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谈谈加强和改进计划工作
徐景安
当前，要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问题，关键是加强和改善计划管理，提高计划的科学性，坚持计划的严肃性。
（一）集中主要精力搞好经济发展战略、布局和规划的研究。过去计划工作的缺点是忙于分投资、分物资，对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却没有很好研究，因而往往造成大局的被动和失误。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分钱、分物是必要的，但如何使资金和物资的分配做到合理，关键在于选择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确定合理的生产力布局，制定可行的经济发展规划。把这些重大问题研究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优越性的发挥才有基本的前提。对于经济发展战略问题，应稳定一部分人作长期、专门的研究，这个工作已经开了一个头，应保持稳定性和连续性。生产力的布局和规划的研究更要摆到议事日程上来。当前尤其迫切的是要制订行业发展的规划和经济区域的规划。这是进行宏观控制、调节微观活动的中间环节。不做好这两项工作，现有企业的调整、改组和技术改造缺乏科学依据，新建企业的重复难以避免。可是，行业规划的工作进展很慢，经济区域的规划工作还未开展。这种状况需要尽快改变。
（二）合理确定集中管理的范围。对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重要经济活动要加强集中管理。一要控制积累和消费的增长，不许突破。二要控制长线和短线，对看准的长线产品，应规定不准新建，不准扩大生产能力，不准超产；对需要发展的短线产品，要制订规划和标准，不许一拥而上。三要控制重要产品的收购、调拨和分配，对因主观原因完不成计划的要追究责任，对因客观原因完不成计划的要在以后补上。为确保计划的完成，对一部分重要的经济活动要下达指令性指标，但指令性指标的范围不宜过大。因为指令性指标过多，国家难以保持平衡和衔接；企业会躺在国家身上，不承担责任；不利于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提高效益。指令性指标的范围，应限定于关系国计民生的、品种规格简单的、突出的长线或短线。应适应我们的管理水平，以管得了、管得住、管得好为原则。
（三）发挥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运用经济手段调节和管理经济，应成为计划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在改革中，地方、企业具有了自身的经济利益，这就有可能和必要运用经济手段来影响、引导他们的经济活动符合计划的要求。这就需要在制订国家计划的同时，研究相应的价格、税收、信贷等政策。今后随着生产的发展，对不合理的价格要有计划的调整。对牵动面大的重点产品的价格要分散在各个年度逐步调整；对牵动面小的一般产品的价格，应每年调整一批；产品的优质优价要坚持实行。在价格问题上需要谨慎从事，但不能因此回避在价格调整问题上能够做、允许做的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要合理调整税率。对价高利大的产品以及与大工业争原料的社队企业要提高税率。要改变只讲减免、不能提高税率的不正确做法。税收管理的大部分权限要收归中央，成为制止重复建设、盲目生产和调节经济的有力手段。要制订合理的金融政策，发挥利率的杠杆作用。对技术改造中有利于节约能源而缺乏偿还能力的，应给予低息或无息贷款。要发挥银行筹集、运用、管理、监督资金的职能。
（四）建立健全计划工作制度，使计划决策尽可能科学合理。要建立健全经济信息网络，准确地灵敏地收集市场信息，作为制订计划和修订计划的依据。要建立计划咨询工作制度，重要的经济计划决策要组织有关经济单位、主管部门、专家、人民代表进行论证。要制订计划编制、审批、修改的法定程序和建立相应的责任制。对可以避免而发生的重大失误要追究责任。
（五）改进计划方法。实行上下结合的计划编制制度。凡下达指令性指标的，应实行两下一上的办法，即先下达指标，经基层单位讨论后上报。对指标有异议的，应分别不同情况，帮助企业解决生产条件，调整价格或税收，或修订指标；根据全局利益不能改变的应维持原指标，然后下达指令。凡下达参考性指标的，应实行一下一上的办法，先下达指标，经基层单位讨论后上报备案。对不符合计划要求的，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引导，必要时采取行政办法。
