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为一代新人讴歌
——评彩色故事片《天山行》
张澄寰 段海燕
八一电影制片厂新近摄制的彩色故事片《天山行》，以它深刻的思想内容和感人的艺术力量打动了观众。
《天山行》是根据曾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天山深处的“大兵”》改编拍摄的。在不久前召开的军事题材文学创作座谈会上，老作家巴金和刘白羽对小说曾给予很高的评价。小说问世一段时间后，作者李斌奎根据新的生活感受，把它改编为电影文学剧本，在尽力保持原著精华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天山深处典型环境的描写和新人群像的塑造。导演景慕逵和摄制组的同志经过一年多严肃、认真的努力，终于成功地把它搬上了银幕。
《天山行》的艺术魅力在哪里？是什么东西引起了观众这么大的兴趣？不错，银幕上展现了一对年青恋人曲折的爱情故事，然而，观众的兴趣难道是因为它描写了爱情吗？不，观众是被这场爱情纠葛所展示的巨大社会矛盾所吸引、所触动了。一对热恋了整整十年的男女主人公，因青年军人郑志桐坚决不肯离开边疆岗位，而北京姑娘李倩却硬是要他转业回到北京，他们之间的爱情出现了裂缝，并且发展到崩溃的边缘。怎么办呢？要么是郑志桐向李倩妥协，丢弃一个共产党员所热爱的艰苦却豪迈的事业，回北京建立“幸福的小家庭”；要么是李倩被郑志桐说服和感化，走出狭窄的个人小天地，到天山深处与郑志桐一起投身于火热的斗争；再么，就是遗憾地结束他们的爱情而分道扬镳……《天山行》紧紧抓住了这个巨大而尖锐的冲突，让观众去思考，去判断。
郑志桐与李倩之间的爱情冲突，是由于十年动乱给年青一代心灵上留下的创伤所造成的。它是我国历史转折时期特有的社会现象的反映。十年动乱，既给青年一代烙下了很深的“伤痕”，也促使他们对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和人生真谛进行思考。然而，思考，并不是人人都能找到正确的答案，人人都可以走上正确道路的。同样是思考，有的始终怀抱着崇高的理想，力求上进，积极进取；有的却失去了信念，由狂热转向消沉；有的则走向反面，玩世不恭，甚至自甘堕落……。《天山行》的可贵之处，就在于通过一对恋人之间的爱情纠葛，展现了我国青年一代当前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的这种现实矛盾，并以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和观点，通过崇高的和卑下的、伟大的和渺小的性格对比和斗争，帮助青年一代去认识我们生活中的哲理，从而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幸福观。《天山行》把这样一个重大而有意义的主题，表现在拥有众多观众的银幕上，去影响亿万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的思想、道德和情操。应该说，这是影片包孕着的艺术价值中的最大价值。
影片《天山行》的又一个重要的艺术成就，是在银幕上成功地展现了一批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郑志桐是具有新时期特点的新一代军人的艺术典型。他和他的同代人一样，经历了十年内乱，但他又比他同代人中的许多人更刚强、坚毅、质朴。影片不只写了他的“伤痕”，更主要的是表现了他对生活的认真思考和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当动员上山下乡时，他既不象田野那样“左”得出奇，也不象李倩那么“狂热”。在陕北插队，许多人“拿着酒瓶去敲回北京的大门”，他却一面照样扛着老镢头挖地，一面苦苦地啃着《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大众哲学》等“出土文物”。