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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实行两种性质不同的监督
孙起孟
为了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在安定团结的基础上顺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中国人民不可须臾离开的立国之本。
中国人民还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深刻地认识到，在四项基本原则中共产党的领导是核心。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传达了中国人民的心声：“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同样，没有中国共产党也就不会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
我们的党是伟大的，但这不等于说，我们党没有犯过错误，或者不会再犯错误。胡耀邦同志在去年庆祝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讲的一段话对这一点作了很有说服力的概括：“党之所以具有伟大力量，并不在于它能保证党内绝对不会发生这样那样的消极现象，而在于它能够自己起来克服缺点，纠正错误，战胜一切异己力量的破坏。”党中央总结我们党几十年来的经验教训，明确了一条极为重要的方针，这就是，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当然，就坚持党的领导和改善党的领导这两方面的关系而言，前者是目的，是第一位的，可是如果不实行后者，前者也是做不好的。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这是党中央关于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思想。
怎样改善党的领导？需要从党的内部和外部进行工作。从外部说，群众的监督具有极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样的观点，毛泽东同志在四十年代就提出来了。他说：“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毛病，我们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我们要加强党内教育来清除这些毛病，我们还要经过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这样的内外夹攻，才能把我们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1945年，黄炎培先生到延安访问。他曾向毛泽东同志提出一个大问题：中共怎样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个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同志答复说：党已经找到新路，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才不敢松懈。（黄炎培：《延安归来》）1957年，毛泽东同志提出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书中说：“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大家知道，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现在，我国社会的阶级状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民主党派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他们从共同的根本利益出发向共产党提意见、作批评，实行监督。这对于居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说来，益处自然更大。
接受群众的监督，并适当地加大其广度和深度，是使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克服缺点，纠正错误，战胜一切异己力量的破坏，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保证。
我国的宪法一再强调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接受人民监督的原则。最近公布的宪法修改草案对于我国公民和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权，作出了明文的规定，如经全国各族人民讨论同意并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就将成为我们国家根本大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一种属于行使宪法规定的权利、行使国家权力性质的监督。
根据我国三十余年来的经验，我们还有另一种性质的监督。上述的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间的相互提意见、作批评，就是这种监督。它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没有法律的约束力。叶剑英同志在1978年《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中谈到“监督宪法和法律的实施”时，首先明确指出，这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重要职权之一。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也要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法令的遵守和执行”。接着他又指出，在这方面，我们还要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和其他人民团体的作用，也要发挥人民政协的重要作用。我以为，这里提出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监督的思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政治见解。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所拥有的监督权，是人民政协、工会、共青团、妇联以及其他人民团体所没有也不应有的。这一点，必须明确。同时，按照我国人民的政治实践经验看来，实行两种性质不同的监督，比只有一种监督，可能好处会多一些。