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读《刘伯承用兵录》
刘华清
为了帮助我军广大指战员、特别是年轻指挥员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军事思想，继承和发扬我军光荣传统，研究和汲取我军历史上成功的作战经验，深入探索适应现代战争所需要的新战法，加速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战士出版社最近出版了杨国宇、陈裴琴两同志编辑的《刘伯承用兵录》一书。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变强，最终取得了人民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都是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引下取得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学说与中国革命战争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先进的军事科学体系，它包含着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智慧和辛勤创造。刘伯承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深刻研究了古今中外著名军事家的理论，组织和指挥部队打了许多大仗、胜仗，创造了许多著名的战例，积累了无数的作战指挥经验，对丰富毛泽东军事思想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毛主席、朱总司令等老一辈革命家们对刘伯承同志是十分信赖和赞赏的。党中央、毛主席对刘伯承、邓小平同志在抗战初期领导一二九师开辟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我军所取得的成绩，特别是对他们在解放战争初期指挥的上党、平汉、陇海、定陶诸次战役以及率领大军挺进大别山、转战中原的一系列作战，曾给予高度的评价和赞扬。朱德同志称赞伯承同志“不但骁勇善战，足智多谋，而且在军事理论上造诣很深，创造很多。他具有仁、信、智、勇、严的军人品质，有古名将风，为国内不可多得的将材。”徐向前同志最近还指出：“刘伯承同志，是著名的军事家，也是军事理论家。他有许多军事著作，这些都反映了我军的经验，有很精辟独到的地方，同样是我军的宝贵财产。我们是应该加以整理、研究和学习的。”
《刘伯承用兵录》就是一本总结、研究刘伯承同志军事指挥艺术的好书，它记录了刘伯承同志在革命战争中的用兵过程和用兵经验。书中共收集了30篇文章，其中前半部分主要是记述运动战、游击战的文章，后半部分则是一些论述性的文章，全书详细地介绍了刘伯承同志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亲自指挥的30多个重大战役和战斗。文章的作者都是当年在刘邓麾下南征北战的指挥员和参谋人员，对刘伯承同志的兵法谋略有较多的体会，用回忆录和学习札记的形式，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刘伯承同志的指挥艺术和用兵特点。
刘伯承同志和邓小平同志长期在一起共同领导和指挥一二九师和后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作战。因此，这一历史时期的刘伯承同志的用兵经验，自然也就渗透着邓小平同志的军事思想；事实上，许多战略战役方针、作战计划、作战行动，都是他们两人共同制定和指挥的。邓小平同志还常单独亲临前线直接指挥作战。如1940年2、3月间，在国民党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蒋介石指令其第九十七军朱怀冰等部，分三路进攻我太行区。当时，邓小平同志就亲自来到前线，指挥部队狠狠地打击了来犯的顽军，全歼朱怀冰等部三个师，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有时，他们各率领一路部队分别作战，共同完成一个战役计划。在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斗争中就出现过这种情况：1947年11月底，敌人集中33个旅对大别山进行重点进攻和扫荡。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扫荡计划，由邓小平政委率小型前方指挥部，指挥中原野战军主力留在大别山内线开展游击战争；由刘伯承司令员率后方指挥部与一部分部队移至淮河以北，指挥外线各纵队打击敌人，调动进攻大别山的敌人回顾其后方。当时，邓小平同志所作的许多作战指示，都是以刘邓的名义签发的。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把刘邓首长共同指挥的各次战役的用兵经验看成是他们共同的思想结晶。当然，刘伯承同志是军事指挥员，用兵录中的经验主要还是反映了他的军事思想。
读过这本书后，我们从中可以学到刘伯承同志的那些军事指挥艺术呢？
