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一个女工程师的道路〔报告文学〕
金凤
戴总和小戴
北京毛纺织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戴秀生正在车间巡视。她今年53岁，看上去要年轻得多。漆黑的双眉，红润的双颊，一双细巧聪明的眼睛在玳瑁色眼镜后灼灼发光，齐耳短发紧塞在白色工作帽里。她那灵敏的耳朵倾听着几百台纺纱机、织机和染整机发出均匀的有节奏的声音，她那双锐利的眼睛留神观察着雪白的毛条经过几十道工序变成各种花式的高级毛料，她那因公伤残的手不时捡起落在地上的飞毛，擦去呢面的油污……那道工序出现故障，她当机立断去排除；那匹产品出了疵点，逃不过她的眼睛。人们尊敬地称呼她“戴总”，她是名副其实的生产、技术总指挥。她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干，认认真真地干，三十年如一日地在生产第一线奋不顾身地干。
她成天活跃在各个车间，科室干部有事找她，不免要一个车间、一个车间地跟踪追寻，因此开玩笑说：“咱们的戴总真象罗马尼亚电影《沸腾的生活》中的那位厂长，该给她随身配部报话机”。
她在车间巡视。一些工人和车间干部见她走来，不觉有些紧张。她是出名的要求严格的人啊，有些技术、管理或操作上的疏忽被她抓住，她可是毫不留情，当场给你下不来台。有人说她性子太急，要求太严，爱发脾气。一年要生产340万米优质毛料，要出口一百二三十万米到四十多个国家，要给国家上缴二千多万元利润和税金，要提高经济效益和管理水平，一步步赶上国际水平……这担子不轻啊！而现在，生产上的漏洞还很多，她能不着急吗？譬如，有人马马虎虎把来样订货的配料颜色弄错了，产品不得不重新投产，交货日期要推迟，外商可能索赔，对这样的事她能眯眯笑，笑得出来吗？最挑剔她的人也承认她发火是为了把生产按质、按量、按市场需要搞上去啊。严厉的指挥员才带得出能打胜仗的队伍，要求严格的戴总，使北毛获得“质量信得过工厂”的荣誉。
1950年戴秀生从北洋大学纺织系毕业来到清河制呢厂时，还是一个梳着小丫辫，穿着工装裤的小姑娘，见人腼腆，一说话就脸红，一受委屈就爱哭鼻子。工厂的人都亲昵地喊她“小戴”。一个世纪的三分之一过去了。年轻的女大学生成长为毛纺工业的专家，“小戴”变成了“戴总”。但不少老工人、老同事、老上级至今还是亲热地喊她“小戴”。“戴总”和“小戴”，在她身上似乎同时存在，奇妙结合。生产中，工作中，她是精明强干、雷厉风行的“戴总”，而她的生活方式和处世哲学却还是颇为天真的“小戴”。她的老上级宋汀同志有次开玩笑地对她说：“小戴，我要送部《东周列国志》给你看看，让你了解一下人事关系的复杂”。书，没有送，戴秀生至今也没有时间看。她对于当今显然变得复杂起来的人事关系和处世哲学依然一窍不通。心里怎么想，嘴里就怎么说，直来直去，不大讲究方式方法，不免得罪人，不免碰钉子。碰了钉子她还是要说。人家看她是“戴总”，有时不得不让步罢了。
一位车间主任劝她：“戴总，你不要太认真了。这年头乔厂长不好当。”戴秀生扬起双眉，认真反驳：“象乔厂长这样的干部太少了，要是多了，事情就好办了！”
现实中的戴秀生不是小说中的乔厂长。她的生活道路不同。但她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她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坚毅的品质，和乔厂长颇有相似之处。就说她受伤的手的事吧……
伤残的手坚毅的心
1960年8月10日下午。北京市清河毛纺厂的长毛绒车间。戴秀生正同一位老师傅和一名青年女工在复洗机上试验毛条压染的新工艺。正是国民经济困难时期，戴秀生营养不良，日夜奋战，体重已降到八十多斤，但仍全神贯注地试验。一次意外的事故，把戴秀生五个手指连同手掌全卷到压水轴里去了，在14吨重的油压机下整整压了一小时。厂长、工程师、医生都赶来了。围着的人看到她那失去血色的脸，有的心疼得直掉泪。令人意外的是，平时爱哭的小戴这时却没有流一滴眼泪。当医生匆匆包扎好她那一团血污的手把她送往医院时，她甚至还勉强地向同志们微笑。
