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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建立我国社会学的一些意见
费孝通
社会学在我国恢复已经三年多了。但是，恢复社会学这门学科在中国社会科学里的地位，并不等于恢复这门学科旧有的内容。就这门学科的内容来说，还有待于努力创建，使之成为一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密切结合中国实际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社会学。这是在本质上有别于中国旧时代的社会学和西方各国的社会学的。
我们说在中国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停顿了近三十年，并不是说我国对中国社会进行科学的认识的工作已经中断了这样长的时期。相反的，真正科学地了解中国社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社会调查开始的。理论结合实际的社会调查一直是党的优良传统，毛泽东同志亲自做出了榜样。这是我国社会学最宝贵的基础。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在我国培养造就了大批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干部。这样一批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队伍，是今后我国社会学赖以开展的主力和骨干。
对于西方社会学和旧中国的社会学，我们也要认真地研究，不仅对它积累的大量知识要认真研究，就是对它使用的方法也要认真研究。这不妨碍在研究后经过深思熟虑，进行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不知道或知道得太少。只有认真地研究，才能有分析、有批判地吸取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我国具有几千年的优秀文化，其中包含了丰富的社会学思想，有待于我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加以批判继承。总之，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在党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贯彻双百方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要为建立我国社会学而努力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条件。
我们所以要建立这个学科，乃是出于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为了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实际情况作出系统的科学认识，我国先后设立了许多社会科学学科。各种学科分别就其各自专业领域承担了研究任务。但有些对国计民生有关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特别是一些带综合性的问题，却缺乏相应的学科进行研究。而社会学正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学科，它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综合研究社会现象各方面的关系及其发展变化。
我国的社会学既以结合中国社会实际、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服务为其目标，这就决定了我们的社会学必须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成长起来。社会科学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一定社会的上层建筑，构成社会科学的种种概念是发生和应用于一定具体的社会实际的。当前世界上还存在着不同性质的社会和不同文化的民族，各国的社会学都不可避免地具有它们各自的特点。我国的社会学必须反映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和中华民族特点的中国社会。我们必须以立足于当前中国社会实际为主，通过实践的考验逐步发展我国自己的社会学。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但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我们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保证，我们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要实现上述的目标，必须有一个能为此努力工作的队伍。科学工作是老老实实的细致的专业性工作，没有具备科学训练的队伍，不经过长期的艰苦劳动，是不可能取得成就的。而我国由于高等学校多年来没有培养社会学工作者，过去学过社会学的人为数不多，而且多已年老，业务荒疏，知识老化，所以在开展社会学的事业上，首先遇到的困难是人力不足。
