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第三次人口普查与我国统计工作的现代化
李成瑞
第三次人口普查是我国统计工作
向现代化进军中的一个重要步骤
人口统计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统计，也是一项历史最长的统计。我国是世界上对人口进行调查统计最早的国家之一，也是古代人口统计资料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但是，不论是中国或外国，在奴隶制和封建制时代，都不可能对人口状况进行全面的、精确的统计。
资本主义制度兴起以后，资产阶级国家对人口统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具备了实现这些要求的条件。从美国1790年人口普查开始，出现了近代的人口普查。这一时期的人口普查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以下的基本特征：（一）全面进行的——对全国所有人口进行调查；（二）逐人进行的——按人各别调查；（三）有时点标准的——对一个特定时点的人口状态进行调查；（四）同一内容的——按统一规定的项目进行调查；（五）系统整理的——对普查资料按统一的表格进行整理，并予以公布。这种近代的人口普查，从少数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发展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口普查在上述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又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一）调查项目大为丰富；（二）有严格细致的分类标准，特别是行业分类和职业分类更为详细；（三）普查与抽样调查相结合；（四）使用电子计算机，从而使资料的收集量和处理量大大增加，处理的准确性进一步提高，处理的时间大大缩短。具有这些特点的战后人口普查，也被称作现代化的人口普查。
我国在1953年和1964年进行过两次人口普查。这两次普查具备了近代人口普查的基本特征。目前正在准备进行的第三次人口普查，可以说是一次比较现代化的人口普查。这表现在：
（一）普查内容比较丰富、比较系统。根据当前四化建设的需要与调查的可能条件，把普查项目由第二次普查的9个增加到19个，新增了若干重要的属于经济特征、社会特征和妇女生育状况的指标，使这次人口普查进一步成为一种大规模的国情调查。
（二）有了详细的分类标准，特别是有了包括15个大类、62个中类、222个小类的行业分类标准，有了包括8个大类、64个中类、301个小类的职业分类标准。这些分类标准的设计，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区分物质生产和非物质生产的理论为基础的，是从我们实际情况出发的，同时考虑到同西方分类标准的可比性。
（三）普查与抽样调查相结合。普查登记的质量检查和普查资料的提前汇总，都采用抽样方法。
（四）使用电子计算机汇总整理。在把10亿人口的调查数据全部录入电子计算机的基础上，对全国人口的地理分布、性别、民族、文化程度、行业、职业、婚姻状况、妇女生育状况等等，进行详细的专项分组和交叉分组，整理出总量达几万页的丰富资料。
（五）制定了一系列较为详细周密的文件，对于这次人口普查的任务、内容、标准、程序、方法、技术、后勤保障等各种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这就有助于把这次普查组织工作的严密性和调查资料的准确性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人口统计是整个统计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口统计的发展历史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整个统计工作的发展历史。统计工作的现代化推动了人口统计的现代化，人口统计的现代化又有助于统计工作的现代化。
我国的社会主义统计工作，是建国以后建立并逐步发展起来的。我们建立了工业、农业、交通、基建、财金、商业、物价、外贸、物资、人口、劳动、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专业统计，初步开展了综合平衡统计，为我国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大量统计资料。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生产资料是公有的，经济活动是有计划的。我国的统计工作具有自己的特点和优点，在某些方面，如全国统计制度的统一性、全面报表的及时性以及统计工作的广泛群众基础等等，是资本主义国家所不能比拟的。但是，我国的经济还不发达，我们的统计工作还有许多不足之处，如统计指标的体系不够完整，各部门的统计分类标准不够协调一致，统计方法比较单一，现代计算技术的应用方在开始，等等。提高我国的统计工作水平，逐步向统计现代化前进，是客观形势对统计工作的要求。第三次人口普查则是我国统计工作向现代化迈出的重要一步，它对于整个统计工作向现代化进军将会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第三次人口普查以我国的经验
为基础，吸收了外国的经验
