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心香一瓣
忆梁波同志
黄既
1953年11月的一天，梁波同志的遗骨从京西移葬到北京。在大雪纷飞中，我和公安部几位负责同志到八宝山为他举行了一个简单的葬礼。最近，一位老同志为了收集党在天津活动的历史资料，特意从天津来北京了解梁波同志，我才发现有不少梁波同志的多年战友还不知道他本来的姓名是杨思忠。二十年代末，他毕业于天津南开中学。当年南开中学师生办过一个文艺刊物：《南开双周》。其中有几篇剧本、小说和翻译的外国童话都出自杨思忠之手，笔名是“死钟”和“诗冢”。
我和他之间的友谊，只能用他说过的一句话来形容：“我们两人是在一个立方米的空气中共呼吸的。”我不知道他加入党的确切时间，但我知道他在进北平师范大学之初就已经有了共产主义思想。劝我学医的是他，最先帮助我认识到共产主义思想的也是他。
他出身于一个封建家庭。父亲是商人，是家里的一位“阎王”。母亲不识字，非常善良，是家里的一位“菩萨”。思忠是长子。他有两弟两妹，大妹妹在小学毕业后，再没有权利读书。在她的眼里，这个黑暗家庭唯有的一些光亮是她的慈母和她的大哥。一天，她忽然得了精神病。当要把她送往精神病院的时候，她抓住门框哭叫着不走。思忠走过去对她喊：
“妹妹，你快离开这个倒霉的家吧！”她才抱着思忠的脖子，登上了人力车。而这时，她的母亲晕倒了。几个月之后，她在精神病院里死去。
我在学医学前期课时，和思忠住在一起，有时住公寓，有时租房子住。因为把钱买了书，到冬天常常买不起煤炭。晚间，我们围着被子，坐在床上读书，也谈古论今。
那正是“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提出“先安内而后攘外”，爱国成为有罪的时候。思忠常常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的情况告诉我，使我逐渐懂得：要使我们的祖国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下解放出来，唯一的办法是走共产党指明的道路。有一次，我们读了应修人写的一篇描写苏区的小说《金宝塔银宝塔》和一位红军医生对外国记者的一篇谈话。思忠说，“看起来我劝你学医是对了，将来你可以去做一个红军的医生。”
他从大学毕业之后，没有找到职业。他讲英语写英文都相当流利，他的父亲曾想在洋行里给他谋一个薪水高的位置，他拒绝了。1934年夏天，他和两位新闻界的朋友一起徒步长途旅行，准备从北平走到广州，沿途写见闻通讯，揭露社会黑暗，鼓吹救国思想。那时蒋介石正在推行“新生活运动”。他们走到山东平原县时，遇到了一场意想不到的灾祸。他们被抓到县衙，说是他们穿短袖衣和短裤走路，是破坏“新生活运动”的行为。县长一声吆喝，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给我打！”于是他们挨了一顿打，被押送出境，只好返回北平。
此后有一年的时间，他帮助燕京大学一位英国经济学教授学习中国的古文，每月可以有一些仅能维持生活的收入。“一二九”运动前后，他在济南给一家报纸编文艺副刊。我常常把北平各学校出版的救国报刊给他寄去，他从中选一些短文在副刊上发表。可是这一类的文章一多，就受到当局的注意，终于他被解了职。
朋友们都叫他老大哥，不仅因为在朋友们中间他是年龄比较大的一个，而且因为他关心人，帮助人，肯直截了当地批评人，确象一个兄长。有一次，我从旧书摊买了一套线装小本的《黄山谷全集》，他不客气地把它摔在地上，厉声地说：“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有闲情看这些书！”他有火一样的热情，对人诚恳坦率，因而有时即或有点暴躁，人不为怪。他也很善于言辞，能够把事情说得趣味横生，把道理讲得黑白分明。他在北平也写了不少在朋友们看来很不错的文章，然而很少发表。1936年冬，我们几个青年朋友办了一个文学月刊《文地》，出了两期。他是编辑人之一。
《文地》夭折之后，他回到天津。一直到芦沟桥事变以后不久，我离开北平时，才在车站又和他相见。他是特意从天津跑来给我送行的。那一次分手竟成了永别！
1940年，我在延安认识了从敌后来延安治病的冯基平同志。有一天，他问我，“你记得梁波吗？”从他口里，我才知道思忠已经到了平西游击区。他要冯基平同志告诉我，如果我需要医学书籍，他可以设法从北平购买。
以后是音信隔断了六年。1946年10月，延安一位同志去平西，回转时给我带来思忠的一封长信。信里写了天津家乡沦陷八年又经国民党接收大员搜刮的悲惨情况。信里还提到我们的一位朋友杨士瑛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在冀东解放区任行署专员，在和敌军遭遇时牺牲，士瑛的爱人阎国珍同志于一个月之后也牺牲于战场。思忠在信里谈到他自己时说，“北平一天不解放，我一天不离开平西！”
1948年春，我在平山西柏坡遇见冯基平同志时，他说如果打听到梁波同志的消息，一定很快告诉我。当年8月，我在石家庄街上又遇见了基平同志。他说，“梁波同志已经牺牲了！”我茫然地听他叙述那一段经过，好象他的声音离我很远，很远似的。
