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往事〔回忆录片断〕
金山 遗作
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副主席是在1937年初冬。那年8月，我从夏衍同志那里得到指示，协同戏剧前辈洪深教授筹组并领导“上海救亡演剧第二队”。于8月20日离开战云骤聚的上海，经南京，沿陇海铁路等地，从事抗日救亡演剧活动。两个多月后，辗转到武汉。那时，我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认识很肤浅，根本不相信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可能抗日。我象做地下工作似的偷偷溜进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求见周副主席。他留着发，大胡子已经剃光了，穿着一套深色西服，双目炯炯有神，微笑着和我握手，好象早就认识我了。他的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解除了我内心的极度紧张。然而，在这样一位早已闻名的党中央的领导人面前，我的心情毕竟还是平静不下来。他安静地看着我，耐心地听着我的汇报，并且象朋友似的和我交谈。我汇报到洪深先生和我在洛阳和国民党杂牌军的首脑之一郜子举周旋，郜子举问洪深有没有去西北（指延安）的打算，洪深表示没有，并引王维诗句：“西出阳关无故人”时，副主席闪动着的眸子凝注了一下。在这瞬间，我敏感地提出了自己不解的问题：洪先生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副主席回答我：洪先生可以这样说，他需要“保护色”。接着我表示：洪先生也许是由于工作需要，不去延安。但是“二队”成员除个别人外，都是我组织起来的，我们的共同愿望就是到延安去……讲这话时，我带着埋怨洪先生的情绪。副主席立即开导我：延安是好地方。但如大家都去延安，这里（指当时的国统区）的工作谁来做呢？我对这个开导还是没有领悟，竟又表示：洪先生是有社会地位的名人，行动需要谨慎；而我们这批青年没有社会影响，与其在这里（指国统区）“混”，不如快些去延安学习。我为了说明自己去解放区的决心，还汇报了1933年秋我离开上海到福建去找苏区，没找到，颓然而返的情况。副主席的态度还是那样和蔼，但说话的内容却深了一层，他继续开导我：洪深先生是热爱祖国、具有民族气节的学者、戏剧家，他对我们（指中国共产党）也好。他交游很广，能做许多工作，你要好好关心他，照顾他，以后演剧队的工作你还要多做一些……。提到“社会地位”和我的所谓的“混”字的时候，副主席微笑着说：你不是演过不少戏剧和电影吗？知道你的人也不少啊，这也是你在这里（指国统区）工作的条件啊。干革命嘛，怎么说得上“混”呢？！……你要好好学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沉默了一下。副主席把话题转到冼星海同志身上，他特别注意星海的活动情况，问得很仔细。我把星海每到一地的歌咏活动，包括星海一本很厚的笔记本（本子上贴着许多有关救亡歌咏的剪报，所以很厚）的某些具体内容也尽可能地汇报了。副主席问到星海的身体情况。我说，他身体很好。副主席又指示我：要让星海工作的接触面越广越好，要尽力为他创造条件，扩大影响。我问要不要带星海到办事处来？副主席想了想表示：不用，这事另作安排。然后，他又问我有什么社会关系，队里有多少党员。我如实汇报后，他指示：在坚持抗日的前提下，和社会人士广泛接触；注意发展党的组织。最后，他问我还有什么要求。我鼓着勇气要求他给我们演讲一次。我一边说一边心里打鼓：全队只有14个人，怎么可能光给我们讲演呢！没想到副主席一口答应，并且告诉我：洪深先生也有这个要求。
