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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用文艺透视人们美丽的灵魂
杨沫
《北京文学》编辑部的同志叫我为1981年的《北京文学》短篇小说选写个序，我欣然从命。为什么这么痛快？因为我自己虽然也在
“写”，却常在写作中感到困顿、懊恼与惶惑。几年来，“创新”、“突破”这类诱人的字眼，颇象寒夜中闪耀着的一丛火苗，我想扑向它，靠近它，然而，这丛火苗却不是容易靠近的。我走呀，扑呀——扑得急，走得累……我是怎
么走的、扑的呢？主要的方法是抽空、找时间尽量多读些粉碎
“四人帮”后，那雨后春笋般崛起的中青年作家（也包括部分老年作家）的新作品。在那里有我正在寻找的“创新”、“突破”
的火苗。然而，过去由于忙于写作、开会或生病，读这些新作
品时只是匆匆浏览。如今，要写序了，那就必须认真地、仔细地阅读它们。于是我专门抽了十天多的时间，一气读完了这集子里的十六篇作品（同时也忍不住读了《北京文学》1981年合订本里的其他一些作品），然后经过思索开始动笔。
当我开始读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越读得多了，那一个个人物——各式各样的人物便在我眼前活生生地跳了起来。活跳到他（她）们仿佛可以和我握手，可以和我交谈。你看，《寻找》中的那个活泼有趣的马套，他丢了卖花生的钱之后，那个恼，那个怒，那个骂；最后当他失而复得这笔钱后的喜悦劲儿；一个年轻的、虽然读过中学，却带着十足的泥土气息的农民，被作者用丢钱一事贯穿始终，刻画得活灵活现，妙趣横生，那么有情感，有性格。这在我过去读过的写农民的作品中实属少见。而我们过去农村工作中“左”的错误的贻害，和今天实行新政策后，农民生活的改善和提高，通过马套丢钱这件事，悄悄地、也是有力地向读者展现出来。作品没有说教，褒贬自在其中，一切叫读者自己去体味。
我很喜欢《头像》这个短篇。林斤澜同志的作品我过去读得不多，读了的，也没有象这篇《头像》如此印象深刻，如此受感动、受鼓舞。小说里的雕塑家梅大厦，作家没有用语言公开赞誉他，而这个把全部心血——不，把整个生命都献给了艺术事业的人，却活生生地刻在我的心上。我看见他那只有一张单人床、一个煤气罐的简陋、破旧的卧室；我看见他由于长期埋头工作、毫不顾及个人生活的消瘦佝偻的身影；我更清晰地看见他正在煮挂面——除了挂面还是挂面，连放了味精都不知是啥滋味的专注、倾心、全然忘掉了自己的感人形象。从他的外形和生活景况看，有些人会以为他贫穷、呆傻、糊涂，不会生活，不惹人喜爱。而我——当然还有广大的读者，会看出他的内心十分富有；他的形象高大美好；他的生活过得很有情趣和意义。他的朋友老麦通，画的作品连连获奖，生活过得满舒适。把这两个朋友放在一起来写，来对比，作品的魅力和深度就出来了。梅大厦这个人物向我们揭示了人生的真谛，给我们的心灵投来闪亮的光束。对他这样的人，我不感到陌生——一个人如果想做一番事业，想叫有限的生命不空空度过，就得有在个
人生活上有所牺牲的精神和毅力。而那些一心经营个人“幸福”的人，他们的精神财富却不免一贫如洗。……连那个老麦通，一个得奖的画家，面对他的朋友梅大厦，不是也颇有感触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了么？
《飘逝的花头巾》我读了不止一次。年轻的作家陈建功，他紧紧地抓住我国当前某些青年的思想脉络和时代特点，深刻地展示了这些人灵魂深处的东西。沈萍——一个边远小镇的姑娘，在秦江的眼里是那么纯朴优美；她那飘扬在船上的花头巾，曾经象征着秦江心目中的美好形象。为了学习、追求这个形象，秦江改变了生活态度，刻苦用功，锐意上进。终于，他也考取了沈萍所在的那所大学，他们相遇了。渐渐，那美丽的花头巾飘逝了，秦江心目中似乎有理想有抱负，似乎纯洁可爱的沈萍，在新的条件下，在追慕虚荣、追求优裕物质生活的浊流中，被裹挟、被冲击着走上了可悲的道路。在秦江写给沈萍的信里，道出了作者的忧虑和感叹：“……我问她是不是感觉到了被人生的浊流裹挟去的危险。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社会上浸漫着一股多么可悲的浊流啊。我诉说我的担心，担心她在背‘人名辞典’，广交名流的浮华中毁了自己……”读到这里，我深切地感受到作者用他犀利、敏锐的观察，抓住了当前我国某些青年思想中的一个严重问题——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浊流的熏染，失去理想、信仰的空虚，追求个人“幸福”的狭窄如豆的心胸……这些都被作者用细微的一颦一笑、一个小动作捕捉到纸上。我们不禁要为沈萍这样的青年焦灼、担心，也不禁要为他（她）们能够认识人生的真谛，冲出浊流、破浪前进寄予热切的希望！这篇作品所以好，就好在击中了当前某些知识青年的思想要害，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这个方面，对于我国的前途，对于振兴中华，有着多么重要的现实意义呵！
