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评孙叔平著《中国哲学史稿》
任继愈
最近教育部在南京召开了关于孙叔平同志的新著《中国哲学史稿》（上、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的讨论会，讨论中多数同志提议向大学推荐该书为大学教材，我也同意这个意见。借这个机会谈一点关于中国哲学史教材编写和教学的看法。
这本书的作者不是先带着一个框框来论证古人，而是根据原始材料说话。古人没有的，不硬凑，正如作者说的，“论点一定要是他本人的”，“逻辑也要是他本人的，而不是我妄加的”。我们已出版的有些著作，往往在这些地方不慎重，把不属于古人的论点强给加上，这就失去了科学性。这样的著作即使很多，也没有什么价值。
《史稿》是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成的中国哲学史。孙叔平同志自己很谦虚，说是“半路出家”，“不是科班出身”。其实，他的前半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教育和宣传工作，长期的锻炼使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比较熟练，这种条件恰恰是所谓科班出身的一般从事哲学史研究工作的人所缺少的。还因为作者从事革命工作多年，有生活经历的磨炼，不易犯所谓科班出身的一般从事哲学史的人的毛病。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对孙著的见解完全同意，有许多问题是可以讨论的。同样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学术上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历史界有范文澜的西周封建说，有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说。此外，还有秦汉封建说，魏晋封建说，也各自成家，各有一些支持者。广大读者并没有因为他们学派的不同而指摘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四人帮”横行时期，曾流行过一种错误的观点，好象学术上只允许有一家是正确的，只要有人表示不同意，那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资产阶级的。号称百家，只允许有一家。哲学史只允许“儒法斗争史”一家之言。那种无知、愚蠢的事，再也不容许出现了。
过去编书不少是集体合作进行的，这当然是一种很好的协作方式。但也不能说只有集体写作才是社会主义的编书方式。在农村中也办过一些蠢事，好象只有集体上工、集体收工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推行责任制时，有人产生抵触，说是“单干”，走回头路。写书不论是个人执笔还是集体协作，只要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式上完全可以百花齐放，用不着一刀切。
大学教材必须有，各学校的师资力量不同，学生水平也不同，教课时间有的多些，有的少些，在一定范围内还应允许有一定的机动。只要教材是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写的，有它的特色，是学术著作，不是东抄西凑，就值得向大学推荐作为教材。根据我在大学教书的经验，同一个大学里，同一个系里，同用一种教材，讲课的教师在讲授时也应该有机动权，可以提出和教材不同的意见，讲课内容的详略、重点也不能要求完全一样。讲课也要百家争鸣，才能启发学生的思路，活跃学术思想。
各大学正在使用的有关中国哲学史的教材，公开出版的大约有好几种，各大学自己编讲义尚未公开出版的还有不少。现在又新增了《中国哲学史稿》，这是祖国学术界繁荣的好气象，值得鼓励。中国之大，人口之多，作为大学教科书的中国哲学史不是多了，而是太少。只要与欧美各大学的教科书相比较，就可看出我们的教材品种少，规格也不全。以古希腊哲学史为例，他们各大学使用的教材不下数十种，而我们的先秦哲学史是不是也有几十种呢？
教材，是用来参考的，不是让教师照本宣科，让学生死记硬背的。再好的教材，只能供参考，教员不能照教材一字一句地讲，这样的讲授学生听不下去，也限制了学生的思路。世界上不可能有一种教材完全适应学生的要求的，也没有一种教材完全满足教师的需要的。教学也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教材只能供参考，代替不了教师创造性的劳动。
二十年前，各大学的教材尚未建设起来，当时中宣部由周扬同志主持编写大学文科教材，集中全国人力，历时二三年，编成教材数百种，从而减轻了千百位教师人人写讲义的负担，也保证了教学的质量。今天的条件不同于过去，只要发现有什么学校或个人的著作有被大学采用的可能，由有关单位召集会议，请在教学第一线的教师们提出意见，推荐为教材，国家既可节省人力物力，又能收到采优选用的效果，这是一个值得提倡的好办法。