当李倩因田野等人讥讽她不会走后门回城而堕入困境时，他却劝她不要失去心中“真理的亮点”；当田野离开部队，上完了大学，在外事部门找到舒适的工作，甚至“连中国都不想呆”的时候，郑志桐却无视社会上一些人对“大兵”的蔑视，主动要求去过“严格的军事生活”，并奔赴天山深处，投身于雪线上的险境施工，大风之夜运送炸药，悬崖绝壁上打钢钎……。在爱情上，郑志桐真诚地爱着李倩，但他更爱崇高的理想和豪迈的革命事业，在他的心目中，两者的分量既不能加以颠倒，也不是相互平衡的。因此，他没有接受李倩的劝说，而放弃了留北京工作的机会。在郑志桐回京学习期间，导演设置了在大钟寺投掷硬币的一场戏，既为影片增添了生活的色彩和情趣，又表现了这对恋人在信仰和情操上的差异。后来，李倩在团长和古米拉的鼓动下，带着迟疑的心情，来到天山工地看望郑志桐。她目睹天山军民为国防施工而奋不顾身的创业精神，深深为他们的工作所感动，但又没有留下来的勇气。郑志桐则一再诚挚地向她作了解释，并希望她能够鼓起勇气，站到时代的先进行列中来。余海洲牺牲时，郑志桐在极度悲痛中写下了一副字字千钧的挽联：“碧血洒满天山，捐躯为谁？为国威军威振奋；夫妻十年分居，幸福何在？在千家万户团聚。”这是对余海洲的赞颂，也是对处于思想矛盾之中的李倩的回答。在动乱中严肃地思考，在艰苦的环境里自觉地磨练，把幸福建立在为壮丽的事业献身上，让青春在斗争中闪耀火花，站立在我们面前的郑志桐，确实是一个有理想、有朝气、有作为的当代新人形象。
与小说不同的是，电影更加强了对天山深处先进人物群像的塑造。除了着重刻画郑志桐外，余海洲、陆颖娴、薛团长、赵医生、古米拉等，都给观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特别应该提到的是，指导员余海洲夫妇的形象，比起小说来大大地丰富了。这样，也就突出了对“天山精神”的赞颂，加强了典型环境的描写，使郑志桐崇高思想的形成更加可信，也为李倩摆正个人幸福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提供了充分的条件。这一新的创作意图，在银幕上得到了创造性的体现。导演把余海洲当作《天山行》的“魂”来刻画，这是电影的一个重要创造。影片运用多种手段，特别是细节描写，生动感人地表现了余海洲那公而忘私、尊干爱兵、扎实苦干、奋不顾身的崇高品质。余海洲与妻子分居十年，抱病戍守边防。冬青随母亲来队，却不认父亲。直到余海洲在雪崩中壮烈牺牲，还没听见儿子喊过一声“爸爸”。为了履行一个革命战士的职责而甘愿牺牲家庭的幸福，这种公而忘私的精神多么感人呵！余海洲妻子陆颖娴，是一个具有中国劳动妇女传统美德的新女性形象，品格端庄，贤惠娴静。她饱尝与丈夫分居十年的苦衷，但她理解自己的丈夫，而忠贞不渝地爱着他。她说得好：“可我再想一想，他们又是为了谁呢？这样的人我们不爱，还有什么人更值得爱呢？”她提着一旅行袋草药，千里迢迢到边疆看望丈夫，为丈夫熬药，为战士洗衣，同李倩促膝谈心……她的一言一行，都有助于李倩去思考什么是高尚，什么是庸俗，什么是真正的爱情，什么是“附属品”。当这位边防军的妻子听到丈夫牺牲的噩耗，木然地坐在床边，然后下意识地站起来去提壶倒药时，她竟平静得流不出一点眼泪，直到儿子突然叫出“爸爸”时，她那无言的悲痛才化作失声的痛哭。观众的心灵不能不为之震撼了！
李倩的银幕形象，也是塑造得比较成功的。她热情、正派、单纯，但又幼稚、简单、脆弱，因此，容易受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她一时狂热，一时消沉。但她不学咪咪那样玩世不恭，更鄙视田野那样自甘堕落。她拒绝田野的引诱、离间，真心实意地爱着郑志桐，爱他有理想、有抱负的进取精神；爱他不失望、不动摇的刚毅性格；但她又固执地认为只有“在北京建立小家庭才是幸福”，不赞成郑志桐长期扎根天山的行动。影片没有把她当作“垮了的一代”加以嘲弄，也没有回避她思想上的弱点，既给予批评，又寄予期望。原小说里较多地描写了田野、咪咪对李倩的消极影响，而电影则突出了天山军民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对她的感染，以促使她心中“真理的亮点”能够重新燃烧起来，并为她改变对人生意义的看法创造有利的客观条件。影片的结尾处，对李倩思想发展的描写，既真实含蓄，又发人深思：她提起行李走了几步，又转回去，抱起郑志桐给她的皮大衣，贴在脸上，接着切入了郑志桐中景、半身和近景在队列中行进的三个镜头，既表现了她同郑志桐的恋情难以扯断，也显示了她将可能重新找回失去的“精神支柱”。毫无疑问，李倩这一形象，对于帮助我们的青少年选择正确的人生道路，是有启迪作用的。