经过检查，医生断定是“五指粉碎性骨折”，需要立即截肢。北京市纺织局局长张布克赶到了，他向医生请求：“小戴是很有前途的工程师，和你们医生一样，她非常需要她的一双手。我们毛纺工业也需要她的一双手……”
骨科专家王大琬教授赶到了，她决定使用她创造的交叉皮瓣手术，尽量保住戴秀生的伤手。
手术进行了五六次。王大夫先将戴秀生的左腹部割开，将伤手和左腹的肌肉缝在一起，再从左腿割皮补在左腹。半个月后，又将伤手连同左腹部一块血肉一起割下，伤手成为紫红色的肉团，再将那紫红色的肉团割开，一次，两次，逐步修出两个手指……
戴秀生凝聚起全身力量，接受一次又一次手术的巨大痛苦。
白雪覆盖大地，窗外已是一片银白世界。医院大玻璃窗内，心如白雪般晶莹的戴秀生正用仅存的半截拇指夹住笔在艰难地练习写字。她穿着的毛衣毛裤都被汗水湿透了。但白纸上毕竟赫然出现了豪迈的诗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她被调到北京市纺织品设计所当副所长。组织上显然是照顾她。她可不是坐办公室的人，她把设计任务安排好，一头扎到工厂中去了，和技术人员一起设计、生产了乌黑毛涤纶，销到香港，大受欢迎。她的伤手已经能熟练地写字，画图，拉计算尺，做各项产品的性能试验，还能挡车开机器。她的腕关节已受伤，要运用整个胳膊的力量才能移动伤手。人们只看到她象一位出色的工程师那样工作，却不知道她夜间躺在床上时，有时疼得连自己的胳膊在哪里也不知道了呢？！
她来到北京毛纺织厂担任副总工程师兼技术科科长。她和老工程师马文荣、女技术人员黄小婉、田振云等一起改进了产品的设计和质量，制定了一整套工艺标准。
她带着北毛的样品来到天津参加全国毛纺织品质量评比。面对全国、特别是一些素负盛誉的老纺织工业基地的产品，她有点紧张、不安。
产品陈列室里，毛纺工业的老专家们用精细得近乎苛刻的眼光在估量着，用有几十年经验的手在抚摩着、品评着产品的弹性、手感、条干和色泽……脸上是一副莫测高深的神气。
评议结果，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毛纺工业中只算得小兄弟的北毛出产的华达呢、凡尔丁、哔叽名列三个第一。
这一天夜间，戴秀生在招待所的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迷迷糊糊地，她似乎又站在陈列产品的大厅。专家们在评议着，代表们在争论着。大家的眼光都集中到她带来的一块奶油色的凡尔丁。它的弹性、手感、条干、色泽、呢面和边道都很出色。一位代表忽然嚷道：“它落水以后会不会变形，皱巴巴地象泡泡纱似的？”戴秀生吃了一惊，那块凡尔丁各项试验都做过，恰恰没有做落水变形试验。原来评比条件中没有这一条呀。她急得大叫起来：“不行，不行……”
和她同住一屋的北京市纺织局科研处处长王俊灵惊醒了。她喊醒戴秀生，问是怎么回事，戴秀生不好意思地将她的梦告诉王俊灵。王俊灵听了哈哈大笑：“小戴呀，你真是做梦也惦记着你那些宝贝咧。评比结果都出来了，你还担心什么？”戴秀生叹了口气：“凡尔丁没有做落水变形试验，我心里总不踏实。”
有的代表果然对北毛连拿三个第一不服气，他们提出要对凡尔丁做落水变形试验。各地拿来的十几块凡尔丁投入水中，大多数变形了，有的当真皱巴巴地象泡泡纱似的，只有北毛那块奶油色的凡尔丁，出水后依然亭亭玉立，达到试验最高的五级。代表们信服了。
信念和力量
人是要有信念的。在那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动乱中，有许多人遭受折磨而坚强不屈，极少数人攀缘权势而堕落，戴秀生怎样了呢？
在工厂那样受人尊敬、器重的戴总一夜之间变成“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阶级异己分子”，车间不准她进，只让她打扫厕所，种地，甚至宣布“开除她出党”！
她被剥夺了一个工程师工作的权利，但她的思想，她的心，最残酷的法西斯专政也难掠夺和占领。每天，拖着精疲力尽的身体回到她姐姐家的小屋（她在工厂的宿舍已被没收），她有更多的时间读书和思考。
她想起小时候，失业的父亲就在这小屋中给她们几个姐妹讲中国的历史，讲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所受的痛苦和屈辱。解放了，也是在这间小屋，父亲用怡然自得的眼光，笑着对她们说：“我早就说过，中华民族大有希望，中国人民扬眉吐气的日子不是来到了吗？”
