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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动员和组织各方面力量 认真贯彻综合治理的方针
地处陕晋交界的合阳县社会治安良好
刑事案件逐步减少，政治形势安定
本报讯 地处陕西、山西省交界的陕西省合阳县，1980年以来认真贯彻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刑事案件发案率不断下降，破案率不断提高，全县政治形势安定。
中共合阳县委非常重视社会治安问题，动员和组织各方面的力量，认真落实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他们把争取治安的根本好转，作为党的一项政治任务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经常研究社会治安状况，动员全党抓治安。1981年多次召开公社书记、大队支部书记会议，专门讨论治安问题。在全县22个社、镇、331个大队，成立了389个整顿社会治安领导小组。从县级机关抽调312名干部，从各大队抽调100名治保干部，到重点地区参加整顿社会治安工作。今年3月初，县委发现1、2月刑事案件有所上升，便召开常委会议进行分析研究，针对春节前后治安工作有所放松和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后的新情况，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和打击犯罪活动。县委还动员宣传部门、妇联、工会、共青团组织，积极配合有关部门落实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
合阳县整顿社会治安，特别注意抓基层基础工作。他们把工作的全过程，总结成四句话：搞好“四定”，实行“三结合”，抓紧“两个百分之八十”，实现“一个目标”。
“四定”是：定经济部位，定安全制度，定安全人员，定安全责任。1980年以来，经过多次调查摸底，全县确定集中存放粮、钱、物的经济部位6，460个。根据经济部位的不同情况，制定了相应的安全制度，确定由单位负责人、直接保管人、地段民警为安全负责人，实行分级管理、落实到人、明确职责、定期检查的安全责任制。截至1981年底，已落实安全责任制的有5，321个部位，有效地防止和减少了盗窃案件的发生。
“三结合”是：打击与预防相结合，以预防为主；治标与治本相结合，以治本为主；专门工作与群众工作相结合，以做好群众工作为主。他们对全县有作案嫌疑的人，填卡建档，依靠群众管理教育，并做好必要的控制工作。公安局长、法院院长、检察长经常到看守所，向在押人员讲课，宣讲党的政策。
“两个百分之八十”是：针对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作案成员中青少年占80％，盗窃案件发生在经济部位的占80％的情况，重点加强工作。1980年以来，全县对820名违法犯罪青少年逐一建立了帮教小组，促使其中254名改邪归正，有少数人还入了团。
“一个目标”是：上述各项工作，都要达到预防和减少犯罪的目的。去年全年经济部位发案率比1980年下降了38％；全年防止了63起盗窃案件的发生，并当场抓获17名犯罪分子。与山西省毗邻的有2，600多人口的百梁公社，一向情况复杂，问题较多，采取上述治安防范措施后，去年经济部位没有发生一件盗窃案件。
这个县每次整顿社会治安，既充分发挥政法机关的作用，又广泛发动和依靠群众进行治理。检察机关与人民法院密切配合，到犯罪分子所在单位和社队开庭审理，公诉公判，动员群众旁听，然后组织群众讨论，使干部、群众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建立健全制度，严密防范措施。同时，注意发挥调解组织的作用，及时调解民事纠纷。去年全县发生民事纠纷3，979起，社队调解组织调处了3，559起，占90％；法院依靠群众调处209起，占5．2％；判决21起，仅占0．5％。法院判决一些案件后还坚持做好善后工作，有效地防止了矛盾激化，减少了刑事案件的发生。
合阳县委还十分注意农村精神文明的建设，大力开展“五好家庭”活动，树立了16 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模范”村队。同时，全县还注意发扬“故事之乡”的传统，就地取材，自编自演，颂扬正气，鞭笞邪恶，动员和教育群众自觉地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对社会治安的好转起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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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长期处于“滞胀”中的台湾经济
