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别以落后为荣
韩天雨
现在竟有些人，不以落后为耻，反以落后为荣。他们说：“我就是落后，先进有什么用？谁愿意先进，尽管去先进好了。”大有“先进让给别人，落后留给自己”的姿态！
这样的说法，如果是开玩笑，大可一听了之。但实际情况不然，有的人确确实实是在那里把落后当作荣耀的。他们对什么都不关心，对于许多国家的重大事情，不但不闻不问，还常常说些泄气话，对什么都不相信，对于我们事业上取得的进展，无动于衷，甚至说这也是“吹牛”，那也是“骗人”；自己不想上进，对于别人的进取，不是躲在一旁窃笑，就是讽为“只想做雷锋”、“正统派”。如此等等论调，不只已超出了自居落后的限度，而且是想拉别人与自己一起走下坡路。
我们曾有过这样的年月，人们大都怕人家说自己“落后”。那时，“先进”这个字眼，纵然不是对所有的人都有魅力，但即使不很先进的人，也十分不乐意被人指为“落后”。人们在吵架时常说：“就你先进，我落后，我不如你？！”言外之意，则是我并不比你落后。明明自己有落后的地方，却不愿承认，这固然不好；但我总觉得，这里面还有些积极的因素，它说明这些人的心是向前的，不甘落后。而今，有的人竟自我标榜落后，我看很有些麻木不仁，失去了自尊！
以落后为荣的人，多因精神世界荒芜。枯萎的草木，任凭风吹雨打，日曝寒浸。一个人失去了理想信仰，没有了对光明和先进的追求，自然也就不会觉得落后有什么不光彩。这就难怪有的人为少干点工作而无病呻吟，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吵架骂人……精神世界里没有崇高的东西，只剩“自我”，只好拿“我落后”来解嘲。
“我以为人类为向上，即发展起见，应该活动，活动而有若干失错，也不要紧。惟独半死半生的苟活，是全盘失错的。因为他挂了生活的招牌，其实却引人到死路上去！”（鲁迅《华盖集·北京通信》）安于落后，甚至还以落后为荣的现象，恰如鲁迅先生说的是“半死半生的苟活”，是断断要不得的，它会把人引到死路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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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纪念民族音乐家刘天华
李佺民
今年6月8日是我国“五四”时代优秀的民族音乐家刘天华逝世五十周年。他短促的一生（1895—1932），主要从事民族器乐的创作、演奏和教学，并倡导进行国乐改革。他辛勤的劳动，杰出的创造，为我国音乐文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对我国民族器乐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今天，我们带着崇敬的心情深切地缅怀这位音乐前辈。
刘天华江苏江阴县人。出生于清末一个主张新学的知识分子家庭。辛亥革命后随兄长刘半农去上海，进“开明剧社”在乐队里工作，在这时期学习了西洋管弦乐器及钢琴等，并在江阴、常州担任小学和中学音乐教师。这期间他很勤奋地向民族民间音乐学习。1922年被聘请到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教授国乐。其后，又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科、北京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任教。在北京工作的这最后十年中，他开始钻研中国古代音乐理论，同时仍不断地向民族民间音乐学习。1927年他发起创办“国乐改进社”。翌年，创刊了作为“国乐改进社”社刊的《音乐杂志》，在经费要“由社友们自行想法”的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一直坚持到1932年逝世前，共出刊十期。这年夏天，他到天桥去收集记录民间锣鼓谱，不幸被传染上了猩红热，后医治无效而病逝。
刘天华是一位具有爱国民主思想的音乐家。他一生致力于发展中国民族音乐的事业，是和他爱国、民主的思想分不开的。1927年他在关于“国乐改进社”的计划中写道：“改进国乐这件事，在我脑中蕴蓄了恐怕已经不止十年，我既然是中国人，又是以研究音乐为职志的人，若然对于垂绝的国乐不能有所补救，当然是件惭愧的事。”他热爱自己的国家，珍视和热爱千百年来与祖国人民生活有着紧密联系的民族民间音乐。然而在当时，这些被称为国乐者，却正陷于“苟延残喘”岌岌可危的境地，“政府既不提倡，学校又不列为正式科目，做子弟的要学习，还不免受到父兄的呵斥与社会的蔑视。”（《国乐改进社缘起》）面对这样的情况，他把改进国乐，使国乐繁荣发展，发扬光大，视为自己的责任。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他发起组织了“国乐改进社”，并为此而奋斗终生。与此相联系，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平民文学”等这类民主思想的影响下，他注意到要“把音乐普及到一般民众”中去。
