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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刘庄大队党支部是怎样带领群众集体致富的
河南省委政研室、组织部、省农委
新乡地委、新乡县委组织部调查组
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公社刘庄大队，地处豫北平原的黄河故道。全大队有1，904亩耕地，207户，1，230口人，580个整半劳力。大队设党支部，有党员68人。
解放前，这里是一片盐碱沙荒。“方圆十里乡，最穷数刘庄”。解放后，大队党支部带领群众，排除各种干扰，抓住生产建设不放，在社会主义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五十年代，这个队成了全国农业战线的先进单位之一；党的三中全会后，刘庄经济建设的速度更快了，总产值三年翻了一番，每人平均年收入超过1，000美元，达到了“小康水平”。
刘庄的面貌之所以变化得这么快，关键是这里有一个坚强的党支部。大队党支部把发展生产，改善群众生活，作为做好支部工作的重要标志，发动党员、群众坚韧不拔地为这个目的共同努力。他们的主要经验是：
一、党支部有一个明确的工作重点和奋斗目标，坚持从实际出发，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
多年来，刘庄大队支部从学习党的纲领和斗争实践中体会到：我们党领导群众闹革命、搞建设，根本目的不仅在于消灭剥削制度，而且要发展生产，改善群众生活。生产建设搞不上去，就谈不上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他们依照这种信念，带领群众抓住生产建设不放。十年动乱期间，刘庄党支部的这种积极性受到了很大的压抑。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刘庄党支部和社员群众的思想得到了解放，对党中央关于加快发展农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感到格外“称心”。他们反复学习中央两个农业文件，并联系本队实际，着重进行了两项改革：第一项是建立健全农业生产责任制。当时有的地方提出“大包干的形式最好”。刘庄党支部没有匆忙作出决定，而是让党员、群众从分析本队生产力状况开始，对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进行对比选择。他们分析了刘庄的几个特点：一是集体经济雄厚，工副业、多种经营生产项目多，机械化能力强，这种比较先进的生产力水平和综合经营的生产规模，不宜再分散，而适宜统一经营；二是经过多年的摸索，有了较好的劳动组合和管理办法，干部具有组织集体生产的能力，廉洁奉公，受到群众的信赖；三是群众从集体分配的收入较多，对现有的管理办法比较满意。同时对原来“超产评奖”制度中的某些平均主义因素提出了改进意见。在党内统一思想，群众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根据各业的生产特点，建立了6个专业、12个生产单位，普遍实行了“统一经营、专业生产、分工协作、奖罚联产”的生产责任制。第二项是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广开生产门路。他们进一步冲破了单一经营的框框，试行了农工商综合经营，扩大了造纸等队办工业，放手发展畜牧业，建立了食品加工厂，办起了商店和营业食堂，初步实行了产、供、销一条龙。随着这两项改革措施的实施，刘庄三年迈出了三大步，集体经济总收入由1978年的126万元，增加到1981年的252万元。平均每年递增26．1％。人均集体分配三年平均递增26．3％；向国家贡献粮棉油统算折粮，三年平均递增4．8％；集体公共积累三年平均递增11．2％。三中全会以来的发展速度，是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
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刘庄大队在斗争中不断前进的一条重要经验。他们把这条经验称作“遇事要有个主心骨，不能随风跑”。
1956年建立高级社时，一些同志认为高级社规模越大越好，要把7个自然村的一二十个初级社合并在一起。党支部书记史来贺同志与刘庄社员商量，认为大社不好管理，决定将刘庄村三个社合并成一个高级社。当时上级不予承认，刘庄高级社坐了半年“冷板凳”。经过一年实践，大社没法走下去，又分成小社，而刘庄的生产却跑到了前边。