第三次人口普查工作的一系列作法，是以我国前两次人口普查的经验为基础，并且根据新的情况加以发展而形成的。前两次普查的一条根本经验是依靠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由于有了党政的统一领导，各有关部门、各基层单位和各群众组织就能够共同努力，相互协作，在普查高潮的一段时间里把它作为中心任务而组织进行。这与那种单凭人口普查专业人员孤军奋战的作法是大不相同的。另一条根本经验是广泛的群众路线。这就是在人口普查与广大群众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经过广泛的宣传教育，取得群众的积极支持合作，并且发动上千万的积极分子协助普查员去完成普查登记和复查工作。可以说，党的领导，群众路线，是保证我国人口普查资料质量的最重要的条件。第三条重要经验是层层试点。先全国试点，后省、地、县试点。通过试点，检验普查办法，积累组织实施的经验，培训大批干部，为普查的全面展开提供良好的条件。第四条经验是在较短时间内组织和培训一支“普查大军”。这就是依靠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坚强领导和各部门的积极支持，迅速地从机关、团体、企业、社队等单位，按照规定的条件，抽调大批人员，经过必要的业务培训，经测试合格，迅速投入战斗。这次人口普查的队伍，包括400多万名普查员和100万名普查指导员（工作半个多月），大约10万名编码员（工作两个月），4，000名电子计算机录入员（工作一年半）。这样大规模的组织训练工作在世界上是罕见的。第五条经验是运用户口管理制度和经常性的人口统计提供的有利基础（在人口普查前进行户口整顿），而又不受户口登记的限制。第三次人口普查办法中专门对户口登记的各种不同情况作了规定，以保证没有在户口册上登记的人在普查时同样能够登记。
所有这些在中国土壤上产生的经验，生动地反映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反映出我们党的传统的优良作风。这些经验使我国的人口普查工作显示出自己的特点。
第三次人口普查工作也吸收了外国的有益的经验。比如，按照我国的实际情况，运用系统工程的原理和统筹学的方法，制定了比较周密的工作规划。整个普查工作，分为3个阶段、24项工作、91个细目，并且绘制了《人口普查工作进度图》、《人口普查工作统筹示意图》和《人口普查各主要环节工作流程图》，以便使普查工作中的各个工程、各个工序都能相互衔接，井然有序地进行。又如，这次人口普查中，除了先用手工汇总普查的主要数字（总人口、性别、民族、文化程度等）以外，对于人口普查的全部资料，用电子计算机进行整理。从普查方案的制定、普查登记表式和汇总表式的设计、组织工作和人员训练的安排等方面，都考虑到电子计算机处理的特点和要求。外国用电子计算机处理普查资料一般都是集中进行的。我国则由于人口众多，幅员辽阔，采取分散的处理办法，即分别由省、市、自治区电子计算站负责处理，然后全国汇总。为此，用我国自己购置的和联合国提供的电子计算机建立了28个省、市、自治区的电子计算站（西藏暂缓建立）。又比如，在普查工作中，不仅事后进行质量检查，而且对各个工作环节都实行质量控制，逐级负责，层层把关，以保证普查资料的高质量。所有这些，都吸收了外国的经验，但不是照搬，而是通过反复试点，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加以改造、变通或发展。
这次人口普查，目前还在紧张地进行准备，它的全部完成还有待于今后的努力。它的成就如何，要到工作全部结束时才能作出最后的评价。但从两年来的普查试点中，从已经制定的一系列文件中，可以大体看出这次普查的轮廓和特点。有些统计干部参加了人口普查试点和准备工作，亲眼看到中国统计现代化的前景，增强了统计现代化的信心。他们说，“如果每项调查统计都象这次人口普查试点组织得这样严密，那么，整个统计工作的水平就可以提高一步。”
为逐步地实现我国统计工作的现代化而努力
关于我国统计现代化的路子，还需要大家研究、探索。这里提出几个具体目标。
（一）完善统计内容。要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以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核算体系为中心，加强各个经济部门的专业统计，并且建立和健全人口社会统计体系。
（二）统一统计标准。要进一步做到统计分类和统计制度的标准化，使统计核算、会计核算、业务核算协调一致，密切配合。
（三）改进统计方法。要在依靠和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在进一步搞好定期全面报表的同时，注意采用普查、抽样调查、重点调查、典型调查等多种方法，以便以较少的人力财力取得更多的统计资料，并且进一步提高统计数字的准确程度。要防止滥发报表，避免浪费人力。
（四）广泛运用电子计算机，对统计资料进行整理；并且运用现代数学方法，进行统计分析和统计预测。
（五）加强统计法治。要健全统计立法，进一步明确规定统计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公民在统计上的权利义务，用法律形式保证统计工作的顺利进行，保证统计数字的真实性。
（六）加强统计机构和统计队伍。建立和健全集中统一的统计系统，包括政府统计部门、各个专业统计部门和基层单位的统计机构和人员。积极开展统计科研工作，大力培训统计干部，提高统计人员的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
