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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论守纪律
刘瀚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心是四句话，就是使我国各族人民成为有理想的人民，有道德的人民，有文化的人民，守纪律的人民。把守纪律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中心内容之一，是十分必要的。
从根本上说，纪律是人的社会性所决定的。人在社会中生活，必然要同自己以外的他人发生直接或间接的社会联系。这就要求人们对自己的言行要有一定的约束，即用一定的纪律指导自己去追求正当的自由，限制不正当的自由，才能达到更广泛、更现实的自由。
对于纪律的必要性，原始社会的人们就懂得了。那时，人们要协同动作，才能获得起码的生活资料，才能防止野兽的伤害和外族的侵袭。没有一定的纪律，没有一定的权威和服从，原始人一天也生存不下去。只是那时人们的“公共联系、社会本身、纪律以及劳动规则全靠习惯和传统的力量来维持”（《列宁选集》第4卷第45页），而没有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那些专门的管理机关和明文规定的各种纪律罢了。
在人们的社会活动中，生产活动是最基本、最主要的一项活动。纪律与自由的关系首先在生产活动中表现出来。没有自由，人们便会缺乏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因而很难实现既定的目标。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为什么生产力的发展一般比较缓慢？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处于生产第一线的劳动者没有自由，或者有也不多。奴隶制和封建制的生产方式，决定了那时的纪律必然带有剥削、压迫的性质，由奴隶主和地主用种种野蛮的方式强迫劳动者服从。在资本主义时代，人类把生产活动推进到社会化大生产和机器生产的阶段，创造了过去一切世代不可比拟的巨大的生产力。新的生产力需要的是摆脱了封建枷锁、能够自由地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因而，直接从事生产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比奴隶和农民有了相对多的自由。资产阶级在生产过程中所设置的纪律，也不象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那样露骨的粗野，而披上了文明的甚至科学的外衣。当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加在劳动人民身上的，不过是用“饥饿纪律”代替了“棍棒纪律”。不解决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问题，劳动人民就摆脱不了“现代奴隶”的处境。
要使纪律成为广大劳动人民自觉遵守的纪律，成为他们在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中获得更大自由的必要条件，只有在他们掌握了生产资料，成为国家主人的社会主义条件下才有可能。但是，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在社会活动中的自由，也绝不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那种自由。人的自由的性质本身，始终要求一定的、有时甚至是很严格的纪律与之相伴。只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过程中的纪律，完全改变了历史上一切旧的纪律的那种剥削、压迫的性质，成为广大劳动人民自觉的纪律。
在纪律中，最严格的、称得起铁的纪律的，是军事纪律，特别是在战争环境中，绝对地要求令行禁止，不然就会导致战争的失败。在军事纪律中，我们再明显不过地看到了纪律的作用和力量。它把人数众多的部队，联结成一个整体，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去奋斗，于是，个体的力量变成了集体的力量，克敌制胜就有了可靠的保证。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是非常正确的。当然，军队的性质不同，战争的性质不同，军事纪律的性质及其实现的方法也不同。人民的军队，正义的战争，它的纪律也是建立在全体指战员自觉遵守的基础上的。
我们的党之所以能成为组织严密、战斗力强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因为它有严格的纪律。列宁把无产阶级政党极严格的纪律，看成“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列宁选集》第4卷第181页）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特别是在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党如果没有极严格的纪律，不用说去领导人民取得胜利，就是党本身的存在也成问题。党执政以后，面临着比夺取政权更艰巨、更长期的社会改造和经济建设的任务，没有极严格的纪律，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无法顺利地贯彻执行，甚至一些具体工作如干部的调动，也难以顺利进行。今天，在我们党内还没有完全克服的党风不正的问题，考其原因，无不首先直接同党纪遭到破坏还没有完全恢复有关。