我很喜欢读汪曾祺同志的作品。它有一股特殊的魅力。当读完了《大淖记事》后，有两个可爱的年轻人在我眼前活跳。一个是小锡匠十一子，一个是纤巧美丽的巧云。他们都是极普通的人。但当刘号长为了独霸巧云，以死逼打十一子，叫他离开大淖的时候，小锡匠宁肯被打死，也不说“离开”。这时候，一个倔强不屈、善良正直的劳动青年的形象，生动地出现了。巧云的勤劳、勇敢、可爱，也在小说结尾时跃然纸上。巧云原来不能吃苦，不象其他的大淖妇女那样能挑担的。结尾处，你看：“巧云就和邻居的姑娘媳妇在一起，挑着紫红的荸荠、碧绿的
菱角、雪白的连枝藕，风摆柳似地穿街过市，发髻的一侧插着
大红花。她的眼睛还是那么亮，长睫毛忽扇忽扇的。但是眼神显得更深沉、更坚定了。……”一个可爱的小媳妇的形象，不是活脱脱地站在我们眼前么？读了这样的作品，使人仿佛漫步
在春天的原野上，嗅到了一阵阵清新、温馨的花香。
《笑语满场》里的何老五，真个逗死人！作者把一个害怕干部、害怕招灾惹祸的老农，入木三分地刻画得那么活，那么有趣。不过，人们在笑了之后，会想起我们生活中的许多事，许多问题，不禁泛起某些忧虑，某些激愤。“干部有权，群众害怕”的情况，即使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今天，不是还相当普遍的存在么？怎么改变这状况？叫那些被扭曲了的心灵，在转变党风的光照下，挺直起来，勇壮起来？我从这篇作品中，想起了这许多、许多……。这集子里的《母亲》写得真切感人。读后，我的心头感到了沉重，甚或悲哀。那个千方百计阻拦弟媳再婚的“伯父”，那千百年来的封建思想、封建糟粕，至今不是还相当普遍地弥漫在不少人的头脑中么？只是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时间、地点出现罢了。作者在终篇时的点题，非常之妙：“我的几个孩子，对我的伯父都是尊敬的……小时候，他们也愿意去奶奶家，但随着年龄渐大，谁也不肯去了。家中偶尔提到奶奶，他们会脱口而出：奶奶是人家的人了，早就同咱们不亲了……”今天的小孩子都认为又嫁了人的奶奶就不亲了，多么犀利的鞭挞和控诉呵！“伯父”的阴魂还在中国的上空飘荡。这篇作品感动了我，也启示了我。
我一口气读完了这个集子里的作品，并以有所收获而高兴。我确切地感到十年动乱之后，冬去春来，我们文学创作的水平大大提高了！新人辈出，作品繁荣、葳茂，多么令人可喜！记得过去见到一些作品，不少人物的出现常常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图解什么政策。而今天，在党的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方针的正确指导下，作家大胆了，敢于面对生活，面对现实，敢于创新了！因而几年来出现了不少优秀感人的作品，使我国文学园地出现了绚丽多姿的万紫千红。人们抓住了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写人！人的心灵的搏动，人的思想、情感的细微变化，都被作者着意去捕捉，去刻画，被真实地再现。这个集子里的作品我认为好——就好在这里。
把这个集子仔细读过后，对自己所向往、所追求的“创新”愿望，似乎得到了某些启迪，某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喜悦。但掩卷沉思，渐渐，我又觉得有某些欠缺似的不足之感。为什么？我要说出我心里的真实思想：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伟大人民的高尚情操，也就是动人心魄的人物和事迹，似乎写得少了些（不仅在这个集子里，在当前我国整个文学领域里，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来看，这方面的作品都少了些）。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尽管还有不少困难，不少阴暗面，但他毕竟是一个巨大的“狮子”。过去，我国曾被人称为“睡狮”。1949年全国解放后，这头巨大的“睡狮”醒来了！他以勃勃雄姿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十年动乱，致使这头
