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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艺要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
本报评论员
在最近召开的中国文联第四届全委会二次会议上，同志们热烈响应党的号召：文艺要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这个问题确实非常重要，应该引起全体文艺工作者的重视。
毛泽东同志说过：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实践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也是这样。我们的文艺不仅要正确地反映社会生活，而且还必须回到社会生活中去，发挥它影响生活、改造生活的巨大作用。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要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并努力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鼓舞力量。
社会主义文艺为什么要强调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呢？这是由我们党所领导的革命的奋斗目标和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所决定的。我们党的最终目标，是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目前我们党所领导的、全体党员参加的，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共产主义运动，而是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即已经进入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共产主义运动。现阶段，我们的政策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但作为宣传的方针来说，我们要进行共产主义教育，要在全国各族人民中，首先是党员和干部中，提倡共产主义道德，树立共产主义理想。这是从我们的革命目标，从党的需要这一方面来讲的。另一方面，从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来讲，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正是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主要内容，也是发挥文艺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功能的重要方面，是我们党的文艺工作者的光荣职责。
我们提出文艺要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目前也有迫切的现实意义。林彪、“四人帮”制造的十年动乱，把我们的国家糟踏得不象样子，社会主义制度、党的形象受到了损害，人们的精神、道德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在这种情况下，有一部分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又不大了解我们的党和国家斗争历史的青年，看到一些困难、一些问题就对共产主义前途、对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发生了动摇。由于对外开放，资本主义思想的腐蚀，也反映到了少数党员和干部中，思想上产生了不少混乱。这种混乱在一些文艺作品中也有所表现。例如，有少数文艺作品不是在宣传共产主义思想，而是在宣扬资本主义思想，宣扬资产阶级的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甚至宣扬皈依宗教等等错误思潮，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它从反面提醒我们，必须鲜明地提出，我们的旗帜是共产主义，我们必须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我们要通过政治思想教育，精神文明的教育，包括文艺作品的影响，使我们的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各族人民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懂得在新的历史时期中一定要继续保持崇高的革命信念和旺盛的革命斗争，把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到底。