在各种纪律中，国家机关所制定的行政纪律，作用范围极广，它约束着所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使他们忠于职守，克己奉公，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除上述纪律外，还有群众团体的纪律、学校的纪律、基层社会群众性自治组织的纪律以及公共场所的纪律等等。哪里没有纪律，哪里就没有正常的生产、工作、学习和生活的秩序。
思想支配行动。对纪律认识到什么程度，遵守纪律的自觉性就高到什么程度。那么，现在是不是所有的人对纪律都有了正确的认识呢？当然不是。
有的同志说：“现在是自由不够，一提纪律就会不利于发展自由。”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它把自由和纪律截然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不懂得自由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以言论自由来说，这是宪法所肯定的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你要享受言论自由，你就必须遵守“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不能因为你有言论自由，就不分场合、不分对象，随便乱说，这叫滥用言论自由，轻则要受批评，要受纪律处分，重则要负法律责任。道理很简单，因为你的行为，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你也不能因为自己有言论自由，就随意诽谤别人、诬陷别人，这是纪律和法律所不允许的。如果对这种行为不加约束和制裁，你能这样“自由”地对待别人，别人当然也可以这样“自由”地对付你，这样，社会秩序必然大乱，自由也便化为乌有。可见，自由作为一种权利，和其他任何权利一样，都是同一定的义务不可分离的。不受纪律约束的自由，不承担一定义务的自由，即纯粹的、抽象的自由是没有的。如果有谁硬要这种自由，那只能是对集体的、现实的自由的破坏，最终他自己也得不到任何自由。
有的同志说：“纪律是党员、军队指战员和国家干部的事，与我无关。”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在我国，不仅是党员、军队指战员和国家干部要守纪律，非党群众以及城乡居民群众，无一例外地都既“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8页）以工人来说，不论你是否党员、干部，大家都必须遵守统一规定的时间，按时上班，按时输送动力，按时把各种原料、半成品转到另一个车间或下一道工序，生产才能正常进行。如果其中有一道工序或某个岗位上的工人不遵守这条纪律，就会影响整个工厂的生产。这里说的，只是工厂的最起码的一条纪律。实际上，工人为维持正常的生产所应遵守的纪律，比这要复杂得多。至于交通运输，如公路、铁路、航空、海上航行，如果不遵守严格的纪律，必然会出事故，造成伤亡。农民，以至一般城乡居民，也都需要有一定的纪律，才能正常开展工作。这就说明，除党纪、军纪、行政纪律以外，还有各种劳动纪律和群众纪律等等。当然，这并不是说纪律对每个公民都是一样的要求。党纪只适用于党内，军纪只适用于军内，干部纪律只适用于干部，对其他公民不适用。党员、军队指战员、国家干部，不论职位多高，功劳多大，资格多老，还要模范地遵守每个公民都要遵守的公共秩序和公共生活准则，不能自恃特殊，不顾影响。这就是说，纪律对党员、军队指战员和国家干部要求更严一些、更高一些；但绝不是说除了他们，纪律对别的人都无关。各有各的纪律，只是对象不同，纪律严密的程度和要求不同罢了。
有的同志说：“国家有一整套法律，社会各方面又都在进行道德教育，有了这些就够了，何必再讲纪律？”这种看法是不能成立的。虽然道德、法律和纪律都是人们的社会行为规范，但三者作用的范围不同，实现的方式也不同，不能用一个代替另一个。这三者中，道德的作用范围最广，在一定意义上说，它是人们自觉遵守纪律和法律的基础。因为，一个有高尚道德的人，必然是纪律性和守法观念很强的人。但道德是靠人们内心的信念和社会舆论的监督实现的，对于不讲道德又不顾舆论监督的人，在他还没有违犯法律、没有违反纪律的情况下，除了批评教育外，不能采取任何进一步的强制措施。所以，道德不能代替法律，也不能代替纪律。法律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对于违法犯罪分子，可以分别不同情况，依法给以行政的、经济的以至刑事的制裁，但只有在一个人的行为达到违法犯罪的程度后才能依法处理。所以，单有法律还不足以规范人们的全部行为。纪律从其作用的范围和实现的方式来看，可以说介于道德与法律之间。对于违反纪律的人，当然首先也要进行批评教育，但当他违反纪律的行为达到一定程度而又拒不接受批评教育、不认识自己的错误时，就可以分别情况，给他以一定的纪律处分。这种处分，是以行政权力或组织措施为后盾的，也带有强制性，但不能逾越纪律处分的范围而涉及法律制裁的措施。