“雄狮”身上斑斑驳驳地布上了灰尘，长上了脓疮，渗入了病毒，患了各种各样的疾病。……但人们会清晰地看到，不管它身上有多少种病，有多么难看的脓疮，但他终究是“狮子”而不是“虱子”！今天，我国亿万人民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正在为“雄狮”千方百计地治病——决心去掉他身上的灰尘、污脓，甚至不惜狠心割掉他身上的烂肉，刮骨疗毒。因此，每个热爱这“雄狮”——祖国的人，尤其每个目光犀利的作家，会相信、会看到，我们的“雄狮”将逐渐恢复健康，不久他将又会是一头屹立在世界东方的硕大无朋的“醒狮”！而我们的人民呢，聪明、勤劳，热爱祖国，各条战线上每时每刻都在不断涌现出那么多情操高尚、舍身忘我的人！我以为一些光彩夺目的人物，应当更多地、更深刻地被反映到我们的文学作品中来，为更多的作家们所关心，所重视，所挚爱。尽管比起全体人民，这些人不是多数。但正是这少数的闪闪发光的人物，更应当在文艺作品中表现出来，用以教育、鼓舞亿万人民奋发向上，给人们以勇气和力量，使广大人民为我们亲爱祖国的振兴——为四化的早日实现而努力奋斗！因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当然，我并不主张作家写英雄人物又来个十全十美、高不可攀。不行！这不真实，也就不会感动人。但在生活中，心灵高洁、勇往直前、无私无畏的人物确是不少的。尽管他们也有缺点、毛病，但他们的主流却是美好的，高尚的。他们代表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他们身上轰鸣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响；他们会带领我们走上复兴祖国的大路……不过，相比之下，今天写这样的人物的作品少了些。有人好象说什么，“写高大的英雄人物就不真实……”不，不对！生活中出现过那么多的英雄人物——不是黄继光式的，而是今天八十年代的。我们写他们，歌颂他们高尚的情操，怎么会不真实呢？我想一个作者只要能用自己美好的心灵去观察体验生活，去深入地把握生活，去沙里澄金地捕捉生活中闪光的珠宝，那么，你一定会发现值得我们讴歌的人物、事件不少——很不少呵！而今，多么需要我们透视出他们美丽、崇高的灵魂，把他们移到纸上，移到亿万人民的心中呵！
（这是杨沫同志为《1981年〈北京文学〉短篇小说选》写的序，本报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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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且说人物的“复杂”与“纯粹”
江曾培
目前，在我们的文学画廊中，一个可喜的现象，是具有丰富、复杂性格的人物形象越来越多了。这是对“神化”“鬼化”人物之类及三突出模式的拨正。在现实生活中，不仅那些落后、处于中间状态人物的性格是“杂色的”，即使是先进人物，也不是单色的，赤橙黄绿青蓝紫，性格也是丰富多采的。比如《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作品正是既描写了他的英雄业绩，又刻画了他的丰富的内心世界，才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英雄形象。社会是复杂的，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人，其性格也总是复杂的。按照人物的自身发展去描绘具有复杂性格的人，是现实主义日趋深化的一种表现。
然而，有一种情况值得注意，即描写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并不意味着否认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纯粹的人”的存在。那种在塑造人物中，肆意追求一种人格的二重性，即使是英雄人物，也一定要“掺和着好的和坏的东西”，则是不对的。虽然，英雄人物不是“神”，可以描写他们的缺点、错误，但不能反过来说，都一定要这样描写。尽管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没有弱点和缺点的人是没有的，因而人总是复杂的，但大公无私的人却是有的，白求恩就是一个。电影《白求恩》真实地表现了这一形象，他对工作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的热忱。但是，这并不妨碍表现他的弱点，即他开始对根据地的陌生，要求办正规的“模范医院”，错误地责怪了放牛娃出身的方兆元医生。