文艺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必须通过艺术本身的手段去实现。文艺同哲学、历史、法律、道德伦理等意识形态不同，就在于它是要通过活生生的艺术形象，给人们以美的感受，来达到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的。这就是说，我们强调文艺要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是要求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观察、评价和反映生活，努力发掘生活中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先进事物，歌颂人民群众中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面貌、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在文艺作品中宣扬这些先进事物、先进思想，必须通过艺术手段去完成，而不是在作品中生硬地塞进一些标语口号，如马克思所批评的，把人物“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
我们的国家进入了伟大的历史新时期，新的事物、具有共产主义思想、品质的新人正在不断涌现。我们的作家、艺术家要用自己的文艺作品对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首先要求我们到群众中去，向人民学习。因此，我们还是要强调深入生活，在人民群众中汲取创作的营养和了解群众的需要。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作品真正有效地对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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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它们象晶莹的金玉
萧 三
《革命烈士诗抄》自1959年，特别是1962年增订本出版以来，距今已二十年左右了。但那些闪光的篇章，仍不减其光彩，依然时时在广大读者心中回响。这些用鲜血写成的诗，在人民中吟诵、传唱，经年不衰；有的诗还由作曲家谱成乐章，广为演唱。读者、诵者、歌者、听者无不为之感动，受到鼓舞。它们象晶莹的金玉，岁月愈久便愈加灿烂生辉。这原因不是别的，因为它们不是一般的诗篇，而是用鲜血和生命写成的。而且他们——那些为了新中国视死如归，献出生命的先烈们——的诗“就是他自己”（郭沫若论叶挺诗中语）。正因为如此，它们才那样脍炙人口，那样深入人心。它们才得以流传不朽！
许多读者，特别是青壮年同志一见到我，总不免要提起《诗抄》和那些铿锵有力的豪言壮语：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
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都是不朽之作。
我还记得，曾有一位同志对我说：“你写的《革命烈士诗抄》增订本序言——《再致读者》里说的几句话：‘你要学习写诗么？学习这样的诗歌吧！你要学习做人么？向这样的人学习吧！’对我的印象最深，到现在我还常背诵，特别是在有所感触而想写诗的时候”。
是的，我们要学习他们的诗，这是中国文化宝库中的珍品、瑰宝，无论从思想性、战斗性或艺术性方面都当之无愧；我们也更要学习他们——诗人，烈士，他们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全国人民的光荣。诗是战斗的诗，人是革命的人。
烈士们的珍贵遗诗充满了对共产主义的满腔赤忱和对敌人的刻骨仇恨，表现了革命先烈忧国忧民、舍生忘死的革命精神和愿为革命粉身碎骨的坚强决心。同时也体现了革命先辈对前途乐观，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
正是这些革命先烈——新中国的创造者、奠基人——为了我们今天的事业，在我们的前头光荣地牺牲了。作为后死者的我们，则更任重道远。我们继承了他们的战斗成果，并且应该加以发扬光大。是他们和千千万万的革命者、亿万人民群众造就了一个崭新的中国，我们则要把她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责无旁贷的光荣义务。
我们学习这种诗与人的“革命回忆录”，对于我们，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建立革命人生观与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是大有益处的。它可以帮助我们继承和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提高我们青年一代的道德风尚；可以培养我们把祖国利益、人民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为世界大多数人的幸福贡献一切的国际主义精神。它必然会鼓舞我们在建设一个具有高度文明、经济繁荣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伟大进军中不断前进。