刘兴
第一次世界能源危机过后，台湾经济曾经有过几年好光景。1976年至1978年三年，经济增长率平均为12．4％，物价（城市消费者物价，下同）也只上涨了5．1％。从1979年下半年起，台湾经济即陷入了“滞胀”交织并进的困境。物价上涨率由1978年的5．77％升至1979年的9．75％、1980年的19．02％，1981年涨幅虽略见回降，但仍达16．33％。经济增长率则由1978年的13．9％降至8．1％、6．6％，1981年进而跌至5．5％。台湾有的学者估计去年的经济增长率实际上只达到3．5％。今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长率，据台湾当局的估计也只有3．5％。“经济部长”赵耀东承认：“台湾经济正遭遇几十年来所未有的困境”。
目前，台湾经济的这种“滞胀”局面，仍在继续发展。估计近期前景仍然不妙。其原因在于：
第一，西方尚无景气复苏征兆。一个时期来，台湾当局主要把经济好转的希望寄托在西方经济的复苏上，然而据经济合作发展组织高级官员估计，24个主要工业国家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将从去年的1．1％降至0．3％；而占台湾出口总额三分之一的美国，则是至今“仍未看到隧道尽头的曙光”，没有“在年底前复苏的任何迹象”。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李国鼎，最近从美返台后，也讲了不少泄气话，他说：西方经济不景气“仍在持续中”，美日两经济大国目前“甚至连预算赤字都无法掌握”，一般所谓近期“世界经济将逐步好转的说法并不可靠”。他又说：“世界经济何时可见好转，是一个既难预测，又相当不乐观的问题”。台湾吃的是加工饭，世界经济不景气，其本身经济也就不会好。
第二，台湾当局被迫大减公共投资。急剧扩大公共投资，是台湾当局七十年代以来重大经济措施之一。1981年度的“中央”财政预算内外的经建支出达45．89亿美元，约相当于七年前的13．6倍。这种扩大公共投资的措施，对较快摆脱1974至1975年的经济危机及其后几年的经济发展，确曾起过一定刺激作用。但这种过时的凯恩斯治方，只是治标而非治本，且副作用很大。台湾经济这两年所害的“滞胀”并发症，在相当程度上正是由此而起，继续搞下去是很危险的。因此，台湾当局不得不转而采取紧缩政策，前不久他们决定的1983年财政年度（今年7月1日起始）预算，经济建设及交通支出约为16．7亿美元，不但没有增加，反较上一年度减少4亿余美元，即由占总岁出的25％压低到18．8％。台湾当局的这一做法，加上其他金融紧缩措施，以及国际油价的暂时下跌，虽有可能使今年的物价涨势有所减弱，但势必使台湾的经济低气压更难回升。
第三，私人投资意愿依旧低落。由于外销市场萧条，经济低迷不振，企业利润低微，私商多观望徘徊，不愿投资。据报道，民营固定资本投资，去年较前年减少7．3％，今年有可能再较去年减20％。今年头五个月，申请许可设立工厂家数即较去年同期减少四分之一以上。在民营固定资本投资中，大型企业的降幅大于中型企业，中型企业的降幅又大于小型企业。台湾当局为刺激工商业者的投资意愿，去年10月宣布“纾解工商业困境九项措施”，今年4月又公布“改善投资环境及促进投资方案”，最近再就以上措施及方案提出“促进经济复苏五项建议”。诚如台报所说：真是“一连串的弥补性加强措施，一环检讨一环，一环强化一环”，但“国民投资意愿低落如故”，并无丝毫改善迹象。目前私营企业发生的大笔资金外逃，以及进口机器设备的一减再减等就是明证。
总之，台湾经济在可预见的将来仍难摆脱困局。工商业者的不满正在不断加深。工商业者埋怨主管当局对当前经济上存在的各种问题“反应迟缓，协调混乱，效率低落”。而主管当局则推说他们“不是神仙”，虽然“努力有余”，仍“不能扭转乾坤”，有些人责怪台湾当局的措施“不能立竿见影”，官员们则回答说：“没有太阳，立竿哪能见影？”并要求人们“对于政府的措施，不要过分寄望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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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杂谈
保密小议
舒展
一个弦乐队如果把所有乐器的每一根弦都调到紧得不能再紧的地步，其结果必然是出现一片噪音。“文革”时，在一切领域实行“无产阶级全面专政”，“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弦绷得紧而又紧，在“左”得出奇、“打倒一切”的高调声中产生了一个恶果：无密可保。什么党内党外，全然没有区别。小报、传单满天飞，小广播、小道消息穿越国界不胫而走，甚至来一个“出口转内销”。