（六）加强计划的基础工作。要制订设厂标准和产品的技术标准，实行筹建许可证和生产许可证制度，符合标准的允许建厂、投产和销售。要制定物资分配、消耗的定额，对超过定额的，应给以经济制裁。要建立和健全反映经济效果的指标体系，相应建立奖惩制度，以促进经济效果的提高。
我们是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全国一盘棋。任何地方、部门和企业都不能置全局的利益于不顾，把本单位的局部利益放在全局利益之上。改革必须坚持的一条基本原则是，在符合全局利益和经济协调发展的前提下，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搞活经济。我们只能遵守这个原则，而不能违背这个原则。在经济比例失调的情况下，更需要从全局利益出发，尽快扭转失调的比例和不合理的结构，恢复国民经济的平衡。但是，在克服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倾向的同时，也要注意防止不适当地扩大直接控制的范围，重犯过去统得过多、管得过死的毛病。这就是说，当强调市场和市场调节的时候，不要忽视计划的作用，只讲搞活而放任不管；当强调计划与计划调节的时候，不要忽视市场调节的作用，能活的不让活，管得过死。解决计划与市场问题，需要有正确的稳定的理论作指导。《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它为我们经济体制的改革确定了基本方向。用它作为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问题的准绳，我们就不会左右摇摆，偏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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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点民国史
护法战争
孙中山为反对北洋军阀、维护《临时约法》而发起的护法战争，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史上一个重要事件。
1917年7月初，张勋拥清废帝溥仪复辟，孙中山极为愤怒，即偕廖仲恺、朱执信、何香凝、章太炎等人乘“海琛号”军舰从上海南下，准备在南方组织武力讨伐。但孙中山尚未到达广州，复辟丑剧即告结束，而重新掌握北京政府大权的段祺瑞却在宪法研究会的鼓噪下，顽固地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召集国会。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便将斗争矛头直指以段祺瑞为代表的北洋军阀。17日，孙中山抵达广州，当晚发表演说，明确提出护法的宗旨是打倒假共和，建设新共和，并呼吁各界奋起为护法而斗争。
孙中山的护法号召，首先得到海军的积极响应。7月21日，前 北京政府海军总长程璧光发表拥护护法的宣言，宣告海军独立，随后率海军第一舰队开赴广东。桂滇军阀为维护自己在西南的统治，也表示反对段祺瑞解散国会、废弃《临时约法》。早在6月20日，桂系军阀就宣布，由于国会解散，两广地方军政暂由两省自主。不久滇系军阀唐继尧也表示与两广取一致行动。这样，两广和云贵四省遂成为护法基地。
在孙中山的号召下，国会议员纷纷南下参加护法。至8月中旬，到达广州的议员达130余人。由于不足法定人数，孙中山遂于25日召集国会非常会议。31日，国会非常会议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大纲”规定组织军政府的目的是“勘定叛乱，恢复临时约法”，并宣布约法未完全恢复以前，中华民国行政权由大元帅行使。9月1日，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唐继尧和陆荣廷为元帅（唐、陆均未就职），负责行使军政府职权。10日，孙中山宣誓就职，表示要尽全力攘除段祺瑞等民国叛逆，恢复《临时约法》。随后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下令讨伐段祺瑞，揭开护法战争的序幕。