实现统计的现代化是一个相当长期的过程。要根据需要与可能，稳步地前进。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可以提供一些重要经验，但它毕竟只是整个统计中的一个项目。全部经济和社会统计中有许多复杂的问题需要逐步研究解决。我们统计干部要学习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学习使用电子计算机的知识。要总结我国的经验，也要吸收国际上统计科学的最新成果。这是提高统计工作水平、走向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我国的统计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到严重破坏。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统计工作得到了恢复，并且有所发展。这几年，在丰富统计内容、改进统计制度和统计方法，建立健全统计机构等等方面开始迈出了新的步伐，而这次人口普查是其中重要的一步。如果说，通过这次人口普查，我国人口统计将会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那么，可否设想，今后根据需要与可能，结合我国现行的统计年报制度，分期进行工业普查，建筑业普查，农业普查，商业普查，非物质生产领域普查，通过这些工作，进一步查清基本的国情国力，并且把工、建、农、商业和社会统计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我国统计史上蔚为壮观的10亿人口的普查，任务是艰巨的。我们相信，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经过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努力，这个任务是一定能够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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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些意见
刘纲纪
我完全同意在我们的社会科学战线的确存在着某种轻视现实问题研究，以为现实问题的研究没有或很少有什么学术价值的错误看法。但应当如何来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怎样才叫真正为解决现实问题服务，这还是需要认真考虑的。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我们的研究工作有三个方面即现状、历史和马列主义的应用，这三个方面是互相联系、缺一不可的。仅就理论的研究与现状的研究的关系来说，我认为要真正解决现实问题，就必须大力地深入地开展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的研究。这不但不同解决现实问题相矛盾，而且恰恰是真正解决现实问题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极其重要的条件。多年来，由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不加分析地把这种研究说成是脱离实际，因而我们对现实问题的研究有时是表面的、肤浅的。在不少情况下，不但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而且还提出了一些错误的理论口号，对实际工作产生了有害的影响，甚至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而在我们的社会科学界，长期以来，没有几本真正有分量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得到国内外公认的有价值的著作。这种情况值得我们深思。我想，根本问题在于现实问题的研究必须同基本理论的研究（它往往是较为抽象的）紧密地结合起来，并且对理论联系实际不应当作过于狭隘的、近视的、实用主义的了解。
举例来说，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种种问题，是迫切地需要我们去进行研究的。但是，如果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只有一些片段的、零碎的、浮面的了解，对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没有吃得很透，对西方现代资产阶级的一些经济理论也毫无了解，那就很难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性作出真正科学的说明，并对经济工作真正起到长远的、有重大意义的指导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对经济中的现实问题的研究，常常就止于为某一项现行的经济政策找寻理论根据。为政策找理论根据，当然是完全必要的、应该的。但如果不是立足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系统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去进行这种研究，其结果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所要论证的经济政策本来是有问题的，或者是只具有临时性的措施的意义，于是这种论证就不但起不到好的效果，而且会造成不好的影响；另一种情况是所要论证的经济政策的确是很正确的、有重大意义的，但这种论证却不能真正从理论上论证它是完全正确的，不能驳倒与之相反的各种看法，使人们真正从思想上认识推行这一政策的必要性和正确性。
