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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杂谈
由署名问题谈起
马林
近来，报刊上对电影编辑、导演在文学剧本上署名问题颇多议论。把这样一个实际存在着的问题提出来讨论，对于纠正电影界的不正之风，促进电影创作的健康发展，是很有必要的。
电影文学编辑要成为剧本作者的知音，要给作者以尽可能多的帮助，要甘当无名英雄，这是电影这个综合艺术门类的生产分工对他们的要求，也是电影文学编辑岗位的光荣所在。不少电影文学编辑正是这样以自己辛勤的劳动，与作者建立了真挚的创作友谊。导演是化文学形象为银幕形象的组织者和指导者，不少优秀的导演都在尊重原著精神的前提下，把充实和适当修改原剧本看作自己的职责。他们对剧本所作的贡献往往要从剧作者所写的文章中才为读者所知。这些文学编辑和导演所表现出来的不争名利、谦虚礼让的作风，正是社会主义电影艺术家所应具备的良好品德。
编辑、导演和剧作者之间的这种极为密切的工作关系，加上彼此的友谊和艺术见解的接近，有时候，会发展成为共同编写剧本。这是很自然的合作，也不乏成功的例子。现在，人们批评的是，少数电影文学编辑、导演不适当地运用自己在影片生产中的有利条件，乘人之需，不经过组织，以使作者，特别是青年作者感到有压力、诱力的方式，勉强形成的“拉郎配”。对于编辑、导演来说，这是一种名实不符的畸形合作，理应受到批评、制止。然而，问题又不仅仅如此。有的作者，当着自己的剧本处于尚不成熟、前途未卜之际，千方百计地拉人合作，而一旦剧本通过，影片拍成，则又感到自己吃了大亏，叫苦不迭。由于名利二字作祟，有些编剧、编辑和导演从合作之初就各揣一把小算盘，心里产生了“好点子”，就要估量一番：“说出来算谁的？”如果对自己无利，宁可让“好主意”烂在肚子里；如果于己有利，又要大肆吹嘘，为自己争名次，争酬金。这种极其庸俗、浅薄的作风，实在有悖于一个电影艺术家所应有的职业道德。在创作上，为自己争名夺利的人，不仅是品格低下，而且也正表现了他艺术才能的贫困。
当然，矛盾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电影生产中的酬劳制度的不尽合理、不够完善，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因素。在导演有了分镜头稿酬，编辑有了编辑费后，从制度上说是趋于合理了。但是，这方面的问题虽有所改善，不正之风却并未杜绝。可见，更重要的还是要在编、导人员中大力提倡和发扬革命精神和共产主义风格。前些时，我有机会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去学习，深感他们在提高影片质量上的一条重要经验，是他们较充分地发挥了一批卓有才能的艺术前辈的作用，象张骏祥、沈浮、汤晓丹等同志，他们对每一个决定投产的剧本都要进行研究、讨论，其认真负责的态度和集体的荣誉感，令人深为感动。事实上，在许多制片厂都有这样一批有经验、有成就的电影艺术家，他们保持和发扬了战争年代所形成的革命文艺工作传统。他们不求名利，无私地对待新作者。在他们的带动下，有些年轻的编辑、导演也跟着学。我想，一旦这种革命精神得到普遍发扬，还有什么不正之风不能克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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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风云变幻 张仁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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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山行》《朱德同志光辉业绩》等将上映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五十五周年前夕，八一电影制片厂赶制完成了故事片《天山行》和一批反映部队生活的纪录片，这些影片将于8月1日起在全国上映。
《天山行》是根据李斌奎的获奖短篇小说《天山深处的“大兵”》改编的。影片通过北京女青年李倩赴新疆天山看望在工程兵某部工作的郑志桐时的所见所闻，表现了工程兵战士在高山雪峰开山筑路的艰苦斗争生活，歌颂了他们胸怀革命理想，以苦为乐，正确对待前途、爱情、幸福的高尚革命精神；同时通过李倩与郑志桐在爱情问题上的矛盾、纠葛，揭示出革命者不能没有革命理想的生活真谛，展现了当代青年应该走的正确人生道路。