刘伯承同志的军事指挥艺术首先表现在他纵观全局、指挥若定上。他对党中央、中央军委制定的战略方针和战役作战方针，对战争的全局和自己的局部，对敌我战略势态都有严肃认真的研究，对敌我双方的战略企图、战略方向和战略部署了如指掌，能够客观地预见战争发展的进程，牢牢掌握住战争的主动权。在我军进行每个战役时，他不仅考虑到本次战役所要达到的目的，而且还考虑到所要进行的下一次战役，以及如何协同配合全国其他地区的友军作战。书中李达同志所写的《三破邯郸梦 三出陇海线》、李德生同志所写的《全局中的一着好棋》、以及《记上党战役》、《论定下决心》等几篇文章，都突出地反映了刘伯承同志的这一用兵特点。特别是李达同志的文章，详细介绍了1945年10月至1947年7月，晋冀鲁豫野战军的战斗历程，在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军在刘伯承同志和邓小平同志的指挥下胜利地进行了平汉、陇海、定陶、巨野、鄄南、滑县、巨（野）金（乡）鱼（台）、豫皖边战役，以及豫北反攻作战和鲁西南战役等10次战役。从这些战役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刘伯承同志是如何纵观全局指挥作战的。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议”掀起内战，以重兵围攻我中原解放区，同时加紧进攻我苏北解放区。为策应中原部队突围和苏北的作战，刘邓首长奉命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向陇海路开封、徐州一线之敌发起攻击，首战陇海。1947年1、2月，为配合我华东野战军的莱芜战役，拖住敌人，阻止其东援参战，刘伯承同志率一、二、三纵队为陇海路北作战集团，邓小平同志率第六、第七纵队及豫皖苏军区武装为路南作战集团，分别在定陶、单县、曹县、民权、商丘和柘城、太康、鹿邑、杞县、亳县等地作战歼敌，二战陇海。从战略全局上看，两次出战陇海路，目的都是配合友军作战、牵制敌人。刘邓首长高瞻远瞩，清楚地看到我军将来转入战略反攻的必然发展趋势，在实施战略反攻之前，便事先探明陇海路一带及新黄河以东以北的地形、敌情、民情，并准备加强新黄河以东即后来的豫皖苏军区的工作，建立前进阵地。按邓小平同志当时的说法，叫“探路”，即探明将来转入战略反攻，把战争引向蒋管区的路。当时，人们注意到的只是陇海战役、豫皖边战役的战果和眼前的战略作用，而很少看出其我来对我军转入战略反攻所具有的重要意义。1947年7月，我军转入战略反攻，党中央把战略进攻的重点选定在大别山区，命令晋冀鲁豫野战军实施中央突破，三战陇海，直趋大别山。由于有前两次出战陇海的经验，刘邓首长完全把握住了敌人的战略部署和作战特点，采取长驱直入和跃进样式，使我军取得了巨大胜利。这充分体现了刘邓首长指挥作战所具有的远大战略目光。在进军大西南时，刘邓首长纵观全局，清楚地看到敌胡宗南部和从其他地区溃退到四川、贵州的大量国民党军队将退向云南，准备逃窜国外，便大胆地指挥我二野四兵团由广西直插云南，命令二野三、五兵团经湖南直插贵州、川西南地区，采取大迂回大包围的行动，截断了敌人的退路，协同从陕甘南下、湖北西进的我军将数十万敌人包围，全歼在川西成都地区，取得了战役的最后胜利，完成了解放大西南的任务。
机动歼敌是刘伯承同志军事指挥艺术的又一方面。用兵录中有许多文章，如《三破邯郸梦 三出陇海线》、《鄄南战役 回马一枪》、《机动灵活的战术思想大放光彩》、《找敌弱点，造敌弱点，打敌弱点》、《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成功战例》等，都详细论述了刘伯承同志的这一用兵特点。刘伯承同志曾经明确指出：“毛主席的人民军事学，是以无胜有，以少胜多，以劣势胜优势，因而就需要特别机动。”他认为“机动”就是要“寻找敌人的弱点，如其没有弱点，那就要创造敌人的弱点；集结绝对优势的兵力来突击这一弱点；在适当的时间和适当的条件下，完成机动，使敌人不能救援其被突击的弱点”。即实行宽大机动，大踏步地进退，改变敌我态势，在战役、战术上突击敌人之弱点，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1946年10月，刘邓首长及时总结了巨野战役的主要经验教训，其中讲到“在战役上，我主力宜大踏步的机动，才能出敌不意，攻敌不备，容易各个消灭敌人”；“我们陇海作战的胜利，就因为大踏步透入敌人纵深，得收奇袭之效。我们正本此教训，准备大踏步的机动，哪里有机会就到哪里打”。遵照这一原则，我军发起了鄄南战役。当时，敌人分三路大军北犯。我军采取避强击弱、声东击西的打法，以少部兵力迷惑、钳制红沙窝、金乡东线之敌王敬久部，而主力二、三、六等纵队则由郓城、巨野以西地区突然秘密向濮阳地区开进，准备寻机歼灭进犯濮阳的西线之敌孙震集团。当部队行至鄄城东北地区时，发现中路之敌刘汝明部一个旅零一个团附一个榴弹营、一个山炮营，从菏泽向鄄城冒进。刘邓首长当机立断，改变原作战计划，抓住这一有利战机，捕捉歼灭了这路疲弱孤立的敌人。象这样机动歼敌的优秀战役，是不可胜数的。