经过是这样的：思忠在妙峰山，担任平西联络站站长。1947年7月的一天，他带领二十几位同志到前山执行任务，完成后正待转回，不料天拂晓时被国民党军包围。他被捉，当场英勇就义。事后当地群众把他埋葬在妙峰山下。
经过战争的岁月，思忠写给我的一些信早已无存。翻看旧的笔记本，只有1946年10月我接到他的来信后写的两首小诗还在。诗的最后一句提到的“相逢”早已成为永远不能实现的梦想，而这梦想却永远不会在我的生活中消失。诗如下：
其 一老友情长话故乡，故乡满目是凄凉：饥寒岁有逼身债，劳苦家无隔夜粮。半壁城河蚕食尽，十年膏脂虎吞忙。丁男父老齐擦掌，后土皇天不久长。
其 二少年曾梦地翻身，喜诵“天涯若比邻”。陋室拥衾谈旧事，孤灯作伴论新闻。无端祸起阳关道，大力声呼爱国心。劝我学医君应记，相逢不负在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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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宋庆龄颂
王志之巍巍宋庆龄，铁中之铮铮。中山有卓识，佳偶自天成。宋氏三姊妹，鹤立在鸡群。天地有正气，泾渭甚分明。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贞。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移志，污泥不染身。北伐大革命，功败在垂成。叛徒凶焰炽，奋起抗豪门。阴霾闭天日，血染石头城。携手何香凝，当众斥暴君。人权结同盟，鲁迅蔡孑民。声讨蒋家党，泣吊杨铨魂。非战反帝会，国际多友人。罗兰、巴比塞，叱咤变风云。组织救国会，救亡而图存。七君子入狱，敢抗地闸门。横眉向屠刀，震古而烁今。抗战烽火起，尽力息内争。兴办保育院，培养新长城。国外募巨款，国内济难民。全力赴国难，皎皎日月星。抗战胜利后，国贼毁长城。内战动天怒，民怨已沸腾。拥护共产党，欢迎解放军。新中国成立，党邀来北京。八十年行止，赤诚动人心。进退与俯仰，为国为人民。成败与利钝，不骄不灰心。不放言高论，不附会风云。不模棱两可，不盛气凌人。明辨是与非，求实也求真。时时求进步，处处向光明。唯视义所在，不计利与名。有光建国史，无愧民族魂。作名誉主席，十亿人光荣。巾帼英雄传，应列第一人。
宋庆龄逝世周年祭
重写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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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答读者问
我是怎样走上语言学的道路的
王力
问：您是怎么开始研究语言学的？
答：我在年轻的时候，想当一个小说家。我七岁上学，老师给我们讲《三国演义》，讲到慷慨激昂的时候，拍起桌子来，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从此我就爱看小说。当时看的是章回小说，记得看过的是《水浒传》、《西游记》、《飞龙传》、《薛仁贵征东》、《平山冷燕》等十多部小说。常常在月光底下看，我的眼睛就是这样近视了的。我打算自己写一部小说，主人公的名字都拟定了，名叫王鸾珠。后来这部小说没有写出来，只是二十六岁时写了一篇短篇小说投登在《小说世界》上。
我在什么情况下开始研究语言学的呢？
我二十岁时当小学教师，看见我父亲的书架上有一本周善培的《虚字使用法》，很感兴趣，就拿来稍为改编，加上一些自己的意见，教给学生（当时我的学生有比我年龄大的）。这可以说是我研究语言学的开始。但是，真正走上语言学的道路，则是受了赵元任先生的影响。我二十六岁那年的秋季，考上了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系，赵元任先生给我们讲《中国音韵学》，我深感兴趣。这个兴趣比看了周善培《虚字使用法》所感的兴趣大多了。因为赵先生所讲的《中国音韵学》是历史比较法在汉语史上的应用，和清代音韵学家所讲的大不相同。我在清华研究院的毕业论文是《中国古文法》。这篇论文是梁启超先生指导的，但是我又请赵先生审阅。赵先生写的一些眉批我至今珍贵地保存着，这上头都是语言学的大道理。我在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后，就去法国巴黎大学专攻语言学。
问：什么是语言学？语言学是不是枯燥无味？
答：语言学是研究语言的科学，它把语言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但是语言学并不等于学语言。语言学家是要学习多种语言的，但他们学习本国语言和外语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对语言现象进行科学的研究，取得科研成果。更正确地说，语言学是研究语言的本质、结构和发展规律的科学。语言学的主要分科是普通语言学、语音学、实验语音学、音韵学、语法学、语义学、词汇学、方言学、历史比较法、比较语言学、描写语言学、语言史，等等。现代还有新的语言学派，如社会语言学、数理语言学等。所以有人说，语言学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
