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赤诚爱国 前进不懈
——纪念程潜副委员长诞辰一百周年
民革中央副主席 李世璋
今年是孙中山先生的得力助手、原国民党著名爱国将领、民革中央副主席程潜诞辰一百周年。程潜同志的一生是爱国的、革命的一生，他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他那种赤诚热爱祖国、不断追求进步的精神，使我深深地怀念和敬佩。
中山先生的得力助手
程潜，字颂云，1882年出生于湖南省醴陵。他亲身经历过我国近代史上多次的内忧外患，在青年时代就抱定救国救民的理想，投身于民主革命的洪流。1904年，他以官费去日本东京留学，在那里结识了黄兴、宋教仁等许多从事反清活动的革命学生，并加入了孙中山先生创建的同盟会。
1908年12月，程潜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受同盟会的委派入川训练新军。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他前往武昌，在黄兴的领导下，参加了著名的武汉保卫战，担任龟山炮兵阵地指挥。这场为时一个半月的阳夏之战，有效地保卫了首义之区的第一个革命政权，对促进全国的革命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篡夺以后，程潜同志积极参加了孙中山所领导的讨袁护国、护法诸役。1913年，袁世凯解散议会后，孙中山号召革命党人起来讨袁，这时在湖南任军事厅长的程潜，积极响应参加讨袁。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国内掀起了一次新的反袁浪潮，程潜奉孙中山之命，由日本东京回国参加讨袁。他在云南得到护国军军政府的帮助，率领一个营的军队进入湖南，一举攻克靖县，被推举为护国军湖南总司令。程潜通电宣布湖南督军汤芗铭的罪状，并率护国军大败汤部于宁乡县的道林，由此，他在“讨袁驱汤”中颇负盛名。1917年8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与北洋军阀对峙。孙中山派程潜自广东回到湖南运动护法，得到湘军的支持，他又被推为湖南护法军总司令。
1922年5月，孙中山发觉陈炯明与北方军阀勾结，有叛变阴谋，曾派陆军总长程潜、内政总长居正与陈炯明谈判，进行劝阻。6月16日，陈炯明在广州公开叛变，围攻总统府，炮击中山先生住所。孙中山避登永丰舰，号召各军讨伐陈逆，任命程潜为讨逆军总司令。在中山先生领导下，程潜指挥粤、滇、湘、桂各军合力把陈炯明驱逐出广州。不久，程潜又率领部队平定了军阀沈鸿英的一次叛乱。1925年，他还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东征和镇压杨希闵、刘震寰在广州的叛乱。多年来，程潜忠诚不渝地追随中山先生，率部参战，屡立战功，在风云突变的时刻，他立场坚定，毫不动摇，不愧是一名中山先生的得力助手。
拥护三大政策 参加国共合作
孙中山先生1925年逝世以后，程潜同志继续拥护中山先生确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以实际行动与共产党合作。1926年北伐时，程潜同志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著名的共产党员林伯渠同志为该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一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是第六军的骨干。那时，我在第六军做部队政治工作，亲眼看到程潜真诚地与林伯渠等共产党员合作共事，抵制破坏国共合作的言行。记得有一次，国民党内的右派要求交出第六军共产党员的名单，程潜声色俱厉地拒绝说：“只要是能打军阀的，都是好战士，我就要用！”不准他们查问将士的政治身份。
在北伐进军中，第六军先是配合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攻打武汉，随即转战江西与军阀孙传芳开战，并于1927年3月攻克南京。这时英、美等帝国主义者乘机捣乱，在江面用炮艇向南京轰击，妄图用炮火来阻止北伐进军。程潜同志领导的第六军为了保卫人民财产，进行自卫还击，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在这段戎马生涯中，我与程潜同志建立了革命友谊，他胸怀韬略，谦恭下士，坚决地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天空中霎时出现反共、反人民的乌云。程潜不作有损于革命利益的事，并保护了一些共产党员，这尤为难能可贵。
1937年7月，芦沟桥事变发生后，程潜毫不犹豫地投入了抗战。开始，他担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驻在郑州。当时，有这样一件事，至今我记忆犹新：平津沦陷后，一批爱国学生相继流亡到了郑州，他们饥寒交迫，露宿街头，我当时在司令长官部任秘书长，就向兵站总署联系，给这些学生发了救济粮和棉衣。程潜同志对我说：“这件事你办得好！”并同意收容了五、六百名流亡学生。这批学生经过短期训练，给以指导员名义，派到河南各县，深入农村开展民运工作，宣传抗日，组织武装，训练民众，保卫家乡，对于组织民众、抵抗日寇作出了贡献。
程潜同志在指挥作战中，身先士卒，英勇抗击日军。记得日军逼近河北省漳河一带时，程潜下令坚守阵地，自己并预先立下了遗嘱。他曾对我们说：“大敌当前，有进无退。中国虽大，也没有多少地方可退了。战死在阵地上是最光荣的！”经过多日苦战，援军来了，终于扭转了战局。
1939年，程潜一度担任军委会西安行营主任，这期间，他掩护一些共产党员、进步人士从事抗日活动，对人民做了有益的工作。
1940年，程潜同志到重庆继李济深同志之后接任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那时，我也在重庆。记得，他的住家在上清寺附近，离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不远。周恩来、林伯渠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常去看望程潜，共商国家大事。中国共产党关于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主张，和广大共产党员英勇抗战的模范行动，使程潜同志深为感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身受长期侵略战争苦难的中国人民，迫切要求和平、民主，反对蒋介石的内战和独裁政策。1945年8月，中共中央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建国总方针，充分表达了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制止内战，毛泽东主席一行从延安飞抵重庆，参加国共和平谈判。程潜同志期望着光明，在山城热情迎接毛主席，并曾到毛主席的住处桂园去拜访，毛主席也回访了程潜同志。当时，我有幸看到他们两人谈笑风生、愉快相处的情景，至今回忆起来，仍然历历在目。