这里所说的两种性质不同的监督，一种指的是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的监督，另一种是政协和人民团体的没有法律约束力的监督。人们用民主监督这样一个词来表述后一种监督，以资与前一种监督在性质上区别开来。人民政协实行民主监督的基本方式是批评、建议。毫无疑问，这种批评、建议必须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同时还应以调查研究为基础。有人以为这种监督没有法律约束力，起不了多大作用，事实表明不是这样。问题不在于有无这种约束力，而在于批评、建议本身的质量，是否切合实际，是否真能解决问题。人民政协的委员包括经验丰富的政治活动家、社会活动家以及科学技术界、社会科学界、经济界、教育界、体育界、文艺界、新闻出版界、医药卫生界等各条战线上的专家学者和先进工作者。据不完全的统计，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有研究员、副研究员106人，教授、副教授415人，总工程师、副总工程师、工程师167人，研究所所长、副所长55人，高等院校正副院校长48人，等等。当前和今后，我国人民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民政协委员更可以运用其专业知识和丰富经验，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个领域的工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中肯的批评和有益的建议。这种批评和建议一定会得到政府机关和有关部门的欢迎和重视，并在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产生积极的效果。有这样一种性质的监督和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适当配合，相辅相成，必将大大有利于改善和加强党和政府的领导，使我国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逐步健全和完善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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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充分发挥国营商业的主导作用
万典武
三十年来的客观事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商品流通领域，出现了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的新局面。1981年末，集体所有制的商业、饮食业、服务业网点发展到88．4万个，比1978年增长41．9％，从业人员有416．3万人，增长1．1倍；个体商业、饮食业、服务业网点达144．1万个，比1978年增加7．1倍，从业人员有177．9万人，增加5．8倍。集体和个体经营的商业、饮食业、服务业的发展，对于发展经济，活跃市场，方便群众生活，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国营商业同集体商业、个体商业之间，以及国营商业同其他部门办的商业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应当说，国营商业是主体，是主要渠道，发挥着主导作用。
国营商业的这种主体地位，不仅由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决定，而且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客观现实。1981年，我国的国营商业有商业网点93．6万个，占全国商业网点的28％以上，从业人员1，007．7万人，占全国商业人员的62％，有固定资产400多亿元，流动资金1，600多亿元。这是我国三十多年经济建设积累起来的巨大物质财富。依靠它，国营商业在商品流通领域中发挥着主导的作用。
国营商业是工农业产品收购和推销的主要渠道。长期以来，我国轻纺工业产品的90％以上，农产品的大部分，是通过国营商业收购和推销的。国营商业从国民经济全局利益出发，严格按照国家的政策和计划组织购销调存，提供经济信息，促进各部门各企业按需生产，提高经济效益，实现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国营商业在批发环节上经营了90％以上的商品，在零售环节上经营了70％左右的商品，承担了全国人民吃、穿、用、烧最主要的生活资料的供应，保证了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国营商业严格遵守国家的价格政策，按照计划价格进行购销活动，调节供求，稳定市场。正是在国营商业发挥主导作用、稳定着整个市场的情况下，个体商业（包括某些集体商业）的弱点才能得到必要的制约，表现出它们的经营特色和优点，比较好地为消费者服务。
发挥国营批发商业的枢纽作用
批发，一头联系着生产，一头联系着零售，是商品从生产领域进入流通领域的先行阶段，是零售的基础。市场的繁荣与稳定，关键在于批发的发展和计划性。国营商业的主导作用也主要表现在批发。在商品流通领域中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和多条流通渠道并存的方针，不但不应削弱国营批发商业，取代国营批发商业，而且要把国营批发商业办好。搞好国营批发商业，一要处理好产销关系，二要处理好批零关系。
产销关系主要指工商关系和农商关系。工商关系一般是指轻工业和商业的经济联系。我国现阶段的工商关系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但也经常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过去工商关系中常常发生的问题，主要是产销不衔接。市场需要的，有些工厂不能按时按质按量生产；市场不需要的，有些工厂又盲目生产造成积压。有些商品不是市场不需要，但由于商业部门工作做得不好，影响了工业企业正常生产。产生这个问题，一是工商双方计划管理的商品目录及生产、收购不一致，一是商品价格从而工商利润分配有问题。因此，处理好工商关系，要加强工商计划衔接，通过合同形式把产销协调起来，同时要采取正确的价格政策，合理分配工商利润，充分调动工商双方的积极性。就商业部门说，要从提供信息、推销产品等方面为发展生产服务，把商业办成工业部门信得过的经理部。当然，把好质量关，不让劣质商品进入市场，不仅仅是为了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对于工业部门发展生产也是有利的。
批发和零售的关系，过去主要是批发环节过多，为零售服务的工作做得不够。在这方面，要减少不必要的中间环节。批发商业要在供货量、品种花色编配、分装、批发手续、批发网点等各个方面，做好为零售服务的工作，特别要做好对集体商业和个体商业的供货工作，发挥各种经济成分商业企业的经营积极性，扩大商品推销，搞好城乡市场供应。
大力加强农村商业工作