然而这一切并不损害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形象，相反，却从另一个侧面加强了它。因为，正是出自他对法西斯的仇恨，出自他想使伤员早日得到治疗的愿望，他才要求办正规医院训练医生；正是出自要保护“一个反法西斯战士的腿”，他才错怪了方兆元。而当他熟悉了情况后，他立即改变了工作方式，成立了流动医疗队，并主动要求方兆元作自己的助手。这里，他的表现是复杂的，但他的思想却是“纯粹”的。“复杂”和“纯粹”，在一些英雄人物身上，是可以得到统一的。须知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它的内含是多义性的，包括着思想观念、作风修养、思维方式、认识水平、实践经验、知识程度、生活习性、爱好趣味以及内心与外表、现象与本质等多方面的矛盾与交叉，其中当然也包含着人生观上公与私的矛盾，但决不能限于这一点，更不能把人物的复杂性等于这一点。某些英雄人物在思想上完全可以是无私的、“纯粹”的，但由于其他方面的复杂因素，其性格仍然是可以复杂的。把强调“复杂”理解为从根本上否认有“纯粹”的存在，总觉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因而即使在对英雄人物的刻画中，也一定要在他的内心里播下几粒“私的种子”，这是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怀疑主义观点看待人生，把人物形象扭曲了，把现实生活看歪了。高尔基在《母亲》中，塑造了尼洛夫娜这一英雄母亲的形象。她从一个胆小怕事、逆来顺受的妇女，最后成为一位坚贞不屈、勇于为革命牺牲的无产阶级战士，其形象是感人的。然而，当时有人说她“是一种杜撰出来的、不大可能的典型。”高尔基对此“感到震惊”。他说，这一形象是完全有生活根据的。怀疑尼洛夫娜最后的思想境界，怀疑她的真实性，不过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一种心理反映。这，也许是当前文学上出现的“非英雄化”观点的一种思想根源，需要注意克服。
文学的描写中心是人。因而，文学的发展，总是和一定的人物形象相联系，总是体现着一种对于人的本质的认识。荷马史诗，歌颂人的英雄气概；希腊悲剧，则经常表现人被命运所玩弄。一些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注目于“多余的人”和“小人物”，并强调人的自身矛盾，“既非圣徒，又非恶棍”。当代某些国外的现代派文艺，则热衷于展示人的病态、混乱和畸形心理。一般说来，一定时期文学中人的形象，在不同程度上总是打着一定时代的、阶级的烙印。它既是客观现实的人的反映，又是作家主观精神境界的外射。无产阶级的诞生，无产阶级文学的兴起，恩格斯提出了“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的思想。这，一方面因为生活中出现了这样的人物，使文学有了这样的表现对象；另方面，也因为无产阶级作家负有这样的历史使命，应以其去鼓舞教育更多的人。高尔基的《母亲》，正因为塑造了巴威尔与尼洛夫娜的英雄形象，才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我们现在处在伟大的社会主义新时代，尽管文学需要表现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人物，但无疑更应该以描写这样的英雄人物、先进人物为自己的重点。所谓社会主义新人，其重要特点就是具有社会主义的觉悟，虽然他们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觉悟程度也参差不齐，但是他们当中的某些佼佼者，则达到了大公无私的境界（顺便说一句，这里的“私”是指个人主义，而非指个人利益）。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骨科主治军医吕士才的事迹，太原工学院副教授栾茀的事迹，都说明“纯粹的人”是存在的。这在根本上，是由我们时代的本质和社会的本质所决定的。最近，读到一篇题为《探询》的小说，讲一个人经过十年内乱以后，不再相信有“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人了。他所在单位有一个女干部，工作勤恳，学习认真，见困难就上，见荣誉就让，他总感到她是在“做作”，其中必然隐藏着私心，目的是“放长线钓大鱼”。因而，他冷眼旁观，静待她的“本相暴露”。可是，这位女干部多年如一日，直到病死，也从未向组织上伸过一次手。