率部起义，献身于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
1946年3月，国民党反动派公开撕毁了政协决议，接连制造事端破坏停战协定，发动了全面内战。
1948年7月，程潜回到湖南任省政府主席。当时，程潜内心充满了矛盾：他对于湖南家乡兵连祸结、人民受苦受难感到痛心，并试图逐渐脱离南京反动政府的控制，谋求实现局部的和平，“使湖南人民免于炮火的灾害”，但又感到处境艰难。1949年人民解放军开始向未解放的地区大举进军，百万雄师跨过长江，南京、上海、武汉先后获得解放。这时，程潜毅然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决心投身人民革命的行列。在他领导下，不顾顽固派的非议和反对，经过周密的筹划，于8月4日，和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一起，在长沙宣布起义。
这一革命行动，受到了全国人民的称赞。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向程潜、陈明仁将军及全体起义将士发出贺电。电文说“诸公率三湘健儿，脱离反动阵营，参加人民革命，义声昭著，全国欢迎，南望湘云，谨致祝贺”。希望他们“力求进步，为消灭残匪、解放全国人民而奋斗”。8月下旬，程潜一行奉召到北京，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林伯渠同志等亲临车站迎接，高度评价湖南起义之举，并设盛宴欢迎程潜一行。当时，我也参加了这次宴会，为老朋友作出的革命贡献衷心地祝贺。这次和平起义，不仅带来了湖南全省的和平解放，对于促进西南各省国民党将领的起义，加速南方国民党统治的崩溃，也起了推动作用。
程潜同志投身于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以后，他个人的历史展示了新的光辉一页。1949年9月，他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加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建立。同年11月，他和张治中、邵力子等原国民党著名代表人物加入了民革，并被选为民革中央常委，参加了民革中央的领导工作。后来，程潜同志担任了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省长、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等领导职务。
多年来，程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认真负责，积极工作。他时刻关心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积极参加国家重大政治事件的协商，努力作出自己的贡献。在湖南工作期间，他热心家乡的建设，并协助党贯彻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帮助原国民党军政人员一道进步。在民革中央，他协助何香凝主席主持日常领导工作，认真负责，团结同志，在组织领导各项工作中，发挥了较好的作用。
程潜同志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对于新中国取得的每一项成就，他无不欢欣鼓舞，并曾多次著文或发表谈话，对革命事业深情讴歌。196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程潜同志发表文章说，“只有经过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并由此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中国才能摆脱贫困和落后，找到真正的出路。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我终于认识了中国共产党，投身到党所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行列中来，并在这个伟大事业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庶几无负当年爱国的一番热情和抱负，我以此感到幸福和自豪。”
程潜同志平时严格要求自己，不放松自己的思想改造。他还常常勉励别人：跟上时代，不断进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他多次跟民革同志谈到，作为民主党派的一名成员，要努力做好本职工作，积极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还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自我改造的自觉性，鼓励大家淬励奋发，不断上进。
程潜同志生前十分关心台湾回归、实现祖国统一的大业。他多次著文、写信、发表谈话，寄语台湾及海外的故旧，向老朋友、老部下诉述追随中山先生革命的初衷，回顾参加第一、二次国共合作的往事，希望他们本着“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的精神，共同为祖国统一大业作出努力。
程潜同志从参加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投身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经历了严峻的考验，他走过曲折迂回的道路，终于找到了光荣的归宿，参加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建设的伟大行列，并且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今天，我们伟大祖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当前的大好形势下，我们要振奋革命精神，竭智尽力，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和统一大业多作贡献。我认为，这就是对程潜同志的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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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和平统一 振兴中华