护法战争首先在湖南开始。还在护法军政府成立前，段祺瑞为实现武力统一的计划，即派其心腹傅良佐为湖南督军，并源源不断地把北洋军开入湖南，引起湖南各界的强烈不满。9月18日，零陵镇守使刘建藩与驻衡阳的湘军旅长林修梅联衔通电，宣告湘南自主。10月6日，组成护法军湘南总司令部，推举程潜为总司令。同日，湘南护法军与北洋军在湘潭西倪铺接战，护法战争正式爆发。孙中山当即复电湘军将领，望其“勉事进行，以树大勋”。此后，湘南护法军和两广护法联军与北洋军在衡山、宝庆一带相持近一月，战况十分激烈。11月，南军开始取得优势，接连攻克宝庆、永丰、湘乡、衡山、湘潭等地。18日，湘南护法军占领湖南省会长沙。此时，各省护法势力也纷纷起来响应。12月初，滇、黔、川护法联军赶走了段祺瑞派到四川的查办使吴光新，攻占了重庆。同月，黎天才等人在襄阳通电宣告自主，组成“湖北靖国军”；郭坚等人在凤翔宣告独立，组成“陕西护法军”。此外，河南、山东等省也有靖国军相继起事。短短三四个月，护法战争的烽火遍及十余省，使孙中山受到很大鼓舞，曾计划各路大军会师武汉，大举北伐。
随着护法军的不断胜利，北京政府内部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军阀与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之间的矛盾日益表面化。冯国璋暗中主和，希望能借重西南军阀的势力，钳制段祺瑞。被段祺瑞派到湘南作战的北洋湘南各军总司令王汝贤、副司令范国璋本属直系，在战争中采取了消极态度。11月14日，他们于前线通电主和，造成北洋军在湖南大溃败，段祺瑞被迫引咎辞职。而桂滇军阀在分别控制了湘川两省后，私利有所满足，也很快与直系军阀实行妥协。28日，桂系军阀不顾孙中山的反对，通电主和。次年2月中旬，他们又与北京政府达成协议，停战两周，使北洋军获得喘息机会。3月，段祺瑞重新上台，组织北洋各军大举南攻，护法军在湖南占领的地盘很快大部丢失。在桂滇军阀的阻挠下，孙中山的北伐计划终于无法实现。
桂滇军阀在阻挠护法军北伐同时，还伙同政学会
（由原欧事研究会部分人于1916年11月在北京组成）政客分裂护法军政府，排斥孙中山。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军阀，几次公开表示不与以孙中山为首的军政府合作。唐继尧不仅竭力阻挠驻粤滇军支持护法军政府，而且肆意诋毁孙中山。1918年1月，桂滇军阀为对抗孙中山，擅行组织所谓护法各省联合会。对于桂滇军阀破坏军政府的活动，孙中山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月初，他曾公开揭露桂系军阀企图扼杀军政府的罪行，并命令海军炮轰桂系军阀广东代理督军莫荣新的官署，以示警告。但是，由于孙中山缺乏有力军队的支持，桂系军阀有恃无恐。2月末，他们又卑鄙地暗杀了拥护孙中山、主张北伐的军政府海军总长程璧光。政学会政客也极力反对孙中山的领导地位。4月10 日，由于政学会的活动，国会非常会议通过了《修正军政府组织法》，将大元帅首领制改为总裁合议制。孙中山坚决反对国会这一荒谬决定。次日，他即向国会指出擅行改组军政府是非法的，并坚决表示：“即于改组后有欲以为总裁者，亦决不就之”。这时，唐继尧也致电西南各省，表示支持改组军政府。在桂滇军阀和政学会政客的压迫下，孙中山痛切地认识到依靠军阀不可能达到护法目的，便于5月4日愤而辞职。他在辞职通电中，揭露了西南军阀的反动本质，指出“南与北如一丘之貉”。
孙中山辞职以后，国会非常会议遂改组护法军政府，选举唐绍仪、唐继尧、孙中山、伍廷芳、林葆怿、陆荣廷和岑春煊等七人为政务总裁，以岑春煊为主席总裁。至此，护法军政府完全为桂滇军阀及其附庸政学会所控制。在此情况下，孙中山于5月21日离开广州，前往上海。护法战争宣告失败。
护法战争的失败表明，有帝国主义作后台的中国军阀势力，比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强大得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由于本身软弱而又不敢发动工农，已经无力担当领导中国革命的责任。（潘 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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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抢救民间传统特技
刘声道
读《人民日报》今年六月四日第五版“科技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专题讨论”专栏张志宏同志所写《应重视民间资源的开发》一文，深受启发。特别是文中提到民间祖传特技是民间潜在的资源，应有组织有计划地整理研究，使其用之于今天，我十分赞同。
我认为，要开发民间资源，必须首先抢救民间传统特技的艺人。这是一项当务之急的工作。在十年动乱中，因为传统艺术被扣上“封资修”的帽子，有些人经受不起当时的折磨而与世长辞了。目前要在全国各地挖掘这一潜在力量，还有可能找到一批六七十岁的老传统艺人，这些人有的还可以言传身教。如果不抓紧对这些传统技艺的整理，时间拖延太长，就会把言传的功夫丧失了。因此我建议：
