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实际、有效的整党整风措施
本报评论员
当前，打击经济犯罪的斗争正在全国展开。摆在各级党委纪律检查部门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和公安、检察、法院等有关部门密切配合，有重点地抓住大案要案，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严厉制裁那些违法犯罪分子，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
打击经济领域中的严重犯罪活动，是阶级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要表现，是我们共产党员坚持共产主义纯洁性反对腐化变质的一场重大斗争。这场斗争的意义，实际上远远超出了经济的范围。从党的建设角度来看，打击经济领域中的严重犯罪活动，就是在当前条件下实际、有效的整党整风措施之一。对这一点，各级党委和纪委必须有足够的认识，在抓紧查处大案要案的过程中，着重整顿党的组织和干部作风。
从各地揭露出来的严重经济犯罪案件来看，在犯罪分子中，有些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渣余孽，有些是有前科劣迹的人。同时，也确有一些是经不起资本主义思想腐蚀而腐化变质的党员干部。他们在新形势下经不起考验，个人主义恶性膨胀，贪图享乐，利令智昏，以至于抛弃共产主义理想，进行各种犯罪活动，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这些进行严重经济犯罪活动的党员干部，不管党龄长短，地位高低，都应坚决撤销他们的职务，并将他们清除出党，以保证党组织的纯洁性。对极少数思想、政治和组织都严重不纯的党组织，要有领导有计划地坚决进行整顿。对极个别确实已经烂掉的党组织，要由上级党委查明情况，予以改组或解散，并做好重新组建的工作。这样做了，党的肌体将更加健康，党的面貌将为之一新，党和群众的联系将更加密切，党的战斗力将更加坚强。
当前这场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的斗争，为对党员和干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许多有利条件。我们要紧密联系这场斗争的实际，教育广大党员充分认识反对资本主义思想腐蚀的重要性、长期性和复杂性，教育广大党员自觉地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不论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党都决不允许降低共产党员的标准，更不允许共产党员腐化变质。通过结合现实斗争的思想政治教育，广大党员的政治水平将普遍得到提高，在资本主义腐朽思想侵蚀面前保持清醒头脑，那些徘徊在腐化变质的危险边缘上的党员和干部，也会得到挽救。
有些党员，虽然问题还没严重到必须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程度，但犯有违反党纪、违反《准则》等严重错误，应该依据其错误的情况，给以适当的党纪处分，这也是对这些党员的教育和挽救。
第3版()
专栏：
整顿企业 端正党风
济南市坚决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
本报讯 山东省济南市在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斗争中，到5月底止，全市立案查处了一批违法犯罪案件，分别逮捕、判刑、拘留和收审了一批罪犯；追回了一批赃款和赃物。
他们的主要做法是：
认真学习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统一思想认识。济南市委组织各级领导骨干认真学习中央和省委的有关文件，深刻领会精神实质，反复讲明开展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斗争的性质、意义和目的，要求大家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
坚持群众路线。济南市委通过群众来信、召开座谈会、个别走访、开展财务检查等方式，广泛了解情况，发现线索。这样，他们很快掌握了一批经济犯罪案件，为开展这场斗争打下了基础。
狠抓大案要案，集中力量突破。济南市第一批发现的5起重大案件，由市委统一指挥，组织专门力量开展工作。这5起大案很快查清结案。
把打击经济领域中的严重犯罪活动，同整顿企业和端正党风结合起来。济南市的许多企业单位针对管理中的问题，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堵塞各种漏洞，从而使请客送礼、拉关系、走后门等歪风有所收敛，促进了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好转。济南缝纫机机架厂，原来管理很混乱，是一个长期亏损的落后单位，几次派工作组进厂整顿，都没有解决问题。在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的斗争中，发现厂长戚经述的贪污受贿问题后，市一轻局会同市人民检察院派出调查组，一方面搞企业整顿，一方面调查戚经述的问题，很快把戚的问题查清。戚经述自1979年至1981年10月，先后贪污受贿3，300元，骗取现金6，300元。根据戚的犯罪事实，今年4月，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8年。在查清该厂问题的基础上，调整了领导班子，建立了纪律检查小组，改善了企业管理，从而改变了该厂生产落后的面貌。
