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廖仲恺传》前言
尚明轩
编者按：今年，是我国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无产阶级的好朋友”廖仲恺先生（1877—1925）诞生105周年，又是他遇难57周年。为了纪念这位在中国民主革命中作出杰出贡献的革命家，我们将历史学者尚明轩同志所著《廖仲恺传》一书的《前言》予以发表。
《廖仲恺传》是廖先生离世以来第一本比较充实的学术性传记。该书由宋庆龄同志生前题签书名，即将于今年9月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廖仲恺是近代中国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国民党左派的旗帜，是我国近百年来革命史上的杰出人物之一。
从本世纪初年起，廖仲恺就献身革命事业，毕生追随孙中山为振兴中华而奋斗。他是孙中山的亲密战友。他的革命活动和孙中山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密切相联。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在孙中山的领导下，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积极进行推翻清朝专制政府和讨伐南、北军阀的斗争，殚精竭力，奋战不止。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初期，他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推动下，紧跟时代发展的潮流，全力协助孙中山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促成了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合作。在这过程中，他同共产党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成为“无产阶级的好朋友”。孙中山逝世后，他秉承遗志，全力以赴地贯彻三大革命政策，支持工农群众运动，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其他反革命派，为完成孙中山的未竟事业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廖仲恺还是优秀的政论家和宣传家。他在从事实际革命斗争的同时，本着救国救民的愿望，积极进行理论宣传活动。辛亥革命前，他曾为《民报》撰写和翻译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章，参与了中国人首次对社会主义的探索。第一次护法运动前后，他大力阐发和传播孙中山的学说，主张民主革命不能停止步伐，要继续前进。他热情欢呼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坚信“前途曙光，必能出人群于黑暗”。（《消费合作社概论》《廖仲恺集》第258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他高度赞扬五四爱国运动，认为它是人民争取民主权利的最好方法。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廖仲恺的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境界，政治上，要求“把国家主权放在四万万同胞手上”（《石井兵工厂青年工人学校演词》《廖仲恺集》第133页），经济上，要求有一个发达的经济基础，并应选择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当然，廖仲恺的世界观与思想体系同科学社会主义是有差别的，对工农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对科学的社会主义和社会的阶级构成，还不可能有充分的、正确的认识。这些不足之处，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和历史条件所造成，是不可也不应苛求的。