记不准几天以后，周副主席来到了汉口精武体育会楼上一间大约三四十平方米的屋子。副主席和大家一一握手后，就坐在墙角的大木箱上。洪先生和大家一齐席地而坐。副主席要大家提问题，大家七嘴八舌提了一大堆。副主席略加思索，一口气讲了大约一个多小时，给我们上了一次非常重要的政治课，讲什么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对我来说，是生平第一次听到如此深入浅出的无产阶级革命道理。当时，我自以为已经听懂了，而其实并没有真正听懂。对于这一门社会科学，我从周副主席以及后来别的领导同志那里学了好多年，才逐渐体会到：没有高度党性原则的人是不可能把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学好用活的。“统一战线”——这个党用以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的斗争武器，说起来、听起来似乎容易，而做起来却很不容易！
此后，周副主席曾派我参加八路军办事处所属文艺小组的工作。这个组织由周副主席的秘书吴奚如任组长，组员有陈波儿、锡金、林路、沙梅等人和我。我和陈波儿同志分工负责戏剧电影方面的工作。我见到周副主席的机会稍稍多了一些。
大约是1938年，副主席决定把星海同志送往延安。同年夏季，“二队”经我介绍，吸收了新党员，成立了支部。那时期由于队里发生了两个比较特殊的问题，副主席接见了我。第一个问题是“二队”骨干田方同志（当时他还没有入党）坚决要求投考国民党政府所办航空学校，要当飞行员，在空中和日本侵略者战斗。我请示组织后同意他的要求。老田投考录取了。行前我把他介绍给办事处。若干天后，老田突然从江西归来。问其故，他不禁流下泪来。原来他离开武汉时就有个“尾巴”盯住他，一直盯到江西。老田在一间小客店住下，那个“尾巴”就住在他对面的屋子里，紧盯不舍。老田心慌，不敢进航校报到，扛了背包回汉口了。我把这些情况向副主席汇报，副主席决定送田方去延安。我对田方说：“这没有什么了不起，飞不成就在地上走嘛！在地上也可以杀敌。”田方同志就这样去了延安，不久入了党。第二个问题是当时国民党的地方实力派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以下简称李、白）同蒋介石“较劲”，双方都以抗战派自居。李、白故作“高姿态”，贴出“招贤榜”，邀请各界知名人士到国民党所辖第五路军战区，为桂系的抗日战争作宣传，或者到桂系老家桂林去办文化宣传等事业，以张其声势。我和王莹同志也被邀请（当时洪深先生已离队任国民党军委政治部第三厅第六处的戏剧科科长。厅长和处长是郭沫若、田汉同志）。李、白除了邀我和王莹去战区，还愿出路费请我带队到南洋群岛去向华侨宣传抗日救亡运动。“二队”有些人对此热衷，想到国外走一趟。到国外向华侨和国际友人宣传抗日原是好事，不过当时我和有些同志始终没有放弃去延安的想法。桂系既已邀请，我不能不向组织汇报，如果组织决定我出国，则延安之行无法如愿。心里很矛盾。我把这事以及个人的思想情况如实向周副主席汇报后，副主席来回踱了几步，安详地对我作了关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团结朋友、向南洋华侨宣传抗日的指示。我认真听取。但有一些思想问题一时难以解决：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到国外能不能宣传八路军抗日，如果不能，我去干什么？副主席想了想，又对我进行了一次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还叫我把眼光放远些，站高些……。印象最深的是他躺在藤椅上，一只手轻轻摸着藤椅的扶手，双目向上注视，眸子闪闪发光，很慢地说了十六个字：“工作紧张，生活严肃，态度灰色（意思是既要坚持党的原则立场即抗战到底的立场，又不要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经济清楚。”我一个字一个字的记在心里。
离开武汉之前，我向副主席辞行。他亲自拣了几张照片送给我和王莹同志，有他个人的，有他和邓大姐的，他还亲笔题字：“金山王莹同志留念”，然后签上他与邓大姐的名字。