《天山行》在艺术表现上，力图使内容与形式统一，使艺术技巧服务于更鲜明地揭示主题和塑造人物形象。全片虽有15次闪回倒叙，却注意保持了故事的连贯性。对比的手法也运用得较好，比如，郑志桐在北京舞会上，因厌恶田野等人跳迪斯科舞的丑态，而想到雪山上战友们的施工情景，两者对比，强烈地表现了主人公的爱憎。铺垫和渲染也运用得很成功。在余海洲牺牲这一重场戏中，影片不惜篇幅，作了充分的铺垫和渲染。先是描写冬青初次见到父亲，因陌生而不肯叫一声“爸爸”；接着，在李倩陪伴陆颖娴时，又着意描写了陆颖娴教冬青叫“爸爸”的细节，同时渲染了陆颖娴对已经降临的巨大不幸毫无所知，仍在尽力劝慰李倩。经过这一连串精心的铺垫和渲染，最后，冬青终于在余海洲的遗体前喊出了一声撕裂人心的“爸爸”，从而把悲剧推到爆发点。这样，不仅使余海洲夫妇的形象得到了升华，也让李倩的思想受到了极大的触动。
电影《天山行》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比如，陕北插队的描写，注意了郑志桐与李倩之间关系的发展变化，但忽视了他们同群众的联系；郑志桐表白式的语言多了一些，他的形象还不够丰满；大柏树下避雨的细节，明显失实。此外，在艺术构思和处理上，有些地方还不够细致、严密、精炼。尽管《天山行》还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由于创作者满怀激情地歌颂了走在时代前列的社会主义新人，鞭挞了毒害青年灵魂的腐朽意识，影片的这些缺点，也就被观众所原谅了。（附图片）
彩色故事片《天山行》剧照：郑志桐和李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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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杜烽剧作选》序
丁玲
这几天，室外气温是35度，我的血液，我心底的热是多少度呢？我在高温下读完了杜烽同志在战争时期写的几个剧本。
我回到了战争年代。火红的战士的心，钢铁的意志，坚韧不拔的精神，充满了对人民、对祖国的热爱，在无比困难中不失去希望：这样一群怀有社会主义理想的年青人，来到了我的面前，使我纵情享受这逝去了的宝贵的甜美的回忆。杜烽同志呵！你借舞台，再现了生活；再现了历史上耀眼的光明阶段。我们那些可爱的战士，借你的笔永远留在史册，他们将安慰我们这一代白发老人，而一定又能振奋启示年青的一代：中华民族是永远不会沉沦的。我们人民的勤劳智慧，十亿人民的大团结，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引，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在历史的辉煌胜利的基础上，中华民族一定还要写出更加伟大的新篇章。
我曾经说，抗日战争时期培养出来的这一代作家，与人民一道滚过几身泥土，吞过几次烈火浓烟，学过使枪，学过使锄，比较熟悉劳动人民，生活底子厚。受党的教育多，他们是热爱人民，忠心耿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代作家。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到张家口，同多年战斗在敌后的青年作家接触后，突出地感到他们有接近劳动人民的本领。劳动人民亲热地把他们看作自己人，因为他们那么平凡，那么谦恭，那么朴素，那么深湛。读他们的作品，看他们的演出，又是那么活泼，自然，亲切，火热，写士兵，演士兵，特别象士兵；写农民，演农民又特别象农民。他们加深了我的一个信念：作家一定要到群众中去，同群众打成一片，既有群众那样纯朴的品德，又有群众那样美丽的心灵。我对他们一直抱着信心与希望，而且勉励自己学习他们那种从来也不骄矜的勤恳朴素的作风。他们是一群没有“作家”锋芒的作家，是普通一兵，是最可爱的人里面的可爱的人。
