩栩如生。这幅油画比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大师米开朗基罗在罗马的西斯廷教堂天花板上所绘的著名油画《创世纪》（总面积800平方米）还大得多。
这幅巨画的设计草图已完成，将于今年10月在德累斯顿举行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第九届艺术展览会上展出。全画完成后，参观者站在圆厅中央，将会感到犹如亲临其境，置身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 ·丁一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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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阿根廷的一张新邮票
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的要求，反映了阿根廷人民的民族愿望，得到第三世界国家广泛同情和支持。阿根廷邮政部门不久以前发行了一种以马岛主权为题材的邮票。票面正中是一句响亮的西班牙文口号：“马尔维纳斯群岛是属于阿根廷的”，背景是一枚金光灿灿的勋章，象征着阿根廷人民反帝反殖的光荣传统。邮票画面设计质朴、明快，表达了阿根廷人民长期以来对马岛的民族感情。
·赵文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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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节约能源的“夏时制”
窦莘元
寒冬去后，大地春回。白天渐渐变长，黑夜渐渐变短。以北京为例，每年从4月13日到9月14日，日长平均14时9分，最长的夏至那天，达15时1分，早上4时45分太阳就出来了，直到下午7时46分才落下去。如果我们在这一段时期里，把钟表适当拨快，作息时间也相应提前，就可以充分利用日光，节约电能。
1908年，英国人威廉·威利特第一次提出实行夏季时间制度。他建议于每年4月份，将钟表拨快80分钟（每周拨快20分钟），9月份再拨回80分钟（每周拨慢20分钟）。然而这一建议被当时的英国议会所否决。
1916年3月，德国首先采用夏时制。接着，奥地利、荷兰、丹麦、挪威、法国、意大利、葡萄牙、瑞典、英国、匈牙利等国也都先后仿效。美国大体上是从1942年开始实行这种时间制度，称之为“经济时”。欧洲共同体十国于1981年3月29日至9月27日，共同改用夏时制。瑞士政府也宣布于1981年3月29日起采用夏时制。
从目前来看，实行夏时制的各国地理位置虽然不同，但一般都将时钟拨快一小时左右；实行的时间，亦多在4月到10月之间。如英国以前实行的办法是：于4月第三个星期日午前二时起，将钟表拨快1小时，又于10月第一个星期日午前二时起，将钟表还原1小时。
采用夏时制能节约能源。德国1916年第一次使用夏时制，当年便节约能源费用达二亿马克。波兰于1957年采用这种制度，一个夏季即节约煤炭14万吨。据英国1970年的调查，实行夏时制每年节约燃料费大约1亿英镑。法国每年因实行夏时制而节省的燃料，可供一座100万人的城市使用一年。苏联1981年大体上也因此节约20亿度电。
实行夏时制，按照日照的规律办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便于养成早起早睡、朝气蓬勃的良好风气。而且人们可以多接触阳光，多吸收新鲜空气，对健康大有裨益。清晨人们头脑也最清醒，无论工作或学习的效益都较高。另外，西方国家有人认为，由于白天“延长”，交通事故可以减少3—4％；睡眠提前一小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减少犯罪活动；利用白天下班后“多出”的一小时，可以从事积极的休息。可见，实行夏时制的好处是很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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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美的足球狂热
陈宗舜
南美洲简直是个“足球世界”。无论何时，只要有块平地，有个踢之能滚动的物体，“足球”比赛就能开始。无论车来人往的街巷、僻远山村或小镇，甚至几十层高的楼顶平台，都能成为人们竞逐的场所。号称南美足球三强的巴西、乌拉圭和阿根廷的某些工厂，招收工人的先决条件甚至不是技术特长，而是先要看你足球踢得如何。据统计，仅有2，700万人口的阿根廷，足球运动员就有30万之多。整个南美洲注册或未注册的足球运动员有四百万。雄厚的群众基础，使这块足球热浪翻涌的大陆接连升起一颗颗闪光的球星：贝利、马拉多纳、济科……过去十一届世界杯足球大赛中，南美足球队有六次夺得桂冠，其中巴西队接连三次问鼎而永远占有了象征足球王冠的“金女神杯”。南美洲因此越来越流行这句充满豪情的话：“不是南美洲出生的人不懂得足球！”
南美足球水平在世界上确实堪称第一流。同样，南美的足球狂热也是举世无双，甚至是令人吃惊的。