我们不得不把培养新的一代社会学者作为当前建设这门学科的首要任务。为了争取时间，除了从大学进行培养外，我们还必须打破常规，采取边学边教的办法。那就是吸收有马克思主义修养的其他学科的中年教师和有社会工作经验的各有关部门的干部，对社会学进行短期的学习，然后组织他们进行社会调查和编写社会学各门课程的教材，在实践中培养他们成为各机关的社会学研究人员及各学校的社会学教师。
建立我国的社会学，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教学联系科研的原则。自然科学离不开实验，社会科学离不开社会调查。社会调查是对社会现象有目的的和有系统的观察，为探索社会运动规律提供资料。人生活在社会中，不可能对社会毫无知识。但是这样从生活实践中得到的知识不仅是局部和片面的，而且常常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要取得对社会的科学的知识，必须针对一定的问题，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系统的观察，经过分析整理，提高到理论的认识。因之，立足于中国社会实际的社会学，必须从科学地调查中国社会入手。
提倡社会调查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在早年战时环境里，主要是采取选择典型、进行短时间的、面对面的直接谈话的方式进行社会调查，即所谓“解剖麻雀”的方法，也可以称为重点社会调查。这是科学的社会调查最基本的方式方法，也是行之有效取得辉煌成果的方式方法。
这种重点社会调查固然是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我们应当坚持下去并发扬光大，但是也应当看到它的局限性。这种方式方法不适用于范围较广、面积较大的研究对象。它可以通过解剖一个“麻雀”，检视一个社会类型的各方面的内容，作出细致的描述，取得定性的效果，但是不容易正确地用数量来表明属于这种性质的类型在较大范围里的地位和比重。因此，进一步发展我国的社会调查，还得以适用于较大面积的调查方法加以补充，就是要做到点面结合。面上的调查方法一般是从一定的问题出发，采用一系列能用数量来衡量的指标，编成问卷，按被调查者的情况按表填写，据此进行统计，取得定量的效果。采取这种方法，被调查者的数量可以很大，不受调查者个人能力的限制，尤其是由于现代计算工具的改进，巨大的数字都能处理，这是过去手工业方式所不可能想象的。这种调查方法能否做到如实反映社会实际，决定于怎样制定调查的问题和衡量的指标，编定问卷；问卷编定后怎样抽样发放和填写；最后经过统计怎样对数量进行解释。要能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以符合科学的要求，必须依赖事前的重点调查和事后的重点核查。所以点与面必须结合，定性与定量必须结合，它们并不矛盾，而是互为补充的。
点上和面上的社会调查都需要扎实的基本训练。重点调查必须深入群众，参予他们的生活，不仅要访问、观察，而且要能通过共同的生活实践才能体会他们的思想态度。要善于与群众相处，善于观察分析，能在纷纭杂陈的具体生活中理出脉络，看出其间的关系，综合比较，提高到理论高度。把这种调查研究工作看成简单易行的走马观花是不对的。必需有充分准备和基本训练，而且还得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麻烦，从实践中锲而不舍地锻炼自己，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社会调查者。面上的社会调查也并不是随意编写问卷，拿回来统计一下就可以完成的。对要调查的问题没有深入的理解，就不可能做出恰当的问卷。至于怎样抽样才能正确反映全面，怎样使被调查者如实地填写问卷，这些问题都必须因地制宜予以解决。汇集问卷后进行分析统计，就得采取各种计算的工具和方法。对于统计所得的数字，更必须联系有关情况加以反复研究才能明白它们的意义。为了做好调查研究，我们切不可忽视了基本训练。
社会的变动有它的历史过程，我们要了解今天的社会，必须和昨天的社会相比较。所以对一个地区的社会调查最好能经常进行观察，至少要能在相隔不久的时期反复调查，观察它的变动。我们过去的社会调查，常常配合一定的政治任务，运动一过，这些调查资料就被丢弃了，很少能把对一个地区的历次调查积累起来，进行比较研究，看出其中变动的规律。而且由于没有积累资料，即使在同一地区进行调查，常常要从基本情况重新开始。这样做法不易使调查做得深入，而且还要耗费许多不必要的精力。因此，我们今后的社会调查应当更有计划地在已经调查过而且掌握了基本情况的地区，反复进行，使得历次调查能相互比较，以观察社会变动；使不同方面的调查能相互补充，观察它们之间的联系。这样进行反复调查的地区，我们称之为社会调查基地，也就是社会的科学观察站。可以设想：在全国不同类型的地区设立了许多可以经常观察的社会调查基地，当我们需要了解国家的某些社会情况时，就能在较短时期内取得较正确的资料，比起西方某些国家所进行的“民意测验”，在科学性上可以高得多。目前来说，这仅仅是一种设想，离开实现还有一段距离。