我认识杜烽是从他的《李国瑞》开始的。李国瑞不是英雄人物，而是八路军里面的一个长久处于落后状态中的一个老战士。但他不是旧军队里的那种兵油子，更不是兵痞。他只是敌后根据地里的一个普通农民，欢迎革命，但又畏难怕苦。这种人是先进队伍里面的后进分子，可以说甚至是甘于落后的那么一个既幻想当英雄，又缺乏刻苦上进的意志的革命军队中的一个新油子。他虽有一点油气，但和城市里的流氓，现代的阿飞不同，他仍然是一个翻身农民，一个革命战士，即使有点令人生气，但仍有他的可爱之处。尽管他一时是一个不长进的战士，但人们对他有同情，有希望，有信心。《李国瑞》中的李国瑞是写得成功的。他周围的人物也写得好，语言生活化，生动、活泼、有个性。我们都见过这样的人。八路军的战士不一定个个都是一个模式的英雄好汉，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八路军中有先进分子，中间分子，落后分子，也充满了矛盾。革命军队就是这样一个集体，要教育人，改造人，把落后的人化为先进的有觉悟的人。所有的人都会在这个集体里面得到锻炼、改造、提高，否则这个集体怎么能处于长胜，而至于全胜呢？所谓苎在麻中，不得不直。我记得三十多年前我看抗敌剧社《李国瑞》的演出，得到过很大的愉快，在舞台底下同许多观众一道哈哈大笑，戏不长，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现在重读这个剧本，仍然觉得贴切新鲜。
《为和平幸福而战》这个戏里写的八路军，仍然是我们的人民子弟兵，但我个人觉得稍嫌概念化。
《决胜千里外》一剧我很喜欢。这戏的情节十分动人。既含有战略思想，又写了具体的战斗故事，人物有个性，情节引人入胜，颇有中国历史军事文学的味道。那时我也在华北，和晋察冀的老同志们齐集在晋察冀中央局的所在地阜平，学习“土地法大纲”。我们一面开会，一面悬心在北起徐水、南至石家庄的铁路沿线上的鏖战。10月的一天，会场上传来了国民党第三军在清风店全军被歼的捷报，我们欣喜欲狂。从1946年10月我们撤离张家口时起，就憋了一肚子的气，已经整整一年了。从此，我们将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配合各路野战军，解放华北，解放全中国。我们很快结束了“土地法大纲”的学习，大家整装上阵，有的随军进石家庄，准备接管城市，我就背着包袱去到新解放了的农村，和农民一起掀起土改斗争，实现耕者有其田，支援解放战争。那是多么豪迈、辉煌的战斗生活和多么紧张、扎实的创业时代呵！感谢杜烽同志把这段难忘的历史写了出来。现在历史虽然过去了，时代也有了变化，但是革命的、乐观的、集体主义的、英雄的美丽的心灵，美丽的诗篇将永远存在，并将长期启发人，教育人永远前进，永远走向胜利。
《英雄万岁》取材自抗美援朝斗争。抗美援朝在政治上是伟大、崇高、正义的战争，战争之残酷，是世界战争史上少有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并肩携手，以劣势装备战败了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联合国军，迫使其总司令美军上将克拉克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画押。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献身在异国土地上，和朝鲜人民的鲜血流在一起，染红了漫山遍野的金达莱。我们用血肉捍卫了世界的和平，用血肉教育我们的后代子孙。中国人民，中国人民的军队不愧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民和军队。从剧本中，我看到他们的艰苦，看到他们的胆略，看到他们的坚韧，看到他们无私的国际主义者的心胸，我忍不住满眶热泪，心潮澎湃。这样的战士应该受到我们永远的崇拜，成为我们行为最高的楷模。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斗争中，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用我们的智慧，用我们的勤劳，建设新中国，并且培育出新的一代更高尚的，更有才能的英雄劳动者！