她想起，清河制呢厂的第一任厂长兼党总支书记张布克同志不止一次找他们这些刚进工厂的大学生谈心，谈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难经历，谈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张布克那矮小的身躯似乎蕴藏着不尽的精力，短短几年把一个只有几十台残破布机、只能织军用毛毯和粗呢的小厂，改造成为拥有一万毛纺纱锭、能生产几百万米精毛产品的大厂。她忘不了张布克同志经常说的一句话：“中华民族能自立于世界之林，任何外部和内部的敌人休想打垮我们。”
她想起，当她听到开除出党的消息，坐在高粱地里象一个孤立无援的女孩一样痛哭时，和他一起种地的老王师傅静静地说：“小戴，你发什么傻？他们就能代表党？党在你心里，在我心里，他们开除不了。他们呀，兔子尾巴，长不了！”
戴秀生想了很多很多……
十年动乱终于结束。她恢复了组织生活，重新担任副总工程师，可以放开手脚抓生产了。
起步艰难哪。工厂接受16匹漂白华达呢订货。投产32匹，勉强挑出16匹交货，光修补就花去十多天时间。
困难和挫折常使怯懦者止步、消沉，真正的战士却更奋然前行。戴秀生又主动接受12匹漂白华达呢订货。她发动科室、车间订出漂白产品管理细则50条，她自己和科室人员田振云、顾佩卿、车间主任温德、陈怀志、华云梅、王学勤、王秀英等跟了白班跟夜班，一道工序、一道工序地抓。辛勤的劳动获得出色的成果，投产14匹，匹匹合格，有6匹没有一个疵点，修补只用了一天时间。队伍训练出来，管理制度重新恢复，北毛的生产走上轨道，现在每年生产两万多米漂白产品，匹匹合格。
戴秀生又在产品的质量、花色、品种上下功夫了。
高级单面花呢是国际市场上畅销的高级产品。“文革”前北毛的高级单面花呢已赶上有五十多年生产历史的著名老厂的水平。“文革”中这个产品质量掉下来了。戴秀生组织了攻关小组，把国外样品和老厂产品作为借鉴，又参考国外的资料反复试验，在工艺上采取一系列改进措施。1979年，这个产品荣获国务院颁发的金质奖。全国毛纺工业只有两块金牌，北毛夺得一块，这凝聚了戴秀生和全厂工人、技术人员多少心血呵。1980年，北毛又评上四个名牌、两个优质产品。北毛的质量在全国又开始有点名气了。
在总工程师戴秀生的组织和领导下，80％羊毛、20％聚酯的一系列毛涤产品，100支纱的高级维也纳衬衫料，120支纱的高级精毛产品和时纺都在北毛生产出来。和时纺薄如蝉翼，柔若轻裘，质如绢帛，加工成“国王牌”衬衫，在香港每件售港币250元，轰动了香港市场。许多港澳同胞伸出大拇指赞叹：“想不到祖国竟能生产出这样高级的产品，真给中国人长志气！”现在，北毛每年要生产三四百个花色、品种的毛料，还试制七八百个新的花色、品种。许多外商认定要ＰＡ牌的北毛产品。
时间的哲学和她的生活方式
戴秀生从青年时代起就认定每一分钟时间都要讲求实效，不能做虚功。“文化大革命”夺去她十年的时间。如今，她更迫切感到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尽量发出自己的光和热。她一天的工作日程排得满满的。一到工厂，看完报表，下到车间，就要处理日常生产中一些紧迫问题，还要参加那些计划会、生产调度会、质量分析会、产品鉴定会、学术论文评定会、党委会、安全会、教育工作会……晚上回到宿舍，简单的晚餐还没来得及做，工人、干部跟了来，谈工作，谈思想……一直到深夜。她只好吃点面包和点心当晚餐。人走后，她还要在灯下考虑工厂的生产安排，看国外的纺织资料，准备新的学术论文……时间就是生命，就是工作的数量和质量。她对于时间抓得很紧很紧，也要求工厂的生产讲究实效和时效。
北京市纺织品进出口公司的同志拿来一块仅仅六盎司重的100支纱的斜纹方格棉布，这是国际市场上的畅销货。她组织技术人员、车间干部和工人，从分析原料、试验规格、制定生产方案到生产出100支纱斜纹方格毛料的高级维也纳衬衫料，只用了一个月时间，质量还超过原来的规格。制成高级衬衫投放国际市场，马上给国家挣来外汇。