调查研究的课题应当与当前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问题密切结合起来。不仅要着眼于当前社会上关心的一些社会病态问题，比如青少年犯罪等；也许更需要我们去研究一些较基本的现象，比如当前的城乡关系，家庭结构，城市规划，人口质量，工厂管理，等等。当前我国社会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里存在着许多问题，需要社会学工作者去进行社会调查，供给决策者系统的有分析的可靠材料。我们要实事求是地对过去的和外国的各种社会学成果进行去伪存真的批判接受，首先要学懂国外社会学，然后再进行批判。社会学也需要成为社会学研究的对象。这包括用历史唯物主义去分析各时期各国的社会学理论的历史背景，检视它们对当时社会起了什么作用，还要研究它们对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建设有什么用处。这项研究我们也应当开始了。为了培养下一代，我们也要有一门介绍西方社会学的课程。比较现实的办法是在西方社会学家中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一个人一个人地进行研究。
另外，还要继续开展与国外的学术交流。过去三年中我们已经和日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西德、南斯拉夫、法国等国家的社会学组织或个人建立了关系，进行了交流。我们是一个开放的国家，闭关自守的时期已经过去。为了互相学习，社团之间及个人之间的互访是相互促进的有益行动。尽管我们和一些国家社会制度不同，但是友好地交流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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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点民国史
张勋复辟
历史的发展往往走着曲折的道路。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共和国，从此结束了二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但是，旧势力并不甘心失败。民国初年，继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失败之后，1917年7月1日又发生了清廷的复辟。由于这次复辟是由封建军阀张勋一手发动的，一般称为张勋复辟。
张勋（1854—1923）原来是清朝的江南提督，统率江防营驻扎在南京。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军进攻南京，张勋负隅顽抗，战败后率溃兵2，000多人北窜，据守徐州、兖州一带，继续与革命军为敌。民国成立后，他和他的队伍顽固地留着发辫，表示仍然效忠于清廷。他这种死心塌地充当清廷走狗的卑劣态度，引起了广大人民的憎恶。人们称这个怪模怪样的军阀为“辫帅”，他的队伍也有“辫军”之称。1913年，他因参与镇压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有“功”，被袁世凯提拔为长江巡阅使，并且把“辫军”扩充到约2万人。他从此拥兵徐州，成为一个声势赫赫的地方军阀。
1916年，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称帝失败，忧惧而死。黎元洪当上大总统，实权操在国务总理段祺瑞手中。北洋军阀与国民党人及西南地方势力之间矛盾重重，政局十分混乱。张勋认为这是恢复清王朝统治的大好时机，遂以团结北洋军阀一致对抗国民党和西南地方势力为理由，于6月9日召开徐州会议。在会上，他大讲清廷“泽深仁厚”，要求“尊重优待前清皇室各条件”，并倡议北洋军阀“遇事筹商”，“务取同一态度”，公然组织军阀们的攻守同盟。此时，段祺瑞企图利用徐州会议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经他暗中策动，参加徐州会议的七省军阀很快扩大为十三个省区，并组成所谓“十三省区联合会”，制定章程，以张勋为盟主。这期间，参加联合会的军阀们由张勋领衔发出一系列通电，肆意攻击国会，气焰十分嚣张。
不久，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间的矛盾，在所谓“参战”（即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问题上爆发。段主张对德国宣战，黎和国会则坚决反对，双方势如水火。张勋因德国暗中支持他的复辟主张，而反对对德宣战，但又非常蔑视国会和黎元洪。因此，黎、段争相拉拢张勋以为己助。张勋却另有自己的打算。他伪装成黎、段之间的调解人，企图利用矛盾，坐收渔人之利，伺机控制中央政权。同时，他以十三省区盟主的身份勾结德、日帝国主义者，四面八方拉关系，并招纳蜷伏在各地的前清遗老遗少、“洪宪帝制”余孽及老保皇党人，拼凑实力，积极为复辟作准备。
1917年5月下旬，当黎、段因解散国会问题争持不下之际，段祺瑞通过其心腹徐树铮策动各省督军麇集徐州，拟嗾使张勋领头以武力推倒黎元洪并解散国会。黎元洪得到消息，先下令免去段的国务总理。消息传到徐州，督军们大哗，立即商讨对策。张勋乘机提出“非复辟不可”的主张，“各督军表面亦赞张意”。会后，按着预定的步骤，各督军相继宣布独立，拒不承认中央政府。黎元洪被迫电召张勋入京调解。张勋便于6月7日带领“辫军”3，000人由徐州北上，翌日抵天津，会晤刚刚下台的段祺瑞后，遂即提出“调解”条件，要挟黎元洪解散国会。黎被迫下令解散国会，张勋于14日到达北京。
