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在艰苦战斗中建立的团结
——纪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致力革命出版事业五十年
徐伯昕
三联书店的前身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诞生较早的是生活书店，它成立于1932年7月1日，新知书店和读书出版社分别成立于1935年和1936年。
三书店经过十多年的独立经营，于1948年10月实行全面合并，成立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直继续到现在。三书店完全合并之前，在极为艰苦、险恶的环境里，在共同的对敌斗争中，三书店的同人长期同甘共苦、互相砥砺，培育了团结的良好基础。回想起当年的战斗岁月，使人胸怀激荡，感奋不已。
患难兄弟 同心协力
三家书店在初创时期，由于各自发展的过程和主观条件的不同，各有自己的特色。可是，三家书店的性质和目标，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为谋求广大人民的利益，为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而努力奋斗。三家书店所致力的出版事业，是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中文化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家书店在他们分别诞生之后，除了受到敌人制造并强加给书店的种种迫害而外，三书店相同的最大困难，是经济上的穷困。新知书店在创办时用“募股”方式筹集了六七百元。记得1930年《生活》周刊社设立书报代办部时，只用20元印了一份书目，就这样开展了业务，此外并无其他的资金和开办费用。
三家书店之间的互助合作，在初期主要是工作上的互助合作。新知书店创立初期没有门市部，所出图书完全委托生活书店总经售。抗战爆发后，三书店由上海迁到汉口，党的长江局决定把延安解放社出版的书籍在国统区用中国出版社名义印行，此事交由新知书店全权办理。事实上，新知由于人手的关系，中国出版社的书籍有一部分是交生活印行，新知印刷部分也委托生活总经售。
抗日战争初期，三书店同时在大后方增设了许多分支店。1938年上半年，国民党卫戍区宪兵、国民党特务借口检查，到汉口各家书店门市部任意查抄三家书店出版的书刊，投寄的邮包被扣的事情也不断发生。几个月之后，国民党中宣部又实行了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所有这些，引起三书店负责人的高度警惕，并采取行动进行斗争。
生活书店的主要创办人邹韬奋同志为反对图书杂志的任意查抄和原稿审查，保障言论出版自由，曾在国民党政府的所谓“民意机关”国民参政会第一、二次大会上，接连提出提案，据理力争，两次提案都在会议上获得多数通过，但国民党却蛮横无理，对决议置之不理。在这两次斗争中，三书店的立场是一致的，并且动员和团结了一批出版同业发表声明热烈支持，作为后盾。
撤离汉口后，三家书店负责人齐集重庆，有事可以随时共同商量，并自然地形成了不定期的碰头制度，我代表生活，黄洛峰和徐雪寒代表读书、新知。每次碰头不拘形式，有对形势的分析，有相互的情况通报，有对共同有关问题的商讨，有针对国民党的反动措施研究对策，等等。当时八路军办事处由徐冰同志和三书店负责人经常联系。这种不定期的碰头制度，一直持续到1941年皖南事变。
遭受惨重打击 向敌后开展工作
1939年4月21日，生活书店西安分店被查抄，27日遭封闭，所有图书、现款以及家具，连同工作人员的行李衣物，被全部洗劫一空，甚至连租房的押金也从房东那里要走。经理周名寰被拘捕，后移送集中营，因受严刑迫害并患病，不幸在集中营牺牲，当时年仅二十余岁！
从1939年4月21日到1940年4月5日将近一年的时间内，生活书店有16处分店被查封或被迫停业，新知书店也有9处分店遭到同样的命运，三书店工作人员被国民党反动派拘捕的达数十人之多。
生活书店第一批分店受到摧残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对生活书店的打击迫害并没有停止，而且更变本加厉了。到1940年6月，生活书店所建立的56处分支店，除5处是因战局关系撤退外，又有20多处被摧残，全国仅剩下6个分店。1941年2月，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又把仅存的6个分店中的5个加以封闭或限期停业。读书和新知也遭到同样的恶运。最后，三书店只各留一个重庆分店，这是国民党反动派由于受舆论的压力，不得不采取的一个暂时保留性的措施。
