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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村集体经济获得新活力
——访问贵州农村的报告
本报记者 姚力文 许西记
贵州省大部分生产队实行了包干到户责任制，去年战胜了多年没有过的大旱，粮食虽有所减产，农业总产值却较上年增加5．9％；家禽家畜持续增长；农作物布局、农业生产结构进一步得到调整。包干到户责任制使集体经济获得了新的活力：它激发了生产者的劳动热情，劳动效率大为提高，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增强，多年来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局面有很大改变，人民生活有显著改善；大批劳动力从田丘中解放出来，生产门路更加广泛，多种经营空前活跃；加快了农业技术推广的步伐，群众性学科学、用科学的热潮正在兴起。
三四月间，我们访问了贵州省的五个地区、八九个县，登门拜访了数十户农家，深切感受到社员们获得生产自主权和民主生活活跃后的喜悦之情。他们不只一次地拉着我们的手，向我们诉说今昔不同的生活。今，是指落实党的三中全会制定的新政策之后；昔，是指在“左”倾错误影响下，吃“大锅饭”时的情景。社员们说：“过去是三百六十天在劳动，三百六十天在耍；一天不得闲，年底还得倒贴钱。如今是活干好了，饭吃饱了，场也赶了，亲戚走了，人有精神了。”
我们来到重灾县之一的思南县，是4月上旬。这里粮价稳定，人心安定，市场活跃。我们遇到两次赶场，卖东西的多，买东西的也多，几里长街，拥拥挤挤，十分热闹。在散场回家的路上，有的社员提着新买的铧犁、板撮之类的小农具，有的背着新买的小猪娃，边走边摆谈，笑语欢声，喜形于色……。在一次座谈会上，大家谈到“灾年不见荒”的情景时，一致的看法是：“过去受灾，一人（指县、社党委书记和生产队队长）打主意，现在受灾，大家出主意；过去缺吃的，两眼向上看，现在粮食减产，在山、土、多（多种经营）字上下功夫。众人想办法，办法就多了。”县委一位负责同志颇有感慨地说：“去年这样大的灾，若不是实行包干到户责任制，那真有大难作哩。群众日子不好过，县委日子能好过？在这青黄不接的日子，县委坐都坐不住，更不要说从从容容开座谈会了。”
严峻的考验
去年，大部分生产队实行包干到户责任制的贵州省，经受了一场严峻的考验。
这一年，春旱、夏旱，又遭秋旱，全省87个县（包括市辖区），有72个持续受旱120天，旱区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75．5％。全省有60万亩稻田干裂，已栽的1，124万亩水稻，绝收的达147万亩。全省实种玉米1，050万亩，比上年少种26万亩，种上又干死的有110万亩。
广大社队干部和社员群众在国家大力支援、各级党委领导下，战胜了六十多年没有过的大旱，维护了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的好势头，并实现了三个突破：（一）突破了贵州省多年来“大灾大减产，小灾小减产”的常规，1981年粮食作物虽有所减产，但比受旱100天的1972年多收28亿斤，经济作物和其他多种经营大幅度增产，农业总产值比正常年景的1980年增5．9％，农副产品收购总值比上年增48％；（二）大灾之年，集市贸易粮价稳中有降，家禽家畜持续增长，牛等大牲畜较上年增5％；（三）经济作物面积未减少，农作物布局、农业生产结构继续向好的方面调整。
战胜特大旱灾的袭击，生动地显示了包干到户责任制的生命力。正是在这一年，贵州实行包干到户责任制的生产队，从60．8％发展到96．7％。
贵州省实行包干到户责任制大体经历了萌发、选择、大发展三个阶段。以安顺地区为例，在1980年春天以前的萌发阶段，约有三分之一的生产队实行包产到组，有5％的生产队自发地把部分田或旱土包干到户。这时，有的县、社干部支持社员搞包产到组，关岭县顶云公社的同志鲜明地提出“包产到组姓社不姓资”。有的领导干部疑虑重重，有的甚至派工作组强行“纠偏”。1980年春，省委发出停止“纠偏”的通知之后，小段包工、定额记分，专业承包、联产到组或到劳，包干到户，包产到组等，各种责任制同时并存，相互竞赛，群众在实践中进行选择，县、区、社同志在实践中获得新的认识和经验。1980年7月，省委发出放宽农业政策，允许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指示，各级党委逐步改变工作中的被动局面，加强了领导。这之后，包干到户责任制进入大发展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安顺地区实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从5％到48％到95％。这也是全省的一个缩影。
贵州农民的选择
贵州农民为什么选定包干到户这种生产责任制呢？