再如，对当前我国仍然存在的阶级斗争问题，也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但我们要进行这种研究，也必须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有一个通盘的、历史的、全面的了解，并对我国解放以来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情况和发展过程进行实事求是的深入的调查研究，才有可能对这个问题作出科学的说明。例如，当前在经济领域中的违法犯罪活动的确是建国以来所少有的，忽视它的严重性是非常危险的。但同时又要看到，当前我们国家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情况同“三反”、“五反”时的情况已有很大不同，经济领域中犯罪活动的猖獗有种种需要具体分析的社会原因，很难笼统地说我们现在经济领域中的阶级斗争比“三反”、“五反”时期还要更加尖锐，我们的国家比那时面临着更大的危险。如果简单地作出这种结论，就会导致对我国当前政治形势的错误估计。
再如前一段学术界、文艺界很为关心的人性问题，不少同志对这个问题很有兴趣，是不是就是一种脱离实际的表现呢？不一定。据我看来，许多同志之所以想对这个问题求得一个寻根究底的解决，恰恰是因为这个问题是同哲学、伦理学、美学、文艺理论和创作中存在的种种现实问题密切相关的，恰恰是这些现实问题迫使人们想对什么是人性的问题求得一个合理的、正确的解决。拿文艺创作和批评来说，就存在很多问题。在文艺作品中应当怎样描写人？怎样的描写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怎样的描写是资产阶级人性论的表现？人性与阶级性的关系是怎样的？在人物典型的塑造上应当如何对待这个问题？如此等等。我想，应当承认人性问题是一个有广泛意义的问题，它同我们所关心的各种现实问题（包括发现人才，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建设精神文明，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反对个人主义思想，等等）的解决是密切相关的。抛开它不管行不行？我看不行。因为这样一来，我们所关心的种种现实问题就难于得到真正有理论说服力的、科学的解决。一时好象是解决了，过些时候问题又来了。在人性问题上，如果有哪一位同志能写出一部马克思主义的、有理论有事实根据的科学著作来，那将是一大贡献，会对解决各种现实问题产生重大的作用。
总而言之，我认为，我们一方面要大力提倡研究现实问题，另一方面又不可忽视那些常常是比较抽象的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而要把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试看马克思的《资本论》，开头讲商品价值的一章就是相当抽象的，然而没有商品价值的理论，能有马克思的经济学吗？能够科学地证明资本主义必然要灭亡这一伟大的真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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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努力创造我们时代的生产力经济学
薛永应
生产力经济学，是一门与政治经济学并列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经济学。它是以生产方式统一体中的生产力为对象，联系着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研究生产力内部矛盾的运动发展规律。具体地说，它所要研究的是如何合理地组织社会生产力，特别是为合理地组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科学的理论基础和决策依据。
生产力经济学的创立既有其现实的必要性，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第一，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社会各种生产之间，各个经济地区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的联系；整个社会生产已经客观地形成或要求形成一架巨大的机器，一个有机的系统，要求人们对它实行科学的、统一的、社会化的管理。同时，由于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和生产力的迅猛发展，整个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比一个世纪以前千百倍地复杂化了。在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一门学科来指导人们组织那种从未有过的、复杂而精密的社会再生产过程。自从产业革命以来，特别是二十世纪开始以来，西方就有许多经济学家致力于生产力的经济方面的研究。例如研究生产力的地区布局问题、厂址选择问题、企业合理规模问题等等。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性，他们的研究不能不被限制在单个企业的或狭小地区的范围内。他们对整个社会的生产力运动规律及其合理组织问题的研究是不可能的。