第3版()
专栏：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
人民安居乐业 社会秩序良好
本报讯 记者宋政厚、汪有富报道：地处祖国最西部帕米尔高原上的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监狱，已经四年没有关押犯人了。监狱的工作人员白天到县公安机关从事其它工作，晚间才回到监狱看管房子。这一罕见的趣事反映了这个边远县的社会秩序稳定，人民安居乐业。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是我国塔吉克族人民聚居的一个县。全县19，000多人中有16，000人是塔吉克族。这个县与苏联、阿富汗、巴基斯坦接壤，边界线长达几百公里。自治县境内冰峰耸立，高山绵延，只有一条公路与外界相通，有一个独特的客观环境。最近，在乌鲁木齐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县委书记司马义·艾则孜（塔吉克族）自豪地说：新疆少数民族有句俗话：“忠厚是友谊的桥梁，欺骗是罪恶的先导。”由于这几年认真执行党中央一系列正确的政策，自治县各族人民安居乐业，各得其所，谁也不去侵犯或危害国家、集体及他人的利益，是我们这里出现“无人入狱”现象的根本原因。
据司马义·艾则孜介绍，自从党的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各项政策的落实，这个县的农牧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社员收入增加，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如今不论是县城、工厂，还是农村、牧区，社会秩序稳定。几年来，全县没有发生过一起杀人、放火、伤害、抢劫、强奸案件。拾金不昧的好事随时可见。一次，一位塔吉克牧民在草原上拾到一个工程队会计丢失的1万元人民币，这位牧民骑马走了一天一夜，赶到县城交给了公安局。
第3版()
专栏：
一个受山区农民欢迎的法律顾问处
神池，是山西省西北一个7万多人口偏僻的山区小县。山区农民群众由于缺乏法律知识，常常因为一些不必要的纠纷“打官司”，增加了许多民事诉讼案件和有关部门调解工作的难度。
去年8月，神池县法律顾问处成立了。顾问处的同志认真负责，做了大量调解工作，受到群众的拥护。
去年12月，大严备公社九仁村六十多岁的社员白占魁老汉来到顾问处，对工作人员郝普臣说：“我要告白明，给我写个诉状吧！”白明是白占魁的侄儿，去年5月间，叔侄为争房基地，白老汉的老伴和白明的妻子打了一架。事后，大队已经就房基地问题和打架的事作了调解。不料事过三个月以后，白老汉的老伴突然死去了。白老汉觉得，老伴身体很壮实，突然死去，是白明的妻子打了老伴致死的。他一气之下，带着儿子闯进白明家里，砸坏缝纫机和闹钟。大队、公社、县人民法院，多次调解，都没解决问题。郝普臣听了老汉这番话，对老汉说：“你老伴是不是因为和白明妻子打架致死的，这要有医院的证明，有了证据才有理。我们帮你调查调查怎么样。”白老汉走后，郝普臣和侯忠同志两人走访了大严备公社、县人民法院和给白老汉老伴看病的医生，原来白老汉老伴是患肝癌死的。顾问处的同志把这个情况告诉老汉，劝老汉说：“你老伴死于癌症，和白明妻子打架没有直接原因。你到白明家闹事，是你的不对了，在法律上这叫‘毁坏他人财产罪’。”一席话说得老汉服气了，也不上告了。可是，叔叔刚走，侄儿又来了，提出要告白老汉“打砸抢”。顾问处同志讲，你叔叔到你家闹事，固然不对，我们当晚辈的要谅解他，这也是尊老么！这么一说，侄儿也不告状了。顾问处同志还不放心，又跑到九仁村，把叔侄两家叫到一起，进行调解。两家人欢欢喜喜吃了一顿团结饭，原来争议的地基和打坏的财物，也你推我让地解决了。 神池县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同志说，顾问处宣传法律，减少了许多件本来可避免的诉讼，帮了司法人员的大忙。
本报记者 王文亮 贾福和
本报通讯员 忻神通
第3版()
专栏：大家都来讲座宪法修改草案
接受群众监督 提高工作效率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科长 张升智
宪法修改草案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必须严格实行工作责任制，不断改进工作，提高工作效率，反对官僚主义。”“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这既是国家机关进行各项工作的指导原则，也是每个国家工作人员的行动准则。