我带着这几张签过名的照片走向世界，它们给了我信任和力量，鼓舞着我排除了不少对我说来是难以想象的困难。
我想把副主席指示的十六字方针变为全体出国人员的行动指南。把它作为团训，请大家写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并随时准备写成标语贴在团部。但是，有两个字可能使不明真相的人费解，那就是“态度灰色”的“灰色”二字。剧团党组织的同志虽然清楚，但不便对全体非党同志说明。我们认真研究，决定在公众场合把“灰色”改为“纯正”。这样，我们的出国团训就是“工作紧张，生活严肃，态度纯正，经济清楚”十六个字。
我于1942年初回到重庆，很快找到了组织，向周副主席作了汇报。当时心情激动，难以言喻。总觉得自己没有完成党交给的出国任务，等待接受批评。副主席在曾家岩“周公馆”他的卧室接见了我，和颜悦色地说：“你们（指从香港撤返内地的同志们）都平安回来就好……”并没有批评我。他对我的原谅，毋宁说是对我的鞭策。他叫我去看郭老。不久，我从郭老那里接受了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主演《屈原》。
1942年重庆演出《屈原》这件事，是在一种特殊险恶的政治环境中打的一场政治进攻仗。我们这些出现在舞台上的人，都好比冲锋陷阵的士兵；布置这场进攻战的，是诗人郭沫若，而领导这一“战役”的，就是来自毛泽东主席身边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当时，周副主席代表党中央在反革命中心重庆亲自领导和指导许多战线的战斗，其中包括了文化战线。《屈原》的创作和演出，可以说是抗日战争后期，在国民党统治区，革命者以戏剧为武器向国民党反共顽固派进行斗争并取得胜利的一个高峰。这个剧本是在周副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写成的。剧本写成后，周副主席亲自到天官府郭老家里听郭老朗诵，大力支持了这个戏的演出。当时，不少文艺界的重要会议，往往是在周副主席亲自主持下，在郭老家里召开的。
周副主席看了几次《屈原》的演出后，指定日期，要我到他那里汇报演出《屈原》的心得。我被演出的成功弄得晕晕糊糊，竟没有认真作准备。到了那天，我搭上副主席的汽车从新华日报馆到曾家岩。在汽车上副主席问我准备了没有，我如实说没有准备。他看了我一眼，没有作声。我心里有些慌乱。到了“周公馆”，走进他的办公室兼卧房。副主席还没有吃饭。通讯员端来了简单的饭菜。副主席顾不上吃饭，就翻阅桌上的一叠文件。大约有十几分钟，室内肃静无声。他是那样严肃、那样集中精力。
当副主席翻阅文件的时候，我才开始转念头，想做个象样的汇报，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副主席把文件轻轻一推，问了声：“人都来了吗？”接着，他的秘书和办事处其他若干位同志进屋来了。有的坐在凳子上，有的并排坐在副主席的床铺上。副主席微笑地指了我一下说：“你讲讲吧。”我简直在“发烧”了！不知所云地讲了大约顶多半个小时，就再也没有词了。这时我感到羞愧，低下了头。全屋沉默了片刻。副主席严肃地带着总结性地讲了演出《屈原》的政治意义，并称赞我演得成功。他开头就讲：金山同志是个好演员，也是个好导演……他还不习惯于总结经验。这几句话一方面使我更加惭愧，另一方面使我如释重负。后来大家都插话补充，帮助我对于《屈原》的演出作了概要的小结。
汇报结束，同志们各自散去。我好象犯了错误，坐着没动。副主席虽没有笑容，但却亲切地告诉我：要多读点书……我握了他的手，怀着难言的感激心情离开了曾家岩五十号。
从此我体会到总结经验的极端重要。不论是政治工作的经验总结还是专业工作的经验总结，都是促使自己不断进步的重要手段。要把某一阶段的复杂经历集中归纳为几条内容，从而指出某一事物的客观规律性（上升为理论），作为此后工作的参考，使此后的工作减少盲目性，增强自觉性，这就必须注意到还要多读书。从事政治斗争需要这样，从事艺术创作也需要这样。那时我已“而立”之年，觉悟何其迟也！