十几年来，许多热心的读者，特别是湖南的梅嘉陵同志广泛搜集了不少在《诗抄》和《增订本》中不曾收入的烈士遗诗，并把它们寄给我。当我收到这些稿子时，是抱着极大的热情与感动的心情来读的。我当即把稿子转交中国青年出版社，建议出版《诗抄》续集。出版社的同志们立即热烈响应，专门组织人力对烈士的遗诗进行了多方面的收集、整理工作，并深入调查了解烈士的生平简历。到目前为止，共得110位烈士的295首诗。然后又请周振甫同志负主要责任，对诗中的疑难文字和费解之处加了注释，并复写数份分送有关单位和同志审阅，最后定稿付印。续集便是经过许多同志严肃认真的工作以后问世的。
增订本和续集中的一些烈士我是熟悉的。（以牺牲的先后为序）如李大钊、赵世炎，向警予、田波扬、夏明翰、郭亮、罗学瓒、陈昌、蔡和森、恽代英、邓中夏、何叔衡、毛泽覃、瞿秋白、王若飞、黄齐生、关向应、叶挺、续范亭……他们的声音笑貌常在我脑际徘徊。其他多数则不熟悉，但读了他们的诗，感到非常亲切。他们虽然牺牲了，但他们的诗还在，他们的精神永存不朽！他们不愧为无产阶级的先锋、人民群众的领袖。他们堪称为万世楷模。
我们欣幸的是，党的优秀领导者瞿秋白同志在早年以及后来左翼文艺运动时期所作的诗歌，在本集中重新发表；著名作家郁达夫、著名诗人闻一多、蒲风的诗章，也为这本集子增加了光彩。维吾尔族诗人鲁特夫拉·木塔里甫的诗歌是唯一被译成汉文的少数民族革命烈士的诗歌，也是很珍贵的。
（本文是萧三同志为《革命烈士诗抄续篇》写的序言，本报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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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剧评
有益的尝试和探索
——话剧《被控告的人》观后
林涵表
以反映当前亿万人民所关心的打击经济犯罪为题材的话剧《被控告的人》，受到各方面的重视。《被控告的人》是由中央实验话剧院最近创作演出的。这出戏，正面描写了我们某些基层干部受拉拢，被腐蚀，在经济上犯罪，在政治上变质，以及这些个别人又怎样置党纪国法于不顾，把揭露他们罪恶的好同志，诬为被控告者。当前，党中央正领导全国人民开展经济领域的反腐蚀斗争，这是搞好四化建设的重要保证。积极反映这方面的斗争生活，对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端正党风，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挽救失足者，是十分必要的。
《被控告的人》在戏剧创作方面的尝试和探索，有胆有识，爱憎分明，有一定的成就。尽管它是一部“急就章”，是在很短时间内完成的，还存在着一些不成熟的和粗疏之处，但作者的政治热情是值得赞许的，剧作取材的角度和描写人物的深刻程度等方面，均有可取的地方。
剧作立足于描写我国海关为维护国家利益和尊严而进行的斗争，把主线放在刻画某海关分关长龙汉生这个正面形象上，歌颂了龙汉生“出污泥而不染”的崇高精神境界，使得整出戏的基调健康，色泽明快。
做人是要有点精神的。当然，在执行正确的对外开放政策中，特别是在那些天天同形形色色思想细菌接触和工作的同志中，要象“南京路上好八连”那样，身居闹市，一尘不染，拒腐蚀，永不沾，这确不容易。这出戏所描写的龙汉生，正是在香风毒雾中纹丝不动的当代强者的正面典型。对不法港商的诱惑拉拢，他能坚持原则，不为所动，已属难得；尤为可贵的，是他以一个地方海关分关负责人的身分，敢于碰撞当地那些“地头蛇”，不计个人利益，不怕威胁，不怕陷害打击，坚信党能够克服困难扭歪风，坚韧不拔地进行了斗争。这是不容易的！剧本对龙汉生这个人物形象的描写，我认为是真实可信的，有说服力的，因而也是有深刻意义的。
这出戏表现了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主题。同时，也还有某些不足。譬如描写龙汉生大女儿在海外做工，因花了港商黄贤达几个钱，便在出关时搞替黄“换包”的违法活动，这不真实，对作品也无积极作用。首先，黄贤达既想走私大批珠宝出境，又与县委书记曾坤等有着深厚关系，他完全可以不采取这种冒险行动，而采取别的途径。其次，按生活中情况，特别是龙汉生当时处境，海关对龙汉生女儿不作正常检查，是不可能的，这个漏洞不会有益于对海关人员正面描写，相反只有被虚假所损害。而此情节在表现上又有些儿戏，似有“变戏法”之嫌。其三，对龙汉生大女儿的这一笔，不能正确地典型地表现不法港商与爱国侨胞的两种立场和两种态度。这样，在客观上使人们构成一个感觉，即认为海外侨胞不是搞不法便是幼稚贪婪，在政策上失诸片面。 剧作对矛盾的解决处理得简单了一些，假若剧本结尾时能在情节上有更积极的补充，“被控告的人”就有可能十分合理地变成原告，不致象现在那样勉强结局，草率收场，只留给观众一种“正义得伸”的希望了。