为了欺骗世人耳目，张勋入京后表示支持李经羲组织责任内阁，并通电独立各省，取消独立。局势表面平静下来，但张勋暗中却指示其心腹万绳栻密电各地复辟分子急速进京。各地复辟分子欣喜若狂，纷纷来到北京。其中有已堕落为复辟派的康有为。他认为共和国不适于中国国情，非改弦易辙，不足以“救亡”。并狂妄地表示，只要宣统复辟，“一星期之内可措国家于磐石之安”。经过一番紧张的策划，张勋于6月30日傍晚偕其同党潜入清宫，开所谓“御前会议”，决定当晚发动复辟。深夜，辫军占据车站、邮电局等要地。同时，派出代表劝黎元洪“奉还大政”，遭黎拒绝。7月1日凌晨，张勋换上清代的朝服朝冠，率领群丑，同入清宫，拥12岁的溥仪“登极”，接受朝拜，高呼万岁。复辟丑剧正式揭幕。
在张勋的导演下，当天发布八道“上谕”，把民国6年7月1日改为“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易五色旗为龙旗，恢复清末旧制。中央设议政大臣、内阁，各省督军改称巡抚或总督。张勋自封为议政大臣兼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他通电各省，胡说什么：“凡我同胞皆属先朝旧臣，受恩深重，即军民人等，亦皆食毛践土，世沐生成，接电后应即遵用正朔，悬挂龙旗”。
复辟势力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对段祺瑞利用他们作为工具以便自己继续把持中央政权的政治阴谋，未能识破。他们以为复辟既是徐州会议的预谋，只要一发动，即可得到各方面响应。但是，他们的反动妄想很快就破灭了。复辟消息传出后，立刻遭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激烈反对。群众纷纷集会，舆论一致声讨，都把张勋等人视为“叛逆”、“小丑”。孙中山在上海发表讨逆宣言，指出讨伐张勋，不仅“为民国争生存，且为民族反抗武力之奋斗”。同时命令各省革命党人“出师讨逆”。上海工商界一律悬挂共和国旗三日，广东各界召开国民“护国后援会”，以表示反对复辟的决心。黎元洪逃入日本使馆避难，坚决拒绝与复辟分子同流合污。段祺瑞借助全国人民反对复辟的声势，马上四出活动，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支持下，组成了“讨逆军”，7月3日在天津附近的马厂誓师。京津一带加入“讨逆军”的队伍共5万余人，分东西两路沿京津、京汉铁路北进。防守廊房的辫军一触即溃，复辟分子见势不妙，纷纷溜出北京逃命。张勋知大势已去，束手无策，不得不辞去一切伪职，央求驻北京的公使团出面“调停”。段祺瑞提出解除辫军武装，保全张勋生命财产。张勋却坚持要求带兵回徐州老巢，企图保存实力，仍作一个地方军阀。双方谈判破裂后，“讨逆军”于12日发动总攻，守卫北京各要地的辫军或缴械投降，或作鸟兽散。张勋在两个德国人的保护下狼狈逃入荷兰使馆。复辟丑剧仅仅上演了12天，就在万人唾骂声中收场了。段祺瑞于14日入京，重掌政权。他以“再造共和”的功臣自命，蛮横地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继续实行军阀的专横统治。
在民国的历史上，不只一次出现过妄图开历史倒车的丑角。由于他们违背人民的意志，都以身败名裂而告终。张勋复辟的短命又一次证明了这个历史发展的逻辑。
（闵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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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重视价值工程
鲁军
什么是价值工程？简要说来，价值工程是一门技术与经济相结合的边缘科学。它通过对产品的功能的分析，研究降低产品成本的途径，用最低的成本来实现产品的必要功能。为了提高经济效益，以尽量少的劳动消耗和物质消耗生产出更多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我认为，在工矿企业特别是机械工业，在端正经济工作指导思想的基础上，推行和应用价值工程，是很有必要的。
一、从现实情况来看。目前，我国机械产品的设计，已由经验类比设计开始走向通过试验计算的系统设计阶段。而所谓设计，就是为提出的任务求得一个在技术上尽可能完善、经济上很合算并能满足美学要求的解决方案。因此，在设计工作中，必须从技术和经济两方面来考虑产品的结构。当前，企业里的技术干部往往不甚熟悉或关心经济，经济管理干部往往不甚熟悉或关心技术。而价值工程则是技术与经济相结合的一门边缘科学，既要研究技术，又要研究经济，既要避免在提高质量时不必要地提高成本，又要避免在降低成本时不合理地降低质量。应用价值工程可以使技术与经济结合起来，质量和成本统一起来，从而比较理想地把定性与定量统一于最佳方案。
二、从设计方法来看。现在一般企业通常的设计方法，是应用理论力学、材料力学、机械零件设计、机械原理等传统的设计方法。由于试验条件的限制，试验数据的不足，在设计中安全系数往往选用偏大，造成结构不紧凑，产品重量增加，致使生产成本提高。而我们对现代的设计方法，如优化设计、可靠性设计、设计系统工程、计算机辅助设计、积木式设计、断裂力学计算法等，又较陌生，短期内还不可能普遍运用。在这种情况下，广泛推行和应用价值工程，可以仍用通常的设计方法，较好地克服传统设计方法中安全系数过大而带来的种种弊病，达到现代设计的效果。
三、从机械产品成本的形成来看。一个机械产品成本的80％以上是在新产品设计研制阶段时决定的。因此，应该从产品设计一开始就进行技术经济分析，努力以最少的成本支出来达到最合适的产品功能，使产品的结构、性能、工艺、原材料选用和配合，都建立在质量、成本最佳值的基础上。这是产品能否取得最好的技术经济效果的关键所在，对企业经济效益的好坏有着决定性的意义。现在，工厂中技术工作领域里的经济效果核算恰恰是一个薄弱环节。多年来，在工厂企业开展的经济核算，多半是只注重车间生产过程中的耗费核算，却忽视了技术设计工艺过程中的经济效果核算。应用价值工程，正是一个在技术部门进行经济效果核算的好办法。只有从产品设计、制造到销售各个环节，都切实开展经济核算，才能称为全面经济核算，才能确保经济效益的提高。