十年动乱中，林彪、“四人帮”大批“唯生产力论”，鼓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谬论。大队党支部就举办党员干部学习班，开展“要草与要苗”的大讨论，坚定了抓生产的决心。外边再乱，刘庄生产照常进行。
三中全会后，他们沿着党中央指引的方向，因地制宜地实行了生产责任制，取得了三年生产翻一番的好成绩。外边的同志见到支部书记史来贺，就对他说：“老史呀，这次你们又顶住了。”史来贺同志说：“怎么能说是顶住了呢？党中央提出要因地制宜地实行各种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有的地方实行‘大包干’，适应那里的情况，发展了生产，是执行了三中全会的路线；根据我们队的情况，实行统一经营，专业承包，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也是贯彻执行了三中全会的路线！”
二、教育党员干部带头学科学、用科学，不断提高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
刘庄大队方圆1．5平方公里。大队支部一班人从多年来带领群众科学种棉的实践中认识到：面积就这么大，土地就这么多，要创造更多的财富，不仅要靠政策，还要靠科学与智慧。支部领导如果是外行，就不能真正发挥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因此，他们十分重视教育党员干部学科学、用科学，并明确指出，“战争年代看党员干部是否先进，主要看他在战场上是否勇敢杀敌；建设时期看党员干部是否先进，重要的一条是要看他生产工作上的成绩。党员不懂生产科学技术，很难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为了使党员干部成为各业生产的能手和内行，党支部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不断提高他们的专业化、知识化水平。大队建有科研站，专门从事农林牧副各业生产的科学技术实验。党支部立了一条规矩：凡进大队领导班子的干部，必先到科研站去实践半年至一年，学习技术，熟悉专业，然后分工负责队里的一项专业生产工作。大队主要干部，都轮流到6个专业生产项目中去带班、去实践。为了加强领导班子的专业化、知识化建设，大队还选派了一名二十七岁的副支书到农学院自费学习。目前全大队100多名各业干部中，只有5名不太懂专业知识。大队党支部委员，去年经过技术考核和实地鉴定，绝大多数被定为各业的技术员。支部书记史来贺，以“植棉能手”而出名，现在已经成为具有多种知识和经验的“多面手”。他带领社员先后培育的耐病高产的刘庄一号和抗病高产的刘庄二号、三号棉花优良品种，已在本省和兄弟省示范推广。副支书兼大队长李安仁，几年扑在棉地里，观察棉虫活动规律，成了治虫“土专家”。由于党支部重视并带头学习农业生产的科学知识，在社员群众中学科学、用科学也形成了风气。
随着多种经营和工副业的发展，刘庄逐步形成了一个各业兴旺的综合经济体。生产需要知识，管理更是一门学问。党支部在组织学科学的同时，组织党员干部学管理。这个队原来只搞单打一的农业生产，粮食亩产超千斤，皮棉亩产达到170多斤，可农业收入的增长幅度大大低于农业投资的增长幅度。社员人均分配水平一直在130至150元之间徘徊了十年。这种高产低分配的局面，使他们明确了“农村不搞多种经营，一百年也富不了”的道理。于是，就从发展畜牧业开始，利用黄河滩的草喂大家畜，自繁自养，逐步扩大。仅畜牧业这一项，每年就增加收入20多万元，每月还可积上千担有机肥料。随着畜牧业的发展，牛奶羊奶每到夏天卖不完，逼得他们又去搞奶制品加工厂。在发展队办工业时，他们坚持“不与大厂争原料，就地取材有销路”原则，侧重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把以往用来沤粪的麦秸，加工成包装纸出售，每年收入几十万元。他们就是这样在逐步壮大集体经济的过程中认真摸索、学习管理集体经济的经验和知识。
三、加强党支部的自身建设，发扬艰苦奋斗、廉洁奉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
刘庄党支部的同志说：“本身不过硬，说话不灵。”在加强自身建设的过程中，他们逐步建立健全了7项制度：一是组织生活会制度。9个党小组，每月都召开一次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支委过双重组织生活。二是学习和党课教育制度。每月一次支部大会，上党课，学习时事政策，进行党的基本知识和优良传统的教育。三是谈心制度。书记、委员、党员经常谈心交心，交换意见，反映群众的要求。四是党员联系户制度。党员除作好自己家的政治思想工作外，每人联系二至三户社员，向他们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做思想工作。五是半年一次发动群众评论党员、评论支部的制度。六是结合“创先争优”对党员进行考评的制度。七是支部一年一改选的制度。