总之，只要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编写的、言之有据的、有一定科学价值的著作，都有被推荐提名的资格。各大学也有选择的自由，没有必要要求全国都采用同一种教材。编写方式也允许多种多样，可以个人写，也可以集体写。反映着有生命力的阶级的思想，总是有生命力的。在正确方针指引下，假之以岁月，我国学术界将会日益繁荣昌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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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点民国史
二次革命
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后，产生了全国统一的中华民国。按照临时约法的规定，民国采用了议会民主的政治体制，但是，中央政权掌握在拥有北洋军队的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手里。当时，同盟会中的少数人，很快指出了这个假共和的局面，尖锐地揭露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阴谋，时隐时现地鼓吹进行二次革命来推翻袁的统治。而多数人认为，民国已经建立，袁世凯自应服从宪法和舆论，革命党人完全可以通过争取议会多数，组织责任内阁，即由议会多数党领袖出任总理，执掌行政实权，以此来限制袁世凯的野心。孙中山鉴于在南京执政时的挫折，在政治上比较消沉，希望从发展经济入手，为民国建立百年大计。同盟会领导骨干宋教仁便风云际会，领导同盟会推行两党竞争的政治活动，以求早日执政。为此，他降低了同盟会纲领，与统一共和党等几个小党派合组为国民党，从而使自己成为国内最大的政党。
1913年初，国民党在正式国会的选举中赢得了胜利，宋教仁兴高采烈地准备组阁。但是，他只是教条式地模仿那些政权巩固的资产阶级国家政客们的手腕，与袁世凯角逐政权，他不了解厉行独裁专制的袁世凯决不会接受议会民主让出政权，因而毫无应变准备。3月20日晚，宋教仁应袁之邀，准备进京商讨国事，到上海沪宁车站，打算进站时，突然枪响三声，宋的腰部受了重伤，延至22日伤重逝世。宋案的发生，是整个民族资产阶级放弃革命斗争、转向与袁世凯妥协的必然结果。宋教仁企图用议会斗争制服袁大总统，而自己却成为这场斗争的牺牲品。
革命党人紧张地展开了侦破凶手的活动，很快就协助租界当局捕获了主谋应桂馨、凶手武士英。从查获的证据中发现了袁世凯政府指使应桂馨实行暗杀的密函，宋案真相大白。一年来革命党人对袁世凯的种种幻想破灭了。正在日本考察的孙中山于3月27日回到上海，立即召集革命党人商讨对策，他主张迅速起兵讨袁，但黄兴不同意，主张法律解决，通过司法审判制裁袁世凯。孙、黄争持不下，各地革命党人也迟迟不敢起兵。他们十分矛盾地一面备战，一面争取法律解决。
袁世凯决心用兵。他一方面阻挠宋案的司法审判，一方面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达成了2，500万英镑的大借款，以充实军费。国会国民党议员和国民党都督，即湖南都督谭延闿、广东都督胡汉民、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进行了措词强烈的抗争，要求取消大借款。袁世凯悍然不顾，于5月3日发布“除暴安良”令。他在副总统、湖北都督黎元洪的支持下，于5月初派遣北洋第六师、第二师相继入鄂，准备对坚决反袁的李烈钧用兵。1913年6月9日，袁下令罢免赣督李烈钧，随后又罢免胡汉民和柏文蔚。三都督鉴于形势不利，相继下野，准备隐忍待时。但这样的不战而走实在太屈辱了，孙中山愤懑万分，坚持冒险一战，7月初革命党人终于下了起兵的决心。
这时，北洋第六师李纯已进占九江——沙河一线，北洋第四师臧致平团由海道南下进占上海军械重地——制造局，如两把尖刀插入了南方腹地。南方的一批军事将领又为袁世凯所收买。形势十分严重。
1913年7月8日，李烈钧自上海返抵江西湖口。7月12日，江西讨袁军向沙河李纯所部北军发起进攻，二次革命的战幕正式拉开。7月15日，黄兴在南京宣布江苏独立。随后，安徽、上海、广东、福建、湖南和四川重庆等地，也相继宣布独立。但是，仓促上阵的讨袁军，缺乏战略计划，缺乏统一指挥，缺乏战略协同，他们冷冷清清，孤军奋战，甚至连多数国民党议员都还在北京留恋议席。因此，这场革命很快遭到挫败。
在江西战场上，四天之内，讨袁军左右两翼的进攻，即被李纯以一师兵力击败。袁世凯又任段芝贵为第一军军长，指挥江西军事，于8月18日占领南昌。在江苏战场上，从7月16日到22日，讨袁军与北洋军队在徐州以北进行会战，讨袁军失利，放弃徐州、蚌埠，直退南京。袁世凯又任冯国璋为第二军军长，率军南下。当时，安徽陷于内争。上海讨袁军由陈其美指挥于7月23日晨起，进攻制造局，屡攻不克。7月27日晨，租界英军竟入侵闸北讨袁军司令部。湘、粤、闽北援之师迟迟不发。7月28日，黄兴看到大局无望，悲愤欲绝，经部下规劝，只身离宁。讨袁军全局动摇，各地相继取消独立。
不久南京第八师等部士兵群众奋起反对取消独立，革命党人何海鸣也潜往南京策动。8月11日，南京城头重新举起了讨袁的旗帜。高级将领竟纷纷出走。士兵们义愤填膺，人自为战，从8月14日起，与进攻南京的张勋所部辫子军在紫金山、天保城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凡五得五失，给予张勋以极其沉重的打击。八师士兵群众的英雄业绩，为二次革命谱下了最光荣的一章。终因敌军大兵压境，孤立无援，南京于1913年9月1日失守。9月12日，四川重庆也为入川的黔军占领。讨袁战事遂全线沉寂。