四、从价值工程研究的特定成本含义来看。价值工程所研究的成本，不是生产成本，而是总成本即寿命周期成本，也就是整个生产过程和使用寿命期间的总费用。它不仅包括产品出厂前的费用，而且包括产品贮存、流通、销售、使用、维护等方面的费用。因为只有总的费用即寿命周期成本降低了，才能提高对整个社会的经济效果。如果仅仅是生产成本降低了，但产品的质量和性能差，使产品的使用维护费提高了，那么产品整个使用寿命期间的总费用就可能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有所提高。价值工程研究的不仅是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而且是要提高全社会的经济效益，这当然是我们需要的。
五、从企业的现状来看。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企业经济效益低是摆在我们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不少企业在降低成本方面，往往比较重视紧缩现金开支，对生产中存在的大量浪费问题长期抓得不紧；至于因物资积压、效率低下等原因造成的浪费，则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不打破小生产的狭隘眼界，没有经营思想的转变（如树立产品的功能、价值观念，资金的时间价值观念，优化的观念，等等），就不可能有大幅度的成本降低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而推广价值工程可以有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它并不用追加多少投资，而以开发集体智力资源为基础，以科学分析方法为手段，巧用现有人力物力财力，就可大幅度提高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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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讯
《政治经济学教程》出版
中国人民大学宋涛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程》（以下简称《教程》），于六月中旬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高等学校文科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材，包括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三个部分。
《教程》简明通俗地对《资本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基本内容作了阐述，同时根据新的情况，对若干理论问题作了新的表述。《教程》指出，半个多世纪以来，帝国主义经济特征有了新的变化，混合联合企业的出现标志着垄断已进入了更高阶段，金融资本的统治进一步加强并具有新的特点，资本输出的形式和作用发生了很大变化，跨国公司已成为国际垄断组织的主要形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联盟开始出现，新殖民主义成了垄断资本对外掠夺的主要形式。但是，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和历史地位并没有改变，帝国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仍然是不可避免的。
《教程》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和生产、流通过程以及社会资金再生产的总过程，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对三中全会以来经济生活中的新情况进行了探讨和说明。《教程》强调经济规律具有客观性，认识和利用经济规律要有丰富的经济学知识和生产技术知识，要有一个反复实践的过程。
（钟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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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讯
《马克思主义哲学简明读本》出版
中央团校哲学教研室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简明读本》，曾在一九八一年两期普通班教学中试用，现已修订成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按照辩证唯物主义为总论，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历史观、认识论为分论的体系编写的。
（士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