杜烽同志，我们的诗人作家，在新的更为广阔丰富的生活海洋里，撷取精华，再接再厉，继续谱出更美的更感人的诗篇和史剧来吧。仍在战斗着的中国人民需要你们的努力。
希望有哪一个电影制片厂考虑一下，是否可以把这个舞台戏改编为电影，搬上银幕。我相信，它也将和过去的《上甘岭》那样，以崇高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我们的新一代，鼓舞我们用新的团结战斗的精神，重振中华，建设祖国。但这只是个人的希望，不知电影界的同志们有没有与我有同感的人。
1982年5月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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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喜看京剧艺术后继有人
刘厚生
今年7月里，中国戏曲学院有六十多个大专班学生毕业。这是我国第一批以大专水平毕业的京剧工作者，实在是可喜可贺！
过去，京剧和其他剧种的演员，除了极少数受过较高的教育之外，绝大部分都是自幼学艺，终日练功，严重缺少文化科学知识，很多艺人是连字也不识几个的。艺术上老师怎么教，学生就怎么学，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虽然孩子们都是从小受苦，成熟较早，对于剧情、人物较易感受，但在艺术创造上、戏剧理论上，真不知要经过多少年的磨练、碰壁、摸索，才能有少数人逐渐领悟，攀上高峰。建国以来，国家举办了各种正规戏曲学校，那种“文盲艺术家”的反常现象终于消灭了。但由于戏校都是中专性质，学制所限，加上有些老师受传统影响，对文化基础的教学重视不够，因而培养出来的学生，文化水平仍然比较低，虽能模仿而较难懂戏。这种情况，显然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需要。
我认为，戏曲队伍的文化水平在整个文艺队伍中处于最落后的状态，这实在是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因为，无论哪一种艺术形式，虽然可以有、也需要有中等专业人才，其中也可能出现尖子，但必须有更多的、具备大专水平基础的人，才谈得上进一步的艺术创造。文学、音乐、美术、舞蹈、话剧等等方面，无不如此。何况，更重要的问题是戏曲观众的水平也在迅速提高，他们对戏曲的要求较之他们的前辈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只培养中专水平的“艺人”（其文化科学知识往往不到中专），听任戏曲演员一代一代永远排在文艺队伍的最后，这不仅不能很好地为四化作贡献，恐怕在激烈的艺术竞赛中连自身的存在也岌岌可危。
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思想进一步解放。文化部和中国戏曲学院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决心改革学制，建立大专班，有计划有步骤地为祖国培养具有大专水平的京剧工作者，这是戏曲教育的革命性发展，真是好事。我敢说，如果把这种学制坚持下去，推广开来，若干年以后，必定将对中国戏曲艺术的改革与创造发生决定性的影响。
令人高兴的是，现在不仅仅出现了戏曲大专班这样一种新鲜事物，而且这第一批大专毕业生中确实出现了不少人才，出现了良好的学风与艺风。我看他们的戏不多，仅就看到的一些戏而论，感到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他们的功底大都比较扎实，包括很次要的角色在内，可以说都是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装龙象龙，装虎象虎，没有什么荒腔走板或者失手错线的地方。有些唱做繁重的戏也都能拿了下来，这说明他们打下了较好的基本功。大专班不同于中专班，岂不正是为了要在文化和专业上有更深厚的基本功么？！