一、要尽快抓紧对民间传统艺术人员的调查了解，并将他们组织起来，予以适当的安排。虽然有些年迈体弱的老艺人已不能实际操作，但只要能说出其传统技艺的全部过程或一部分操作过程的，也都应当受到重视。不论其贡献大小，都应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使他们能在有生之年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
二、在发掘民间传统老艺人的同时，更应该特别重视培养接班人。要求做到开发一项艺术，就挽救一项艺术，使之后继有人。
三、发现了有传统特技的艺人，就得刻不容缓地落实原料基地和培训基地。先从无到有，由小到大，一个基地稳定之后，再同时发展第二个、第三个基地。
四、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全国各地的名胜古迹很多。以四川来说，分布在各地的唐、宋、元、明、清的名胜古迹很多，其石刻、木雕、泥塑、绘画、铜铸都各具特色。这些文物在十年动乱中，大部分遭到了破坏，现在急需修复。一般地说，在文物古迹较多的地方，具有特种技艺的艺人比较集中，老艺人和他们的徒弟也还健在。在艺术方面，具有石雕、木雕、古陶、古铜……等各方面特长的民间艺人，正是修复这些古代遗迹的人材和力量。不仅要修复整理残缺的古代遗作和遗址，做好文物保护工作，而且可以在修复过程中，增添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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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常识读本（十五）
第二部分 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生活的物质基础的生产
第七章 采用和推广先进的适用的生产技术
在前一章中我们考察了在发展生产中发生作用的各种物质要素，在这一章中我们来考察在发展生产中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生产技术。
第一节 技术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
什么是生产技术
首先我们想讲一下什么是生产技术？
技术，不论在国内或者在国外都是一个古老的名词，它有专门性质的、实用性质的、技巧性质的、操作性质的知识和能力多种含义。在这里我们不想广泛地研究技术这个概念，而只想讨论在生产中可以应用的、根据生产实践和科学原理发展而成的各种专门性质的、实用性质的知识和能力。技术不象人力资源、国土资源那样是物质要素，它是属于精神方面的东西。在技术这个东西里面，我们找不到一个自然界物质的原子或者分子。技术不是某种实物，而是人所掌握的人的精神所创造的实体。
人们常常也把包括与上述技术这个概念相应的各种生产工具和其他物质设备，即把技术装备也称之为技术。作为日常用语而不作为科学概念可以允许这样来使用“技术”这个词。严格说来，生产工具和其他物质设备本身，只是技术的物化，只有物化在它们中间的知识和技能，才是科学概念的技术。
生产工具是一种自然物，但不是普通的自然物，它是人们为了达到征服自然界这一目的而发明的，而这种发明本身是属于精神的。可见，生产工具是高于其他自然物的一种自然物。在这种自然物中我们可以看出精神的作用。
在科学不发达的时期，技术的获得和传授未能超出单纯经验积累的范围。到了近代科学发展起来之后，人们在生产中发明和创造的技术，就不仅依靠在生产实践中所获得的经验，而且也是自觉地运用科学原理的结果。生产是自然界被改造的过程。技术所依靠的科学原理，首先是自然科学的原理。但是生产又是社会的过程，因而技术所依据的科学原理中也包括经济科学的原理（主要是生产力经济学、技术经济学、经济效果学等等）。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经济科学的原理都属于精神方面的东西。
马克思写道：“自然并没有制造出任何机器、火车头、铁路、电报、自动纺棉机等等。它们都是人类工业的产物；自然的物质转变为由人类意志驾御自然或人类在自然界里活动的器官。它们是由人类的手所创造的人类头脑的器官；都是物化的智力。”（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3分册第358页）
技术虽然是属于精神方面的东西，但是它的形成和发展依赖于物质。技术发明创造的要求是从物质生产中提出来的。技术发明创造也一定要使用各种物质工具并依赖于其他各种物质条件，更不用说它的运用了。
技术对生产发生作用的途径
技术可以从几个方面对生产的发展发生作用。