长期以来的“左”的错误，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的破坏给贵州省农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上无视农民的物质利益。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尤其是1958年以后，不顾贵州省生产力水平比全国平均水平低得多的实际，背离农民自愿互利的原则，不断地进行生产关系的变革，人为地拔高公有化程度，使土地改革后、合作化初期农业生产顺利发展的步子受到阻碍，进而形成长期停滞的局面；再加上多年实行高指标、高征购、瞎指挥，使多数农民长期未能解决温饱问题，相当多的生产队长期过着“三靠”的穷日子。二是在政治上屡次侵犯农民的民主权利。反右倾、拔白旗、割资本主义尾巴等多次运动，层层整下去，一直整到农民头上。农民为了求得温饱，几次自发地调整生产关系，秘密地搞包产或包干到户，而这种调整竟被视为“单干”、“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使下面不少同志用“一批二斗”的办法进行“纠偏”，有的地方把靠劳动致富的农民视为“暴发户”。这种不承认、不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把农村社会主义建设同农民的物质利益对立起来的干法，使农业建设始终没有真正成为农民自己的事业。尽管农民因此受到很大损害，他们仍寄希望于党的领导机关总结历史经验，纠正“左”的错误。贫困农民迫切要求拨乱反正，欢迎包干到户这种形式的责任制，要求生产上和分配上的自主权，尽快发展生产，由穷变富，是理当所然的。
包干到户责任制是符合贵州的省情的。贵州高原山多田少，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现实的经济水平和管理水平都低。人均粮食产量，1957年这个省和全国一样，为603斤，到1979年，全国平均增长了13．4％，贵州却下降了32．2％；人均分配收入，1979年全国平均为84．2元，贵州只有46．4元，为全国倒数第一。全省60％的成年农民是文盲，不少生产队找不到一个合格的会计，具备“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管理能力的生产队很少，小段包工、定额记分搞得好的生产队也不多。绝大多数生产队，劳动“一窝蜂”，分配“一拉平”，加上有些干部多吃多占，贪污挪用，使多劳者不能多得，劳动好的得不到好的报酬。对这种经济上和管理上的现状，领导机关过去一直认识不足。粉碎“四人帮”后，省委曾试图通过培训基层干部，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划小生产队规模等办法，来维持集中劳动、统一经营的管理形式。但是，农民对吃“大锅饭”、“二锅饭”的统一经营丧失了信心，对包干到户责任制却有很大热情。贵州省委面对现实，实事求是，从1980年7月以来，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领导，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完善包干到户这种责任制，是顺应了广大农民的意愿的。
集体经济的新活力
贵州各地，实行包干到户责任制，有早有晚，工作有细有粗，时间上只有一年多或两年的时间，这种生产责任制当前正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健全，但它已使备受“左”的错误损伤的农村集体经济获得了新的活力。
包干到户责任制激发了生产者的劳动热情，劳动效率大为提高，投资效益大为提高，从而使农民收入增加，扩大再生产能力增强，多年来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局面有很大改变，人民生活有显著改善。1981年这个大灾之年，全省人均纯收入较上年仍增加29．1％。人均纯收入300元以上的户，1978年不到全省总户数的1％，1981年上升到15．2％；人均纯收入100元以下的困难户，已由72．7％下降到19．7％。
包干到户责任制激发了农民学科学、用科学的热情，大大加快了农业技术推广的步伐。以使用良种为中心环节的水稻栽培技术的推广和应用，经济效益颇为显著。农民满怀喜悦地告诉我们：“一亩田种出两亩来了”。例如，安龙县的木咱坝子，有6个大队，33个生产队，3，522亩稻田，1979年的稻谷总产量为282．2万斤，1980年增产46万斤，增产幅度是16．3％，1981年又比上年增产60万斤，两年增产106万斤，较1979年增产近40％。两年时间，平均亩产由801斤上升到1，101斤。这打开了人们的眼界，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和社队干部认识到：可以靠科学的力量来提高生产效率。一个群众性的学科学、用科学的热潮正在兴起，农业技术人员成为很受欢迎的人。
包干到户责任制把大批劳动力从田丘中解放出来，投向工副业、林业、畜牧业，铁、木、竹、泥（瓦）业，养兔养蜂，栽果树，种药材等等。它使新的生产门路得到开辟，劳动力结构在变化，日趋萎缩的手工业、手工艺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劳动力素质得到提高，农科户（学科学、用科学的先进户）、兼业户（在搞好田土承包的前提下，兼营一项或几项工副业活动）、富裕户（各行各业的有技术、善经营、贡献多的劳动致富户）成批出现，多种经营空前活跃，社员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很高。提出多年的“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的口号，开始变成群众性的实际行动。许多地方出现了五谷丰登、六业兴旺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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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别开生面的农机产品调剂会