如果一个人的行为既严重违反了纪律，同时又违犯了法律时，则必须交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其他任何机关、团体或组织只有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执行纪律的权力，而没有给予任何人以法律制裁的权力。道德、纪律、法律的联系与区别，从当前打击经济领域里的严重犯罪活动的一些典型案例中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些走私贩私、贪污盗窃、行贿受贿的行为，首先无一例外地都是违反共产主义道德、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的，这类行为必然要受到舆论的谴责。这种社会舆论的谴责，对一部分还不是陷得很深、还有一定程度自觉性的人，能够起到悬崖勒马、改邪归正的作用。如有的有经济问题的人，在今年3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公布之前，就投书报刊，表示痛改前非，并交出非法所得钱物，要求上缴国库。在决定公布之后，许多人主动向有关部门投案自首，交代罪行，退出赃款赃物，并检举了同案人，争取宽大处理。但是，也有不少有严重经济犯罪活动的人，并没有这种自觉性，那就要依法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从严惩处。对于在经济上有严重犯罪行为的人，不论是依法从宽还是从严受到刑罚的，如果是党员，是国家干部、职工，还要受到党纪和行政纪律最严厉的处分，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其中有的人，问题还达不到判刑的程度，但仍应给予必要惩戒的，就由有关单位或组织作出适当的纪律处分。可见，没有道德和法律固然不行，没有纪律也不行。这还是仅就经济领域的犯罪案件来说的。在工厂、农村、部队、机关、学校、商店、街道以及公共场所，在人们日常的劳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纪律有更广泛的作用，是道德和法律所绝对代替不了的。纪律有强制性，但主要还是靠自觉遵守，因此，在抓紧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的同时，必须经常抓紧纪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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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科技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专题讨论
关于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模式的探讨
赵祖华 李秀果 赵文彦 曹青阳 阎志超
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当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对于我国来说，如何从基本国情出发，找出能够实现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具体途径，是值得认真研究的课题。
纵观一些发达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历程，并不存在一个必须遵循的统一模式。任何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总是长处与短处并有，优势与劣势共存。比较成功的发展战略在于根据本国人力、财力和自然资源等条件，根据工农业基础、交通运输、科学潜力、教育水平及传统优势等情况，来确定自己国家应当着重发展的、能够形成优势的科学和技术，建立与之相应的优势产业，借以取得最佳经济和社会效益。我们把这种做法称为优势协调。
例如，英国在十八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扫除了封建障碍，资本主义农业有了发展，提供了大量工业原料，其纺织业又有传统技术优势，产品有广阔的国内外市场。所以，英国的工业革命是以纺织技术改革为先导，以动力机的发展为后盾，很快形成了一系列优势科学技术和优势产业，取得了巨大经济效益，占据了“世界工厂”的宝座。德国在工业化时没有照走英国的老路，它根据自己的优势条件和特点，利用自己在发电机、内燃机和有机化学等领域的发明创造，建立了一批新型的电气工业、内燃机工业和化学工业。凭借这一着棋，德国在十九世纪末，不论在科学技术方面还是经济实力方面都居于世界领先的地位。日本国土狭小，自然资源贫乏，但人力资源丰富。所以它特别重视人力资源（劳动力和智力）的开发，重视科学技术教育事业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有选择地引进先进生产技术，加以改造和创新，形成了自己的科学技术体系，发展了一批优势产业，如汽车工业、电子工业、化学工业、钢铁工业等，在国际贸易上取得优势，在经济上收到良好效益。
英、德、日等国都不是全面开花，齐头并进，而是形成一批适合本国特点、协调发展的优势科学技术和优势产业，并由此带动其他的科学技术和产业的发展，实现了从落后到先进的转变。可以说，优势协调是经济不发达国家发展战略的立足点。