寻求和创造敌人的弱点，就是要改变敌强我弱的势态，造成敌弱我强。刘伯承同志提出“攻弱，则强者也弱；攻强，则弱者也强”。要“以弱耗强，以强灭弱；以散耗集，以集灭散。这就是说，拿我们弱的部队去消耗敌人强的部队，为的是拿我们强的部队来消灭敌人弱的部队；拿我们分散的部队去消耗敌人集结的部队，为的是拿我们集结的部队来消灭敌人分散的部队”。在战争的实践中，他在战略战术上很好地解决了这个强弱转变的问题。《全局中的一着好棋》所记述的襄樊战役就是生动的一例。当时，襄樊守敌处在敌顾祝同集团、白崇禧集团、张治中集团的联合防线上，虽有它的弱点（为敌人之接合部），但也有它的强点（可受三面之增援）。为了配合我华东野战军在豫东作战，刘邓首长决心在汉水流域发动强大攻势，向老河口、襄樊之敌发起战役，调动张轸兵团和胡琏的整十八军西援，以散耗集，孤立豫东之敌，保障华东野战军以集灭散。正当刘邓首长进行战役部署时，敌人已令整十八军北上增援。于是，他们决定暂缓进行襄樊作战，亲自率领中原野战军主力，在平汉线上阻击北援之敌胡琏兵团、吴绍周兵团，吸引敌驻南阳地区的第十兵团。这样，就使襄樊守敌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失去了强点，造成我在局部地区上的相对优势，我军便出其不意地攻克襄樊，全歼守敌。刘伯承同志在总结襄樊战役时说：襄樊战役的胜利，“是由于敌我两军对战于豫东、平汉线，将敌主力吸走，襄樊孤立，蒋（介石）、白（崇禧）初判断我无主力攻襄，襄阳可以固守，发援较迟，一到我攻下，援兵已来不及”，“极似打篮球，双方互相钳制，以一人乘机钻隙投篮的方法”。可见，机动歼敌，寻求和创造敌人的弱点，集中优势兵力突击敌人的弱点，是刘伯承同志指挥作战能立于不败之地的一个重要原因。
刘伯承同志的指挥艺术还表现在他从我军进行人民战争的实际出发，借鉴和发展我国古代兵法，创造出许多新战法上。刘伯承同志博览群书，精通古代兵家著作，在实际作战中，古为今用，创造出了许许多多新的战法。仅用兵录中就列举了20多项，如“吸打敌援”、“回马枪”、“拖刀计”、“猛虎掏心”、“釜底抽薪”，“攻其一点，吸其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围三阙一，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暗设口袋”，“攻敌所必救，歼其救者，攻敌所必退，歼其退者”，以及“夹其额、揪其尾、断其腰、置之于死地而后已”的“打蛇术”等。同时，他还根据我军的特点，灵活运用并发展了我军游击战、运动战的传统战法，总结出了“麻雀战术”、“黄蜂战术”、“狼的战术”、“重叠待伏”、“杀鸡要用宰牛刀”、“大迂回大包围”等新的战术。在战争年代里，刘伯承同志每次部署作战任务时，都要讲战术、战法，讲一些实战范例，帮助各级指挥员增长智慧，启发他们积极创造各种新的战法。每次战役结束后，他都认真组织大家进行战役总结，吸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刘伯承同志创造的这些战术、战法，是我军的宝贵财富，必将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为了严密科学地实施军事指挥，刘伯承同志还非常重视我军司令部的建设，使它适应战争的需要。这在《建设与战争相适应的司令部》、《论时间与空间》、《论侦察》等文章中都得到了反映。刘伯承同志认为：“司令部就是首长实行指挥军队的指挥机关。首长应使司令部在自己的决心之下自动而宽大地活动起来；而司令部则应重视首长决心的权力，站在他的荫影里面，根据他的决心组织作战，以至监察其实施。”他在我军建立初期，就从理论和实践上确定了司令员与司令部的正确关系。随着我军的成长壮大，刘伯承同志深深感到，参谋人员与指挥员的关系如同云和雨的关系，指出：“谋臣如云，勇将如雨，无云，雨就不能形成”。因此，他特别关心参谋人员的培养，言传身教，付出了很大的心血。他把明确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称之为“五行术”，要求参谋人员要学会运用这“五行术”。他还特别强调司令部首先要搞好侦察、作战、机要通信等工作，保证作战的胜利。今天，由于新式武器技术的广泛运用，战争的突然性、复杂性更加显著，作战行动可能同时在陆上、海上、空中展开，指挥机关需要快速做出反应，这给司令部工作的预见性、计划性、科学性、灵活性、稳定性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如果没有一个适应现代战争特点的司令部机关，在平时，就不可能很好地根据现代战争的要求去管理、教育、训练部队，进行战争准备；在战时，就不可能实施及时、准确、不间断的指挥，保证战争的胜利。因此，加速现代化、正规化司令部的建设，是我军建设上一项重大紧迫的任务。我们应该很好地学习运用刘伯承同志关于我军司令部工作建设的论述，从思想上、组织上、业务上、作风上搞好我们各级司令部的建设，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