可是，在任何压力、威胁和诱惑下，三店同人都没有屈服。相反，越是在艰险的情况下，大家斗争的意志越是昂扬，决心要想尽办法把革命出版工作继续下去。
1938年12月，读书出版社创办人之一李公朴先生访问延安时，毛主席曾到招待所看望他，在谈话中，毛主席谈到：“将来我们的后方更要缩小……因此，书业界的工作，便不得不向游击区去谋发展；同时，也是适应那边的需要。”谈话时，生活书店较早去延安的杜国钧同志在座，他把这一消息传到了重庆。
大约是1940年的初夏，党的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同志找三书店负责人谈话，指示以民间企业的形式去延安和华北敌后开展图书出版发行工作。经过很短时间的准备，三书店于当年九十月分两次派人到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和延安开设了华北书店。后来在韬奋逝世后，延安的华北书店改名为韬奋书店。
这一年的秋季，新四军挺进苏北，上海地下党与三书店驻沪人员商量，派干部到苏北和苏中开设大众书店，因三书店在上海设有联络机构，苏北根据地出版工作坚持的时间较久。以后苏中的大众书店，也改名为韬奋书店。
皖南事变之后，遵照党的南方局的指示，三书店的中心转移到香港。徐雪寒先去上海，后来进入苏北。黄洛峰和我都去香港。
从1939年到1941年，是三书店在国统区同受惨重打击，实行合作转向敌后根据地开辟出版工作基地的时候，也是三书店部分联合的开始。
扩大团结 坚持斗争
在三书店总的管理机构撤离重庆之前，遵照党的指示，采取了一些紧急部署，为继续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做了必要的准备。
抗战以来的三年多内，生活书店的力量比较暴露，考虑在国统区应当化整为零，采取多种方式，进行斗争，因此首先把精干的力量和组织机构掩护下来。从皖南事变到解放战争胜利，生活书店在重庆、桂林、上海等地办的化名自营和投资合营的出版机构以及和出版工作有关的贸易运输机构，共有30多个。三家书店在以上三地加上桂东、广州、北平办的相同性质的机构，总计有四五十个。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我和韬奋同志在东江游击区分手之前，共同研究了生活书店在国统区出版机构的布局和工作进展，并于1942年8月由我从桂林专程去重庆向周恩来同志汇报请示。周恩来同志着重指示，在投资合营和化名自营的出版机构中，务必要区分一、二、三三条战线，以利于战斗，免于遭受更加严重的损失。我们遵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将已办机构逐一排队：第一线出版机构是在政治上冲锋陷阵准备牺牲的；第二线偏重于出版理论性的书籍和现实抵触较少；第三线以出版工具、技术或者历史、中外文学书籍为主，采取稳重隐蔽的作法。在沦陷区和抗战胜利后的收复地区，也都按三条战线的原则部署。1943年秋，我由桂林转往上海工作。
1944年5月，日寇向湖南、广西发动了新的进攻，国民党军队仓皇溃退，国统区广大人民掀起了广泛的民主运动。以黄洛峰同志为首的三书店留渝同人，在党的领导下，团结重庆的书业界，针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以及在文化出版方面推行的高压政策，展开了攻势。
1943年，以三书店为核心，联系了二十多家政治态度比较进步的书店，发表了一个争取出版自由的紧急呼吁，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消息。接着在12月，成立了一个新出版业联合总处，黄洛峰被推选任董事长，上海杂志公司的张静庐先生任总经理。1944年5月又在重庆设立了第一个联营书店，理直气壮地向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御用书店作斗争。一方面进行经济方面的斗争，要求保障小书店的利益；一方面进行政治方面的斗争，5月3日参加了重庆整个文化界要求取消新闻、图书杂志和戏剧演出的审查制度。
1945年9月，重庆、成都、昆明文化出版界采取了果断的行动，齐心合力地发动了一个拒检运动。国民党反动派迫于形势，内心虚弱，不得不宣布自10月1日起废止图书新闻检查。这是一个重大的胜利，显示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巨大威力。