优势协调是一个完整的链条，其中心环节是要发展优势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的选择，当然应当考虑整个科学技术目前发展的特点和趋势，认清可能的突破口，以及可能带来丰硕成果的“富矿区”。但是，要解决一个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问题，只从科学技术体系本身考虑是不够的。现代科学技术由于它的地位的提高和职能的扩大，已经成为一种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起推动作用的巨大力量。而它的发展方向、规模和速度，却又受制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所提供的条件。因此，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的探讨，不能只在科学技术本身作文章，而必须从科学技术、经济、社会三个方面的需要与可能来考虑。发展优势科学技术，必须把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协调起来，综合安排。
基于以上看法，结合我国基本国情，我们认为，应当从我们的资源和其他条件出发，选择一批产业及相关的科学技术，着重加以发展，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优势产业和优势科学技术。
我国有许多优势矿产资源。例如钨、锑、稀土的储量居世界首位。锡、铅、锌、镍、铝、钼、钒、钛的储量也居世界前列。有色金属是我国一大优势资源。由于它是国防、工业、尖端科学技术以及人民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材料，国内外需求量很大，市场很广阔。所以，应当形成一批优势产业。从优势矿产资源到优势产业之间的关键环节是优势科学技术，而这正是我们薄弱的一环。我们不能停留在靠出口矿砂换外汇的水平上。要形成有色金属优势产业，关键是加强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发展工作，形成从勘探、采矿、选矿、冶炼、深度加工、制品到应用的新工艺、新方法、新设备、新流程和新品种这样一条由科研到生产的优势链条。只有这样，优势资源才能被充分开发利用，优势产业才能发展起来，产品才能占据市场的优势地位。其他如煤炭、石油等资源的开发利用与此类同。
我国有一些各具特色的经济优势地区。象地处热带、亚热带的海南岛，适宜种植许多经济价值高的热带作物，还有许多珍贵的树种和稀有动物。草山草坡和水产资源也很丰富，有独特自然条件和突出优势。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优势不仅未发挥出来，甚至有逐步失去的可能。开发这块宝岛，形成优势经济作物区，除了靠正确的政策之外，关键是发展相关的科学技术。只要根据开发工作的需要，协调好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这颗明珠大放异彩的时期就会到来。
我国还有一些历史悠久的传统优势。例如，苏州和杭州一带的丝绸，景德镇等地的陶瓷，遍布全国的中草药，各地的手工艺品，名扬四海的食品，古代优秀文化遗产，名胜古迹之类的旅游胜地，等等。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独特的创造，享有很高国际声誉。但是，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如果我们墨守陈规，不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改变它的技术基础，使传统优势焕发出新的光彩，传统优势的发挥将受到很大限制，有些优势还可能丧失。必须加强这些领域的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工作，使传统优势向更高级的水平发展，才能继续保持我们的优势。这些领域的发展，可以形成一批能够把科学技术和艺术融为一体的独特的优势产业。它将凝结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和我们民族的智慧，并能用少量资金，吸收大批劳动力，取得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从总的方面看，我国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比较落后，但还是有一批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先进地区，具有自己的优势。应当充分利用这些地区人才济济、情报图书丰富、仪器设备精良、具有较强攻关能力等有利条件，以科研单位和大学为中心，发展某些科学技术密集型产业，生产竞争力强的优势产品，一方面在国内起带头作用，同时争取世界市场的有利地位。
当然我们的有利条件不仅仅是这些，应当发展的优势产业和优势科学技术也不只是这几类。上面列举的仅是一些实例。基本观点在于，我们要把各种潜在的优势加以挖掘，现实的优势加以发展，未来的优势积极创造，发展各种优势科学技术，形成各类优势产业，寻求最优经济、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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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伪满洲国史》评介
石羊