搞好党组织的自身建设，关键是党支部这“一班人”要严格按照《准则》和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处处起表率作用。为了做到这一点，支部委员约法三章：不搞特殊，带头劳动，联系群众。支部书记史来贺身先士卒。近几年，他当了县委副书记和地委副书记，但他没有离开刘庄，不脱离劳动，不脱离群众。1976年11月，他母亲病危，当时正值纸厂投产试车的紧张阶段，他在纸厂和社员一起干了30天，家里人来叫几次，都没回去，等试车成功回到家里，母亲已经停止呼吸。新楼房建起后，他让社员一批批先搬进去住，而自己最后一批才搬进去。老史家的孩子摘了队里几个桃子，副支书张秀贞的孩子掰了队里四穗玉米，他俩都当众作了检讨。副支书史世兰去日本参观回来，脱下礼服就下地干活，并将带回的收音机交给了队里。在这里，社员有病，干部去看望；社员办婚事，支部派干部去祝贺；社员有丧事，干部去慰问；每年除夕晚上，大队干部替饲养员喂牲口；社员放假看电影，干部护场护队；重活脏活，干部带头参加。多年来，这个队的干部没人借一元公款，不占社员一分钱的便宜，他们全靠劳动记工分，实行误工记工。阴雨天、节假日社员不出工时，干部开会、工作也不记工。干部年终分配一般都比同等劳力低5％—10％。
他们在党员队伍的建设上，一是严格教育党员；二是充分使用党员，发挥党员的作用。对党员的教育是“多下及时雨，少放马后炮”，把思想问题解决在萌芽时期，不等党员犯了错误再去处理。因此，多年来这个队没有一个党员违法乱纪和受党纪、政纪处分的。他们对党员分任务、压担子，在实际工作中考验、锻炼并发挥他们的作用。全队68名党员，有64名分别担任了党内外的各种职务，成为两个文明建设的骨干。无职党员也在各自的生产岗位上发挥作用。人称“管得宽”的党员杜学孟，在纸厂看草场，一年四季，麦秸当铺树当棚，很少睡囫囵觉、吃应时饭，认真地保护着集体的财产。3名年龄大、家务忙的妇女党员，在农忙季节还能主动带领老年妇女为队里看场、晒棉花等。
四、不断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坚持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一齐抓。
刘庄党支部在对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生动具体的政治思想工作的方法和形式，并逐步做到了经常化、制度化。一是把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结合去做，把思想工作渗透到每个生产环节，使群众经常了解每一段要干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干，怎么干。二是坚持疏导的方针，平时搞好调查研究，抓苗头，及时教育，不使问题成堆后再解疙瘩，把思想工作做到家，做到人。坚持多表扬，少批评。三是思想教育和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当社员的贴心人。四是党、团、妇、民兵等组织一齐抓思想工作，团员青年中开展学雷锋和青年突击手活动；社员开展“五好社员”和“五好家庭”活动；专业生产单位有政治工作干部，队里有读报、宣传等政治工作队伍。五是立有一个群众欢迎的乡规民约。从计划生育、婚丧嫁娶到养老抚幼、尊婆爱媳等各个方面，都本着破旧俗、树新风的要求，制订了规约，并逐步形成了一个干部、群众自觉遵守的社会主义道德新规范。
今日的刘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建设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几千年来遗留下来的旧意识、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逐渐被人们所唾弃，爱国家，爱集体，热爱社会主义，成了刘庄社员群众心目中的美德。刘庄是个粮棉高产队，按照国家种植计划的要求，每年种1，000亩棉花、800亩粮食。在生活困难时期，他们没有压缩一亩棉花；在棉花提价以后，他们也没有减少粮食而多种棉花。党支部的同志说：“咱刘庄这个小家不能离开国家这个大家”。多年来，他们除了完成农副产品交售任务外，还把大量超额的粮、棉、油、肉、蛋等农副产品交售给国家。从没有把一斤棉、一斤粮卖给“二道贩子”。在刘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损公肥私、封建迷信已经没有市场。社员群众没有求神拜佛的，婚事不铺张浪费，丧事不披麻戴孝，年节不烧纸祭祖。全村呈现出一派尊老爱幼、团结互助、文明礼貌、清洁卫生的社会主义新气象。