第二，在平均水准较高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些可以培养成为有较高造诣的苗子。任何学校，学生总是有差异的。办得好的学校或班级，总是表现为能更多地挖掘出学生潜在的才能，使他们懂得更多，会的更多更好。我看到的如《虹桥赠珠》中的田冰、《铡美案》中的刘涿瑜、孙萍，《坐宫》中的陈俊、王蓉蓉，《昭君出塞》中的王学勤，《望江亭》中的张静琳，《火烧裴元庆》中的刘子蔚，等等，都是很令人喜欢的初生之犊，都有一些个人的特色。只要他们继续艰苦学习下去，真可谓前途不可限量。第三，舞台上的集体主义精神很值得表扬。他们在演出中互相担任主次角色，无论演主角、配角或者龙套宫女，个个精神抖擞，一丝不苟，体现了“一棵菜”的优秀传统。他们的演出，节奏明快，气氛热烈，严肃认真，劲道十足。我这个老观众看戏时常常会去
“检查”那些站在旁边的没有对话的角色。我发现他们都很入戏，都显示出对观众、对艺术的高度责任感。这是很可宝贵的职业道德。显然，在他们身上，不仅体现出专业老师的辛勤，也反映了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教学的成果。
这批学生年龄大都是二十岁出头，较之十七八岁的中专学生，在表演艺术和舞台气质上自然都显得成熟些。但是我觉得，他们在艺术上还处于初步的模仿阶段，所学到的东西还没有很好消化，更谈不上自己的创造。如果是中专生，未可厚非；对大专生，要求就应高些了。更值得注意的是，有少数学生还不时地透出一种也许是不自觉的自我欣赏的味道，这实在是表演艺术一大忌。一个演员在舞台上是全神贯注于人物的体现，还是跳出角色，流露出哪怕很微弱的一点骄矜之气，观众（特别是老观众）是很容易感受出来的。我由此想到，在他们离开学校、进入剧团的转折关头，我们这些老观众，有责任提醒他们：对观众的掌声和前辈的夸奖必须一分为二，决不能自我陶醉，昏昏然摔到地上。如何正确对待来自四面八方的称赞，是青年演员在职业修养上必须及格的基本课目。人外有人，山外有山，艺术无止境。一时的成功并不能保证长久的胜利。这批学生是否能成为真正的栋梁之材，恐怕最少还得有十年风雨的考验。我想，做第一批大专水平的京剧工作者是光荣的，但是这块牌子也真够重的。
大专学制是一项重大改革，当然，如何培养人才是个复杂的问题，单单学制改革并不能绝对保证人才——特别是大批人才的涌现。例如思想政治工作、师资、课程配置以及教学方法等方面，都必须深入探索，不断积累经验才行。因此，我希望，有关方面应该下功夫总结教学改革的经验，使这个大专班越办越好，促进并带动更多地方、更多戏曲剧种都来创办大专班。若干年之后，全国主要剧种都能成批出现优秀的大专水平的毕业生，那种局面将是多么令人神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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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新悦目
——看贵州学习民间工艺美术新作展览
吴劳
我国工艺美术的创作，其范围之广泛，内容之丰富，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而且追本溯源，可谓源远流长，不管历史如何发展，事物如何更新，但人们对生活中美的要求和欣赏趣味，总是带有本民族本地区的传统特点。经过世世代代的积累，各地区各民族就形成了自己本民族、本地区的艺术特色。艺术中最富于魅力，最诱人的也往往就是这种特色。我国云贵地区的民间艺术在这方面就很鲜明，云贵地区的艺术家们向民族民间学习的成就也比较突出。这次在中国美术馆开幕的贵州向民间学习的工艺美展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展出的蜡染、陶器、竹雕、木雕、布人、剪纸等，都是贵州的艺术家们近年来向民间学习借鉴、探索的可喜成果。
贵州的蜡染名震全国，享誉国外，是我国独具一格的，颇带有传奇色彩的一个工艺美术品种。它那“先绘花于布，而后以蜡染之，去蜡则见花”的方法，据说隋唐时代全国盛行，后来别的地方失传了，只有苗族地区保存了下来。它的诱人处不在于操作方法上如何古老，或富于传奇性，而在于它的拙朴、浑厚和强烈的生活气息。展品中的壁挂、桌布、窗帘、床单以及坐垫、背包，都充分显示了这些特色。