全面联合 迎接胜利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重庆三家书店的门市实行合并，人事方面完全组成一个班子，并正式开始用“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三联书店”的招牌。与此同时，留在上海的生活书店同人，闪电般地进行了复店工作。读书、新知也很快恢复在上海印书，以供应新形势的需要。新知不久也开设了门市，三书店的领导中心又集中到上海。在武汉、广州、上海、北平等地也设立了联营书店，团结的书店从20多家增加到55家。除了联营书店，在重庆以及在上海还成立了出版业联谊会，同国民党把持的书业公会进行较量。由于三书店的共同努力，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著作，以及党的政策文件，马、恩、列、斯的理论书籍，都陆续和收复区的读者见了面。
为了防止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上海除了生活和新知的门市部，还办了一个华夏书店，偏重出版解放区的图书。三书店更进一步合作，在北平办了朝华书店，在广州、长沙办了兄弟图书公司。
1946年春，国民党反动派准备发动全面的内战，对青年学生和各界人民的民主运动加紧了压迫。三书店首先派干部去胶东解放区，在烟台成立了光华书店。接着，又派干部到大连，开设了光华书店，并创办了印刷厂，大量印书。后来，又在哈尔滨开辟了出版和发行工作的基地。到东北全区解放时，大连、安东、哈尔滨、佳木斯、齐齐哈尔、长春、沈阳等城市都设立了光华书店，还在沈阳成立了区管理处。《资本论》和《鲁迅全集》等巨著很快在解放区印行。东北所出版的图书，不仅供应东北一个地区的需要，而且曾一度成为华北几省以及山东、河南两省的一些新解放城市图书的主要货源。
石家庄解放后，三书店急速派遣干部到石家庄，成立了新中国书局。随着解放战争的步步胜利，又相继在济南、徐州、开封成立了同名称的书局。天津、北平解放后，又分派干部在两地成立了新中国书局，在华北打开了新局面。
1947年3月，中共代表团从国民党统治区撤回延安，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出版事业变本加厉地施加压迫。5月底重庆三联书店经理仲秋元被逮捕，关押进渣滓洞。后来特务又到书店抢书，还声言要继续捕人，重庆三联书店不得不停业。仲秋元经多方营救，才于重庆解放的前夜获释。
1946年秋季，内战全面展开，为了保存力量，争取海外的广大读者，并便于和解放区联系，三书店的领导中心于1947年秋季再一次转移到香港，积极为迎接民主革命的胜利做好准备。
1948年秋，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已经在望，三书店全面彻底合并的条件已经成熟，10月26日在香港成立了三联书店总管理处。1949年四五月间三联总管理处迁到北京，决定于8月15日起取消光华书店、新中国书局等名义，统一称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三书店的工作，主要是推动广大青年和各界人民参加到实际的革命斗争中来，三书店自己也在实际的革命斗争中锻炼成长。没有党的领导，没有著作家的大力支持和广大读者的爱护，没有在党领导下的三书店工作人员的坚强团结，斗争就不可能坚持，更不可能取得完全的胜利。
今天，我们不是纪念三书店的功劳，而是纪念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我国革命出版事业方面所建立的伟大功绩。
重庆三书店联合时，曾发表告同人书，其中指出：“这种合并，不是结束，而是团结；不是退守，而是前进；不是衰老，而是新生；不是缩小，而是发展。”在纪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致力革命出版事业五十年的时候，我们衷心祝愿三联书店这一革命出版事业永葆革命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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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位知识分子工农化了的好干部
——纪念栗再温同志逝世十五周年
林铁 胡开明 狄子才 李芳林
党的好干部栗再温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五年了。
再温同志是河北平山县人，1927年5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67年2月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再温同志在革命的征途中，始终兢兢业业，艰苦奋斗，为党的事业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的一个最突出的优点，就是与广大工农群众紧密联系，打成一片，堪称为知识分子工农化了的一位好干部。