廖仲恺的一生是革命的、战斗的一生。为了国家的独立统一和民族解放，他无所畏惧，英勇战斗。周恩来同志说：廖仲恺是“为反对帝国主义运动、革命运动、工农运动而牺牲”的。（周恩来：《勿忘党仇》，《廖仲恺先生哀思录》第29页，三民出版社1927年再版）在中国民主革命——特别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廖仲恺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中国人民将永志不忘。他道德崇高，在无私无畏、一心为国、威武不屈、富贵不淫、廉洁奉公、鲠介不苟、勤劳俭朴、踏实苦干诸方面，均可称革命者的楷模，值得人们借鉴和学习。他的理论遗产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后人认真地总结。因此，全面地研究廖仲恺的革命实践和革命思想，将会有助于发扬革命精神和爱国主义传统，有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过去，由于长时期来的多种原因，有关廖仲恺的生平事迹的著作和文献资料出版非常少。廖仲恺牺牲已经半个多世纪，至今还没有一本比较完整的、学术性的传记。二十年代中期后流传下来的几篇小传，如邹鲁编著的《中国国民党史稿》中的《廖仲恺传》、《廖仲恺先生哀思录》中的《廖仲恺先生传略》和《革命先烈传记》中的《廖仲恺》等，除存在观点歧误外，内容均嫌过简，于廖仲恺的一些重要事迹语焉不详，甚至含糊不清；有关他的革命精神和高风亮节，以及勤劳廉洁的崇高品德等方面，更是极少涉及，因而不足以反映传主的大德和完整形象。至于廖仲恺的著述，则散失很多。汇编成集的，解放前有1926年和1929年出版的《廖仲恺集》及《廖仲恺全集》，但内容极不完备，且有不少讹误。新中国建立后，1963年5月出版的《廖仲恺集》，从《星期评论》、上海《民国日报》以及当年出版的有关书刊中补充了一些材料，虽仍有欠缺，也存在一些舛误，但不失为目前较好的一本集子。
为了撰写廖仲恺传，著者近几年来在京、穗、沪、宁、汉等地进行了较广泛的文献资料搜集和调查访问，但因时隔半个多世纪，搜集非易，调查更难，所据资料仍感不足；有的资料也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地研究。所以，本书只是对廖仲恺生平的初步探讨，错误在所难免，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写作过程中，曾得到宋庆龄同志的热情关怀，并亲笔题签书名。现在，谨借本书的出版，表示对她的深切怀念。（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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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防止重复建设
沈立人
重复建设是当前经济调整中必须治理和今后经济发展中必须防止的一个突出的问题。
重复建设的具体形式是多样的。例如：老厂（大厂或小厂）吃不饱，又建新厂；一地（加工基地或原料基地、城市或县镇）的工厂没有充分利用，又在另一地新建扩建；同一时候，在不同地区甚至在同一地区，新建扩建一个以上生产能力超过供销可能的工厂；同一地区，甚至针对同一矿产资源，同时或先后建了一个以上的同类矿山及其加工厂；同一地区或邻近地区的同类厂矿，同时或先后建了利用率不高的同类车间或工段。诸如此类，都是重复建设。
重复建设，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降低了社会的经济效益，并且会引起生产、建设和经营管理上的一系列混乱。基本建设战线长，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长在重复建设。生产不正常，相互争原料、争动力、争市场，以及某些不正之风，根子也在重复建设。很多企业产供销不平衡，领导和干部疲于奔命，精力无法集中于改进经营管理，同样是重复建设导致的祸害。
重复建设是整个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一个侧面。这种现象由来已久。它反映了我们经济工作中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如急于求成，一哄而起，缺乏通盘打算和综合平衡。又如官商不分，政企合一，形成“部门所有制”和“地方所有制”。各个部门、各个地方都要搞“万事不求人”的体系；各个企业也都以“大而全”、“小而全”为努力目标。再如经济杠杆不灵活，价格、税收、利率等基本上是几十年一贯制，造成行业、产品和企业之间长期的苦乐不均，诱发大利大干、小利不干，使长线越来越长，短线越来越短。当前，在化纤纺织的产值、利润几倍于棉纺织的情况下，制止大小化纤厂的重复建设和重复生产，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此外，重复建设与干部缺乏经济知识也有关系。很多干部热衷办厂，但是不知道怎样办，只是看到别人办什么就跟着办什么；至于经济预测、可行性研究、投资效益比较等，他们是不管也不懂的。重复建设的一再出现，这类做法占不小比重。