现在好了。经过拨乱反正，我们国家犹如一支训练有素的乐队，乐器的弦调得松紧得当，既奏出了振奋人心的交响乐，也奏出了和谐悦耳的小夜曲。
但“文革”中留下的那个无密可保的恶果，却一时难以消除，不过表现形式却跳到了另一个极端，即：放松每一根弦，什么敌情、阶级斗争、腐蚀等等统统没有了。这就给了一些敌对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诈骗犯以可乘之机。
小洞不补，大洞尺五。早就到了重申保守机密必须慎之又慎的时候了。我以为，除了出卖机密的资敌行为、用机密索取贿赂等违法乱纪行为外，更多的失密行为是属于思想修养、认识、作风方面的问题。例如：
麻痹大意，不分彼此。在招待所里，在一个车厢内，在老朋友家中（不论何人在座），在家属、子女面前，只要意气相投，谈兴正浓，则忘掉内外有别，把党的机密直至经济情报顺嘴说出。
夸夸其谈，炫耀自己。这种虚荣心越是受到极想得知机密者的钦佩、赞叹、感动的表示，泄密者的主动性就越加强烈不可抑止。旁边若有人提醒他注意保密，他还会斥之为小题大作。
凡失密，必须追究。但追究失密又必须分清性质，区别程度，做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立场问题、政治品质问题、思想认识问题、作风修养问题……不能一锅煮。
把进行经常的保密教育，纳入党的生活，特别是加强党员关于保密的修养，使之形成习惯，这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
前铁道部部长、中纪委常委刘建章同志在这方面给我的印象很深。他的子女（也是党员）问及尚未公布的事，问及不是他们那一级干部应该知道的事，刘建章同志不仅不讲，还对他们进行保密教育。他的办公室，不准孩子们进；在他家中的办公桌抽屉，不准孩子们翻。
这种“道是无情却有情”的“铁面孔”，不是很值得提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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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漫话
“俘虏”的身价
德民
“花一千块钱，咱就能俘虏一个公社书记”！这是河南省一个经济犯罪分子的自白。
经济犯罪分子是从不作赔本买卖的。他所以舍得把一千块钱抛出去，是为了再十倍、百倍地捞回来，靠“俘虏”捞回来。比方说，靠他在人事部门的“俘虏”给安排个小差事，就有了合法外衣；靠经济部门的“俘虏”开张介绍信，就能满天飞；靠金融部门的“俘虏”发点贷款，就不愁活动的本钱……“俘虏”们的这些特殊作用，是犯罪分子所不具有，又十分需要的。这就是“俘虏”们所以要同经济犯罪分子一起受到法纪制裁的原因所在。
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人更等而下之，不需要一千元，只用一条“牡丹”、两瓶“茅台”或是什么洋货，就足以令他们晕头转向。也许，他们会窃喜于个人捞到的那一点“油水”，但需要提醒他们的是：在与犯罪分子做的种种交易中，你们实际上是被当作“俘虏”看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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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加强民事审判工作 保护公有制和公民的合法权益
第三次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在沈阳召开
本报讯 记者吴恒权报道：第三次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于7月2日到10日在沈阳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副院长王战平，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主管民事审判工作的副院长、民事审判庭庭长，部分中级人民法院和区县法院的负责人，以及其他有关单位的同志共170多人。
会议认为，第二次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以来，各级人民法院在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的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使民事审判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三年来共处理民事案件160多万件，二审上诉案件10万多件，申诉案件23，000多件。这对于保护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公民的合法权益，增强各族人民的团结，保障四化建设的进行起了积极的作用。