即将上映的纪录片有表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战斗生活的《朱德同志光辉业绩》、《彭德怀同志光辉业绩》、《贺龙同志光辉业绩》、《陈毅同志光辉业绩》、《罗荣桓同志光辉业绩》等一组影片，还有宣传部队先进模范人物，反映人民群众热爱拥护子弟兵，表现部队崭新战斗风貌的《李俊甲》、《边防线上》等。
（周春铭）（附图片）
故事片《天山行》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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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艺坛新风
于世文、艾世菊长期赡养孤寡老人
杨晓雄 赵晓东
最近，北京市戏曲学校党委委员、教务长于世文热情赡养八十七岁的孤寡老人谢春一事，在戏剧界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于世文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于连泉（筱翠花）的儿子，小时候在“富连成”科班学戏。后来，他曾与丑角演员艾世菊一起，向名武净钱宝森学艺。
1963年3月，钱宝森病故。钱夫人谢春没有生过儿女，孤身一人生活。此时，于世文和艾世菊主动登门，对老人表示：“您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该看病就去看病，拉下亏空，我们承担。”当知道老人欠下300多元医药费后，两人凑足钱款，代为偿还。
十九年来，在政府发放的生活补助之外，于世文、艾世菊两人一直分担着老人的部分生活费用。身在北京的于世文，嘘寒问暖，年复一年；远在上海的艾世菊，每月汇款的日期象发薪一样的准确。
近年来，谢春年事日高，一些繁重的家务劳动难以自理了。看着近九十岁的老人买菜做饭，打水生火，于世文十分不安。最近落实私房政策，退还了于家一间房屋。于家四世同堂，十几口人，住房并不宽裕，而且儿孙渐大，都将另立家庭。但于世文想到谢春老人孤寡无靠，生活困难，毅然决定把老人接到家中，生养死葬，自己负责到底。
于世文的决定获得了全家一致的拥护。他老伴肖淑琴不顾疾病在身，一连三次去迎接老人。于世文夫妇的行为影响和教育了下一代。他们的长子于万增听说要接“奶奶”来家，特地从部队赶回，为老人粉刷房屋；天气刚热，老三于万瑞就忙着为老人修竹帘子；女儿们也有分工：这个张罗拆棉被，那个抢着洗衣服。
一家人把谢春看做自家的老人，谢春也把全家当成了自己的亲骨肉。“孙女”给她送来的粽子，她转手又给了自己最疼爱的“第四代”；力所能及的活计，她尽量多帮上一把。她常指着那粉刷一新的房屋对邻居们说：“我没亲儿子，可亲儿子也不过如此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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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泰山风光摄影作品在京展出
中国摄影家协会和中国摄影家协会山东分会，在北京北海公园举办“泰山风光摄影作品展览”，展出山东摄影工作者的作品150多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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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纸币收藏家吴筹中
邵春林
吴筹中老先生年近古稀，收藏纸币已有几十年历史了，不久前，他与家人商量，把明、清、民国以及我党各时期的纸币共五千二百一十六枚捐献给国家。
吴老先生是原工商业者，他从小喜欢读历史书，听历史故事。他廿多岁的时候，看到了一次《中国历代钞票展览会》，从此，他开始收集和研究纸币。几十年来，他跑古玩商店、废钞摊，联系纸币收藏者，甚至还委托有关商店挂出“高价收买废钞”的牌子来征集。有一次，他在一个废钞摊上见到了一张孙中山先生为辛亥革命筹饷而在美国发行的一百元票额的金币券，他欣喜若狂，不料当时钱不足，次日再匆匆赶来时，已被出售了，吴老先生懊丧至极，心里一直惦记着这张珍贵纸币。功夫不负有心人。事隔几年，他又听到类似的这张纸币。别人都认为价高而拒绝接收，但他一听忙说：我正要这张纸币，不管多少钱，请给我留下。当他买回来一看，是一张一千元的金币券，比一百元的珍贵得多。到目前为止，全国还只有此一张呢！上次在上海博物馆展出时，受到国内外许多人士赞叹。