第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我们统一地管理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开辟了道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产生，更为生产力系统的合理组织和宏观控制提供了必要的和优越的条件。另一方面，成了社会生产主人的劳动人民，也需要有一门以研究整个社会生产力为己任、为合理组织社会再生产过程提供科学依据的经济学科，使自己避免对生产力发展问题做出错误的决策，并尽可能提高国民经济的效率。第三，我们国家三十多年来在生产力问题上经历了历史的曲折，因而对于生产力经济学的重要意义有痛切的感受。六十年代初期，一些经济理论工作者鉴于“大跃进”运动等多次严重违背生产力发展规律从而使国家遭受巨大挫折的教训，曾经倡议建立生产力经济学，但是种种历史的原因使这门学科在襁褓中夭折了。十年动乱时期发生的许多违背生产力运动规律的现象，更促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建立生产力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必要。
但是，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生产力经济学面临着艰巨的任务和漫长的道路。
生产力经济学的研究任务，除了要揭示一般生产力系统的发展运动规律之外，还要阐明社会主义制度对这些规律的影响，更要阐明在我国现实条件下运用这些规律的一般规定和特殊规定。具体地说，在目前时期，生产力经济学要为制定和完善我国经济发展的新战略服务，要为我国经济结构的合理调整服务，要为我国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服务。总之，在实现我国人民当前的根本任务即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历史使命中，生产力经济学的理论应该成为党和国家制定有关政策的科学依据。
生产力经济学是能够完成这一任务的。我们知道，社会生产力有四个支柱，即人口、资源、环境和科学技术。社会生产力在它们提供的基础上运动和发展。人口虽然只是直接的消费力，而不是直接的生产力，但是，人口中劳动者的体力和智力（合称劳动力）正是生产力的因素。资源和环境是提供劳动对象和劳动条件的自然基础。科学技术一经物化就成为生产力因素：物化在劳动者头脑中是知识形态的生产力因素，物化在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上是物质形态的生产力因素。生产力的这三个实体性因素（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在运动中的不同组合，就构成社会生产力运动的各种具体形态，从而也就构成生产力经济学的不同研究领域或分支学科。例如，生产力因素在属性上的协调即质的组合，就是结构经济；生产力因素在数量上的规定即量的组合，就是规模经济；生产力因素在空间上的组合，就是布局经济；生产力因素在时间上的组合，就是时序经济；等等。这些领域的研究成果，就是决定国家的产业政策（包括能源政策和运输政策）、规模政策、布局政策、时序政策、技术政策等等的极其重要的科学依据。而这些政策的总和，就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也就构成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和企业技术改造的指导方针。
制定或完善这些政策，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因为在许多方面，我们国家或者没有足够明确的政策，或者还没有完全正确的政策。规模、时序、技术等属于前者，产业政策、布局政策等属于后者。我国曾经实行过“大中小同时并举（或相结合）”的方针，这也可以算是一种规模政策。但是很不明确。何谓大？何谓中？何谓小？哪些部门（或行业、生产）适宜以大为主？哪些部门适宜以中小为主？整个国民经济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规模结构？多少年来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透彻的分析和明确的规定。我国关于“时序”的研究和规定就更薄弱了。在社会生产力的合理组织中，“时序”（及时的物资技术供应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是不容忽视的因素。时间就是财富。我国曾经强调“运输是先行官”。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一种时序政策。可惜我们实际工作中往往忽视时序，先行官往往变成了压阵官。许多建设项目，主体工程完成了，而基础结构（道路、能源、通讯、生活服务等等）却往往没有考虑。基础结构在时序经济中是很重要的，一般应该超前，至少也应同步，滞后总会损害经济效益。物资技术供应的时序性更是一目了然。此外，我国在能源政策、运输政策以及其他产业政策也有过失误。布局政策也有类似的情况：国防原则脱离经济原则；民族因素没有同经济因素统一考虑；等等。总之，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面，我国确实迫切需要明确的和正确的经济政策。这一切，都是生产力经济学应当而且必须加以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