人们最后在她的日记本上，发现了她要作“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的誓言。据说，这一故事是有真实生活为依据的。这表明，带着资产阶级的有色眼镜，对那些从私字中解放出来了的“纯粹的人”，是会视而不见的。因此，文艺家需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烛照。有了它，才能既洞察人物的“复杂”一面，又明察人物的“纯粹”一面。不见“复杂”的“纯粹”，是“神化”“鬼化”之类的“纯粹”，是虚假的，不现实的；同时，只见“复杂”，不见“纯粹”，也是虚无的，不真实的。我们今天的文艺，在加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的描写中，不仅要注意描写那些思想上复杂的人的复杂性，而且要注意刻画那些思想上纯粹的人的复杂性，或者说注意描绘那些具有丰富性格特征的“纯粹的人”，这更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所要求的，也更足以反映新时代、新社会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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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族音乐的奇葩
——喜听《华夏之声》音乐会
刘楚材
最近，中国音协表演艺术委员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和中国音乐学院联合举办的以演唱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为主的《华夏之声》音乐会，使观众从浓郁、深邃的诗意和乐境中，领略到了中国音乐的艺术美和我们民族的音乐美学传统。音乐会既满足了听众的审美需要，又宣传和介绍了我国古代文化的精华，使我们受到形象化的爱国主义教育。这种别开生面的演出，在我国还是第一次。
优秀的中国古典诗词，是我国文学艺术的瑰宝；优秀的古典诗词艺术歌曲，是我国民族音乐的一株奇葩。为了继承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振兴和发展民族音乐，第一期《华夏之声》音乐会，选择演唱古典诗词歌曲作为探索的起点，这对于帮助人们了解我们五千年古国文化的灿烂历史，探索创作、改编和演唱民族声乐作品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近几年来，流行音乐成了热门货，民族音乐的地盘越来越缩小。《华夏之声》音乐会在这样的情况下演出，它那古朴、典雅的色彩，特有的风格和韵味，使人感到特别的清新。
音乐会演唱的曲目，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新创作的古典诗词歌曲，一类是整理和改编的古诗词传统歌曲。新创作的作品包括上自《诗经》，下至《宋词》的名作十余首。从《伐檀》到辛弃疾的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作品所反映的时代面广，时间跨度大，有的作品句子艰深，古奥难懂，这就增加了创作和演唱的难度。但艺术家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倾注了心力和热情来完成各自选定的曲目。歌声仿佛把我们带到那遥远的时代，使我们感受到了那些时代的脉搏的跳动，人民的悲哀、奋激、怨怒、敬慕、爱恋、思念、幻想和追求……。
从整个音乐会来看，艺术家们对诗意的理解有深有浅，这是探索过程中很难避免的。但多数作品把握住了诗的主旨，或者有新的理解和体验，艺术构思也有一定的深度。如作曲家黎英海谱写的唐人绝句《春晓》，音调风格来自福建南音，旋律婉转、优美而又满含情致。内容的表达，不是着眼于春天早晨景物的客观描绘，而是紧紧抓住诗的丰富的内涵来表现感情。为了加重感情色彩，作者用几个递进的音乐层次来反复咏唱诗句，力求体现古典诗词一唱三叹的效果。另一首《枫桥夜泊》，全曲以缓慢的钟声为背景来展现“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的诗情画意。钟声的背景中出现了我国江南吟诵式歌调，质朴古拙，意境深远，引人遐思。这是一首构思新颖、手法独特的有魅力的作品。王迪谱写的《钗头凤》《沈园》，金湘谱写的《子夜四时歌》，邵光琛谱写的《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叶小钢谱写的《送友人》，也都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和博得了好评。音乐会上演出的新作品，虽然各有各的追求，手法和风格迥异，但都没有离开一个总的探求目标——把民族音乐艺术创作的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基点之上。