陈茂盛
前不久，晋冀鲁豫的晋东南、邯郸、邢台、聊城、安阳、新乡六个地区在山西省长治举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农机产品调剂会。短短五天时间，各地共成交农机产品8万余（台）件，成交总额达420万元。
这次农机产品调剂会，由各地介绍“拳头”产品，公布品名目录，开库任选，签订合同。各地区纷纷献“宝”，共为调剂会提供大中小型农机具、农机配件1，200多（台）件。
会上，各地区的代表争当“红娘”。一些长期滞销的农机产品成了“热门货”，为一些地区解决了燃眉之急。晋东南地区生产的小电动机，产大于销，造成积压；近邻的河南新乡地区的一些社队却因缺少电动机，排灌机械配不了套，影响春灌。新乡地区农机部门的代表一见电动机如获至宝，还没散会就先发回一汽车应急，接着双方签订了长期产销合同。山东省聊城地区社员联合办水利，急需铸铁管道，本地区缺货。这次，他们一下签订了500吨的合同。
参加调剂会后，农机部门的同志大开脑筋。过去有的同志认为，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农机部门的工作不好做了。从这次订货和需求来看，农民对农机产品已逐步要求小、精（质量好）、廉（价格便宜）。一位负责组织调剂会的同志说，农村建立了生产责任制，对农机产品的需求不是少了，而是多了，而且对产品质量要求也高了。农机部门只有牢固树立为农民服务的思想，开动脑筋，多生产一些农民喜爱的农机具，送到农民手中，才能适应今天的形势，农机部门的工作大有干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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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机部门研制薯类成套加工设备
本报讯 程远报道：部分农机工厂和科研单位，今年把研制薯类加工成套设备，列为重点项目之一。最近，陕西省农机研究所等单位已在进行薯类清洗、粉碎、加工淀粉和制细粉丝等成套设备的研制。福建省生产的切片机、切丝机、打浆机，除供应本省外，还销往外地，并有部分出口。广西、山东一些农机厂研制的淀粉加工成组设备，已开始批量生产。
农机部门研制、生产薯类加工设备的工作，是在中国科技大学教授杨纪珂倡议后，受到重视的。杨纪珂认为我国薯类产量大，但利用差，薯类作为工业原料的潜在经济价值没有很好地发挥，需要农机部门提供精加工成套设备。
据农业部门介绍，全国红薯种植面积很大，1981年总产量达519．4亿多斤，此外还有大量马铃薯和木薯。多年来，薯类产品主要是当粮食和饲料，只有少量用作工业原料。近几年由于薯类食品消费减少，加工又没跟上，霉烂损失严重。有些地方虽然把红薯加工成薯干，或制成粗粉条，经济价值不高。
红薯等薯类产品含有丰富的淀粉、氨基酸及各种酶成分，如果进行精加工，可从中提炼柠檬酸、红曲酶、强力味精、果糖、甘油、胶片等多种经济价值很高的食品和化工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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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会同县采取措施制止毁林歪风
本报讯 通讯员徐国均报道：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湖南会同县《乱砍滥伐为什么制止不住？》的调查后，会同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当即召开会议，研究了制止破坏、发展林业的有关措施。
这个县进一步落实林权、林责，划好自留山。现在，全县已有80％的大队、生产队搞了山林的定权发证，建立了责任制，剩下的将在近期搞完；普遍划了自留山。规定森林由集体统一经营管理，收益统一进行分配；木、竹的采伐，要由林权所有的大队、生产队统一组织，定山场、按计划、按材种采伐，不准跨山场超计划、超材种采伐；国营、集体的竹、木，一律按国家下达的计划采伐，实行全县一本帐，不准层层加码。同时，认真细致地解决好山林纠纷，原山林纠纷23起，已处理好20起。
全县切实加强了木、竹清查队伍的领导，以利以法治林，对违犯《森林法》和护林公约的，不管是什么人，一律照章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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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村通讯