他酷爱自己民族的音乐，但却不是抱残守缺的“国粹主义”者。他主张用科学的方法来改进国乐。在中西音乐的关系上，他既不赞成“抄袭些别人的皮毛”，也反对“死守老法，固执己见”；而主张“一方面采取本国固有的精粹，一方面容纳外来的潮流，从东西的调和与合作之中，打出一条新路来”。他是一位国乐家，然而他一生中几乎没有间断过对西洋音乐先进经验的学习。但他又绝不同于“全盘西化论”者。他学习西洋音乐有很明确的目的性：学习是为了改进和发展国乐。
他的音乐创作和教学活动等，都具体贯彻了上述他这些思想。
他是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第一个掌握运用民族传统作曲技法规律，同时又大胆吸取西洋音乐创作中有用因素的民族器乐作曲家。从1918年完成二胡曲《病中吟》（又名《安适》、《胡适》）初稿，到逝世前不久所作《烛影摇红》，共创作二胡独奏曲十首，琵琶独奏曲三首，丝竹乐合奏曲两首（《混江龙》乐谱散失，仅存《变体新水令》一首）。他的这些作品，多是有感而发的个人抒怀之作，同时又体现着他改进国乐在创作上所进行的探索。虽然由于思想和生活的局限，他同当时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与斗争存在一定距离，但是这些作品，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透露出其时代的气息。可以这样说，它们相当深刻、细致，也很典型地揭示了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表现了要求变革现实的知识分子在当时黑暗的社会中，苦闷、彷徨，探求出路、挣扎奋斗的情绪。他的生活与情绪经常处于矛盾变化之中，失望又充满希望，在黑暗中向往光明，这些也都反映在其创作之中。二胡曲《良宵》（即《除夜小唱》）、《光明行》和琵琶曲《改进操》，都是“国乐改进社”成立后所作。音乐清新优美、蓬勃向上，表达出因“国乐改进社”的成立所产生的喜悦和憧憬美好未来的心情。他的作品，数量虽然不多，但多数形象鲜明，亲切动人而又有新意，在当时受到人们的欢迎。至今，它们仍保持着其旺盛的艺术生命力，仍经常为一些二胡、琵琶演奏家所演出。
他也是一位民族器乐革新家。他将过去长期被轻视的民间乐器二胡纳入了专业音乐教育的器乐教学之中。他不仅创作了7首二胡独奏曲，还创作了47首二胡练习曲，为二胡教学的系统化、科学化打下了一个基础，使二胡成为音乐会中经常独奏的乐器。对二胡乐器本身，他也作了些改革，如参考提琴明确二胡固定音高的定弦法，确定二胡制作的形制等。对于琵琶，除创作了3首独奏曲外，也创作了15首练习曲。对乐器本身，他也将四相十品的琵琶加以改革，制作了六相和加半音品位的琵琶等。
刘天华改进国乐的思想及其作品，在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特别是在民族器乐领域，产生了很大影响。五十年过去了！ 解放前民族器乐的发展还是缓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视和扶持下，现在我们的民族器乐，无论从数量、质量、队伍机构、人材培养等各个方面来说，都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器乐艺术，要反映我们社会主义时代，要更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拿这个要求来看，我们还需要不断地作很大的努力。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近年来在我们有些音乐工作者中，又出现了轻视民族音乐的思想。今天，在纪念这位民族音乐前辈音乐家的时候，我们觉得，不仅应当认真作好对其音乐遗产的继承借鉴，同时更应当学习和提倡他那种热爱自己的民族音乐，为改进和发展民族音乐，克服种种困难，终生为之奋斗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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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别了，斗室
王英琦
收回最后一瞥目光，我默默地将房门钥匙交给一位陌生的中年妇女。就在我转身即将离去的刹那，千种惆怅，万般眷念，突然不可抑制地袭上我的心头……