不仅作曲家们在探求，演唱家们也在探求。他们都努力探索用不同方法和风格的演唱来表达古典诗词歌曲的特定意境，在舞台上形成了声乐表演艺术繁花争艳的局面。
音乐会上演出的另一类曲目，是古人留给我们的珍贵音乐遗产——现存的一部分诗词古谱。其中包括南宋著名音乐家和词人姜夔（姜白石）的自度曲六首，有两千余年历史的古代琴歌五首。姜白石的《杏花天影》《醉吟商小品》《长亭怨慢》《凄凉犯》和古代琴歌《胡笳十八拍》《平沙落雁》等等作品，词曲都有很高的艺术造诣，堪称民族音乐的精品。它们经作曲家王震亚等人整理、配伴奏，经昆曲艺术家傅雪漪等人演唱，使我们从祖先的惊人的创造力中看到了我们民族的力量和希望。
总之，《华夏之声》所做出的努力是可贵的。当然，音乐会本身也并非尽善尽美。在曲目的选择和演出形式上还有不少需要改进的地方。这样的音乐会，专业性较强，而且多数观众对于古典诗词的文字，不容易听懂，需要打字幕和在节目单上用文字来诠释词曲，使大多数观众都能了解它。否则，曲高和寡，不容易取得它应有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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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动态
《时代的报告》重新刊登“本刊说明”以及与《文艺报》商榷的读者文章
1982年第七期的《时代的报告》，在《重新刊登〈本刊说明〉请读者评说》的题目下，发表了一组“读者来信来论”，并加了编者按语。按语说：
今年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十周年。本刊为适应广大读者的需要，于今年二月号特辟“重新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栏，并附《本刊说明》。该栏目开辟以来，蒙文艺界人士惠赐鸿文佳作，颇受读者欢迎。不意
《文艺报》今年五月号发表署名文章，以《一个值得注意的原则问题》为题，指责《本刊说明》“从‘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十六年”一语，认为“十六年是一个新奇、怪异的提法”，“无异是抹煞了三中全会在党和国家历史的伟大转折意义”。《文艺报》给我们扣上这样吓死人的大帽子，实在令人大惑不解。为了使广大读者、特别是一些不明真象的读者了解情况，现将《本刊说明》重新发表，以便于大家共同鉴别，一起进行讨论，其中是非曲直，广大读者幸垂察焉。
这一期《时代的报告》刊登的来信来论有：薛亮、方含英的《一篇玩弄诡辩术的奇文》，彭泽、严汝的《应当研究新情况新问题》，郑显国、文正的《实事求是地正视问题是新时期的优良作风》，梁军的《也和〈文艺报〉争鸣》。这一组文章对《文艺报》今年第五期发表的《一个值得注意的原则问题》提出反批评。薛亮、方含英在文章中说：（一）《本刊说明》中的“从
‘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十六年”只是一个时间概念，而不是提法问题。正如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中，虽然提到“建国三十二年来”，但不能把“三十二年”当作提法而只能当作时间概念一样。如果说，六中全会《决议》说了“三十二年”并没有
“抹煞了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意义”，那么，为什么《本刊说明》说了