刘伯承同志的军事指挥艺术是十分高超的。但是，他深知取得战争的胜利单靠个人的才能是不行的，必须依靠和发挥部队全体人员的力量，因为战争不是个人的行动，而是人类不同政治集团间的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因此，他认为：“打胜仗，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士气，一个是打法”；“斗志与斗法（战术）是用兵的把柄，要善于贯彻运用之。如无斗志，则不但一切谈不上，且有覆灭的危险”。就是说，如果部队没有士气，或士气不高，或者说政治情绪低落，就必然要打败仗。因此，他不但注意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而且更注意提高部队的士气。不论什么时候，他都强调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通过深入细致的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来激发部队的革命热情，使部队保持高昂的士气和顽强的斗志。尤其是在战争中，敌我双方的武力都受到削弱时，斗志、比赛士气就更为重要：士气消极的一方，就会招致最后的失败；士气高昂的一方，就会获得最后的胜利。所以，他相信，“战争的胜败决定于政治力量和技术力量的结合”。在学习刘伯承同志军事指挥艺术和用兵经验时，我们要特别注意他的这一思想。
刘伯承同志是受人尊敬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学习、研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军事思想，总结我军历史上的成功作战经验，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刘伯承用兵录》和广大读者见面了。应该感谢文章的作者回顾和论述了刘伯承同志精辟的军事见解，使我们从中得到很大的教益。愿同志们写出更多更好的总结我军作战经验的文章，为子孙后代留下无价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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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怀念井冈山时代的老战士刘型同志
王首道 何长工 肖克
井冈山时代的老战友刘型同志病逝已近一年了。我们深深地怀念着这位历尽艰险、久经考验、艰苦奋斗一生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刘型同志祖籍湖南醴陵（后迁江西萍乡），生于1906年，父亲是贫苦农民。1925年秋，他考入萍乡县立初中，勉力读书一年。在校中，他受大革命浪潮的影响，和邓贞坚、陈铁铮（孔原）等同学组织了学生进步团体“互助社”，这个社是萍乡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
北伐军攻入萍乡后，革命风暴震动城乡，刘型同志在党的领导下，下乡参加农民运动，到处演讲，组织区乡农民协会。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昌后，他到武昌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进一步受到党的教育，经常听恽代英等我党领导人的报告，并听过毛泽东同志在军校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这里，他和游雪程、陈伯钧、徐彦刚、程子华、徐林等同学树立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1927年5月，他随军校同学在当时武汉卫戍司令叶挺的指挥下，参加讨伐夏斗寅叛变的战役，作战奋勇。就在这次战役中，他由游雪程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7月，汪精卫在武汉叛变。刘型同志由党组织派回萍乡从事恢复农民运动的秘密活动。这时全国一片白色恐怖，刘型不畏艰险，在萍乡西区秘密恢复党的组织，发展党员，建立农民武装，准备反抗国民党的血腥统治。
9月，他参加了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9月11日（阴历八月十五），当王新亚同志率领的安源工人纠察队
（即工农革命军第二团）攻打醴陵、浏阳时，醴陵地方党组织配合起义，刘型担任中共萍乡西区军事委员兼游击营长。他带领游击营200多人，曾三次参加围攻醴陵城。毛泽东同志率领工农革命军主力转战去井冈山地区后，刘型率萍乡西区游击营，联合醴陵南区游击营继续在当地战斗。1928年2月，何键派兵“清乡”，疯狂进攻、杀戮，伏尸遍野，环境险恶。这两个农民游击营转战至莲花，精减合编为“萍醴工农革命军游击营”，由刘型任营党代表，在5月上了井冈山。这时朱德同志的部队已到井冈山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部队会师，正在进行整编，萍醴游击营分别编入红四军十一师三十一团第一营第一、二连，刘型任第一连党代表。从此，刘型同志在红军中长期艰苦斗争。