重复建设，不该再犯了。防止之道，在于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从各方面采取综合措施。
一、确立一个防止重复建设的指导思想。一味走外延的扩大再生产道路已经过时了。应当坚决转到走以内含为主的扩大再生产的新路子，依靠现有企业及其技术改造来发展生产，适应需要。铺新摊子和“厂内外延”，都要格外慎重。要使各级有关人员真正理解，重复建设不仅对国家不利，而且对本地本企业也不利，从而提高不搞重复建设的自觉性。
二、制订一个防止重复建设的长远规划。重复建设，与心中无数有关。要在搞好经济信息和经济预测的基础上，加强综合平衡，制订各行各业和各地区的长远规划，据以贯彻执行。各行各业对各主要产品都要进行认真的调查统计，摸清现有生产能力和供需情况，切实估量其变化趋势，订出今后挖潜、改造和生产、建设的具体打算。各地区也要这样做，通过条块结合，把规划落实下来。在规划中，一定要明确各种产品是长线还是短线及其长短的程度。对长线，要坚决煞车；对短线，要有计划地增长，避免盲目发展。
三、改出一个防止重复建设的管理体制。改革经济管理体制，调整国家、地方、企业之间的权责利，要做到政企分家，破除“部门所有制”、“地方所有制”和“大而全”、“小而全”的体系，促进生产的社会化和专业化、联合化。在处理宏观和微观、集中和分散的关系时，对固定资产投资，包括各种自筹资金和银行贷款，要有统一管理，特别是对新建扩建要有严格控制。
四、规定一个防止重复建设的经济政策。如取消基本建设的供给制，把无偿投资改为有偿投资，或者采取贷款方式，或者对企业占有的固定资产按其价值收费、征税，以有利于防止重复建设。对新建扩建项目，分别不同行业和不同产品，征收建设税或工程税，也是可以考虑的。经验证明，过去对某些新办企业给以一定时期的免税减税，助长了重复建设。银行发放固定资产贷款，要分别新建和改建规定不同的利率。当然，这不排斥对必要的新建尤其是开发后进地区的资源，给以减税免税和降低利率等照顾。总之，运用经济杠杆要有较大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该促则促，该控则控。
重复建设很多已是既成事实，亟待在调整中治理。具体办法，无非是关停并转。这项工作各地都在进行，但是见效大小不等。在实施中，有几个问题值得研究。
对于重复建设因而重复生产的长线产品，择优定点，其余关停（尤其是耗能多、质量差的），似有必要。少数产品如电度表，已经这样做了。但是也带来若干问题，不仅企业关停过多，而且形成垄断以后定点企业又在扩建。能否考虑，在加强产品检验的前提下，适当多留一部分产品合格的企业，开展有限度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改变长期存在的卖方市场。
在关停中，留大去小，留老去新，一般是合理的。但不能绝对化。实际上，大有大的优势，小有小的长处；老有老的基础，新有新的特色。还是该大则大，该小则小，有的要大小兼顾，新老并存。
加工基地和原料基地的矛盾闹了多年。现在强调首先利用原有的加工基地，同时采取返还利润、实行联合等办法，以调动原料基地的增产积极性，是可行的。但是从长远看，不能只有这一种办法。特别是某些原料增产很快，已经超过了加工基地的现有能力，除了适当挖潜外，继续在沿海地区的大中城市扩建，就会发生加工过于集中、货物相向运输和厂房场地狭窄等困难。因此，必须分别情况，在保证加工基地充分发挥其有利条件的同时，有的要把甲地对乙地的原料支援与乙地对甲地的技术和资金支援结合起来，有计划地调整生产力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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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日本社会的一幅生动图画
——读《日本社会》
于土
日本著名社会学家、日本东京大学教授中根千枝博士用英文撰写的《日本社会》中译本（许真、宋峻岭译），已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同时在国内外发行。
《日本社会》从社会学——人类学的角度，细致生动地分析了从政党、团体、企业一直到村落、家庭等日本社会的独特的组织结构，各种集团的内部外部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人的积极性的发挥所产生的有利和不利的影响。文笔生动活泼，一幅栩栩如生的日本社会图景跃然纸上。这本书不但对研究日本问题和国际问题，对研究社会学和社会科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而且对研究日本的企业管理问题，以便在我们的管理工作中借鉴其长处，避免其短处，也是有裨益的。