再温同志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全国革命处于低潮时入党的。当时他在北平孔德学院念书，年仅十九岁。入党之后，他很快就担任了孔德学院党支部书记，不久又担任了中共北平市委秘书长，为北平地下党的建设积极工作。
再温同志虽然是个知识分子，但他的言谈举止，却很象个农民。他的群众语言十分丰富，尤其熟悉农民，农民都很愿意接近他。
1934年秋，党组织派他回到平山县农村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再温同志在当时非常艰苦的环境里进行革命活动，很快就打开了工作局面。当年“腊八”前夕，他组织了十几名革命青年，从平山县城到洪子店、下口镇，在沿途100多里贴了很多“打倒蒋介石”、“打倒土豪劣绅”、“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标语。这个举动，轰动了平山全县，在偏僻的山村里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1935年秋，由再温同志参加领导，串联、发动了贫苦农民400余人，选择一家恶霸地主为打击对象，把他家的800多石粮食分给了农民，鼓舞了群众的革命情绪。
紧接着，再温同志与平山县委的同志们，在滹沱河南组织了游击队。游击队在山区神出鬼没，常常出奇制胜，使敌人闻风丧胆。后来由于敌人增兵围攻，特委书记和游击队长被捕叛变了，使党组织和游击队遭受了严重破坏。面对这一困难局面，再温同志镇定自若，很快把党组织和游击队都恢复起来，继续坚持斗争。
1936年3月，根据当时河北省委（也称“北方局”）的指示，为配合工农红军东渡黄河，再温同志领导了砸掉下口镇官办盐店的武装暴动，牵制了阎锡山一个师的兵力，配合了红军东渡的战略性行动。
再温同志在平山党组织和群众的心目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只要有他在，大家就充满胜利的信心。他很注意政治思想教育，经常给党员讲形势和任务，提高党员的政治觉悟。到了1936年5月，平山县已建立起70多个党支部，拥有700多名党员。当时平山县的建党工作，曾受到北方局以至党中央的表扬。
“七七”事变后不久，八路军的三五九旅到达了洪子店。栗再温同志兴奋地说：“毛主席派来的红军到了咱们这里，是咱们大干的时候了！咱们要配合部队，搞好扩军，建立抗日根据地。”在党员的带头参加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扩军2，000多人，组成了有名的“平山团”，以后改编为三五九旅七一八团。“平山团”英勇善战，许多人后来成长为各方面的领导骨干。
抗日战争爆发后，栗再温同志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在平山建立了冀西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
平山县北庄村有一个出名的大地主，横行乡里，民愤很大。当时有的党员、群众主张把他杀掉。再温同志力排众议，说服大家，一方面用斗争的方法打掉他的反动气焰，一方面把他团结、吸引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再温同志自己也多次找他谈话，交代党的政策。结果，此人在党的政策的感召下，一下子交出800多石粮食，表示愿意团结抗日。后来，我们还让这个人参加了平山县民主政府，担任实业科长。团结一个，影响一片，平山县许多地主和士绅都站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边来，为民族解放事业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
红军长征到陕北之后，随后又开办了抗大、陕北公学等学校，许多外来干部相继随同八路军来到华北。再温同志在冀西工作时间长，威信高，但他从不居功自傲，而很注意搞好同外来干部的团结，搞好党政军民的团结。
全国解放后，再温同志在全国总工会工作，曾担任全总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这期间，他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坚持不懈地向工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积极开展工会活动，并把党在工会工作中的重点放在发动群众、发展生产、搞好社会主义建设上面。他经常到工厂组织工人参加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还经常到职工宿舍同工人促膝攀谈。