至此，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中发展起来的军事和政治势力丧失殆尽，孙中山、黄兴、李烈钧、陈其美等被迫重新流亡海外。袁世凯通过残酷的暴力镇压，终于完成反革命的武力“统一”。（朱宗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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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社会主义法制的若干问题》即将出版
张友渔的论文集《关于社会主义法制的若干问题》即将由法律出版社出版。主要内容有：社会主义法制的本质和作用，社会主义法制的优越性，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的关系，社会主义法制的立法原则，社会主义法律的稳定性，切实保障法律实施的重要条件，守法是每个公民的光荣义务，有关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几个法律问题，等等。（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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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政治经济学简明读本》（社会主义部分）出版
中央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吴光辉等同志编写的《政治经济学简明读本》（社会主义部分）一书，最近已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本书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根据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阐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发展及其运动的规律，对实践中提出的一些理论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少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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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常识读本
第二部分 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生活的物质基础的生产
《读本》的第一部分，对社会主义经济生活进行了客观的分析，指明了社会主义经济生活发展的若干客观规律性。从这一部分开始，《读本》就从各方面来论述我们主观上应该如何努力从事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社会主义的生产是使用价值的生产。使用价值可以是物质产品，也可以是劳务。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生活物质基础的生产，是物质产品的生产。不仅分配、交换和消费都要以物质产品为前提，就是劳务的生产也要依靠物质产品。任何经济生活都离不开物质产品。因此我们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发展物质产品的生产。
第六章 开发和利用人力资源、国土资源及其他经济资源
一个国家总有特定的许许多多的人，特定的许许多多的机器、设备、工厂、矿山、道路、运输工具……，特定的平原、山地、水面、地下的贮藏、气候……。这些都可以作为在发展生产中可能发生作用的各种物质要素来考察。也就是说，它们可以作为“资源”来考察。在这一章中，我们打算说明这些方面的物质条件如果能够得到合理的运用，对于发展我国物质资料的生产将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同时我们也打算探讨如何合理运用这些物质条件的途径。
第一节 人力资源和它的利用人力资源的概念
一切生产活动都是由人的活动引起和控制的过程。在生产中，作为劳动者的人，居于主体地位，与“物”的要素相比，“人”的要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生产的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人的作用的发挥。但是在任何现实的生产中，这种发挥总是不充分的。因此，已经存在着的人力，就成为一种等待人们去进一步利用和开发的对象。于是“人力资源”的概念也就得以成立。