主人公龙汉生的思想性格还应该生活化些。对曾坤的描写也有过分直露的地方。总之，这出戏的基础是好的，如果进一步加工修改，扬长避短，会增强其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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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绝不弱于世界上任何人”
——《〈茶馆〉在西欧》代序
周巍峙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具有优秀的文化艺术传统，曾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同时，中华民族又是一个勤于学习的民族，善于借鉴各国文化艺术的精粹，汲收有益的东西。新中国成立后，这种文化交流丰富多采，发展形势十分喜人。
由乌苇·克劳特先生编辑的这本《〈茶馆〉在西欧》，就生动地反映了这种交流活动的一个新的侧面。
话剧《茶馆》是老舍先生1957年写就的。二十五年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茶馆》三百余场，盛况历久不衰，在广大观众中有许多《茶馆》迷。为了向欧洲观众介绍中国话剧的成就，去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去西德、瑞士和法国演出《茶馆》，这是我国话剧第一次出国表演。
话剧产生于欧洲。话剧移植到中国的大地上虽然年代不长，但它不仅发展迅速，而且是走着自己独特的道路：它是和中国人民的斗争生活一起前进的，是和中国的革命运动密切联系着的；它吸引了许多文学家、戏剧家参加，所以它一开始就带着时代的风貌和中国民族的色彩出现在中国戏剧舞台上，出现在广大人民的斗争当中。一些才气横溢、思想深邃的话剧作家出现了，他们创作了不少从思想到艺术都有特色的话剧佳品，受到了广大读者和观众的热烈欢迎。老舍先生就是其中一位杰出的代表。他一生勤奋，著作丰富，写了大量的小说、散文、戏曲、曲艺作品；他更是用他精心制作的许多话剧作品来抨击反动黑暗势力，鼓舞人民斗争，赞美新的社会，歌颂党的领导。他是一位当之无愧的人民艺术家。
《茶馆》描写的是中国近代、现代历史的一个社会断面，语言极其精辟而又带有北京方言的特色，它在话剧盛行的欧洲故乡是否能得到同国内一样的赞扬和理解呢？我的答复是肯定的，我积极支持这个戏出国演出。但是还有些同志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送《茶馆》到西德、瑞士、法国去访问演出的。西方观众对《茶馆》演出迸发出的有节奏、持续而又热烈的掌声，评论家和戏剧界一致的好评，不但打消了演员们的疑虑，使这三个国家接待者的心情从顾虑重重一跃而变为欢欣鼓舞；同时，也使国内戏剧界的担心变成了信心。《茶馆》为什么在欧洲也获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
《〈茶馆〉在西欧》不但辑录了西方对《茶馆》的评论，而且收集了中国导演和部分演员这次出国演出的感受，因而从不同角度回答了这个问题。
西方的许多观众原来并不熟悉中国，特别是不熟悉中国的近代史，有些人甚至还怀有误会和偏见。但是，看过《茶馆》之后，许多外国观众“了解了中国五十多年的近代史”，“理解了一个遥远陌生的国家”，明白了：旧社会的灭亡和新中国的诞生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许多人感到《茶馆》中很多角色也生活在他们的社会现实之中，他们能在其中发现自己熟悉的典型形象。他们理解了《茶馆》，喜爱上了《茶馆》。《茶馆》使他们感到亲切，感到自己的心情和中国人民是相通的。
通过对北京一般市民生活的描写，反映出整个中国五十余年中深刻的社会变化，这正是老舍先生的功力所在。西方的戏剧专家和评论界都高度评价《茶馆》，一致认为它是老舍先生的经典之作。但是，一个优秀的剧本要成为一场成功的舞台演出，还需要通过导演、演员和舞台工作人员通力合作才能实现。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不但有一批优秀而卓然不群的艺术家，而且还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创造集体，表现了相当完整而独特的艺术风格。
这里，我怀着十分怀念和尊敬的心情特别提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总导演、已故的焦菊隐先生对《茶馆》演出的特殊贡献。焦菊隐先生非常热爱话剧，又十分熟悉欧洲戏剧艺术，几十年中翻译并导演了数十种中外名剧。他是一位戏剧理论家、教育家、翻译家，也是一位在导演艺术上有个人独特风格的艺术家。长期以来，焦菊隐先生不断尝试如何把外国的话剧理论同中国传统的表演方法相结合，努力摸索一条中国自己的话剧表演道路。《茶馆》的演出可以说是他多年探索并和人艺的艺术家们长期和谐合作的结晶。《茶馆》的人物造型、舞台调度、节奏控制等诸方面都不露痕迹地吸收了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长处，是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地道的中国话剧。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三十年来，和许多著名剧作家、导演合作，排演过一百四十多个形式、风格各异的中外剧目。这样丰富的实践，培养出了很多修养较深、舞台经验丰富的表演艺术家和美工师。正是因为演员们曾下大功夫去研究历史，体会生活，琢磨角色，在表演中生动地再现了老舍笔下每一个人物的典型个性，在这些演员身上“流动着的是老舍剧本里面人物的血液”，才使得《茶馆》中的每一个角色都给人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舞台工作各部门的表现和配合，也十分完美，能比较准确而又形象地再现了老舍笔下北京各时期的历史风貌。