第一，发明制作新的机器设备或者改进原有机器设备。这是指技术通过把自己物化在生产工具中来发生作用。技术的这种作用是很重要的。某些生产工具的发明与制作，甚至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划时代的作用。十八世纪蒸汽机的发明就是一个例子。当代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又是一个例子。技术通过这一途径对发展生产发生作用的重要性，说明机器设备制造部门对发展生产的重要作用。
在农业中培育一个新的作物品种，同在工业中创制一部新的机器，从本质上来说是相当的。
第二，创造新工艺。同样的机器设备，采用不同的工艺，使生产过程发生某种变化，生产的效果就会很不一样。研究并设计出能够更为合理而收到较好效果的新工艺，是技术在生产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另一个途径。工艺这个术语通常用于工业生产中，在农业中相当于“工艺”的就是栽培、耕作、田间管理等“农艺”技术。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依靠先进农艺的采用。其他生产部门也有相当于工艺的东西。通过新工艺的创造对发展生产起促进作用，是一切生产部门的重要任务。
第三，创造新材料。用来制造各种产品的原材料的革新，常常引起生产很大的进步。从我国的历史来看，当人们掌握了制造青铜这种材料之后，历史就从石器时代发展到青铜时代，以后人们又学会了炼铁的技术，又从青铜时代发展到铁器时代。在近代经济的历史中，我们也可以明显地看到各种合金钢、塑料以及各式各样新型材料的重大意义。它们被创造发明出来无不是技术应用的结果。新能源的采用，也可以属于这一类。
此外，还有创造设计新产品、创造各种新的作业程序和操作方法以及生产组织方法等等，也都是技术促进生产发展的重要途径。
总的说来，技术无非是通过物和人发生作用。不论通过物还是人，又都有运用技术去从事发明创造和推广普及两个方面，前者属于质的提高，后者属于量的增长，它们都可以使生产获得发展。
对原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
对原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并不是当前我国特殊的问题。在资本主义的企业中，机器设备就经常更新。这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必要手段。今天，在我国有特别强调这一点的必要。我国长期以来在工作中有一种重视基本建设而忽视对原有企业进行设备更新、技术改造的倾向，致使许多老企业设备陈旧、工艺落后，产品长期没有更新换代，耗能多、成本高而质量低的现象很普遍。在纠正这种不正确的思想之后，技术为更新设备、更新工艺、更新产品，为生产中降低能耗、降低成本而发挥作用，就成为当前的一个迫切任务。
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是做到在经济、文化、国防等领域广泛采用现代技术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任务就是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具有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其中所说的现代化——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虽然还包括其他方面的内容，但主要的是在农业、工业等生产部门，在国防部门，在科学、教育、文化等部门，做到用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现代技术来代替原来还相当普遍存在的落后的技术。
建国以来，农业中已经推行了许多先进技术，但是总的说来我国农业生产技术还很落后。农业现代化的工作必须根据我国现实条件有步骤地进行。其中包括应用先进的农艺，推广新的品种，合理施用化肥和农药，用科学方法饲养家畜、家禽，推广应用根据科学原理制作的饲料，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以及运用现代科学原理搞好我国的水利工作及其他农田基本建设工作等。
在工业现代化方面，不仅要有新设备、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新的作业程序、操作方法、生产组织方法等，使工业生产本身应用现代技术，而且还要开辟和发展新的工业生产部门。
在工农业生产中广泛采用现代生产技术的结果，将使我国整个生产面目彻底改观，到那时候，技术在生产中的巨大作用将得到更加充分的显示。
本章执笔：任 俨
（原载《经济学周报》1982年第2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