马克思说：“人本身单纯作为劳动力的存在来看，也是自然对象，是物，不过是有意识的物，而劳动本身则是这种力的物质表现。”（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6章）在“人力资源”这个概念中的人，就是作为这样一种有意识的物，作为自然对象来考察的。
“人力资源”这个概念，甚至“人力资源是一切资源中最为宝贵的”这种观点，站在不同阶级立场、持不同社会观点的人，都可能接受。但是属于不同阶级立场的人，是从不同的出发点去对待人力资源这个问题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致力于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目的是使劳动者上升为社会的主人，使人不再是单纯的劳动力，这就使得人力资源的利用，成为劳动者发挥他们在物质资料生产中的积极作用。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研究人力资源的状况，研究劳动者这种自我发挥作用的条件，研究可供选择的利用人力资源的政策、措施和方案。
人力资源的量的规定性
人力资源的量的规定性，包括（1）作为劳动力的人的多少；（2）劳动力的素质。这里所说的作为劳动力的人的多少，是指一切具有劳动力的人的数目，不论全劳动力或半劳动力，都是同等看待的，有一个算一个。
劳动力是劳动者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所以这里所说的劳动力素质指的也就是劳动者体质和智能两个方面的统一。一个人的体质不只是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中得以发挥他的劳动力的生理基础，而且也是他的智能得以进一步提高的生理基础。然而智能的概念不能包括在体质之中。它是社会对劳动者进行教育培养和劳动者本人长期学习锻炼的结果。在智能的概念中，包括一般的文化科学知识，也包括专门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劳动者的素质中还应该加上他的思想政治觉悟和道德水平。它们是劳动者的体质和智能能否很好地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出来的内在因素。在剥削制度下，劳动者思想政治觉悟与道德水平，也是劳动者素质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这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情况有原则的不同。在剥削制度下，一个政治觉悟与道德水平高的劳动者并不一定劳动得很好。有时他还要带头罢工和怠工。
作为劳动力的人数是很容易计算出来的，而把劳动力的素质考虑进去，计算就有困难。关于劳动力的体质和劳动力的智能，有各种计量方法。比如，我们根据劳动者的体质上的区别，可以说一部分劳动者只拥有半劳动力或四分之一的劳动力等等，并在劳动力的统计中表现出来。
人力资源和人口在一般情况下存在着成正比的关系，但它们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在人口这个概念中还包括尚未形成劳动力的儿童与丧失了劳动力的老人和病人及残废者。没有劳动能力的人，作为消费者，不属于人力资源的范围。但是一切具有劳动能力的人，不论他当时在生产中是否起作用和起作用的情况如何，都属于人力资源问题考察的范围。
人力资源的量，在一定国家的一定时刻，是既定的，但它又是可以变化的。人口的增减是人力资源数量上发生变化的一个原因，但不是主要的。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国家教育事业的进步。在现代社会中，由于教育事业的进步而引起的人力资源的变化，越来越占重要的地位。
我国是一个人力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
我国是世界上人力资源特别丰富的国家。据1981年统计（缺台湾省的数字），全国有九亿九千六百二十二万人口，因此就有与之成比例的劳动力。这是从劳动力的人数多少来看的我国的一个优势。从劳动力的素质来说，情况就比较复杂，需要作各方面的分析。
我国建国以来，劳动力的素质有很大的提高。但是，总的说来，我国劳动力的素质与发达国家相比，是比较差的。我国普遍的营养条件和卫生医疗条件还不如发达国家。从一般文化科学教育水平看，平均说来，比发达国家的差距就更大。而在思想政治觉悟、道德水平来说，则是比较高的。我国劳动人民素以勤劳著称。
我国在劳动力素质方面的某些弱点，是分析我国人力资源丰富程度时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
利用人力资源的根本条件是劳动者与劳动手段、劳动对象的结合
各国人力资源的情况是有差异的，人力资源的利用差异就更大，后者取决于多种条件。