当前农村商品流通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一方面是某些农副产品收购难出售难；另一方面是供应农村的商品数量不足，花色品种单调，农民拿着钱有时买不到需要的东西，甚至某些在城市里积压的商品也难以就近买到。农副产品的收购，要坚持国家的计划和政策。从商业工作说，要积极推行合同制，通过合同把国家计划任务和农民的生产安排更好地协调起来，同时注意研究各种农副产品的比价，正确利用价格杠杆来促进粮食、经济作物和各种副业有计划地发展。应当看到，我国生产力水平还不高，当前商品总的说不是太多而是不足，因此，应该采取各种措施，大力开展农副产品的推销工作，把各种各样的农副产品收购上来，满足各个方面的需要，促进生产的发展。绝不能看到某些农副产品暂时多一些就不加分析地限制农副产品的发展，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国营商业要促进轻工业生产面向农村，搞好工业品下乡的工作。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村对于农业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的需求越来越大。组织工业品下乡，不仅关系到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改善，而且关系到财政金融的稳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我们一定要看到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在商业工作上来一个大的转变。农村基层供销社是城乡物资交流的一个主要渠道。国营商业和农村基层供销社要充分利用现有的经营机构，打破地区封锁，大力开展农副产品的推销工作和工业品下乡工作。同时有计划地试办和发展社队集体商业和个体商业，使农村市场活跃起来。
维护消费者的利益，为人民生活服务
国营商业和其他商业不同的地方，就是它在本质上是代表广大消费者的利益的。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努力为消费者服务，是国营商业的根本要求。应当肯定，国营商业在为群众服务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不少单位、不少职工做得很出色。但是，也不能不看到，十年动乱确实给商业工作造成了重大的创伤。这些年，商品走后门、私分商品、硬性搭配、短斤缺两、变相涨价等不正之风确实有所滋长，不少单位服务质量有所下降，严重影响了国营商业的信誉。国务院专门颁发《关于制止商品流通中不正之风的通知》，代表了亿万人民的心声，各级商业部门、全体商业企业和职工应当严肃对待，认真执行，为恢复和发扬国营商业的优良传统，树立社会主义商业新风，作出应有的努力。
商业劳动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广大职工每日每时同广大顾客打交道，每一笔交易都与群众的利益息息相关。国营商业要经常进行“为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的教育，同自己内部的本位主义和个人主义等错误倾向作斗争，严格遵守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成为稳定市场物价的中流砥柱。
主动、热情、耐心周到地为顾客服务，是衡量国营商业工作质量的重要标志。商业部颁发的《商业营业员（服务员）营业守则》以及各地订立的许多有关规定和职工自订的服务公约，应当认真贯彻实施。要建立和健全各种经济责任制，把企业的经济责任、经济权力、经济利益三者统一起来，把国家、企业、个人、消费者四方面的利益正确地结合起来，发挥商业职工的积极性，不断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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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点民国史
南北议和
1911年12月至1912年2月，袁世凯为了篡夺革命果实，在帝国主义列强支持下，同南方革命政权举行了和平谈判，这就是民国史上的第一次南北议和。
武昌起义后，清王朝为了挽救覆灭的命运，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授予军政全权。袁世凯采用一打一拉的反革命两手，对付革命政权。他一方面指挥北洋军攻陷汉口、汉阳，炮击武昌；另一方面又利用幕僚刘承恩与黎元洪的旧谊，致书黎元洪，进行“和平”试探，声称如能承认君主立宪，两军即可息战。湖北军政府方面，想尽快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政体，但又对自己的力量缺乏信心，便寄希望于谈判，争取袁世凯反正，尽快结束革命。12月2日，由英驻汉总领事葛福斡旋，南北双方达成武汉地区停战协定。正在汉口开会讨论组织临时政府的各省都督府的代表，屈服于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压力，接受了袁世凯提出的停战议和建议。
1911年12月18日，南方代表伍廷芳与袁世凯派出的代表唐绍仪在上海英租界南京路市政厅举行首次议和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达成了湖北、陕西、安徽、山西、江苏、山东与奉天的停战协定，20日至31日，又开了四次会议，双方就停战、国体和召开国民会议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南北议和既有公开的谈判，又有幕后的密议。伍廷芳、唐绍仪白天在会场上周旋，夜间则在江浙立宪派谋主赵凤昌居住的“惜阴堂”聚谈，所有议和主张及致北方电，都是在“惜阴堂”商洽的。同时，立宪派的张謇、汤寿潜等人也都聚集在“惜阴堂”，密议诱惑革命党人妥协的办法。黄兴、宋教仁等同盟会领导人对此缺乏警觉。黄兴还派顾忠琛同北方军界人物廖宇春在上海文明书局举行密谈，达成清帝退位后推举袁世凯为民国大总统的默契。
帝国主义列强担心革命风暴会损害它们的既得利益，于是和袁世凯串通一气，采取了种种手段，对南北议和施加压力。在唐绍仪抵达汉口后，英国总领事就向唐绍仪和黎元洪提出以君主立宪制作为议和的“调停方案”。12月20日，驻沪英、日、德、美、法、俄六国领事联合行动，向唐绍仪、伍廷芳分别送交同文照会，公然威胁说：中国的战争若继续下去，将使外人的物质利益与安全遭受重大危险，请南北双方尽速达成协议，停止冲突。同日，日驻俄大使会晤俄国外交大臣，两人商定，如调停无效，将采取强硬措施。
正当南北议和紧张进行的时候，孙中山于12月25日从海外回国抵上海。这大大地鼓舞了革命党人的斗志，反对议和的呼声顿时高涨起来。29日，南京17省代表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宣告成立。