《日本社会》是怎样分析日本社会的呢？
日本的各种公司、工厂以及政党、团体等等社会集团，有着同我国和西方都很不相同的特点，即纵式关系（如亲子关系、上下级关系）而不是横式关系（如兄弟关系、同事关系）占主导地位。这是认识日本社会结构的钥匙。
在一个日本的社会集团里面，个人关系、感情关系是被作为首要因素来看待的。领导人的主要考虑，往往是如何在感情上掌握其下属，注意用情谊激发下属的积极性。
一个集团，例如一个公司，把自己办得象一个“家”那样。雇员们一般是终身雇用的。每个雇员的一切问题，从结婚生孩子，到买东西，到夫妻吵嘴，一直到病到死，公司都管起来。在这样的环境下，雇员们感到安全、安心，并关心公司的发展。这就培养成一种“爱公司”精神，形成自己的“公司传统”。
对公司的忠诚，被认为比技术上的精通更重要。“我们”（自己单位的）、“他们”（其他单位的）分得很清楚。对“我们”亲密、善意，对“他们”疏远、戒备，有浓厚排他意识。
重资历。一个极普通甚至极无能的人，仅仅因为资历最深，也可爬到领导地位，不管其品德如何，优缺点如何。
执行上级的任何命令，这是金科玉律。对地位高的人不得有一点反对意见，甚至在纯学术讨论的场合也是如此。没有合伙关系，只有上下关系。不许可有一个以上的人领导。不得越级干什么，因为这使直接上级丢面子，也是对更上级地位的蔑视。
一个领导人的权力受到集团内部舆论的相当限制。如果他真的违拂其下属意志而刚愎自用，一意孤行，那他就会冒失掉他们的献身精神与同心协力的危险。
这种以“纵式结构”原则为基础的组织体制，一方面是日本社会组织稳定的主要源泉；另一方面，也束缚了积极性的发挥。尽管日本在经济上已经相当高度现代化了，它的这种社会组织、社会关系终究被看作一种封建的或家族的顽固传统，被看作一种现代前的东西。
它阻碍了团体、企业的必要的联合或协作。即使两个集团有共同的目标和行动路线，要他们在一起工作也是很困难的。两个集团的合并，只有在一个集团吸收或支配另一集团的条件下，才可能发生。否则，不管他们口头上怎么高喊“携手”，也只能是空喊而已。
个人贡献的任何成果，均由集团作为一个集体所享有，实际上一切归功于领导者个人，一切由领导者个人享有。作出杰出贡献的能干的低级人员仍然是低级人员，享受不到荣誉和物质利益，反受同事们的妒嫉和敌视。这压制了才能的发挥，使工作效能受到影响，同时也导致了集团内部宗派的形成和分裂。许多精力和时间都花在竞争的宗派之间的纠纷和斗争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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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点民国史
护国战争
1915年12月25日，云南宣布独立，反对“洪宪”帝制，并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这就是人们通常说的“护国战争”。
1915年，袁世凯加紧推行帝制复辟的活动，激起了全国人民包括资产阶级各派政治势力的坚决反对。孙中山自“二次革命”失败后，即组织中华革命党，继续从事反袁武装斗争。黄兴和一部分未参加中华革命党另组欧事研究会的革命党人，自袁世凯帝制活动公开化以后，也放弃“停止革命”的错误政策，重新举起反袁旗帜。原进步党领袖梁启超和他的学生蔡锷在饱尝自己酿造的袁世凯专制统治的苦酒之后，为了不致落为“牛后”，也走上了反袁道路，在云南起义中发挥了主要的组织和领导作用。
1915年8月，筹安会（袁世凯为复辟帝制而成立的反动组织）出笼后第二天，蔡锷急忙赶到天津，与梁启超密商重返云南、起兵讨袁计划。梁启超提出由他作篇文章，表明反对帝制的态度；但蔡锷需要伪装拥护帝制，麻痹袁世凯，以便逃出北京。此后，师生二人依计而行。梁启超写成《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不顾袁世凯的利诱和威胁，于9月3日公诸报端。蔡锷回京不久，即邀集袁世凯心腹孙武、唐在礼等军界要人在自己家里举行赞成帝制签名活动。他亲书“主张中国国体宜用君主制者签名于后”题款一行，并率先签了名。之后，又故与京中名妓筱凤仙打得火热，佯装不问政治。但是暗地里一面密电云南将军唐继尧、贵州护军使刘显世等速作反袁准备；一面派专人送信给黄兴，报告准备回云南发难，请予协助。与此同时，蔡锷去天津与梁启超、陈叔通以及刚从贵州来的戴戡、王伯群等人最后议定：袁世凯一旦下令称帝，云南立即宣布独立；贵州越一月后响应，广西越两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三四个月后，会师湖北，底定中原。会后，王伯群带着蔡锷的密信奔赴云南。梁启超在津准备起义文告。蔡锷回京打发家眷南归，作好出走准备。11月中旬的一个深夜，他以治病为名，登上开往日本的运煤船山东丸，巧妙躲过袁世凯密探的监视，经日本、上海、香港、河内，于12月19日回到昆明，与唐继尧以及早两天到达这里的李烈钧等胜利会合。