也是在解放前的某个春节，当他听说北京有名叫沙伯泉的钱币商处，有许多共产党早期革命货币和其它一些珍贵纸币时，他特意放弃休息，赶到北京出高价全部购下。有人问他，在白色恐怖的国民党统治下，收藏共产党的红色货币，难道你不怕杀头坐牢？但他还是悄悄地将这些珍贵革命文物保存下来了，这对研究我党早期的经济政治历史是一份很好的资料。
当时上海有许多外国人专门收集我国货币，并在解放前夕，将这些珍贵文物携带回国。吴老先生与上海一些货币收藏家，千方百计保护这些国宝，不惜出高价来阻止钱币商转让给外国人。吴老先生保存我国纸币的诚意在货币界中传为美谈，并受到我国货币界中的老前辈、北京货币收藏家崔显堂的赏识。崔显堂将自己全部藏品与书籍赠给吴老先生。
这样，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六六年期间，吴筹中共收藏了近万张纸币。目前，他正在编写《中国纸币史》，为我国货币学的研究，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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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吴筹中先生向国家捐献自己收藏的珍贵纸币以后，上海市统战部和上海市博物馆表彰了他的行动。图为吴筹中（右）受奖。
上海市博物馆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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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会街”今昔
许长山
“国会街”，在北京新出版的市区图上已经找不到了，它就是现在的宣武门内西大街。在五十年代，宣武门以西，靠城墙的那条破旧狭窄弯曲的街道，就叫国会街。现在新华通讯社所在的大院，就是原国会街26号。
为什么叫国会街？原来在二十年代前后，这里是资产阶级民主制设的参众两院的所在地。新华社门口向东原有一条小胡同，叫众议院夹道，当时的众议院就设在现在的新华社院内，参议院则设在原音乐附中、现在的新华社印刷厂院内。参议院内的旧建筑大都已拆除，现在还剩下一两座小建筑，众议院内的国会礼堂及圆楼建筑等，都还完整无损地保存着，现在是新华社的大礼堂及办公用房。大礼堂就是当年国会参、众两院开会的地方，圆楼是当年北洋军阀几个“总统”召集议长们开会的地方。这两处建筑已被北京市西城区列为历史建筑加以保护。
宣武门及国会街这一带，原为金中都城东北角，元大都城西南角，明、清时代为内城和外城的交接处。新华社的大院，在明、清年间，为专供皇室食米用的碾房，后改为象园，最多时，这里养过上百头大象，这些大象都是远从南方运来，进西便门，过一小桥，到象园，这一段大象经过的道路，就叫象来街。解放后，在建设中，曾发现有汉白玉小石象一尊，大象骨头若干批，及专为大象洗澡而修建的水池大青石条若干。
在宣统年间，这里改为“财商学堂”，北洋军阀时代，在这里设众议院，曹锟等几个短命的“总统”，就是在这里选举的。大礼堂及圆楼均建于民国初年。座椅上有五星图案，原为红、黄、蓝、白、黑五色，象征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礼堂有1，100多个座位，楼上有包厢，在当时是少有的建筑，解放初期，在北京也是有数的几个礼堂之一。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在这里设东北行辕。1946年，东北行辕迁往沈阳，胡适把它要去，改为“北京大学第四院”（北大预科和出版社），直至解放。1949年初，华北大学由石家庄迁回北平，华大三部就设在这里。同年，由华大三部转交新华社使用至今。
这块地方，历史悠久，还不止于此。新华社在改建施工中，曾先后出土过一些文物。比较集中的一次，是1965年盖十层办公大楼时，曾挖出古废井八口。其中有一口井系用陶瓷井圈垒砌而成的罕见的古井，北京文物队判断为汉代古井，其它为元代、五代古井。
解放后，国会街26号，即新华社社址所在的新华园内，进行了大量的建筑，先后新建和翻建的面积达三万多平方米，比原有建筑面积增加了两倍多。至于原来的国会街一带，变化则更大，那时紧靠城墙的一条仅有八米宽的柏油路，已被一条宽48米的水泥路所代替，沿原来的城墙下面修建了环城地下铁道，仅在国会街这一段路的两旁，最近四五年内，就先后竖立起10到15层的公寓大楼20多座，建筑面积在30万平方米以上。