孙中山当选为大总统并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这对于袁世凯的窃权阴谋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袁立即下令唐绍仪中断和伍廷芳在上海的会议，并谕令唐辞去代表职，声明以后和谈由他和伍廷芳直接电商。1月4日，袁世凯给伍廷芳的第一个电报便是质问南京选举总统是何用意。嗣后，围绕停战撤兵、国民会议、临时政府和清帝退位等问题，袁世凯和伍廷芳展开了电报战，争辩十分激烈。
议和会议表面上陷于停顿，幕后密议反而加速。原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为了照顾黎元洪、黄兴等同袁世凯达成的默契，曾电袁表示南方组织临时政府乃权宜之计，并说自己“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但是袁世凯不相信孙中山的诺言，他密令唐绍仪留沪交涉总统让位事宜。1月14日，唐绍仪电询伍廷芳要求孙中山对让位事表明态度。次日，孙中山电伍廷芳转告袁世凯：“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自己“即可正式宣布解职”。
袁世凯获悉孙中山的确实保证后，立即加紧逼迫清帝退位。1月16日，袁与内阁诸大臣联衔密奏清廷，以大局垂危已极，民军坚持共和，别无可议，请开皇族会议，宣布共和。一面授意段祺瑞率领前线北洋将领46人联名电奏清廷：“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同时又密调曹锟率北洋军第三镇（一镇约13，000人，相当于一个师）一部入京威慑亲贵。在袁世凯的种种威逼之下，隆裕太后无可奈何，于2月3日授袁世凯全权与南京临时政府磋商退位条件。优待条件共八款，其中规定：保留清帝尊号，民国以外国君主之礼相待；皇室岁费四百万元，由民国拨付；暂居故宫，日后移颐和园。11日，隆裕认可优待条件。12日，清帝溥仪退位，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的清王朝宣告垮台。13日，袁世凯电达南京临时政府承认“共和为最良国体”，并发誓“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
孙中山得悉清帝退位及袁世凯赞成共和，于2月13日向参议院辞职，并推荐袁世凯以自代。15日，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至此，历时3个月的南北议和宣告结束。袁世凯的篡权阴谋得逞，辛亥革命终于遭到了失败。 （查建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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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长江日报》开展《信息与现代化》笔谈
从三月二十三日开始，《长江日报》理论版开展了《信息与现代化》笔谈。到六月底，已经发表了十六篇文章。
于光远同志以《谈谈信息》为题，讲了信息在现代化事业中的作用。文章强调，我们办任何一件事情，要想办好，需要多方面的信息。现在我们办事效率低，或者容易出差错，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掌握的有用信息不多，信息传递不畅通。讲信息要讲它的时效性。把各种有价值的信息很快地掌握起来，才可能很快地作出决定，采取行动。
中共天津市塘沽区委书记甄建民同志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论述了信息在决策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整个决策过程都离不开信息。没有信息，既无法进行决策，也无法控制决策的执行。他提出，决策者要善于从各个方面获取信息，并且善于处理信息，这是决策者应有的素养。决策者要有科学态度，不能先拍板再叫专家们去研究。但是也要有魄力，重大的决策，往往有一定风险，没有一点魄力，就干不出事情来。
刘洪安、胡元斌的文章讲了信息反馈在科学决策中具有重要作用。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出现这样的现象：一项决策，如果不达到出现严重的问题或造成重大损失的时候，就不主动去控制或调整；一旦调整，又往往是匆忙决定，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之所以会这样，没有及时有效的信息反馈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决策不是一次完成的静止过程，而是一个多因素影响的不断修正不断调节的动态过程。要使这样一个过程科学化，除了别的条件之外，信息反馈是不可缺少的。
交通部顾问潘琪在文章中说，信息不通、信息不快、信息不全，会严重影响交通运输的发展。怎样改善和加强交通运输业的信息工作呢？第一，各级领导要提高对信息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自觉地运用信息的方法去分析处理问题。第二，各级都要扎扎实实地做好信息管理工作。第三，上下结合，逐步建立管理信息系统，并在有条件的时候，应当用计算机工具，以适应信息加工量不断扩大和及时处理的要求，逐步实现管理科学化、现代化。
（华晖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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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社会学首届年会
中国社会学首届年会最近在武汉举行。来自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350多名社会学工作者出席了这次年会。会上收到学术论文、社会调查84篇，文章从多方面探讨、研究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社会生活和社会问题。
会议在交流学术成果和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着重就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对社会学所提出的大量课题交换了意见。会议认为，我们的社会学必须从科学地调查中国社会入手，反映中国的社会实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会议初步确定建立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和城市、农村、工业、教育、医学、家庭婚姻、老年人、宗教及教学十个研究组。大家认为，当前的迫切任务是采取多种办法培养一批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有实际调查经验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来充实社会学队伍。
会议决定将中国社会学研究会改名为中国社会学会。 （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