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应该怎样治疗这种“头疼”病
立公
读了5月19日《人民日报》第八版《我最头疼的一件事——吃请》一文，勾起许多感想，深感有必要为害这种“头疼”病的患者延医会诊，以解除病痛。
老实说，对于象赵玉琴同志这样为吃请而“头疼”的同志，我还是有几分同情的，因为与那些乐于“吃请”、惯于“吃请”，吃了请还洋洋得意的人相比，他们头脑里总还真是想着党的《准则》和人民利益。
请吃和吃请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如果压根儿没有人请吃，想吃请的人就无处下筷。当然，如果谁都拒绝吃请，请吃者也就请不到吃客。现在的请吃和吃请者中，有的是“周瑜打黄盖——两厢情愿”，有的则属被迫，有被迫请吃者，也有被迫吃请者，而且被迫请吃者更占多数。因此，被迫请吃者比被迫吃请者的“头疼”病要严重得多。
据我观察，请吃者之所以要请别人吃，大概不外以下几种情况：
有的人是以酒肉为诱饵，把吃请者作为猎获对象。只要你吃了他的请，就算上了钩，就得听他摆布。这种请吃者居心险恶，是最可恶的。
有的人是慷公家之慨，行私人之情，今天我请你，明天你请我，花公家的钱财，饱自己的肚皮。
以上这两种人是不会为请吃“头疼”的。
“头疼”的是第三种人，为了办成一件事（包括许多合理合法完全应该办的事），处于无奈，只好随行就市，也采用对某些人来说最有效的办法——请吃。别看他们酒席宴上强装笑颜，内心却是七上八下、五味俱全。有时请了东家还得请西家。只要有一尊菩萨拜不到，你就别想办成事。
那么，吃请者为什么会“头疼”呢？这里也有文章，因为吃请者大体也分三种情况：一种是心贪嘴馋，自愿上钩；一种是盛情难却，碍于面子；还有一种是被硬拽去的，他们明知好吃难消化，生怕主人在倒酒上菜的同时端出什么难题来。大凡“头疼”的就是这种人。
但不管是那一种，其共同点是请者有求，吃者有权。被请的一般都是头头脑脑人物，或者是握有开条子、盖章子实权的，也还有能够帮帮腔说说话的。这些人中的某些爱吃请者的心肠是够狠的，为了让别人请他，什么法子都可以使出来，明讲暗示，“阎王爷不嫌鬼瘦”，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说来也怪，请吃这个办法对某些人来说也真灵，酒杯一端，政策放宽，有求必应，一切好办。三年办不成的事，酒席宴上可以一言为定，一张便条可以代替盖满公章大印的公文。不过，这个办法一灵，党的政策就不灵了，国家计划就不灵了，社会主义就不灵了。如果让这种办法灵下去，“头疼”的人必然会越来越多。
现在许多人都说这种歪风该刹，但又认为很难。难就难在，有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不能带头纠正、抵制。各级领导、每个党员、每个干部如果都能拿出点勇气，不请人不吃请就中了。如果人人都能从我作起，此风自然可以刹住。最近听说河南省有一位地委负责同志，他一到任就宣布不吃请，可是第一次下乡到一个公社去，公社书记就给他摆了一桌酒席。他不但罢宴而归，而且亲自写了一个通报。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敢请他了。我看他这个办法也很灵。纪律检查、财政等部门也应该敢于摸一摸那些专爱敲人家竹杠，靠碰杯搞交易的人物以及诸如“电衙门”、“管房长官”之类的实权人物的屁股，让那些吃请太多的人把不该吃的吐一吐，清清肠胃。对请吃者则应严格执行“谁出主意，谁拿钱”的规定。
困难虽然不少，但有利条件更多，应该乘建设精神文明东风，破多年陋习，开一代新风！
第8版()
专栏：
南通杂记
姜德明
夜里从南京登船，枕一夜长江，天明便到了南通。想不到这江北的小城一如秀丽的江南，满街的绿树，谧静的幽巷，石头路，青瓦白粉墙，还有象影子似的到处相随于我的濠河，说这是一座水城也不过分。
如今，来南通的外地人多起来了。这个城市的轻纺工业早已驰名，近年全市的人均产值跃为全国第一位，而且彻底解决了待业青年的问题，因此慕名而来的人不断。我在那儿的几天，就有外省两个市的代表团来访。南通人是谦虚的，一见当地干部的面，他们就说：“南通名声在外了，压力很大。今年的情况有些变化，我们的困难不少。市里的领导早就向全市人民交了底，只有克服了这些困难我们才能前进。”我看了一份材料，与其说是介绍成绩，不如说是既讲了有利条件，也讲了不利条件，而且讲得明白具体，让人看了不觉得是客套话，反倒产生了信心。这种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精神，这种向外边人讲实话的作风是可贵的。