“十六年”就“抹煞了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意义”呢？！（二）《本刊说明》中说：“有些人”“把《讲话》当作框框来突破，结果不能不使自己陷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泥坑”。应当指出，“有些人”突破《讲话》搞自由化，这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但《原则》一文蓄意把“有些人”扩大成整个“文艺界”，从而将这个说明引申为“否认”文艺界的“巨大成绩”，以及把两个历史时期“混为一谈”等等。这样的“扩大”和“引申”，确实是罕见的怪事。（三）《原则》一文既不谈对《讲话》基本原则的坚持，也不谈在坚持《讲话》基本原则基础上的发展，只是一味强调修改。试问：如此修改下去，难道还能坚持《讲话》的基本原则吗？！在《讲话》发表四十周年之际，《文艺报》居然发表《原则》这样的奇文，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原则问题”。我们觉得，《文艺报》近几年来对待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态度是很值得研究的。今天发表《原则》这样的奇文，一方面固然要把自己说成一贯正确的好汉，但另一方面，恐怕也很难说没有其他用心。薛亮、方含英的文章最后说：“从《文艺报》等所发表的文章中透露出来的消息看，他们是要动员舆论，组织围攻，把《时代的报告》打成极左刊物，并把它置之于死地。当然，他们这样做是极为巧妙的。但是，就在他们巧妙的行动之中，已经露出破绽，表明他们尽管口头上拥护三中全会，但事实上却用自己的行动在践踏三中全会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路线。” 彭泽、严汝在来信中说：“值得人们注意的是：有些人一看见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就象西班牙斗牛时牛看见红布一样激动起来，立即斥之曰：‘你们这是在反对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的方针，否定三中全会以来的成绩。’说穿了，这是借维护三中全会路线之名，行维护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实。”郑显国、文正在文章中说：“事实证明：指出‘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十六年在对待《讲话》的问题上存在着‘左’和右的歪曲和篡改，这是合乎实际的，正确的。而雨东同志在《文艺报》上发表的文章，不仅论点站不住脚，而且论据也是不能成立的。说穿了，这是一种文过饰非、十分蛮横的非科学的态度，同时也是‘文化大革命’中打棍子、乱扣政治帽子的恶劣作风的一种流毒的表现。”梁军的文章在谈到文艺工作者是否仍然面临改造世界观、转移立足点的问题时说：“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如果还带着由于历史的错误而形成的偏见，固执地反对改造世界观、转移立足点这样一个对于文艺工作者至关重要的事情，那不仅是十分不应该，也是十分错误的了。”
（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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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长篇小说《王爷的末日》出版
长篇小说《王爷的末日》已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描写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哲里木盟蒙古族人民反抗色旺诺尔布桑保王爷封建统治的长篇历史小说。
小说从一八六七年白凌阿起义失败，副将桑布流落多伦村，结婚后生下格力图尔写起。格力图尔与牧女乌日娜金少小同心，订立婚约。美丽的乌日娜金受到淫荡的百夫长杰尔登布的威胁，被逼随父出逃。杰尔登布告发桑布，格力图尔被喀剌沁旗扎萨克台吉扎布曼都老爷罚作一年苦役，成为科尔丹少爷的驭手。小说围绕格力图尔和科尔丹少爷两个主要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展现了这一历史时期深广的社会生活的画面。其间悲欢离合，生死荣辱，兴衰际遇，人世浮沉，构成了波澜起伏、曲折跌宕的故事情节。
作品成功地塑造了勇武刚直的格力图尔，美丽多情而又屡遭不幸的乌日娜金，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革新旧弊的科尔丹少爷等人的形象。
按照作者姜兆文的创作计划，《王爷的末日》是他的三部曲长篇历史小说《穹庐传》的第一部。第二部《梦断金戈》明年也将与读者见面。（明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