会议在分析和研究了近年来民事审判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后，讨论和安排了今后民事审判工作的任务：一是要进一步学习、宣传和贯彻执行《民事诉讼法（试行）》。各高级人民法院要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制订试行措施，并在试行中抓好诉讼中的调解工作，整顿好民事诉讼程序。二是正确贯彻执行婚姻法和各项民事政策、法律。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要坚持婚姻法规定的以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作为准予离婚和不准予离婚的原则。对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中出现的民事案件的处理，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利益，实事求是，依法处理。三是要进一步抓好审判监督工作，不断提高办案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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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内蒙古四子王旗白彦敖包公社党委副书记林志学（右三），坚持不懈地学习蒙语蒙文，成为深受蒙古族牧民欢迎的汉族干部。
新华社记者 杨慎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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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盗窃犯的自白
这篇“自白”书，原载6月25日的《沈阳日报》。据该报《编者的话》中介绍，自白者在半年时间里，从一些商店盗出价值4，000余元的商品。要问他有什么能耐？无非是利用了一些商店在管理制度上的漏洞和工作人员思想上的麻痹。对那些对人民事业缺乏主人翁责任感的人来说，这是一篇难得的教材。它说明：工作上的失职之处，往往就是罪犯所乘之隙。这是值得人们认真汲取的教训。·编者·
从“后门”进去
“我今年三十一岁，是工人。我本来不会盗窃，公安局也不‘挂号’。为什么成了如此胆大的盗窃犯？我找出了潜伏在脑子里的痕迹。在我没走上犯罪道路之前，我看到有的商店把快货、缺货卖给熟人，不上柜台；买高档商品可以走‘后门’，在库房里任意挑选，店主人迎来送往，其他售货员又不过问。
“去年初，我去中街一个商店想买台日立牌电视机。柜台上有4台，都有毛病，请售货员再从库里拿几台，当即遭到白眼。可是陆续有人从商店内部抱出日立牌电视机，真‘眼人’。趁售货员不注意，我也混进去。到里边一看，日立牌电视机摞着一大堆。几个人挑来挑去，营业员的服务态度也比柜台上热情周到。我在一旁观察，并没人问我是干什么的。当时我还没有盗窃的胆量，但这件事却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以致成为以后犯罪的一个萌点。
“打这以后，我常常假扮成走‘后门’的特殊顾客，观察和寻找各商店管理上的漏洞。我到友谊商店和南市百货商店内部，以‘贵客’姿态浏览仓库，进出各办公场所，流窜各类便门，没有受到任何阻拦。这时我下了决心：壮着胆子干吧！
“初次偷拿商品，侥幸得手。去年9月份的一天中午，我去中街皮鞋三厂门市部想买双皮鞋。可是进门一看，3个售货员，各居柜台一方，伏案睡觉。我喊了几声，无一人搭腔。其实三个人不可能都睡着，只不过互相推诿，不想应声。我就利用这一机会，装作在柜台看货，也不再喊她们了，轻轻从柜台里偷出一双样品鞋。出门一看是双女式的，就到大西门物资交流会卖给过路行人了。
“1982年1月份的一天上午，我从兰州商场职工通行的门，溜进三楼办公室走廊，这里放着很多落地式收唱两用机。我垂涎三尺，看四下无人，搬起一台就往回走，走到2楼时，不巧对面上来两名女营业员。这一下非同小可，但也只得硬着头皮往前走，嘴里还念念有词，说：太沉了，两个人来就好了。这招真灵，加上我的假动作，她们认为我可能是凭‘后门’关系任意挑选商品的特殊顾客，不仅毫不怀疑，而且热情地给我指路，帮助开门，告诉我不必从铁楼梯下去，可以从二楼口的一扇门直接出去，这样好走。