《茶馆》象中国传统的白描风俗画长卷，既有历史时代的统一特征，又有个性鲜明的不同人物，形象地反映出当时社会各个生动的侧面，朴素、自然而又有声有色。
《茶馆》象中国的古典诗词，集形象、情绪和节奏于一个完整而精练的格局之中，余味无穷。
西方艺术界流派很多，话剧界更是如此。但这三个国家的戏剧家、评论家和观众一致充分肯定了《茶馆》在坚持现实主义表现方法的基础上，对中国民族传统表现方法的继承和发展。他们欣赏我们民族特有的审美趣味和艺术风格。他们说在表现方法和形式上，他们和我们也是相通的。
《茶馆》在国外受到热烈欢迎，与本书的编者乌苇·克劳特先生多方面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乌苇·克劳特先生是在中国工作的西德专家。在中国的几年中，他交了不少文艺界的朋友。他热爱中国，热爱中国的文化艺术——于是，他不可避免地成了一个《茶馆》迷。“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茶馆》恢复上演，他一连看了二十几遍。他熟悉每一个角色，也熟悉了每一位演员。在中国同志们的协助下，乌苇·克劳特先生翻译并在西德出版了《茶馆》的德文剧本；他热心赞助西德曼海姆民族剧院提出邀请《茶馆》访问西德的建议，为此他还想了不少帮助德国观众理解《茶馆》的好办法。《茶馆》在西德、瑞士演出期间，他又自始至终非常出色地担任了现场同声传译和解释剧情的工作。一个对汉语知之甚少的德国人，完成这些工作需要做出多大的努力啊！但乌苇·克劳特先生以他的热情熔化了所有的困难，出色地完成了这一切：不但沟通了文字，打破了语言的障碍，而且沟通了舞台上下的情绪，把西方现代的观众带进了中国古老的茶馆，使他们感到“茶馆渐渐失去了它的异国情调而变得仅是咫尺之隔了”。
1946年老舍先生去美国讲学，在国外看了不少戏。他从国外写信给国内一个杂志的编者时曾十分自豪地说：“……中国话剧，不论在剧本上还是在演技上，已具有了很高的成就。自然我们还有许多缺陷，但是……我敢说：我们的话剧绝不弱于世界上任何人。……请把上面这句话告诉剧界诸友，请他们继续努力前进吧！”
这是三十六年前老舍先生说的一段话，联系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话剧事业的长足发展，话剧创作和演出水平的提高和成熟程度，联系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在欧洲演出《茶馆》获得成功，我想用老舍先生这一段话来结束我这篇短文，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茶馆〉在西欧》一书将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序文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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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杂谈
作家的多产与优质
于天文
多产，这是近几年来某些作家在创作上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据报道，他们写作快得出奇，作品多得惊人，短短的几年，发表的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和电影剧本各有好几部，外加数十篇短篇小说、散文、随笔等等。
开始，我对多产作家佩服得五体投地。可是，佩服之余，我不禁产生疑问：他们写得这么快，这么多，质量如何呢？疑问促使我翻阅了某些多产作家的作品，浏览了一些报刊对这些作品的评论，征询了一些人对这些作品的意见。应该肯定，多产作家的勤奋精神是可嘉的，大多数人也很有才华。其中有些作家由于生活积累比较厚实，艺术造诣比较高，才思敏捷而又刻苦勤奋，因而写出的作品既多又好。这样的多产作家值得佩服，值得赞扬。但是，也有一些作家的作品数量虽多，不少却是平庸甚至低劣的。查其原因，很重要一点就是他们不顾自己的生活积累和艺术修养的限制，一味地追求多产，生活积累不够就生编硬造，艺术琢磨没到家就匆匆发表。这种现象在某些青年作家中尤其明显。对于这类多产作家，我不敢贸然佩服。