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姜念东等著《伪满洲国史》，是建国以来一部系统叙述这一傀儡政权历史的专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经过一段时间的策划，在我国东北地区炮制了一个所谓的“满洲国”。伪满洲国也是妄图复辟的封建余孽和一批亲日卖国汉奸认贼作父的产物，是中国现代史上的怪胎儿。它所以得以出世，还因为当年中国国民党政府对日实行不抵抗主义，陷东北人民于殖民地的悲惨境地。
本书分为八章叙述伪满洲国的出笼及其垮台的过程，主要阐述了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作者牢牢把握住伪满洲国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产物这一基本史实，以此通贯全书。十九世纪末，日本政府内部逐渐形成了所谓的“大陆政策”，其目标是吞并朝鲜，侵占我国东北，进而征服中国，称霸亚洲。1927年上台的田中内阁，在《田中奏折》中说：“吾人如欲征服中国，要先征服满蒙。吾人如能征服中国，则其余所有亚洲国家及南洋诸国，均将畏惧于我，投降于我”。当时，日本军国主义“第一步征服台湾，第二步征服朝鲜，现皆实现，惟第三步的灭亡满蒙以及征服中国全土，……则尚未完成”。伪满洲国就是日本军国主义为全面实现第三步侵略计划迈出的重要一步，而它存在的全部价值，只不过是日本军国主义为了进一步实现其狂妄侵略野心的需要。本书详细叙述了伪满洲国一切政策法令的制订和变更，始终是以日本“帝国政策”为依归，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实际上是君临东北的“太上皇”。
第二，本书以充分的史实把封建余孽、亲日汉奸卖国求荣的丑恶面目呈现在读者面前。“九·一八”事变后，前清废王（即恭亲王）溥伟出任“四民维持会”会长，他在沈阳北陵祭祀时说：“此际仰仗祖宗灵威，及日本正义，推翻盘踞廿年之仇敌，臣今后当竭其心力，恢复祖宗之基业”。当年抱着复辟“列祖列宗祖业”的前清废帝溥仪，在日本帝国主义许以“复辟帝国”之后，回到东北，就任伪满洲国执政，立即与日本签订出卖我国东北的密约和《日满议定书》，继而即皇帝位，宣称：“我朝（指清朝）以不忍目睹万民之疾苦，将政权让之汉族，愈趋愈紊，实非我朝之初怀。今者欲谋东亚之强国，有赖于中日两国之提携，否则无以完成。”这样，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而成为“出民水火”的“正义”行径。他们还强奸民意，宣布“独立”，以此成为粉饰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殖民统治的得力鹰犬。
第三，本书以大量的史实、图表、统计数字，论述了日本军国主义者把伪满洲国视作日军扩大侵略战争的兵站基地，强化法西斯殖民统治，实行奴化教育，以“整肃”治安为名，制造了多起血腥屠杀中国人民的惨案；在经济领域内，制订了各项殖民政策，进行疯狂的掠夺。作者揭露当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在华暴行，是为了使人们了解中日两国人民曾经遭受的苦难，进一步为发展中日人民的友谊而努力。
第四，本书有专章叙述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战斗在白山黑水之间，他们的英雄业绩彪炳千古。作者把广大日本人民同少数军国主义分子严格区别开来，把制订侵略政策的极少数人同受这种政策驱使的绝大多数人严格区别开来，用专节叙述了中、朝、日人民并肩战斗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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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评《首钢实行经济责任制的经验》
刘艺
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的《首钢实行经济责任制的经验》，收集了十五篇文章。薛暮桥同志为该书写了序言。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怎样做到既能保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又能充分发挥地方、企业和职工的主动性、积极性。首钢实行经济责任制，提供了这类重点工业企业如何正确解决这个问题的有益经验。他们把全面完成国家计划作为企业对国家承担的经济责任，坚决执行国家计划任务；同时又在国家计划、国家政策的指导下，行使企业的自主权，主动地根据用户和市场的需要，调整产品结构，弥补国家计划的不足。这样既坚持了国家计划的指导，又把企业搞活了。特别重要的是，他们把企业对国家承担的经济责任层层落实，一直落实到每一个职工，实行责权利结合，这就调动了全体劳动者当家作主的积极性，体现了企业管理的社会主义原则。
首钢实行经济责任制之后，对原来那套计划管理制度进行了一些改革。由过去按照国家下达的指令性计划，层层编制、下达企业内部计划，改为根据需要，辅之以市场调节，使产品完全适销对路，确保国家计划的完成。把上面下达的某些互不衔接的指标（如产量与利润，计划产量与调拨量等），进行调整和平衡。把企业计划主要是安排年、季产量，改为对销产供与人财物的全面安排，实行责权利的结合，层层落实到厂处，车间、科室、班组一直到职工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