当时的云南犹如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早在蔡锷入滇之前，云南人民反对帝制就已不是什么秘密了。一家昆明报纸曾连续发表《驳筹安会》、《驳君宪救国论》等社论，公开号召人民反对袁世凯称帝。至于受过辛亥革命战斗洗礼的滇军中下级军官，如罗佩金、黄毓成、邓泰中、杨蓁、董鸿勋等就更不用说了，他们日以促唐（继尧）起兵讨袁为事，连入川作战计划都制定好了。在云南人民特别是蔡锷和中下级军官的推动下，唐继尧对讨袁军事也有所部署。蔡锷入滇，又大大加快了起义的步伐。12月22日，唐继尧召开军事会议，蔡锷主张立即兴师讨袁，并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于是，23日，以唐继尧、任可澄名义向袁世凯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取消帝制，惩办元凶，限25日上午十时以前答复。25日，袁世凯拒不答复，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按照民国元年旧制恢复都督府，以唐继尧为都督。又将云南陆军编成护国军第一、二、三军，由蔡锷、李烈钧分别任第一、二军总司令，统兵出征；唐继尧兼任第三军总司令，留守云南。护国战争正式爆发。
护国战争的主要战场在川南。12月27日，护国第一军先头部队第一梯团首先出发，次年1月21日攻克叙州（今宜宾市）。1月16日，蔡锷亲率护国第一军主力第二、三梯团挥戈继进，矛头直指川南重镇泸州。2月中旬，在纳溪棉花坡一带与曹锟、张敬尧指挥的北洋军相遇，鏖战半月，屡挫敌焰。3月7日，蔡锷命护国军转移大洲驿，稍事休整。十天后，分左、中、右三路再次发动猛攻。经一周激烈战斗，重创北洋军的所谓“常胜军”张敬尧第七师，重新攻占了江安、南溪、纳溪等大片土地，从此，北洋军再没有勇气进攻护国军了。在这次战役中，朱德率领的第三支队担任右路主攻任务，是护国军的一支英雄劲旅。此外，护国军还在湘西和滇东南两个战场上同时给袁世凯以沉重打击。1月27日，贵州响应云南独立后，除派戴戡为护国第一军右翼总司令北出松坎，配合蔡锷进攻四川外，又派王文华为司令东击湖南，并于2月中旬攻占湘西重镇麻阳等地。2月20日，李烈钧率部向广西前进，迎击奉袁世凯之命进犯云南的粤军龙觐光部。3月12日，张开儒支队与挺进军黄毓成、桂军马济等在百色、恩隆一带将该部全歼，生俘龙觐光。15日，陆荣廷乘机在柳州宣布广西独立。护国战争进入高潮。
袁世凯见大势已去，被迫于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命四川将军陈宦与蔡锷谈判议和，妄图退保总统地位。但护国军没有受骗，坚持袁不退位，无调停可言。蔡锷同意自3月31日起停战一周（以后又两次各延长一月），不过是虚与委蛇，争取时间筹划军备，以图大举而已。陆荣廷一面北攻湖南，威胁袁世凯心腹汤芗铭；一面配合李烈钧进攻广东，迫使龙济光于4月6日宣布独立。5月8日，独立各省在广东肇庆成立以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副抚军长（代行抚军长职权），梁启超为政务委员长，蔡锷、李烈钧、龙济光等为抚军的军务院，与袁世凯政府对峙。与此同时，孙中山也发表宣言，表示“袁氏未去，当与国民共任讨贼之事；袁氏既去，当与国民共荷监督之责，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并命令各地中华革命军务必与讨袁各派协同作战。在护国军和全国人民的共同斗争下，袁世凯内部分崩离析，浙江、陕西、四川、湖南等省纷纷宣布独立，袁世凯真正成了孤家寡人。6月6日，他忧愤交加，一命呜呼，结束了可耻的一生。29日，继任大总统黎元洪宣布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参加护国战争的各派政治势力以为大功告成。7月14日，唐继尧宣布撤销军务院，接着，中华革命党也发出通告，宣布停止一切军事行动。护国战争至此结束。
护国战争打倒了袁世凯，证明一切倒行逆施的反动派都是没有好结果的。但是，它打倒的又仅仅只是一个袁世凯，代之而起的是北洋军阀段祺瑞的反动统治，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远没有完成。
（曾业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