刘庄人的那种艰苦奋斗的作风和自力更生的可贵精神，也是人们所交口称誉的。他们说：“富，只能靠自己的双手干出来，依靠外援的富是长不了的”。随着生产的发展，他们决定从1976年开始建设居民新村。当时村里只有一个半泥瓦匠和3个木工，一没原料，二没技术。他们就自己烧砖，自筹木料，没有技术就在干中学。两名女副支书带头上脚手架，学泥瓦匠。干了50天，盖了第一幢楼房也炼了人。泥工由一个半发展到150人，其中女的占90人。木工由3人发展到30人。就这样，他们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经过六年的努力，建成了新村住宅区，社员都住上了新楼房，还腾出耕地110多亩。
在经济收入上，周围的人都把刘庄称为“小康村”。1981年粮食平均亩产达到1，700斤，棉花在遇到自然灾害的情况下，亩产皮棉175斤。全大队每人平均占有收入2，050元，大大超过1，000美元。人均分配600元，劳动日值3元6角。全年向国家交售粮食14．2万斤，棉花17万斤，油1万多斤。公共积累增加了51万元，累计达到530万元，每户平均25，600元。家家有余粮，户户有存款，全村社员存款80多万元，每户平均3，800多元。集体盖起了41幢单面双层楼房，社员每人平均住房面积23平方米。全村207户，已有电视机197台，收音机315部，电风扇265台，手表609块，自行车310辆，缝纫机271台，半数的农户有了洗衣机，有的还买了照相机和摩托车。队里实行了社员住房、用水、用电、医疗、入学、入托、理发、洗澡和看电影等多项免费，大家都过着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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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无畏来自无私
——记梅林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李正汉反走私的事迹
1980年初夏，在闽南晋江沿海的深沪湾畔。昔日风平浪静的天然渔港，霎时浊浪滔滔，走私风甚嚣尘上。
这天深夜，海面上刮着8级大风。一条走私船鬼影似的伺机蠢动。
“出航！”缉私队闻讯后，立即驾起小艇，破浪前进，朝那艘不法船只猛追过去。挺立在指挥台上的李正汉，是梅林大队的党支部副书记兼民兵营长。他操纵的小艇犹如一叶扁舟，忽地被抛上浪峰，忽地甩入浪谷，紧紧咬住了走私船。发信号警告，走私船仍不听从。那船一会儿佯作停航，一会儿掉头逃窜，使缉私艇难以靠拢。李正汉急中生智，驶着小艇时而和那条船并行而驰，时而突然转航，好不容易才靠拢走私船，一举缴获走私手表6万只、布匹3万米，还有电动缝纫机、电视机、收录两用机等，价值达300万元。
在走私风乍起之时，李正汉看到祖国的大量黄金、白银源源不断地从海上流失，看到黄色下流的文化毒品偷偷从口岸输入，腐蚀人们的灵魂，他心焦如焚、义愤填膺。“我身为共产党员，就不能听之任之！”他在上级的支持下，挑选24名基干民兵，组成缉私队。他们驾着小艇巡逻在深沪湾畔，成了走私分子难以逾越的一道屏障。
正当李正汉率领的缉私队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刻，少数不法分子放出风声，要趁他外出开会之机，将他半路拦住打死。风声传到李正汉耳朵里，他轻蔑地一笑，说：“我要是怕死，早就不去抓走私了。”
一天晚上，李正汉带领缉私队抓获了邻队的两条走私船，那个队的数百名群众在走私分子的煽动下，团团围住缉私队的住地。“谁不放船，就没有好下场！”来人气势汹汹，嚷成一片。
李正汉挺身而出，向群众说明搞走私是违法的行为，要他们不要上当。同时，吩咐民兵把那两个蓄意聚众的领头人扭送到派出所。闹事的人自觉理亏，一哄而散。
常言道：无畏来自无私。这正是李正汉缉私无所畏惧的力量所在。两年多来，李正汉同民兵们缴获了数以万计的走私物品，从来没有私留一件。上级先后奖给他们174，000元奖金，按规定，缉私人员可以从中提取一部分。李正汉和缉私队员却把这笔奖金全部交给大队，用于发展集体生产。去年初，李正汉参军的儿子李建中回乡探亲。一到家，李正汉就给他约法三章：不准走私，不准买走私货，不准为走私贩私者说情。一次，有一位好友，因违法购买大批走私布料被海关查获，要李正汉出面证明那批货是集体的，处理要宽些。李正汉却劝这位知交，不能弄虚作假，干违背原则的事。这位朋友请求帮忙无效，只好失望地走了。
李正汉缉私不徇私情，得罪了不少人。李正汉的一些亲友都劝他再不要干得罪人的事了。李正汉却说：“不敢和歪风邪气斗争，还成什么共产党员！”
本报记者 揭衍珍