那些桌布、窗帘大多数是运用蓝白二色，所画图案，无论是虫鱼鸟兽或花草树木，其变形都是夸张而不失其真实，简练、概括又特征鲜明，因而显得真实生动，又富于表现力。加之疏密、繁简得当，层次变化有序，使人看了产生一种赏心悦目的满足感。
展品中的陶器在艺术风格上，既学习民间，但又绝非完全照搬。这些展品不论在造型、纹样、色釉各方面，都具有突出的、强烈的乡土色彩，其纹样大都来自民间剪纸和蜡染纹样，以及铜鼓上的纹样，如鸟兽纹罐、鸡纹罐、四羊尊、双鹿洗等，造型别致、新奇，然而只奇不怪。奇与怪之间虽然只分毫之隔，但做到只奇不怪，是设计者的审美情趣所决定的。
展品中的一些竹木雕刻，不仅人物性格典型化，而且从选料、用料上都能看出作者用心之巧妙。在艺术家的心目中，一段木头，一块竹根，仿佛都是一件未完成的艺术品。这些本地区俯拾皆是的原材料，经作者巧妙的构思雕镂后，一个戏剧脸谱，一个人像……等等，都活生生地站在群众面前了。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敬佩艺术家的独具慧眼和巧妙构思，以及对竹木天然纹路的运用。在因材施艺的构思过程中，表现出了艺术家们的艺术造诣和思路的开阔。
这个展览会是相当成功的，展出的作品在其多样化的风格中，显现着健康、质朴的思想感情和向民间学习、向传统学习的创造精神。
这个展览会也给了我们一些启发。我希望艺术家们认真地学习民间艺术的实质，切忌追求现代织物的闪光发亮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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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墨重彩绘春秋
——读中篇革命回忆录《风烟滚滚的岁月》
王从周 刘建武
近年来，在党中央的倡导下，我们许多可亲可敬的老同志，基于对革命事业的责任感，伏案挥毫，怀往缅故，撰写了许多真实动人的革命回忆录。最近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中篇革命回忆录《风烟滚滚的岁月》，就是老红军袁光同志倾注一片赤子之忱，献给读者的一份感人至深的精神食粮。
这部回忆录通过红军最早的一支无线电分队艰辛曲折、惊心动魄的战斗历程，从一个侧面，真实感人地记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艰苦岁月和前赴后继、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向读者展现了一幅硝烟滚滚、威武悲壮的历史画卷。作者娓娓写来，浓墨重彩，浸透着幸存者对血溅沙场、骨埋征途的战友们的深切眷念，更寄托着希冀后来者珍惜革命胜利成果、沿着先辈开辟的路继续前进的满腔热望。
作品突出地描写了广大红军战士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在撤离中央根据地的严峻时刻，他们想的是还要打回来；当付出惨重代价还难以突破敌人封锁线的时候，他们仍冒着枪林弹雨，奋不顾身，用最可宝贵的生命为部队开辟阵地；长征途中，在最艰难困苦的日子里，也没有忘记唱一曲兴国小调；在野菜也无以果腹的饥饿恐怖笼罩下，全凭钢铁般的坚强意志，创造了震惊中外的人间奇迹。即使在张国焘阴谋分裂党和红军，嚣张一时的严重关头，尽管部队被拖得精疲力竭，他们始终强忍着难以忍受的生活磨难和无以复加的精神折磨，刚强而坚韧不拔地期待着、争取着重新北上的一天。作品生动地告诉人们，坚定的信念，钢铁的意志，忠贞的情操和在艰苦条件下的自觉磨练，这是胜利与成功的基本要素，是努力成就一番事业者的精神支柱。
知之深则爱之切；爱之切则功之倍。我们的青年同志要更多地了解过去，熟悉过去，不要忘记过去。认清历史变迁的主流和发展趋势，就会更深地珍惜今天，热爱今天，加倍努力地开拓未来，创造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