国家机关代表人民管理国家各项事业，它的各个部门又具体分管某一方面的工作，部门内部的各个单位也都有自己的业务和职责范围。如何把各方面的工作有机地组织起来，调动一切力量，充分发挥职能部门和工作人员的主动性，高效率地完成各项任务？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实行严格的工作责任制，从领导干部到一般工作人员，都清楚自己的工作任务和职责范围以及怎样完成这些任务，做到各有分工，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并且有检查，有考核。这样，就能加强每个干部的责任感，在自己的职责范围之内，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大胆负责地进行工作，积极主动地解决问题，充分发挥主动精神和聪明才智，努力克服各种困难，高质量高效率地做好工作。
国家机关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组织者、指挥者，又是负责行政管理的机构。管理的目的是为了合理地使用人力、物力、财力，加速四化建设。如何才能实现正确的指挥和符合实际的管理呢？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虚心听取人民群众（包括下级机关和基层单位）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深入基层，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使我们的思想和工作，充分反映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符合实际情况，同时认真听取群众的批评和意见，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注意总结群众的经验，形成正确的指导原则。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思想僵化、瞎指挥，使我们的工作生气勃勃，真正实现正确的指挥和合理的管理，保证人民群众有效地监督国家机关和机关工作人员的工作，参与管理国家大事。
我们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公仆，所从事的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人民把工作和权力托付给我们，我们应该无愧于人民的信任，忠于职守，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做好工作。对人民高度负责，为人民服务，决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它必须体现在我们的思想、言行和工作实践中。每一个国家工作人员都必须牢记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坚持不懈地同官僚主义、歪风邪气和违法乱纪行为作坚决的斗争，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第3版()
专栏：
他们钻了什么空子？
——钟家轮、任庆生经济诈骗案剖析
本报记者 张平力
内容提要：钟家轮、任庆生两个罪犯能将数百万元的国家资财骗到手，原因有三：一是他们有“高干子弟”的身份；二是他们用请客、送礼、行贿的办法，把一些财迷心窍者拉下水；三是他们钻了一些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以及某些制度不健全和财务管理混乱的空子。
曾在北京名噪一时的钟家轮、任庆生和他们的所谓“北环企业服务公司”（以下简称“北环”），如今已暴露出经济犯罪诈骗的真相。钟家轮、任庆生因诈骗近300万元巨额国家资金，已被逮捕法办（见本报4月17日一版）。人们自然会问：在短短一年半时间里，为什么钟家轮、任庆生竟能将数百万国家资财骗到手呢？
（一）
1980年6月，钟家轮、任庆生因为投机倒把活动，被北京东风农场辞退。当时他们既无营业资金，也无货源，还背了一屁股债。但是他们仍想干投机牟利的行当，就找到北京市朝阳区左家庄街道联社的一位副主任，请她帮忙。这位副主任听说钟家轮、任庆生是“高干子弟”，便认为他们“很可靠”，“政治上、经济上都无问题”，责令下属的有关单位接收，并提供左家庄生产联社的银行帐户和图章，任其随意使用。有的同志曾向这位副主任反映过钟家轮、任庆生过去的不法行为，后来钟家轮、任庆生的经济犯罪活动也逐步暴露，但都未使这位副主任变得稍微清醒一点。
钟家轮、任庆生的第一批生意——骗取化工部22万元资金，也是利用人家对他们的“身份”的迷信干成的。他们为了骗钱，向化工部物资供应局谎称可以在一年多时间里，提供一万立米的等内木材。这本是明眼人可以看穿的谎言：等内木材是国家统配物资，小小的钟家轮怎么能提供如此之多的等内木材呢？在言谈之中，他们有意无意地向对方展露了自己的
“身份”，化工部物资供应局的一位工作人员便以为他们“神通广大”、“可以信赖”，就不遗余力地为其筹借贷款。直到事实证明钟、任根本无法兑现合同，纯粹是欺骗行为时，化工部物资供应局的那位工作人员还认为“他们是信得过的，不会骗我们”。钟家轮、任庆生就凭着这种“身份”，使许多人为他们牵线、搭桥；一般人不可能出入的场所他们可以轻易出入，一般人不可能疏通的关系他们可以轻易疏通……，这使他们忘乎所以，直到落入法网。
特权的“保护伞”成了今天经济犯罪者的一根拐杖。钟家轮、任庆生的诈骗投机案的被揭发，应该再一次引起人们的警惕。
（二）
“北环”成立初期，钟家轮、任庆生就特设了名为“特支费”的开支项目，专门用于请客、送礼、行贿。他们派人去东北套购木材，在不到两个月时间里，就从上到下送礼1，500多元。他们从海南物资局购得一辆汽车，向经手人行贿1，700多元；1980年到1981年，钟、任仅为一些为他们搭关系的国家职工、干部开销“差旅费”就达7，820元。他们行贿的对象有国家干部和职工，有党员、团员。在这些人身上，钟家轮、任庆生找到了可以用金钱打开的缺口。