南通是张謇（1853—1926）的故乡，他在这里办了多年的实业，当我同南通人接触时，他们常常提到这位状元公的名字。我发现他们怀有两种极为微妙的感情，一方面是骄傲的感觉，因为当年张謇无法实现的愿望，在他们手里都实现了。我们远远地胜过了张状元。另一方面，他们又时时念及张謇对家乡做出的历史贡献，比如垦荒和水利，至今受惠，因此他们试图给这位状元公以历史的、公允的评价。
辛亥以后，张謇在孙中山政府当过实业总长，在袁世凯政府当过农商总长。洪宪称帝时，他离开袁世凯，返乡办实业和教育。在政治上他是一个君主立宪派、改良主义者，看不清国家的前途；在办实业和教育方面，他也是一个“失败了的英雄”，“养民、富国、御侮”的理想终归幻灭。在他身上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发展的特点，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个很矛盾的历史人物。
我们去看了南通国棉一厂，它的前身是张謇于1896年创办的大生纱厂，也是我国纺织史上最早的一家规模较大的工厂。厂门口还保持着一座古老的钟楼，当年张謇升堂议事的公事厅亦保存完好，现在作了招待所。然而厂房和机器早已更新了，只有一个老车间还是梁柱林立，机器骨架上残留着本世纪初英国制造的字样，其实机件也都革新过了。
为了追求功名，张謇四试不中。到了四十二岁才中了状元。他出身寒微，不惜“借籍”外地一个门第高贵的张家才能应考。甲午中日战争那年，有一回他同文武百官迎候从颐和园回城的慈禧太后，适逢一场大暴雨，地上的水积了几尺深，连七八十岁的老臣亦跪在水里接驾。雨水从帽子上边的红缨上流下来，袍褂上染了鲜红的颜色，连身旁的积水也染红了。而轿子里坐的太后却连眼皮也不抬。这件事更刺激了他弃官回乡办实业。他请来外国技师和工程人员，厂址选在远离城市的棉产区附近。至今南通城里的人还称道他的眼光，不曾把一个工厂建在城里，避免了日后令人苦恼的空气污染问题。然而他又迷信得很，事先看过多次风水，说厂址必须建在龟地上，烟筒一定要建在龟背上，钟楼要建在龟颈上。升火发电时，他整衣佩冠神秘地冲着电火灯光三叩其首。他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方面可以延揽中外科技人才，一方面又说要以孔孟之道治厂。起初他反对雇用童工，以为那是不仁义的，可是后来的大生纱厂还是雇了不少童工，残酷地剥削工人。他想用工厂的利润来兴办教育和文化事业，到底是工厂不能扩大再生产而失败了。后期的言论，又主张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这是张謇的矛盾，这种矛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张状元个人是不可克服的。
我们参观了南通师范学校，这是张謇于1902年创办的，是我国第一所师范学校。今年春天，刚刚举行过建校八十周年纪念。到了这里我才知道，王国维、陈师曾当年在此任教。在校史陈列室里，我还看到一位美丽的少女的照片，那是张謇的孙女张聪武的遗照，抗日战争时，她参加了新四军，1938年在黄桥游击战中壮烈牺牲了。
1912年张謇又办了南通纺织专科学校，也是全国第一座纺织学校。今年春天也在这里举办了七十校庆。
若干年前要想举行这样的聚会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这必然要涉及它们的创办人张謇。人们今天聚会，当然是为了歌颂三十年来我们党所取得的光辉业绩，然而张謇所走过的曲折的道路，不是正可以反衬我们的正确吗？
我们还到了南通博物馆，1905年张謇创办时名为“博物苑”。现在它作为公园的一部分，是南通人民理想的文化休息场所。我们又参观了附近的南通市图书馆，绝大部分古籍还是张謇时代的收藏。现在正在修建一座古籍大楼。去时正好是星期日，少年图书部坐满了读书的儿童。听说家长们有从郊外专门送孩子来读书的，另外一些家长送孩子到少年部以后，自己到成人阅览室去攻读。我为南通人的学习空气而感动了。
我们到了南郊公园。十年动乱期间张謇的墓平掉了，现在又依原样修复好，连张謇之子的墓亦照旧修复了。海外归来的张氏后代，原以为再也不会踏上祖国的土地了，可是他们最近终于来了，而且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拜于先人的墓前。我相信，他们实际地看到了我们党的政策，看到了无产阶级广阔的胸怀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我们是历史的开拓者，但是我们并不想抹掉一切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而探索，甚至失败了的前人的足迹。这一点，在我临别南通的那天，在拜访原是东北的一位纺织工程技术人员，现在是南通分管外贸的副市长的张謇的孙子张绪武同志的时候，便得到了完全的证实。