亲爱的读者，当你看到解放前在国会街26号拍下的这张照片，那紧闭的铁大门，“罢工”的大字，森严的岗亭，衣着破旧、表情呆滞的小孩，这一切难道不能把你带回到旧中国的苦难岁月的追忆之中？再看看现在的宣武西大街的照片，你又会对祖国的前景有何感想？（附图片）
这是解放前的国会街26号“北京大学第四院”。
这是现在的宣武门内西大街。 孙文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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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反兼能
——记电影演员于绍康
李我非
于绍康这个名字，在电影观众中也许并不很熟知，但是一提起《喜盈门》中的老爷爷和《海霞》中的刘阿太，都会异口同声地说：“噢！演得好，演得好！”于绍康创造角色的路子是比较宽广的，他不仅成功地扮演过《小兵张嘎》中的区队长、《婚礼》中的老工人、《喜盈门》中的老爷爷等正面形象，还曾成功地塑造过《北大荒人》中的冀副厂长、《海霞》中的刘阿太等转变人物和反面人物，可算是一位正反兼能的演员。
于绍康1949年参军，几年的部队生活，为他创造角色奠定了初步的生活基础。1956年进入八一电影制片厂。1958年，他为了响应支援边疆建设的号召，主动随队到了北大荒农垦区，在一个生产小队当组长，风里雨里，耕种收打，他和战士们滚打在一起，苦乐在一起。后来生产队搞文艺汇演，才发现了他是个多才的专业演员。此后，他成了当地业余文工团的骨干，一面演戏、一面导戏；一边种地，一边排戏。为了使每个生产小组都能看到他们的演出，他和演出队经常背着道具、布景（有时孩子无人带，还要背上孩子），步行到几十里外去演出。几年的农垦生产劳动实践和艺术实践锻炼了他，也丰富了他艺术创作的生活积累。1961年他所在的农垦局文工团来京演出话剧《北大荒人》，他扮演剧中的冀副厂长，博得了文艺界和广大观众的好评。有人问他，你怎么演得那么真，那么象？他简单地回答说：“因为我脑子里有好多这样的厂长。”1962年他调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后，连续在《小二黑结婚》、《浪涛滚滚》、《红岩》、《侦察兵》等影片中，成功地扮演了各种不同类型的角色。
于绍康兴味广博，多才多艺。他爱好并参加多种体育活动，手风琴拉得好，会说相声、快板、快书，有时和一两个演员合作，就能演出一个小晚会。他待人亲切平易，容易和群众打成一片，这也是他能够比较快地熟悉生活、了解各种人物的一个有利条件。他工作刻苦认真，总是不断地进行探索。即使角色的戏很少，他也力争演好。只要剧本站得住，他从不拒演戏少的角色。正因为他的生活底子比较深厚，专业技巧比较娴熟，所以，他的表演比较生活化，塑造的人物比较真实。
去年，他在《马可·波罗》影片中扮演了蒙古族一个部落的首领，并导演了一部儿童题材的电视片。今年，他又接受中日合作的《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剧组约请，扮演一位医生。最近他又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正在摄制的故事片《夕照街》中扮演一位退休老工人。（附图片）
绍康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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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沉默中发现 从悲愤中迸发
——谈张怀江的《狂人日记》连环画
叶然
最近，看到张怀江同志以木刻形式，为《狂人日记》所作的连环画，感到很亲切。
《狂人日记》是我国新文学的第一部杰出作品。如鲁迅说，它的主题是“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弊害何在？在“吃人”。连环画的作者深得原著的精神，以锋利的刀笔塑造了小说原著的视觉形象。它突出地揭露了封建主义人吃人的社会本质，刺穿了封建主义历史篇页中涂饰的“仁义道德”的谎言。在表现手法上也遵循原著风格的特点，以现实主义方法构成了它的骨架和血肉，象征主义手法构成了它的灵魂。同时，画家在艺术手法上充分发挥了木刻艺术的黑白明快而锋利的特长，有如书法的狂草般的奔放，又有如交响乐的强音，这奔放和强音象是融会了麦穗莱勒的画风，珂勒惠支的气势，使他的木刻有一种出奥性的悲愤力量，仿佛伟大的民族魂是在沉默中被发现，从悲愤中迸发出来。然而，画家的造诣还在于运用了中国绘画特有的“须宽以起势，若局于一隅”的表现手段，在立度变化中现出深度，在浓淡相间中透出层次。