《屈原》演出之后，蒋介石的“侍从室”和文化特务机构的神经格外脆弱，对左翼文艺活动“谈虎色变”，于是设置了重重禁令，妄图把我们窒息。这时期夏衍同志从桂林来到重庆，他受周副主席委托，直接领导这个工作。在国民党的“陪都”重庆，把我们共产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一个民间的话剧团体“中国艺术剧社”办了起来，并且还建造了一个专用剧场，在重庆演出了不少宣传抗战的话剧，很有影响。
我由于有一些社会关系，组织上就派我筹办“中术社”。在工作过程中，周副主席关心备至。虽然日理万机，但有时仍在深夜召集以夏衍同志为首的包括司徒慧敏、于伶、章泯和我开会，听取汇报，检查工作。记得有一次周副主席在一个距离新华日报馆不远的地方，召集我们开会到深夜两点，然后他快步下楼，在空寂无人的街道上，沿着上了门板的店铺门前急步向新华日报馆走去。我怀着紧张的心情跟在他的后面，怕万一有坏人加害。见他转进弄堂，跨进新华日报的后门，穿着深黄色长外衣的身影旋即隐没的时候，站在弄堂口的我，这才放下心来，转身回去。直到现在，我有时还出现那时的情景，不禁神往。
德、意战败，日本投降。蒋介石表面上进行“重庆谈判”，暗地里部署全面的反共内战。当时，周副主席安排我到东北国民党统治区去占领电影制片厂以及影院剧场等机构，为的是不让国民党的二“统”在那里摄制或放映反共影片。这样，我就投入了新的战斗。
我带领一批党与非党的电影技术专家和艺术工作者以及行政工作者到了东北国统区。我清醒地意识到我是带他们进入了反革命的天罗地网之中，我对他们的工作和安全都负有责任。可是我手无寸铁，人地生疏，怎么去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呢？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把组织的指示牢记在心，并把积累起来的政治斗争经验，灵活地运用于新的环境。我凭借我在电影戏剧界的小名气和一些社会关系，和各种反动派打交道。反动派并不是铁板一块。对这许多人，要做具体分析，分别对待。别看他们表面上左一个“蒋委员长”，右一个“蒋总统”，其实内心各有打算。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厌战和怕战，想望早日结束内战，出现和平。我就以一个热爱祖国的艺术家的身份和他们谈文说艺，数典论经，有时真诚流露反对内战、关心民生的爱国情绪，逐渐试探着向他们做一点宣传工作。他们并不知道我是共产党员，只知道我是一个有名的艺术家、爱国者，因此把我所主持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列为他们愿意“保护”的对象。
我们（随我到东北工作的党与非党全体工作同志）经常处在变化多端的情势之中，但大家并没有惊惶失措，相反的，都比较安稳。这是由于大家向往中国共产党的原故。我地方党正确分析了当时的敌我形势和敌人内部矛盾的情况，并且正确地处理和解决了各种矛盾。使我们不仅赶跑了国民党的文化特务，占住了电影制片厂，而且在政治情况非常复杂，经济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摄制了歌颂东北抗日联军和工农劳苦大众的故事片《松花江上》，得到当时国内外广大观众的赞许。
东北之行，是党对我的又一次培养。周副主席根据我这个干部的具体情况，分配我做一些具体工作。他培养我的方法，据我的体会，就是先给我讲述“游泳”的要领，然后让我自己在水里学会“游泳”。东北之行，使我进一步在实践中学习了革命统一战线的道理和正确认识并处理事物矛盾的方法。