她接待美国一家著名的服装公司的经理。那位商人傲慢地说：“我听说中国总要十个月才交货。”戴秀生意识到，现在交货的时间关系到国家的信誉。她冷静地说：“你拿样品来，我们保证四个月交货。”两个月后，他们交出样品。美国商人高兴地一次订货四万米。
这几年，出国参观、考察的人多了，有人很有收获，但也有人只是出去看看花花世界，给自己采购一些“洋货”，白白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和外汇。1979年，戴秀生到英国考察毛纺染整工艺。二十几天中，她参观了几十家工厂，只在伦敦停留半天。她没有给自己买一样东西，却把节省下的零用钱买了几块英国毛料样品带回作试验。回国后，她立即把考察成果运用来改进工厂的染整工艺。她一项一项产品作试验，取消了几道工序，提高了产品的实物内在质量，节约了能源，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时不空过，这就是戴秀生的时间哲学。
工作、学习几乎占据了戴秀生全部的时间，她留给个人生活的时间就很少了。五十年代，她和丈夫老李同在北京工作，但他们没有安家。平时各住各的宿舍，一星期聚会一次，看看双方的老人，吃顿饭，戴秀生就急急赶回工厂去了。有时老李下班后骑自行车赶到清河制呢厂，小屋中时常留下这样的字条：“今晚要做实验，你等着吧。”老李等着，等着。十二点过去了，一点，两点钟过去了，有时直到天亮，戴秀生才回到宿舍，头一落枕便沉沉睡着了，梦中还在喃喃说着：“质量，质量……”老李还能说什么呢？他轻手轻脚收拾好屋子，骑车走了。更多时候，她晚上还要给工人补习功课，老李也就不来打扰她了，满足于一星期聚会一次的生活方式。他们没有孩子吗？没有。五十年代还没有提倡计划生育，马寅初先生的人口理论还在受到批判，但这一对倾心于事业的年轻夫妇一结婚就避孕了。等到他们想要一个孩子，到医院检查，戴秀生需要动一次手术。只是，她总安排不出住院的时间。
1959年，老李奉命调到大连海运学院工作。戴秀生原也可以调到大连，但大连没有毛纺工业，戴秀生宁肯忍受两地分居的痛苦和不便。
这种牛郎织女的生活一过就是二十年。1979年，老李调回北京。这时，他已将近六十，戴秀生也年过半百了。结婚三十年，细算起来，他们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大概不过三、五年。老李调回北京后，平时依然住在单身宿舍，每星期回家一次。他们说，这样生活习惯了，晚上的时间双方可以专心工作、学习，这等于延长了三分之一的生命。只是在老李的一再坚持下，他们抱养了一个小女孩，名叫丹丹。三十年来第一次置办了锅盆瓢碗，有了自己的家。
在这新建的家里，引人注目的是墙上挂着著名的88岁老画家王森然送给戴秀生的两幅国画和老李弟媳妇画的一幅油画。国画上是一树黄澄澄的硕果和一篮紫艳艳的荔枝，画上题了“几头垂烂紫，纤手研轻红”的美妙诗句。油画上是郁郁苍苍的森林，加上小丹丹的欢笑，点缀得室中春意盎然，富有情趣。
老画家送的两幅国画也许是含有深意的吧。那累累硕果不正象征戴秀生艰苦奋战几十年，终于获得丰盛的硕果？！“纤手研轻红”的题词，最好不过地描绘了她那虽然伤残、依然纤巧有力的手，至今还在精心研磨毛纺工业的万紫千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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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小桥赋
范培松
我曾经有这样一个痴念：数一数苏州城的小桥，究竟有多少？但是谈何容易，怎能数得清？你瞧：小巷深处，大街尽头，处处会看到一座座小桥，弯着腰，背朝天，蹲卧着，静静地把人们、车辆从此岸驮到彼岸。它们到底有多少，我曾问过一位老苏州。他却用手往天空一指说：“苏城天上有多少星，苏城的地上就有多少桥。”这自然是夸张的说法，但也足见小桥之多，足见它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的重要了。