用木刻连环画表达《狂人日记》，难度是比较大的，但张怀江同志却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他以四十版之多的画面，着力表达了“吃人”的深刻主题。如第十六幅刻画那有血肉、有骨气的狂人的强大和那貌似强大实则空虚的恶人的渺小。恶人“想吃人”，又“鬼鬼祟祟”，狂人蔑视恶人大笑，那“笑声里面，有的是义勇和正气。”又如结尾的画幅表现了狂人的“彻底否定过去和现在，而且坚信未来的光明”，狂人象是砸开黑暗的闸门，呼唤不再吃人的“真的人”诞生，宣告“将来容不得吃人”的社会必定要出现。这本连环画，艺术上粗犷有力、生动逼真，给人们以深深的思索。
连环画是人们喜闻乐见的一个画种，它能补文字所不及。让连环画这种艺术形式得到更大的发展和普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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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武汉到潮汕》出版
为纪念“八一”南昌起义五十五周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从武汉到潮汕》一书。
这本书是起义军总指挥贺龙的警卫连长黄霖同志所写。在南昌起义前后，他一直在贺龙同志身边。他生动地写了当年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史实，展现了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同志的部队，在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前委领导下组成了起义军，于1927年8月1日在南昌起义的经过。
这本书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和军旗、军徽的由来，也作了阐述。对过去有些不确切的有关记载，作了订正和补充。 蒋曙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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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的动观与静观
江南
暮春时节，我游览了上海植物园。它占地一千多亩，相当于三十个外滩公园。入园循道而行，过盆景园，见牡丹园，遇松柏园，“园中之园”，一个接着一个，只觉园林宏大，景色繁多，给人以壮美的印象。当进入“园中之园”时又顿觉空间变得封闭、狭小，而景色却给人以细腻、精巧、秀美之感。壮美、秀美融于一园，我不禁为这一园林设计叫好。
归来后，一园林专家告诉我，这里运用了动观和静观的原理。所谓动观，就是在较大的范围内，安排较长的游览线，让游览者移步换景，从“动”中“观”景，所得者往往是壮美。所谓静观，就是在有限的空间中，多设置驻足的观赏点，使游览者仔细玩味景色，从“静”中“观”景，所得者常常是秀美。好的园林设计要讲虚实、讲层次、讲对比、讲明暗，也必须讲动静。
一般说来，小的园林宜以静观为主。比如苏州的“网师园”，空间狭小，其宜坐宜留的驻足点就特多。绕园中小池，槛前可细数游鱼，亭中可待月迎风，而轩外花影移墙，峰峦当窗，宛然如画。苏州的怡园，绍兴的沈园以及无锡的寄畅园等都令人在静观中生趣。而一些大的园林，则宜以动观为主，象姑苏的“拙政园”，因占地面积甚大，因而采用径缘池转，廊引人随的方法，时亭时阁，时山时水，使人移步换景，目不暇接。北京颐和园的长廊是有名的，它也就是一条游览线。在这里我们可以“动观”很多景色，仰视郁郁葱葱的万寿山，远眺茫茫一片的昆明湖，是一种清远渺茫、气魄雄伟的壮阔美。
当然，静观和动观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它是相互渗透的。以静观为主的园林中，也存在着动观的因素。以动观为主的，也包含静观的内容。静中有动，动中有静。象上海植物园中的“园中之园”结构，就是这种动与静的结合与交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