1948年底，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获得全胜。民族资产阶级眼看蒋家王朝大势已去，无意追随。但是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既不够了解，也不敢相信。这时期党中央除了派遣重要干部做民族资产阶级的工作之外，派我配合做一点“南北通航（通邮）”工作，也向纺织工业界人士做一点宣传动员工作。我对轮航业和纺织业一无所知，只好临时学习，现学现用。我曾代表当时的“中华全国航业公会”从国统区的上海到刚刚解放的北平和我党中央进行谈判。须知，“航业公会”是资本家的代表机构，一个共产党员，竟然代表资本家来和自己的党谈判，实在有些戏剧性了。
南北通航通邮之后，我参加了一项新的工作：参加国共两党和平谈判（不是参加中共代表团，而是参加国民党代表团，不过，我是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参加的）。
1949年4月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不守信义，拒绝在八条二十四款的和平协定上签字。4月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下江南，占领了伪总统府。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反动政权被彻底推翻。
这时，周副主席派我到香港配合做一点民族资产阶级的工作。在由李克农同志代表周副主席以周恩来的名义发给当时上海负责宣传工作的夏衍同志的电文中有这样一句话：“金山同志可能重返文艺界……”我看了这句话，止不住流下泪来。克农同志问我何故，我把心中压抑已久的“委屈”讲了出来。讲了当我在东北工作和搞南北通航、和平谈判等工作过程中，多次听到一些左翼文化人的唾骂，骂我帮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忙……一直忍受着不吭声。现在大局已定，渴望早日返回文艺岗位，表明自己本来的身份。可是组织上却表示“可能重返文艺界”，这“可能”二字，是否意味着我仍然回不了文艺界，而要继续扮演被自己的同志们唾骂的角色！克农同志对我进行帮助，讲了他自己早年在国统区做地下工作的某些情况，包括受到革命同志唾骂的情况，象讲惊险故事似的，我听得破涕为笑，自愧不如。
事后，周副主席曾为此亲自和我谈过话，给了我深刻的阶级教育。
〔全文将在《红旗飘飘》第26集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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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忆朱自清先生〔文艺回忆录〕
王志之
我第一次同朱自清先生会见是在北京北海五龙亭的一次文艺茶话会上，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因为这次会见，在当时的情况来说，确是非常难得的。那时，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军占领了热河省以后，大举进攻长城各口。驻守在长城沿线的宋哲元部二十九军自动进行抵抗，蒋介石却加紧镇压抗日救亡运动，阻挠前线抗战，使日寇得以经过冷口、滦东地区直逼平津。国家民族灾难深重之际，一方面，汉奸卖国贼肆无忌惮地勾结在一起，对抗日爱国运动及一切进步的学生运动进行残酷的镇压，而另一方面，具有民族民主运动传统的文化故都的知识青年则在共产党领导下奋起救亡，同外敌内奸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了扩大影响，我们采取各种公开方式同知名的上层文化界人士联系，北海五龙亭的文艺茶话会就在这种意义上召开的。遗憾的是有些名流架子大、胆子小，所以接受我们邀请惠然肯来者不到十分之一，这就是朱自清、郑振铎，还有范文澜。这就自然使我们感到难能可贵了！在这里，摘抄郝长海同志所著《鲁迅致王志之书信评注辑录》一段文字来说明当时的情况：