为了人民食有鱼
——记长海县獐子公社渔民多捕鱼多贡献
王宏达
旧历三、四月，正是大海市季节。外地一些采购员听说辽宁长海县獐子公社比去年同期多捕捞了几百万斤鱼，老早就到那里等着。可是，“五·一”节前，当一些远海渔船陆续回来时，这些人失望了。原来，渔船捕捞的鱼，大都就地交售给上海、山东、大连等地国家水产收购部门了。
獐子公社是有名的渔业生产先进单位。为了给国家提供更多的海产品，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渔民们成年累月风里来浪里去，忘我劳动，年年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海产品收购计划。去年下达的收购任务是3．5万吨，实际交售了3．7万多吨。
去年12月的一天，在东海一个渔场上，渔船云集。正要张网拉鱼，海面上刮起了6级西北风，收音机也播出了次日早晨将有7级以上的大风警报。上百只马力较小的渔船纷纷起网，回港避风去了，只有獐子公社的5对600马力的钢壳渔船留在海上，领队的是6049号船船长、共产党员刘仁良。按海上安全作业规定，600马力渔船，8级风天，不能拉网作业，但可在海上站锚避风。当时，正值低潮汛，是捕捞带鱼的好时机，但汛期只有二三天时间。为了抓住时机，刘仁良同渔民们分析天气情况，考虑到600马力渔船的抗风能力和续航能力比较强，是可以战胜七八级风浪的，决定风大就地站锚，风稍煞，有缓空，就拉几网。第二天，风力果然增大到7级以上，渔船抓住风过后的空隙，开足马力，奋力拉网。5对渔船同风浪搏斗了两个白天，共拉带鱼50多万斤，满载回港。
獐子公社渔业生产实行了生产责任制，利润包干到各渔业大队，产量包到船。这样，进一步调动了渔民的积极性。但是，他们懂得，海上作业只有同舟共济，才能发挥更大的力量，才能多捕鱼。今年2月，6大队渔船在山东石岛外海渔场拉拖网，正拉得起劲时，5093号船停了车，机器摇轴断裂。船上没有备用件，准备跟船拖航回港维修。渔业5大队的5085号船船长王彦财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跟大车商量前去支援。他们火速通知5093号船：“别回港，5085号船有备用件，你们先拿去用！”5093号船换上新的摇轴，机器发动起来，又把拖网撒下海去。
海上行船，常有风浪、迷雾，考验着每个渔民；来自社会上的不正之风，也不时地吹向渔船，更严峻地考验着每个渔民。公社对渔船约法三章：一、远海作业，不准走私贩私；二、不论在海上或港口，不准用海产品换取其他物资；三、在外地卸鱼，必须全部交售给国家，不准私自处理，不准卖高价。渔民们自觉遵守，坚持抵制不正之风，鱼多不忘国家，不忘人民。去年12月，6035号对船，在山东石岛渔港卸鱼，一筐筐新鲜的大牙片鱼，吸引来几个人。他们找到船长邹福横，要高价买几千斤鱼，每斤鱼比国家收购价高出一角多，另以一分钱一斤的大白菜廉价卖给渔船。邹福横不加思索地摇摇头：“每斤多给一元钱，鱼也不能给你们，俺不想发这个财！”那几个人只好扫兴地走开。这样的事，近两年，獐子公社的渔船，在山东、上海、大连等渔港，经常碰到，都被拒绝。内地有不少单位派人来獐子岛，除了催运分配给他们单位的鱼以外，还想多买一些。獐子公社都是在全力保证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后，才给以妥善安排。海参、鲍鱼、干贝等海珍品，他们更是产多少，交售给国家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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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舟山渔场一网捕获2．5万多斤毛鲿鱼
5月10日，浙江省舟山海洋渔业公司611、612号对渔轮在东海外海渔场，一网捕获毛鲿鱼315条，总重2．5万多斤。其中最大的一条毛鲿鱼体长1．8米，重142斤。平均每条重量80斤左右。一网捕获这么多毛鲿鱼，是这个渔业公司捕捞史上罕见的。
毛鲿鱼是一种名贵鱼类，产量极少。它的肉质鲜嫩可口，为上等佳肴；鱼胶大而厚，为珍稀滋补品。从捕获的这些毛鲿鱼中取出的鱼胶，重量大都在700克左右，最大的一条取出鱼胶925克。这网毛鲿鱼价值1．5万元。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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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图片新闻
贵州山乡的赶场天
贵州省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以后，打破了多年来单一抓粮的被动局面。各族社员广开生产门路，积极发展多种经营，长期比较落后的地区也开始改变面貌。去年，全省虽遇特大干旱，粮食有所减产，但农民经济收入没有降低，传统的赶场天在各地陆续恢复，农副产品交换活跃。 李东东 摄影报道
在黔西南的兴义，社员正在挑选小鸭子。
黔东南的苗族社员在卖时鲜蔬菜。
在思南县城，赶场的社员川流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