1930年，首届世界杯足球决赛在乌拉圭和阿根廷之间进行，决赛地点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数以万计的阿根廷球迷从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发，高唱《不战胜则死亡》歌曲，横渡巴拉那河前往乌拉圭助战。河对岸的乌拉圭军队如临大敌，个个荷枪实弹，严阵以待。乌拉圭当局十分担心有人携带手枪入场扰乱比赛。决赛那天，蒙得维的亚球场为手持刺刀的步兵包围，9万观众大部被搜身。决赛结果，主队乌拉圭以4∶1大胜阿根廷队。原本满怀希望而来的阿根廷球迷一个个悲恸至极，不少人是哭着回国的。1950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第四届世界杯足球决赛，冠亚军的争夺是在巴西与乌拉圭队之间进行，在坐满20万观众的马拉康那体育场拉开战幕。当时巴西队只要同乌拉圭队战平，便可获得世界冠军。比赛场上鼓声号声此起彼伏，身穿各式彩服的啦啦队从巴西各地赶来为巴西队呐喊助威。但是，这山呼海啸般的喊叫并没有抵挡得了乌拉圭队急风暴雨般的攻势，结果巴西队以1∶2败下阵来。巴西队在本土受挫，不少球迷简直痛不欲生。比赛结束时两名球迷因过度激动，心脏病猝发而当场丧命，另两人从看台顶上跳下自尽。
随着时间的推移，南美人对足球的兴趣愈浓，以至不少人把一场球的胜负看得高于一切。这也是导致1964年5月24日在秘鲁首都利马发生世界体育比赛史上最悲惨事件的原因。那天，秘鲁队与阿根廷队在利马国家体育场比赛。赛中因对一个球的裁决有异议而引起两队争执，争执由球场扩展到看台，终至互相厮打，一时玻璃瓶和各式利器横飞，很多人被打得头破血流，秩序大乱，死伤数以千计。正如第二天秘鲁一家报纸所指出：惨剧的发生，“是因足球迷惑了人们的理智”。对足球赛的狂热竟发展到完全失去控制的毫不可取的地步，这不能说不是个极其惨痛的教训。
第二届世界杯足球赛后，巴西、乌拉圭、秘鲁、阿根廷等国成立了各式各样的球迷俱乐部。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巴西“托西达斯”俱乐部。该组织是1941年为支持“弗拉门戈”足球队而组织起来的，分会遍及全国，成员有学生、汽车司机、清洁工人，也有百万富翁和大学教授。它要求会员务必尽最大气力支持他们的俱乐部球队。每当该俱乐部球队出战时，散坐在体育场看台上的俱乐部成员就摇旗呐喊，鸣鼓吹号助威。1981年年底“弗拉门戈”足球队在东京赢得世界俱乐部杯赛冠军时，“托西达斯”球迷俱乐部成员和成千上万球迷走上街头，高举红黑两色横格旗，唱起颂歌，游行通宵。一些残废人彻夜躺在楼房阳台上与球迷们共享欢乐。一位盲人胸前挂着一只新足球，喜极而泣地站在街头告诉记者：“足球就是我的眼睛，我的生活里一天也离不开它，我不敢想象，没有足球，我是否还能够活下去。”可以说，因为有着数以千万计球迷的鼓舞和推波助澜，南美洲的足球运动才有称雄世界的今天。但是，如果人们为了一场球赛的输赢而如痴如狂，失去理智，扰乱球场秩序，甚至动手斗殴，酿成惨剧，这就不仅不足为训，而且是可悲可叹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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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口普查与“数字丰收”
——法国人口普查一瞥
唐伯新
麦浪滚滚，麦穗轻摇。一个身穿玫瑰色上衣和蓝白条裙子的法国姑娘，漫步在金黄色的大地上。奇怪的是，金色的麦穗忽然化成五彩缤纷的阿拉伯数字。当你看到姑娘抱着麦捆，仿佛正笑盈盈地走来时，你会感到一种丰收的喜悦。这幅丰收图，是今年三月间法国进行人口普查的宣传画，画面上的口号是“数字丰收有利法国”。它在冬尽春来之际即开始出现在法国广大城乡，引人注目。
法国是个久有人口普查传统的国家，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早在一八○一年，这个国家就进行了近代第一次正规的人口普查，今年已是第三十一次了。就是说，在这一百八十一年间，平均每六年左右就普查一次，其次数要比国际公认的现代史上最早进行人口普查的美国多得多（美国从一七九○——一九八○年间共进行过二十次普查）。事实表明，人口普查是正确掌握国情所必需，也是制订全国经济发展规划的必要前提。因此，原定一九七○——一九七一年间进行的人口普查，由于要制订战后第五个全国经济发展规划而提前到一九六八年进行。同样，一九七五年进行的第三十次人口普查，也为制订第七个经济发展规划提供了重要的数据。
正因人口普查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法国举国上下十分重视。今年这次普查，仅从正式开始到资料集中就花了一个月时间。为了搞好普查，全国动员和征募了约十一万名普查员。按法国人口五千三百万计算，每名普查员负责调查五百人的有关状况。他们都经短期培训，且持有政府颁发的印有法国国旗的“普查员证”。
从普查项目看，人口普查随着国家发展的需要而经历了由简至繁的过程。一七八九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后第二年，法国出于划分省份的需要而进行人口普查，调查项目只有男、女、儿童三项。一七九六年增加婚姻状况，一八六六年增加了文化水平，到一九五四年才制定了现仍使用的普查表格和项目，其中包括个人状况、家庭状况、居住条件等项。今年这次人口普查取消了“户主”一项，但增加了两岁以上儿童学前教育状况、家庭妇女退休前的职业状况两项。所有调查项目，居民有义务如实回答，普查员对居民也有保密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