“到了门口，我把落地式收唱机放下停一停，一方面想用沉着稳重来表现‘贵客’的身价；另一方面，这东西挺重，又不好拿，喘口气再下楼。这时，一营业员帮助推门，我往外一看，大吃一惊——此厅正是营业室，面对着该店落地式收唱机出售组，柜台里还站着两名售货员。怎么办？出去吧，危险性太大，吓得我有点发懵。假如售货员稍留意问一问，我就会原形毕露了。退回去吧，更危险，里边的两名女售货员还没走，立刻会露出马脚，那就更糟了。于是，我头也不抬，好象一心只注意落地式，怕碰坏的样子，强作镇静往外走，心里七上八下。但出乎意料，无一人过问。这样，一台价值270元的落地式收唱机，当着货主的面被我偷了出来。侥幸的成功使我的胆量更大了。”
敞开大门的仓库
“作案过程中，我发现许多商店堆放的商品几乎无数，丢失与否无人过问。例如，有一次，我从太原街二轻局产品销售经理部过道的货堆上搬走一箱（12只）出口转内销的电熨斗（也是在中午人多时），价值250元。事隔几天，我回头看了看现场，其余几箱电熨斗仍原封没动。我分析，可能无人发现。在一般情况下，上百元、成箱的商品被盗，如果有所察觉，定要采取一些应急措施，以防再丢。因此，我推断今后在该店作案仍无危险。
“今年2月份的一天，家里给我10元钱，让买蒸锅。我心中有数，大胆地把钱喝酒花了。我想，趁人多时在二轻局产品销售经理部转两圈，肯定能弄出一箱蒸锅。果然，第二天中午，该店玩具部正卖魔方，借人多抢购之机，我把一箱东方红牌铝蒸锅拎起来迅速上了二楼，又从另一楼口下去，就变成了我买的商品，无人敢问了。这箱蒸锅共6只，每只12元。我的盗窃行为从盲目乱偷，发展到有目的、有规律地偷，只要看准了，就想去偷。
“我经常出入一些商店的内部仓库，伺机作案。在这过程中，发现许多商店的门卫制度很不严格，对生人不闻不问。有时问，编个假名也能进去。比如南市百货商店，我根本没有一个熟人，却多次进入它的后院。哪个门能进，哪个门能出，都摸透了。还多次上到它的四楼。去年9月份，我从该店一楼营业室偷出一箱水磨砂纸共1，000张。”
众目睽睽之下作案
“太原街工艺美术服务部更好偷。楼内经常临时堆放商品，无人看管。我在这里很方便地偷了4次。其中有洗衣机一台，塑料花两箱，烟灰缸两箱，价值500多元。1982年1月份的一天中午，我从联营公司西门前过，看见门口停放着一台该公司的货车，车上装着不大的纸盒箱，可能是高档商品。我来回走了两趟，断定无人，就想搬走一箱。挺沉没搬动，干脆爬上车，拎起一箱搭在车箱板上，然后跳下车，扛着就走。大天白日，太原街人如潮涌，附近还有存车处的人员，竟无一人过问。司机和装卸工误以为太原街人多，不用留人看护，唱了空城计。我看准了这个空子，在众目睽睽之下大胆作案，盗出后一看，里面装的是三百节、六十斤重的民用电池。
“又例如，我到太原街大明钟表眼镜商店盗窃。那是今年2月份，我经过营业室，从内部楼梯进入二楼，在楼口处堆放着成箱的挂钟，没有防盗措施。我上下不过十几秒钟，就盗出一箱金杯牌挂钟，共4只，价值190元。出来后明晃晃地从柜台前经过，也侥幸得逞了。
“使我盗窃得逞的另一个原因，是十年浩劫给人们造成的
‘精神污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是坏人坏事，也‘少说为佳’。我的作案，并非象公安机关常说的‘趁无人之机’，相反，却是趁人多之机；不是在夜深人静，而是在人多的大白天。所以，有时也难免被人发现。
“有一次，我从联营公司童车部拎出一箱儿童车（4台），很沉，走了十几步只得放下。背后过来一对男女青年，走了不远就站住了。那男的低声对女的说些什么，我没听真。但从神态目光中，看出是对我有所察觉。这时只见那女的扯他的衣袖，男的还想说什么，女的就大声说：‘告诉你，别没事找事。’那男的就不吭声地走了。如果他们过来盘问，当时离童车部只有十几步远，很容易被当场识破。
“还有一次，我从联营公司内部食品库门口过，大约是下午，正下雪，顾客不多，两个装卸工从一台三轮车上往下卸午餐肉罐头。开始时，他俩一进一出，总保持有人，我走了好几趟，趁他俩各拿一箱同时往里走时就下手要拎走一箱。可是戴着棉手套，不得劲，拎了好几下也没拎出来。最后一使劲，拽出一箱，刚要脱离现场，一个装卸工返了回来。可谓千钧一发！这种不轨行为使装卸工很气愤，大声问，‘你干什么？’我急中生智，用反问的口气说：‘进这么多午餐肉，为什么柜台没货？’他见我真象是要买午餐肉的，就改变口气说：‘你上柜台好好说说，说点小话，兴许能卖给你。’我说：‘真的！’边走边说地溜了。这是我作案过程中唯一被当场发现的一次。装卸工的粗心，使我作案的胆量有增无减，在犯罪的泥潭里越陷越深，以至不能自拔。
“我的‘大搬运’闹剧终于收场了，人民戳穿了我的‘隐身术’，一个盗贼赤裸裸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今天我站在被告席上，向人民彻底交代自己的罪行。一方面，给那些与我同病的人敲一下警钟，使他们认清形势，赶快回头；一方面，给受害单位当一名反面教员，通过对我的罪行的批判，进一步加强企业管理，堵塞漏洞，防止象我这样的蛀虫侵蚀。”
（文中插题系本报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