1928年，刘型在党的领导下参加创建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8月，刘型同志在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中，表现了临危不惧、勇敢顽强的精神，建立了功勋。当时，我主力去湘南，只有两个连的兵力防守井冈山，敌人乘机调集数十倍于我的兵力，向井冈山上进犯。这时防守黄洋界哨口阵地的部队只有刘型同志所率的一个连，他们据险扼守，山上党组织又发动群众，在附近各山头，插旗擂鼓吹号，布置疑阵，呐喊助威。刘型同志率兵坚守哨口阵地，多次奋勇击退疯狂进攻的敌人。在仅有三发炮弹的迫击炮的轰击下，敌人狼狈而逃。毛泽东同志为赞扬这次保卫战的胜利，专门写了《西江月·井冈山》一词。
刘型同志为人忠厚诚笃，表里如一。从井冈山斗争艰苦创业的年代起，他就与同志们患难与共，休戚相关，数十年如一日。
在中央苏区的创建时期，刘型同志在红十二军先后担任过团、师政委。在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后，他积极参加了反对流寇主义、单纯军事观点，反对“三官”作风（即：官腔、官装、官架即官僚主义）的思想斗争，注重调查研究和总结实践经验。1932年初，他调红五军团先后任十三军三十八师政治委员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等职，在反“围剿”战争、根据地建设和部队建设中，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他历任一方面军红五军团后勤部政委、四方面军政治部敌工部部长、二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他在长征中关心同志，爱护战士，以身作则，遵守纪律，吃苦在前。不管调到那个单位，无论职务高低，他都以大局为重，做好工作。
抗日战争期间，刘型同志历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敌工科长、八路军军政学院政治处主任等职。1944年10月，三五九旅英勇的南征，他任该旅南下抗日支队政治部主任、中原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在中原突围时，因他身体不好，高度近视，组织上要他留下隐藏到群众家，但他坚持跟随部队。他说：“只要我有一口气，永远不离开部队。”同志们都为他这种坚决顽强的斗争精神所感动。
解放战争时期，刘型同志担任过东北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四野十纵队副政委、嫩江省委常委兼齐齐哈尔市委书记，为解放东北、争取全国解放而努力工作。
全国解放后，刘型同志先后担任过湖南省委秘书长、北京地质学院院长、农垦部副部长等职务，为祖国地质事业和农垦事业耗费了许多心血。刘型同志在地质学院工作期间，注意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虚心倾听他们的意见，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学习，号召并组织全校行政干部学习地质知识。他自己也在百忙中抽时间学俄语，并学完专家讲的一门《普通地质学》课程。他认真研究各国高等教育的有关资料，坚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不断摸索我国办大学的经验。
在农垦部工作期间，他注意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后，他立即带工作组去南方考察，虚心向专家和广大职工请教，了解热带作物的种植情况，在克服浮夸风中，写出了合乎实际的报告，积极拥护中央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受到有关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
在十年内乱期间，他横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但他刚正不阿，坚决同林彪、江青一伙斗争。1970年他参加了当时江西省委组织的井冈山老干部训练班，按历史事实介绍井冈山的斗争情况，当时能做到这点是可贵的。在天安门事件发生的那天，他在家里听到孩子们反映在广场目击的情况后，非常气愤，拍案大声说：“这不是镇压群众吗！”那段时间，他的心情非常沉重。为了不使宝贵的余年浪费，他主动以收集党史资料为己任。他说：“林彪之流为了篡党夺权，篡改历史，我有责任让青年和后代懂得党的历史。”他把抢救党的珍贵历史资料当作一项重要的革命工作，亲自抄写、校对，前后整理了几批几十万字的党史资料呈送党中央和毛主席。他在晚年，把绝大部分时间精力用到这上边。
粉碎“四人帮”后，他担任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常委。他积极为平反冤、假、错案而努力，同时仍热心于党史研究，曾片断地写过一些革命历史的回忆。在他病重弥留之际，曾向到医院看望他的胡耀邦同志说：“我出院之后一定要完成你交给我的撰写井冈山革命斗争史的任务。”可惜壮志未酬。
刘型同志一生保持着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和情操，艰苦朴素，勤奋好学，言行一致，诚恳坦率。他是我们老干部的楷模，是青年和后代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