呵，这难道就是最后的诀别吗？——我可怜的几平方米的小屋，伴随我度过了整整20个春秋、7，300个日日夜夜的斗室蜗居？
这里，有我童年时代的幻梦，少年时代的憧憬，青年时代的奋斗；这里，有我的欢乐，我的彷徨，我的追求……就好象我的灵魂已经留在这里，我的生命已经属于了你……
可是，我难道不是那样地想离开过你？
多少次，当我躺在你那可怜巴巴，长不过五尺的小床上，瞪着双眼仰望头顶上那比例不合，狭小得可怜的空间时，我曾多么希望，曾多么地想离开你，去觅一个宽敞的去处呵……
你还记得吗？当我八岁那年，还是个撒娇爱哭的小女孩时，有一天，父母将我领到你的面前，告诉我，这就是我今后的新居时，我那儿童易于满足的心，曾是怎样的欢乐，怎样的兴奋——三平方米，你在儿童的心中，不啻于国王的宫殿。
你当然更应该记得，就是那天，你曾使我的父母怎样大大地作难一番呵！公家发的单人床放不进去，父母左量右算，为我用砖和木板专搭了一个五尺长的“特制床”；写字台放不进去，父母东拼西凑，为我将一个小书柜改做写字台……
就这样，从二十年前的那个早晨，你便与我朝夕相处，日月相随……
五年、十年、二十年过去了……我长大了，你却并没有随之而变大。于是，我开始感到你的狭小，你的窒息，你的禁锢。
“打一个喷嚏，四壁都能溅到唾沫。”这是我的一位朋友在提到你时的一句戏语。
可是，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感谢你的，感谢你曾最大限度地给了我你所能给予的一切。
我想起了十年前，那个决定我终生志向的“决策性”之夜。那一夜，我是伏在一张张杂乱的稿纸和一份份被退回的稿件中昏昏欲睡的。我，深深地感到了从事写作的艰难，而恰恰也就在此时，我萌动了誓将终生献给文学的不移之志。
立志容易守志难。从此，在你三平方米的斗室内，我便以床代桌（小书柜已趴不下了），岁岁笔耕，踏上了峣巉而漫长的文学创作之路。
盛夏，你蒸笼般的闷热，我的汗水浸透了你的每一寸房基；严冬，你冰窖似的酷寒，我只好“席床而坐”，围被而写。
我曾多少次诅咒过你那小得可怜的窗户。即便是春深似海的莺歌四月，你也难能露出一丝春意——哦，我的“春风不度”的小书阁！
伴随着你，我曾牺牲了多少假日与工余；伴随着你，我曾失去了多少少女的欢乐……然而，我仍然爱你，眷恋你。
你曾亲眼看见我在文学之路上怎样地挣扎，怎样地跋涉；你曾亲眼目睹我的每一个成功，每一个失败；我的每一篇作品，都是在你的孕育下诞生；我的每一张手稿，都是在你这斗室内写成……
哦，我把青春和爱情献给了你，你为我的事业立下了汗马之功！
现在，当我就要离开你的时候，叫我怎能不更思念你。故土难移，“斗室难舍”，何况我生命的三分之一时间是在这里度过？何况我人生最美好的一页是在这里写成？
我知道，离开你后，等待我的将是一间大于你五倍的“华屋宽室”。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却没有感到丝毫的乔迁之喜……
我在担心，我在忧虑，走出了这磨砺我意志和毅力的斗室蜗居，我是否会因环境的安逸，而将事业荒废……
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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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点补充》的补正
吕光光
《人民日报》五月二十日第八版所登车辐就王志之《怀张澜、沈钧儒先生》一文的《一点补充》，其中亦有误。
成都召开的“李、闻烈士追悼会”，是在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八日。《补充》仍错为七月。车辐对张澜先生在追悼会上的讲演看重一个“恨”字，也不全面。当时讲演的主旨，强调威武不屈，号召前仆后继，突出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一个“斗”字。以致特务当场狂呼“打倒张澜”，更于散会之时在会场大门口进行围攻，终使张澜先生头部受伤。
《补充》一文谈到李璜处也不确切。当时李璜是以国民参政会在蓉参政员的身份，参与发起成都市各界李、闻烈士追悼会的筹备会。筹备会的主要负责人张澜先生等正式邀请李璜作为参政员中的“来宾”，在追悼会上致词，也是正当的。我还以为，《补充》一文将眼泪比喻为“马尿水”，我们四川人都知道，这是侮辱人的，我们不应该使用。
特此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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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舍（木刻） 张作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