——纪念邵力子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民革中央副主席 刘斐 屈武
邵力子同志于1882年出生在浙江省绍兴县，今年是他诞辰100周年。他的一生，经历了清朝、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代，经历了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他追随历史车轮的轨迹，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不断学习，不断进步，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人民的利益，作出了贡献。
反对封建专制的民主战士
邵力子同志幼年就学私塾，二十一岁考中了举人。但他并没有沿着“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走下去，而是追求新时代、新思想、新文化，追求真理，奋勇前进。1905年以后，他先后求学于上海震旦公学、复旦公学和南洋公学，启发了他的爱国思想。1907年他去日本学新闻，并与于右任等在日本创办《神州日报》，鼓吹民主革命，反对封建帝制。回国后，经于右任的介绍，他在1910年去陕西高等学校任教，因宣传新思想新文化，遭到陕西当局迫害，被驱逐出境。1912年复与于右任等另创《民立报》，担任编辑兼《民声报》记者，大力宣传民主思想，反对封建军阀。1915年，因揭露袁世凯的复辟和卖国罪行，致使《民立报》又遭封闭停办。他再接再厉，在讨袁声中，再筹办《生活日报》，旋与陈英士、叶楚伧等改《生活日报》为《民国日报》，自任主笔达十年之久，同时兼编该报副刊《觉悟》，邵力子同志自己也写了不少文章，对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五卅”运动以前，《觉悟》还发表了许多共产党人如恽代英、邓中夏、肖楚女、杨贤江、蒋光慈等人的著述，刊载了不少纪念列宁和十月革命的文章，介绍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译文，除此而外，还启发知识分子通过当时的一系列罢工事件，认识工人阶级的革命思想和高贵品质，清除对工人的偏见，并就知识分子应如何联系工人进行劳工运动展开讨论。毛主席对此曾给予很高的评价，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那时，以共产党的《向导周报》，国民党的上海《民国日报》及各地报纸为阵地，曾经共同宣传了反帝国主义的主张，共同反对了尊孔读经的封建教育，共同反对了封建古装的旧文学和文言文，提倡了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新文学和白话文。”为“五四”运动和尔后的北伐，进行了舆论和思想准备。
“五四”运动时期，邵力子同志既是《民国日报》的主笔，也是复旦大学的教师。1919年5月5日清晨，他在报社接到北京电讯，得悉“五四”运动爆发后，立即赶赴复旦大学，亲自敲钟召开全校师生紧急大会，即席作报告，讲时事，揭露北洋军阀的种种卖国行径，使听众受到很大的激励。会后，复旦学生迅速奔赴全市，用实际行动声援“五四”运动。邵力子经常帮助学生分析形势，指点方略，孜孜不倦地为学生们解答问题，受到了学生们的信任和尊敬。
坚持国共合作的“和平老人”
邵力子同志1908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随后又参加了中国国民党，积极拥护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作为国民党重要的一员，在他所从事的一系列工作中，无论是负责地方行政工作，还是担任高级幕僚工作；无论是参与国共两党之间的谈判，或是进行各种外事活动，一贯遵循中山先生的遗教，维护和平团结。他在国民党领导集团中，担任各种高级职务二十余年，能够涅而不缁，有所不为，是很不容易的。
在旧中国，邵力子同志有着“和平老人”的称号，这是人们赞赏他一贯坚持国共两党真诚合作、用和平方法解决一切争端的主张而取的，是对他的一种称颂。
邵力子同志在国共两党的多次谈判中，都是积极赞助者或直接参与者。国共第一次合作时，他虽未能直接参与其事，但他是竭诚拥护，用实际行动予以大力支持。1925年夏，当上海法租界工部局下令驱逐他出境时，他便毅然投奔广州，参与黄埔军校工作，对维护两党合作，准备出师北伐，起了有益的作用。西安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正式谈判，他是国民党谈判代表之一。在1937年7月中旬的庐山谈判中，他和张冲等国民党代表一起，同中共代表周恩来、博古和林伯渠同志，就国共两党关系，包括发表国共合作宣言问题，红军改编问题和陕甘宁边区等问题，进行谈判，几经周折，终于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奠定了基础。
在1943年至1946年间，邵力子同志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时，对于促进国共进一步谈判，特别是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毛主席亲自到达重庆时，他和张群、王世杰等国民党代表，同周恩来，王若飞等同志进行谈判，双方签署了会谈纪要，达成了《双十协定》。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他是国民党的代表之一，参与通过了政协决议。
1946年6月，国民党当局悍然撕毁《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并向整个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于是内战再度兴起。11月中旬，国民党当局还召开了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遭到了广大人民的强烈反对，也使邵力子同志深为恼怒。他为此拒绝参加，这对一个重要的国民党党员来说，实属难能可贵。
经过两年半的内战，到1948年底，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和精锐师团大都被歼，已濒临众叛亲离全面崩溃的境地。蒋介石于1949年1月1日发表元旦声明求和。1月14日，毛泽东主席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针锋相对提出和谈八条件，表示中共愿意和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八项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21日，蒋介石被迫宣布“引退”。李宗仁代理南京政府的