在钟家轮、任庆生周围，组成了一个“关系网”。钟家轮、任庆生看中了这些人贪财崇洋癖性，把一些高级消费品，如摩托车、录音机等，长期无偿交给他们使用，有时直接以现金贿赂。于是，这些人中，有的为钟、任骗钱穿针引线；有的为钟、任套购国家统配物资；有的为其出谋划策；有的为其制造舆论。当钟、任的犯罪活动败露时，有人甚至利用职务的方便，向钟、任透露“内部情况”，劝其“早加防范”。钟家轮、任庆生从骗取的近300万元国家资金中，共拿出21万元，笼络、收买那些望利眼红的人，从而扩大了诈骗投机活动的领域。
一些单位和部门经营上的歪门邪道，也让钟家轮、任庆生钻了空子。去年7月，钟、任探听到某部可以兑换外汇，就去找北京市生产合作总社的一位副主任，向他鼓吹了一套用外汇购买摩托车、然后转手赚钱的“建议”，怂恿这位副主任以生产合作总社的名义向某部申请外汇。这位副主任原想为发展本市商业、服务业购买一批生产资料，听信了钟、任等人的
“建议”，认为有利可图，便放弃原定计划，急急忙忙批署了兑换外汇的申请书。后来他图利心切，又从别处搞到一笔外汇，就把从某部申请到的一笔巨额外汇指标拨给“北环”，成了钟、任进行诈骗投机的资本。
在有些地方，不能说没有制度。但是，执行制度的人被金钱打中了，制度也就失效了。这种情况，在钟、任的诈骗投机案中屡见不鲜。例如上述的那件事，国家有关制度明明规定：没有正当的使用目的，非经司、局一级单位申请，不得兑换外汇——可是北京市生产合作总社那位副主任被钟、任诱入圈套，就私自编造“为安置待业青年、发展第三产业需要兑换外汇”的证明，以市生产合作总社的名义申请了外汇；国家有关规定明明规定：申请外汇的一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将外汇转让给第三者——那位副主任偏偏让一笔巨额外汇落到钟、任的手里。更有甚者，有的部门和单位为了得到某种利益，竟然置国家有关的财务管理制度于不顾，与钟家轮、任庆生达成默契，共同签订假合同欺骗银行，拱手将数十万国家资金交给钟家轮、任庆生。
（三）
近年来，不断有人向有关部门揭发钟、任的犯罪行径，也有不少同志站出来坚定地捍卫着法律的严肃性。1980年6月以后，钟家轮等人打着“搞活经济、安置待业青年”的旗号，4次变换名称、6次申请营业执照，朝阳区工商管理局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指出他们不具备营业条件，始终坚持不发给他们营业执照。当钟、任非法经营、倒卖生产资料牟取暴利时，朝阳区财税局就依据国家有关法律对其课以重税，并多次制止其非法活动。当“北环”化公为私、挥霍浪费日趋严重时，朝阳区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对其进行财务、企业整顿，力图将“北环”扭上正轨。这些斗争，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钟、任的经济犯罪活动，但却没有达到完全制止其犯罪活动的目的。为什么？请看那个时期发生的一些事：
——1980年10月，北京东风农场党委上报了一份揭发钟家轮、任庆生违法活动的报告，要求上级有关部门予以查处。可是这份报告几经周转便杳无音信，直到一年后才在某单位干部的上了锁的抽屉里发现；
——1981年7月，一家报纸的“内参”，仅凭一些片面情况就登载“调查”，称钟、任的非法经济活动为
“有益的探索”；
如果进一步细究，还会发现类似的情况：有的人不去了解实际情况，却在那里批条子、划圈圈；有的干部对自己所辖的业务部门不闻不问，事发之后尚不知事由何起。这一切都告诉人们，官僚主义作风为经济犯罪活动洞开了方便之门。
和官僚主义相联系的，是我们的某些制度不健全以及财务管理上的混乱。这同样给经济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在某些单位和部门，财务审批上无检查、下无监督，往往是一个人说了算。化工部物资供应局预付给钟、任的22万元钱，几乎始终是一个人经办。这个人在货物没有落实的情况下，编造“木材调拨单”从银行提款，上下左右竟无人知晓！去年12月，钟家轮、任庆生通过一个港商从中斡旋，和北京电子设备进口分公司的一个业务员挂上了钩。这位业务员一个人便决定将价值10．5万元的250台电视机卖给钟、任，还同意让他们用支票支付。结果这家公司落得财物两空。从已经查明的证据中发现，钟家轮、任庆生等人骗取的巨额款项，80％以上是通过私人关系到手的。而这些所谓“私人”将数万、数十万的资金付给钟、任，竟很少受到本部门的检查和阻拦。当钟、任的活动被揭露后，一位受过骗的同志说：“犯罪分子钻了我们的空子，才知道我们的制度有漏洞，现在需要下功夫整顿整顿我们的财务管理制度了。”亡羊补牢，犹未为晚。看来许多部门和单位都有必要做这项工作，以使我们的财务管理制度能适应搞活经济、建设四化的需要，能适应防范经济犯罪活动的需要。
第3版()
专栏：
一批各族优秀青年，正在巩乃斯草原上宣誓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美好的新边疆，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新源县各族青年积极开展五讲四美和文明礼貌活动，涌现出大批积极分子。 新华社记者 武纯展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