语言学是不是枯燥无味？如果拿文学来比较，语言学的确是枯燥无味了。但是，语言学是科学，文学是艺术，是不好拿来比较的。我爱好文学艺术，但是我更爱科学，这就说明了我为什么从文学转到语言学的道路上来。从科学的角度看，我自己觉得语言学比自然科学更有趣。因为语言是社会交际工具。我们天天用得着它，把它研究好了，就能对文化作出贡献。我们天天说话，但是对于许多语言现象习而不察，讲不出一个道理来，一旦从科学研究中获得解决，此中的乐趣，不是一般的人们所能体会到的。我和语言学结了五十多年的不解缘，决不是愁眉苦脸过日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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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副刊文选
赞李丽挂牌
李元林
日暖风和，花红柳绿，晋阳上空，轰然一声震耳的春雷——太原市六味斋柳巷门市部营业员李丽，在她站柜台的地方公开挂起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向您保证：三号营业员李丽不开后门，不缺斤短两。本人如有违犯，甘愿受罚，请广大顾客监督。”这是一个很好的宣言，是对不正之风的勇敢挑战，一针见血，切中时弊！顿时，人们议论纷纷，赞美这样的年轻人“了不起，有胆有识有志气”；赞美这一枝开放在第一个“全民文明礼貌月”的红玫瑰！
这枝玫瑰为啥如此惹人注目呢？因为她虽然枝头带刺，却有特殊的香味——扶正祛邪，敢于从我做起！李丽挂牌子，虽非天下壮举，但很顺乎民心，感人肺腑，震动各行各业。于是，向李丽学习，向李丽看齐的新人新事到处涌现。一石激起千层浪，小小牌子冲击着旧时代遗留下来的陈规陋习，荡涤着社会上的污泥浊水。它使那些庸俗之辈无地自容，而使广大的老实人，无不扬眉吐气。君不见在我们的周围，有多少人对“走后门”、“拉关系”唉声叹气，感到纠正这种不正之风难上加难。但是，如今李丽的牌子一挂出来，李丽式的勇士便一个个应声而起。于是乎人们豁然开朗：“只要真心实意坚持正义，后门何愁不堵！”
李丽挂牌精神是高尚的，李丽挂牌精神是值得赞美的！因为它不仅维护着社会主义商业道德，而且激励人们发扬“秤准量足”精神，不打折扣地搞好本职工作，更好地为人民服务。那些“向钱看”，滑舌油嘴、一古脑儿为“走后门”涂脂，替“关系学”描眉，说什么“互通有无，天经地义”的人，在李丽面前都显得渺小了。
李丽挂牌精神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大伙都应该以李丽为镜，照一照自己的行为是美，还是丑，都应该自觉行动起来，严以律己，互勉互励，争为纯洁社会风气作出贡献！
（选自1982年4月29日《山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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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悠悠天地心”
吴祖光
我在四十年前，即1942年写的话剧《风雪夜归人》，及在二十年前，即1962年写的京剧《凤求凰》，于四十年后及二十年后，在北京舞台上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和北京京剧院四团同时上演，使我有很多感触，也很感动。两出戏的导演和演员为我的剧本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他们的精湛表演为剧本增添了光彩。两出戏所表现的时代相隔两千多年，所表现的事件也不相关联，但是在几个主要人物的思想感情上却难以想象的有其相通之处。她们越过了时间和地域的藩篱，趁着今晚这一场春风夜雨涌上我的心里，是过去从来没有体会到的。因此用下面的两首五言小诗来抒写一下我此刻的心情：
倏忽枝头露，飘然岭上云；
易消仇者恨，难报美人恩。 不屈为至贵，最富是清贫；
此意凭谁会？悠悠天地心。
1982年5月
那时正是国土受日帝侵凌，大后方一片昏黑，语涉颓丧，也是写实。身在空阔江湖，回顾一下“可怜今夕”的历史痕迹，倍增感怀。
1982年5月并记
第8版()
专栏：
念奴娇
黄苗子
三十九年前在重庆看吴祖光同志《风雪夜归人》后写此。
绕梁哀曲，叹灵珠宛转，才人词笔。落影飘飘谁检去？累汝凄迷寻觅。笑泣声残，悲欢梦杳，觅也无踪迹。红氍尘世，几人暗自低咽。
从伊密誓惺惺，银河耿耿，聚好何如别，溷絮泥莲相望苦，檀板黛眉愁绝。漫说明朝，可怜今夕，雪虐冬风急。云胡归去，江湖万里空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