文艺作品的价值在于给人以教育、启迪和美感享受。一部作品靠什么来达到这些价值呢？不言而喻，靠深邃的思想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也就是说靠质量。如果作品的质量平庸低劣，哪里谈得上对人们的教育启迪，又怎么能给人们以美感享受呢？由此可见，一个作家对人民贡献是否大，艺术成就是否高，关键不在于是否多产，而在于作品是否优质。我们认为，一个作家追求的目标，第一位的应是优质，第二位的才是多产。如果生活底子较厚，艺术技巧较高，创作起来既能优质，又能多产，那固然好。倘若达不到这最高目标，退而求其次，做到量少质优，那也很好，比起多产低质不知要强多少倍！正如苏联著名作家尼·阿·奥斯特洛夫斯基所说：“不怕书籍少，但它们必须生动。平凡的书在书架上没有地方摆。”
古今中外，有为数不少的作家并不多产，甚至只有一部作品，但由于质量很高，因而在文艺史上留下了闪光的印记。这样的作家不乏其例，前面提到过的奥斯特洛夫斯基，我国伟大的作家曹雪芹等都是如此。我国当代许多作家的写作态度是很严肃的，如作家张弦，他始终抱着“与其写五篇一般化的作品，不如写一篇好一些的作品”的信念进行创作。几年来，他发表的作品不多，但其中有两篇小说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一部电影剧本获电影金鸡奖的最佳编剧奖。艺术的圣殿就是这样，它慷慨地给那些写出了优质作品（哪怕只一部）的作家，留下了一个个显赫的位置，而对于那些制造平庸作品（不论何其多）的作家，则关闭着大门。
党和人民要求我们的文艺创作自觉地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要完成这一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文艺创作当然要有一定的数量，但更重要的是质量。为此，我们的作家要本着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和严谨的创作态度，在提高创作质量上狠下功夫，力求做到精雕细刻，多磨久练。愿我们的作家们记住列宁的一句名言：“宁肯少些，但要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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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动态
浙江师院筹办幼师
儿童文学师资进修班
为了适应幼儿师范学校儿童文学课教师进修的需要，浙江师院儿童文学研究室决定今年九月举办首期儿童文学师资进修班，名额暂定三十名，进修时间半年。开设的课程有儿童文学概论、儿童文学史、外国儿童文学、选读及习作、幼儿心理学等。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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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动态
《陕西现代戏剧作品选》出版
由中国戏剧家协会陕西省分会编辑的《陕西现代戏剧作品选》最近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书中选编的九个剧本，在演出中都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欢迎，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九个剧本中，有歌颂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歌颂周总理光辉业绩的话剧和秦腔《西安事变》；有歌颂党的军事路线，描写老一辈革命家彭德怀功绩的《保卫延安》；有反映一九三五年渭北地下党领导农民运动的《卧虎镇》；有描绘回、汉民族团结的歌剧《如兄如弟》；有提倡婚姻自主，反对封建买卖的眉户《梁秋燕》；有反映陕北人民英勇支援解放战争的秦腔《枣林湾》；有反抗恶霸地主、争取婚姻自由的陕北民间歌舞剧《兰花花》；有饶有风趣的汉中地方戏《吹鼓手招亲》。
（吴成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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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动态
《老舍写作生涯》出版
《老舍写作生涯》是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家生活与创作自述丛书之一。它辑录的文字大都发表在解放前的报刊杂志上，也有一部分是解放后写的。从这些文章里可以看出一个著名作家写作生涯的苦辣酸甜和饱经风霜的坎坷遭际。
老舍先生曾经说过，他的创作就是“把自己所领悟的赶紧告诉别人，使别人也有所领悟。”他领悟到旧社会的黑暗，便以“写家”的良心，无情地揭露旧社会的罪恶；他领悟到新社会的光明，便以“谁能把好事关在心里，不说出来”的真诚，热情地歌颂新社会的成就。老舍先生的创作道路告诉我们：作家的创作只有同国家、人民的命运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够为广大群众所喜爱。 （申文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