人力资源利用的根本条件是劳动者与劳动手段、劳动对象的结合。在本书第一部分中我们讲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再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对这种结合的障碍，但是在某一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一时期，会因生产资料不足而使一些劳动者不能很好地与生产资料结合。我国今天就存在这种情况。在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不变的情况下，这种结合的状况并不是不可改变的，如果组织和安排得当，结合的状况就可以大大改善。例如在生产结构上可以考虑多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和农业，农业品、矿产品等的深度加工，各种服务业的发展，等等，它们都是适应中国人力资源丰富特点可以采取的措施。
保护劳动力
在利用与开发人力资源的同时，要重视劳动力的保护工作。
在生产过程中，存在着各种不安全、不卫生的因素，给劳动者安全与健康造成威胁，甚至危及劳动者的生命。社会主义国家理所当然地要对劳动者采取各种有效保护措施。劳动保护的主要内容有：
第一、保护安全生产。（1）要采取措施消除各种危害劳动者安全的因素；（2）贯彻“安全第一”的原则，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组织生产，严格实行安全生产责任制。
第二、防治职业病。要特别重视各种职业病的预防，消除致病的根源。
第三、保证劳动者得到必需的休息。
第四、特别要做好女工的保护工作。
只有做好这些方面的工作，使劳动者保持正常的劳动能力，才有利于生产的发展。
提高劳动力的素质
劳动者在生产中的效率——劳动生产率，直接受劳动力的素质决定。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在我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提高劳动者素质的第一个方面是改善劳动者的营养状况。从一国的范围来看，劳动力人口平均营养水平就是该国劳动者平均体质的主要标志。人体需要的营养（体现在食物的品种及其数量构成上），既决定于人们的年龄、性别、身高、体重，也决定于他们所从事的不同职业和劳动强度。人体热能的吸收和消耗之间的平衡，是劳动者维持和达到正常劳动效率的生理条件。
除改善营养条件外，还要加强体育锻炼与预防疾病，等等。
提高劳动者素质的第二个方面是对劳动者进行教育与培养。随着在生产中愈来愈广泛地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生产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就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依赖劳动者智能的提高。
劳动者的教育和培养的基础，是办好普通教育和就业前的职业教育，同时也要加强就业之后的各种形式的业余教育和对职工的脱产培养。以发展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智力投资”，对于提高劳动力素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大力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迅速改变我国劳动力素质在智能方面比较低的现状。在这方面，我们一定要有足够的认识和觉悟。
我国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的人口政策
我国人口密度已经超过每平方公里100人，为全世界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30人的三倍多。在世界上拥有十万平方公里国土以上的102个国家（或地区）中，我国占第13位。我国人口分布也极不均匀，95％以上人口集中在爱辉——兰州——腾冲一线东南部。在占国土面积将近一半的这个地区中，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约200人。其中人口稠密地区达到每平方公里800人至1，000人以上。我国国土面积很大，但全国平均每人占有土地面积不足15亩，只有世界平均数49．5亩的30％；耕地人均只有1．5亩，只有全世界平均5．5亩的27％；有林地人均1．9亩，只有世界平均数15．5亩的12％；草地人均5．1亩，不到世界平均数11．4亩的一半。对于我们这样的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来说，人口密度是偏高的。这增加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困难，影响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必须控制我国人口的增长，实行计划生育。这种人口政策同开发利用我国已经存在的人力资源并没有矛盾。
本章执笔：刘与任（原载《经济学周报》1982年第23期）
本版自今年3月19日开始转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常识读本》，至今已分十一次刊登了绪论和第一部分。现应读者要求，从第二部分第六章开始，顺序编号，以方便读者。 ——编者（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