“总统”，同意以毛主席所提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这样，“和平老人”邵力子同志又被国民党政府特派为和谈代表了，而且是首席代表。当时他对记者表示：“我感到这次的使命十分困难。但是和平实在是很需要的。为保持国家之元气和减少人民的痛苦，大家都迫切要求和平。国共双方也都有这样的看法，所以我又相信我们的使命能够达到，而能促进和平的成功。”嗣经国共双方联系，交换意见，确定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先来北平，就有关和谈时间和地点以及通邮、通航等问题进行商谈。代表团的人选是颜惠庆、章士钊、江庸三人，邵力子同志以私人资格前往交换意见。他们于2月14日飞抵北平，受到了叶剑英、徐冰等同志的欢迎。在商谈中，他们诚恳言和，殷切地希望实现真正的和平。邵力子同志更是渴望实现他的和平夙愿。他在一次宴会上发言说道：“和平未能早见是憾事，但和平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希望和平障碍得以扫除。……我此来不能代表任何方面，惟江南人民切盼和平，并且宁选北平式的和平，不选天津式的和平”。经过历时两周的商谈，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怀着希望于2月27日返回南京，结束了此行任务。这使国民党南京政府中的主战派受到打击，主和派得到了鼓舞。
3月24日，国民党当局决定组织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再次指派邵力子同志为和谈代表。4月1日，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刘斐、李蒸为代表和屈武等为顾问的代表团到达北平，与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叶剑英、林伯渠、李维汉、聂荣臻等为代表的中共代表团进行正式和谈，商定了八条二十四款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但国民党政府却拒不签字，致使和谈遭受失败。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于当晚强渡长江天堑，彻底摧毁国民党当局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使南京政府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当南京政府急电询问代表团归期，代表团讨论是否南返时，邵力子同志首先发言，表示不再南返的坚决态度。实际上，在此以前，他已把夫人傅学文同志接来北平，早作留平不返的具体准备。在那种中国之命运的决战中，他坚决站到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方面来。从此，开始了他一生经历中崭新的一页。
中国共产党的真诚朋友
1949年全国解放时，邵力子同志已经是六十七岁的高龄。他心情舒畅，老当益壮，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和外事活动，参与国家大事的协商，为社会主义事业努力工作，他的思想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前进，他对毛主席、周总理的崇敬之情与日俱增。
邵力子同志1949年出席了首届人民政协会议，参加开国工作。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他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并历任一、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常务委员，同时在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华侨事务委员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中苏友好协会、世界和平理事会任各种重要职务。
邵力子同志好学深思，手不释卷，晚年更勤奋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学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他襟怀坦荡，光明磊落，勇于任事，敢于直言，只要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事，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早在1954年，他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观点出发，就提出要有计划地控制人口的增长。他在人大和政协组织的参观视察中，接触群众，了解情况，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并且如实地反映情况，积极地发表意见，有许多意见是正确的、可行的，为党和政府所接受。邵力子同志一本对共产党和人民的热爱，心口如一，直言无隐的政治风格，特别值得我们称道和学习。
邵力子同志是著名的国民党民主派。1949年他在北京参加了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议，被选为民革中央常委，担任社会联系工作委员会主任和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是民革中央的领导成员之一。他一贯热心民革组织的工作，关心台湾回归、祖国统一大业。以他和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历史关系，通过广播和新闻报道，发表谈话，撰写文章，号召去台人员认清前途，掌握命运；同时对他们讲形势，谈政策，促使他们为祖国的和平统一贡献力量。邵力子同志始终坚持和平奋斗的信念，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奋斗不懈。
现在，国家面貌日新，形势大好，采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实现和平统一祖国的愿望，条件更为有利了。我们热望台湾和海外国民党军政人员，以邵力子同志为榜样，推动和平统一的早日实现，以告慰“和平老人”于九泉。
邵力子同志从参加民族、民主革命出发，在国民党政权中长期生活和工作，走过了曲折的道路，终于在晚年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人民事业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青史有情，一切为人民做过好事的人，人民总是不会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