“《文学杂志》第一期出版后，编辑部以‘文学杂志社’的名义，于1933年4月23日在北海五龙亭举行一次文艺茶话会。事前发出请柬，邀郑振铎、朱自清、周作人……等人参加。目的是要广泛团结左联以外的进步作家一道合作。但只有郑振铎、朱自清应邀到会，并表示愿意合作。会后，王志之给鲁迅写信，将会议情况作了汇报。鲁迅对此十分高兴。在这封信中，鲁迅以辩证的观点，深刻地阐述了他对扩大统一战线的意见和对左倾关门主义的批判。
‘我以为我们的态度还是缓和些的好。其实有一些人并无大帮助，却并不怀着恶意，目前决不是敌人，倘若疾声厉色，拒人于千里之外，倒是我们的损失。’鲁迅认为，如果一味‘求全责备’，要求凡是参加革命的人都要有十分正确的意识，就会使那些同情革命，或暂时与革命取同一步调的人‘远避了’。这样一来，不仅会使自己陷于孤家寡人的境地，而且‘坏一点的就来迎合，作违心之论’。其结果，‘不但不会有好文章，而且也是假朋友了’。鲁迅这入情入理的分析，不仅是对当时办《文学杂志》的北平左联作家的教诲和指点，是对当时文艺界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极为中肯的批评，就是在今天，对我们的各级领导来说，也是有着发人深省的启示的。”
由此可见，朱自清当时前来参加我们的文艺座谈会，我们认为他是来参加我们的特殊战斗的！因此，在我的脑海中的朱自清先生，不仅是我愿步后尘的文学前辈，也是在极端艰苦的对敌战斗中难得的战友！
后来，我在抗日同盟军战败归来，一个人走了三天的重重叠叠的山，翻过了长城缺口，总算通过了反动派的军事封锁线，到达平绥线上的沙城，搭上了开往北平的火车。我想，正是反动派猖狂之日，应该特别小心，所以没有贸然进城，在清华园车站下车。时近黄昏，熙熙攘攘中难于识别，我唯恐碰见叛徒周春生一类的熟人，把破旧的帽缘拉下来遮着半个面孔，提心吊胆挤出车站。我在昏暗中离开人群往静僻处走着，心头盘算：我这一身老乡的服装，翻越长城时沾上了满身泥土；加上几个月的戎马生涯，蓬头垢面，形容枯槁，除非是骨肉之亲，是很难一眼就能认出来的。于是，我就比较放心大胆地提着一篮南口特产的花红果，走进了清华大学，径直去叩当时身任文学院长朱自清先生的房门。对于朱先生，虽仅有一面之交，但我感到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学人，是可以托六尺之孤的志士仁人。所以才敢于在危机四伏、走投无路之际投奔于他。
我从门窗玻璃望见朱先生坐在写字台前握笔挥毫，听到敲门声，漫不经心地说：“请进来！”我推门进去，站在他的写字台前，他才放下笔，抬起头来，在台灯光照耀下，睁大惊惶的眼睛望了我一眼，一下站起来同我握手，惊叫起来：“你是王先生！听说你到那面去了，是吗？什么时候回来的？”我答应一声：“刚下火车。”就不知说什么好。在这样的情况下，朱先生不但并不嫌弃我，而且一眼就认出了我这样一个毫不足重轻的青年，这就足够使我感激涕零了！为了接待我，他不得不放下自己的工作，亲自忙着为我安排洗澡、吃饭。在闲谈中，朱先生不厌其详地问及抗日同盟军的活动情况。记得那天晚上，他为我在他的书房里搭起行军床，让我盖上一床绣花被面的新被。朱先生不同流俗，不计地位得失，不怕担风险，不嫌脏，并不是对我个人的厚爱，而是表现了他的正义感，他的爱国心，他的亮节高风！
次日一早，我不愿打扰朱先生，就悄然离去，乘清华园的汽车进城，在西单下车，来到“英林号”楼上，选了一间雅座，打电话给廖士楷同学（她是师大同学，思想进步，却没有参加什么组织，不会有什么难以预料的变化），把她约来，了解情况。她告诉我：因叛徒周春生告密，她的爱人老周被捕了。她说：许多进步组织都被破坏了，许多同志被捕了，叛徒、特务散布在城门口、车站、电影院等公共场所抓人，千万要小心！为了给我找个庇护所，她让我在西单手帕胡同她父亲的姨太太的一所小独院里暂住几天。那里的老妈妈说我的身上有很多虱子。我心想，在朱自清先生处投宿一定也遗留下了这种可厌的东西，使我永远怀着歉意！
最后，录近作以寄怀感：五十年前初识荆，难忘北海五龙亭。东北烽火破榆关，塘沽协定丧平津。百战竟成流亡恨，一宿难忘患难情！仰望云山思故国，一片丹心民族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