本报通讯员 蔡钰明 骆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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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提高青年反腐蚀的能力
乳山县第一百货商店团总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本报讯 山东省乳山县第一百货商店团总支不断加强青年思想政治工作，切实抓好反腐蚀、防“污染”教育，有效地提高了团员青年抵御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侵蚀的能力，使店容店貌发生了变化。这个团总支被地、县团组织命名为“新长征突击队”，商店连续两年被评为县财贸系统红旗单位。
这个商店的青年职工占全店职工的70％。为了帮助团员青年提高反腐蚀、防“污染”的认识，团总支注意抓住青年的现实思想进行教育。有一次，商店削价处理一批积压的成衣、布料、床单等商品，还没拿到柜台上就被本店职工一抢而空。团总支就这件事及时组织团员青年开展讨论，大部分人自觉将商品退回柜台。少数人不仅不退，还一肚子牢骚，说这是小题大作。针对这种错误思想，团总支结合社会主义商业的性质、任务和目的，教育这些青年：搞不正之风违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愿，发展下去是危险的；买点便宜货，看起来是小事，可是长期下去，就会受腐蚀。他们纷纷将商品退回了。
在这次教育过程中，团总支还发现有些团员认为“自己没受腐蚀”，抱着“与己无关”的态度。对此，团总支结合共青团的性质、任务，教育他们明确作为一个共青团员，自己不受侵蚀当然是好的，但还不够，还要带头向各种歪风邪气作斗争。一次，百货二组进了一批快销手表，个别人就打了“埋伏”。共青团员王秀香发现后，对这种作法进行了批评。
这个商店团总支还用办简报、专栏等方式，宣传本店先进人物克己奉公的事迹。
张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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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七一”前夕，北京部队某军党委主要领导干部和战斗英雄们，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会址西柏坡参观，决心把部队反腐蚀教育搞好。
梁有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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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员来信
入党何必要请客？编辑同志：
据我了解，近年来有些地方和单位请客“贺喜”之风甚为流行。举行婚礼、新屋落成、小孩降生满月等要请客，子女升上大学或自己提升职务也要请客。现在，这种风气已经侵入到党内政治生活中。有些同志被批准入党后，就请人吃糖。有位新党员给本单位几十人各送一袋糖果，花了几十元。
如果说入党是件“喜事”的话，这种“喜”，一方面在于党组织增添了新鲜血液，另一方面也在于这位同志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因而值得庆贺。但这终究是一件在政治上十分严肃的事，同结婚之类的私人喜事根本不同。我们说，入党是为了更好地挑起革命重担，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为了完成解放全人类这个伟大的事业。这根本不同于私人办喜事，何必要请客呢？别人又为什么向他伸手要糖吃呢？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把发展新党员的工作庸俗化。总之，入党请客有害无益，此风不可长。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就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我想，那种子女升大学，个人提升职务，特别是入党，都要请客贺喜的做法，也是我们应当同它彻底决裂的传统观念的表现。各级党组织应当把破除这种做法作为建设精神文明的一件事认真抓起来。
何正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