长江流域不少地方正下暴雨，江水猛涨了。深夜登上江轮，回首望南通，它留在一片灯海之中。我突然想起几天前登狼山，遥望江海的豪迈心情。南通是一个使人心胸开阔的地方，我失悔不曾向送我到码头的朋友说：“南通真美，我来得太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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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椿笋
李昆纯
春的使者，委托门前的那棵椿树，告诉我她已来临的消息。
冬天，这棵椿树没有枝，没有叶，没有生命活动的迹象，只是一根木桩，竖在泥土里，迎着刺骨的风雪。忽然，有一天，它那光秃秃的顶端，冒出了一点红红的芽尖，随后，这芽尖长成了一支支芽叶，接着，便伸展开去，成为一簇簇叶片了。那红红的叶面，也泛出了淡淡的青绿。我知道，不久它即将枝叶披纷，为大地撑开一柄绿伞。我摘下一支，轻轻地嚼着，多么清香呀！
我不仅听到了春的脚步，看到了春的色彩，还尝到了春的滋味。
一声惊雷，唤出了这么多春笋，象一群娃娃，排列成梅花队形，正准备出操，接受春天的检阅。
明天，他们将身高百尺，俊俏挺拔，郁郁苍苍。那时，他们有的会置身高屋，有的去涉足江河，以自身的力量，服务于人类。
我仿佛也是一棵竹笋，置身于他们中间，沐浴着春风春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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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诗三首
白原
春春天又回到久别的大地，给芳草带来无限的情思；流水同彩云共叙重逢的欢欣，风雨向绿叶倾诉难忘的往事；四月的柳絮最缠绵，临别依依不忍春离去。
思许多美丽的珍奇的思绪，常常涌动在我心灵的泉眼，如同淙淙的泉水，流过芳草萋萋的溪涧，伴着轻风温柔的步履，问我为什么不歌唱？
返广州依旧珠江水，云过五羊楼……红花岗上花朵朵，芙蓉树下烈士路。长堤怀故人，广桥送逝波。越秀山上重攀登，级级长阶谁共数？玉兰花如故，满园香飘新人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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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书随笔
警惕曲意逢迎
林君雄
《古代趣文百则》一书里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名官员从京城到外地去当官，行前向老师告别，说他备有高帽一百顶，逢人送一顶，当不至于跟人不和。老师听了很生气，批评他不能那样为人处事。他立刻送老师一顶“不爱戴高帽”的高帽，使老师点头称是。
这本书中还有一则《悦谀》，也很风趣。说的是古代广东一位县太爷，每公布一项政令，听到下属称赞就高兴。有一衙役想迎合老爷，故意跟旁人轻声地说：“大凡当官的都喜欢人家奉承，唯独我家老爷不然，他很瞧不起别人的恭维。”这话让县太爷听见了，急忙把这个衙役找去，大加赞美，说：“好小子，知我心的只有你！”
这两则趣文颇值玩味。这位学生和这位衙役都想奉承老师或长官，但却要给被奉承者以不受奉承的美好印象，把爱听奉承的毛病说成不爱奉承的长处，特别是那位衙役更机灵，他当面不奉承，设法让别人替他传话，达到奉承的目的，手段可谓高明。用古话来说，这叫做“曲意逢迎”。
再说那位老先生和那位县太爷，他们口头上都表示厌恶奉承拍马，可是，一旦有人给自己戴高帽的时候，就忘乎所以，不但不厌恶奉承拍马的人，而且还引为知己，给以信任，委以重用。
正直的人们是不屑于奉承拍马的，惯于奉承拍马的人是不可能正直的。他们之所以给人家送高帽，无非意在得到好感：信任、成事、提拔，一句话，于己有利。一个领导者如果惯于听奉承话，渐渐地他就会远离贤者，远离群众，闭目塞听，干下蠢事，造成损失。而这种损失的大小往往和职位的高低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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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红军姐妹（雕塑） 王天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