苏州城的小桥实在小，有的，长只有一两根扁担那么长，步子跨大一点，十步不满；宽，三四个人并排走就觉得挤了。如果登上五六层的楼房，远远望它，就好比是书本上的一个破折号。但别看它小，谁也离不开它。曾记得，十年动乱期间，搞“文攻武卫”，一派在桥那边，一派在桥这边，小桥成了三八线、封锁线，这就苦坏了小桥两边的居民，每天要绕弯子，兜圈子，多走不少冤枉路，好比一篇文章，少了标点符号，苦煞读者，读不懂了。
苏州城的小桥也实在平凡，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值得人们歌颂。虽然，宝带桥在邮票上印过，枫桥在唐诗里吟过，园林里的曲桥在文人笔下颂过，那多半靠的是它们的“雄姿”。至于其它小桥，对不起，都不见经传。可是，人们却用各种方式来表达对它们的喜爱。别的不说，光说名字，人们给它们起的名字多么美妙动听：新石桥，带城桥，望星桥，万年桥，太阳桥，乐桥……
我也喜欢小桥。每天工作之余，晚饭后，我总爱慢慢地踱完小巷，站到小桥背上伫立一会。这时，一切疲劳和烦恼，都会忘在脑后。倘若遇到好天气，明月高悬，清风习习，河水悠悠，杨柳依依，我伏在桥栏上眺望，浮想联翩，真有点到了“忘我”的境界。美哉，小桥！美哉，小桥！
诚然，小桥的朋友不止我一个。咱们隔壁弄堂院子里的七一阿爹也是一个。他也总是在晚饭后准时到桥上来，除掉刮风下雨天。他每次上桥，总要把手轻轻地从栏杆的一头摸起，深情地边摸边走，摸到底，再换一根，如此再三。尔后，就立在小桥中间，向远方眺望。有时，嘴里还要自言自语，仿佛在和小桥说着悄悄话。他不止一次站在小桥上，指着小桥，深情地对我说：“这里，值得一站哇。”
七一阿爹，是我家斜对门实验小学的语文老师，我的两个孩子都是他的高足。他，平凡、普通，吃了一辈子的粉笔灰。不过，他的相貌有些特别，白发白须，活象个老寿星。人们说，他的白须是因为他吃了几十年粉笔灰而变白的。他的学生很多，据说，他的学生的学生的学生，有的也已经是什么教授、工程师了。他的学生到底有多少，谁也没有精确统计过。我只听说在庆祝他执教三十年的大会上，教育局长亲自为他戴大红花时，说了这么一句话：“您老的学生至少该有四个数目字吧！”更值得一提的是，七一阿爹的一家也都姓“师”：爱人是幼儿园的教师，儿子、儿媳是医学院的教师，女儿是中学教师，女婿是技校教师，唯一的一个孙子在77年又考取了我市的师范学院，是——未来的教师。真是呱呱叫的教师世家。人们尊敬他，逢年过节，到他家探望的人络绎不绝。但是，他对桥为何这样亲？这是个谜，他从没说过，我也没问过。
今年暑假里，照老规矩，我们仍然常在小桥上会面。突然，有几天没遇到他。我不禁疑惑起来，他病了，还是去旅游了，还是遇到了什么急事？一天上午，我去他家看望了。
果然，他病了。只见他用枕头垫着背，半躺着。那个在师范学院读书的孙子噘着嘴巴，坐在他身旁。看样子，两人似乎在争论着什么问题，气氛有些紧张。七一阿爹招呼我在他病榻前坐下。他的孙子气呼呼地走了。
他苦笑了一下。说：“天热，老毛病犯了。有几天没去看那小桥了。”
我点了点头。
“你来得正好。”他亢奋起来，说，“有件事要拜托你，带我那个孙子去小桥散散步。他正在闹别扭呢。他马上要毕业了，死活不肯当教师，要我去找找熟人，通通关节，搭搭桥，让他跳出教育界这苦海！你看——”他气喘起来，我赶紧劝他别说了，歇一歇。
“不——不——”他越说越激动，“他糟踏了桥，他不了解桥。请你告诉他，要做人们脚下的小桥。要象它那样，坚定地站在那里，做一个乐意帮助人们走进知识王国的人民教师；要象它那样，不怕风吹雨打，做一个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人民教师；要象它那样忠于职守，做一个……”他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
我领悟了七一阿爹的心愿，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连连答应说：“好，好！你放心，这事我包了！”
回家路上，我的心怎么也不能平静下来。我明白了：七一阿爹爱小桥，原来他自己就是一座小桥。我很激动，七一阿爹交给我的是一项多么神圣的使命！今天，我一定早些吃晚饭，带七一阿爹的孙子去小桥上，好好和他讲一讲这平凡的小桥的伟大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