他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他说：“在搞好生产的同时，一定要努力搞好职工的生活。”他既反对空喊革命口号，又反对放弃思想教育的倾向。他说：“改善职工的物质文化生活，必须有利于职工政治觉悟的提高，有利于生产的发展。”
再温同志很关心工人的疾苦。每到一个工厂、矿山，工人有没有房住，上班能不能喝上开水，有病能不能及时就医，小孩能不能及时入托，都是他所关心的问题。他常说：“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不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不关心群众的生活，这个党员就不够格，这样的人就不能当领导。”
他十分注意培养工人干部，特别注意从技术工人中提拔干部。他在全总工作期间，非常重视工会的组织建设，曾多次建议举办了工人干部训练班和工会干部学校。他还十分关心干部的业务技术学习，他常说：“我们的干部应当懂得一些生产技术，有一点专长。只有这样，群众才会信服我们。一点技术都不懂，只会指手划脚，人家就不买你的帐。”
1960年，再温同志被调到山东工作。当时由于自然灾害和我们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农村面临困难的局面。再温同志按照山东省委分工，主管农村工作。他在很短的时间里，走遍了惠民、德州、聊城等最困难地区的广大农村，帮助基层解决问题。
1963年，华北、华东地区遭受特大洪水。为了确保天津、保定的安全，国务院决定在山东境内四女寺地区紧急分洪。在山东省委领导下，再温同志具体指挥了这场严重的抗洪斗争。他赶到现场，冒着大雨进行实地考察；他一次又一次地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分洪方案。在同洪水搏斗最紧张的日子里，他曾四天四夜不合眼；口渴了，用手捧一口黄泥汤喝；肚子饿了，嚼几口干粮。秘书劝他休息一下，他总是严肃地说：“事关8万多人生命财产的安全，万万马虎不得。”后来，他因过度疲劳而病了，连续几天高烧不退，但他凭着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一直坚持了40多天，直到完成分洪任务。
当时，农村工作是比较难做的，然而，再温同志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正确地分析农村情况，坚持实事求是。他既看到农村的问题，又避免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他组织群众开粉房、磨豆腐，首先解决吃饭问题；他坚持以粮为纲、多种经营的方针，尽量把农村经济搞活。他熟悉农村，热爱农村，看到农村解放十多年来还很困难的情况，曾多次偷偷掉泪，感到有愧于人民的重托。他与老农促膝交谈，一起商量解决困难的办法。在他住的地方，总是挤满了农村的男女老少。他成年累月地在农村奔波，成千上万的农民同他亲密无间，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就是省委书记、常务副省长，人们都是亲切地称他“栗老头”。
再温同志生活一贯艰苦朴素，从来不搞特殊。在战争年代，他身居领导岗位，生活如同普通一兵。他对自己的家属要求很严，抗日战争时期，他的两个侄子要求入党，再温同志坚持多考验一段时间。有些同志说，若不是再温同志负责党的工作，他的这两个侄子早就入党了。后来，这两个同志先后在战争中壮烈牺牲。
在山东省人委工作时，一次，当他知道老百姓一角钱买一张电影票，而职工和家属五分钱买一张时，他在全体职工大会上讲：“小事可以见大，我们不能五分钱买个特殊化。”从此解决了这个问题，得到了机关职工的好评。
他的家属或亲戚有时想通过他搞点“好处”，都遭到他的严厉训斥。他的三个女儿先后大学毕业时，曾分别征求他对工作分配的意见，他都是再三嘱咐：“爸爸的意见，就是让你们听党的话，服从党的需要。”他的大女儿回忆说：“爸爸帮我‘走后门’办过一件事，就是我们班的同学经过他的允许，到总工会掏过一次厕所。”他在全总工作时，曾经有人建议他铺地毯，他表示说：“我小的时候，家里炕上只有一张破席片。现在，我的生活已经很不错了，还要地毯干什么！”
再温同志虽然离开我们十五年了，但他那旺盛的革命精神，崇高的思想品质，以及他那知识分子工农化的朴素作风，永远留在了我们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