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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州市劳动制度的改革
齐翔延
苏州市在全国是属于劳动就业问题解决得较好的城市之一。全市人口55．1万，就业人数达35．4万，占总人口的64．2％。目前，全市高中毕业生当年即可安排就业。初中毕业生，经过二年培训，也可以就业。全部社会新增劳动力，基本都可以吸收到各行业中从事劳动。
苏州劳动就业问题解决得比较好，有几个方面的因素。首先，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生产事业的迅速发展。1981年工业总产值比解放初增长54倍多，比1978年提高37％。轻工业比重1981年达64．89％。同时又恢复和建设手工业、手工艺基地，发展了270多个手工行业，可以吸收大量劳动力。其次，苏州市集体经济发展很快，这很有利于解决就业问题。第三，苏州市的职业教育办得好，他们坚持按社会需要进行培训，为就业创造条件。第四，苏州市对于劳动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劳动就业渠道畅通。
本文着重评介苏州劳动制度的改革及其意义。
近年来，苏州市冲破了种种阻力，对于招工制度进行了不断的改革，逐步形成了一套切实可行、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有利于四化建设的招工办法。概括来讲，这种招工制度的主要特点就是：单位可以真正择优录用，个人可以有一定的择业自由。
他们招工的原则是：个人自愿报名，德智体全面考核，统一公开招考，单位择优录取，量才分配。
具体的作法是：首先对全部待业人员进行登记，由市劳动部门组织各主管局、各劳动服务公司、各招工单位，根据全市经济发展的需要，共同商订招工办法和各单位招收的名额。全部应招人员都一律参加由劳动局主持的全市统一招工考试。各招工单位提出自己的招收条件（包括政治条件、性别、年龄、学历、身高、视力等要求和录取分数线）。劳动部门再根据各企事业单位发展的需要和劳动力资源的情况，进行反复核实、协商和调整。最后，逐一确定各单位的招工简章。然后由市劳动局汇齐，统一通告全市，进行公开招工。劳动局通告中写明招工原则、招工范围、招工办法、各单位招工条件、招工名额、所需工种、招工分数线和各单位的待遇等。考试成绩发榜后，待业青年凭全市招工统考成绩通知书或高考成绩通知书（参加高考成绩较好的，也可以高考成绩代替招工考试成绩，招工时可免考），根据自己的条件和志愿，到自己选择好的单位去报名。各招工单位对报名者进行德智体全面考核，在规定的录取分数线内的，按成绩从高分到低分，顺序录取，招满为止。在招工的期间里，各招工单位每天公布录取名单。未被录取的待业青年，可以再次选择另一单位去报名，报名的次数不受限制。全部录取结束后，各单位要公布本次招工录取者的基本情况，以便群众监督和有关单位核查，防止搞不正之风。被录取的新工人，一律要经市劳动局审定，由主管局发出试用半年的通知书。在试用期间发现不符合招工条件的，经主管局批准予以辞退。试用期满后，凡符合条件的，由所在单位报主管局审核同意，经市劳动局批准，正式录用。
从1979年至1981年年底，苏州实行公开招工、自愿报名以来，先后共招收了14批（包括招收徒工和培训工）。经全面考核，择优录取了28，900余人。苏州市对于招工制度，年年有所改进，逐步摸索出一套合理的办法，使劳动就业的情况越来越好。
1981年，苏州市招工面宽，134个单位同时招工，量大（招收计划7，040人），时间紧（报名时间5—7天）。结果两个多月即圆满结束了这一工作，招工单位满意，待业青年满意，家长满意。社会上对新的招工制度，普遍反映是比较好的。
苏州市新的招工制度具有许多优越性，有利于逐步克服劳动制度中统包统配、一刀切等办法必然带来的种种弊病。
第一，企业择优录用，就业者有选择职业的一定自由，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使企业提高劳动效率。
旧的“统包统配”发“铁饭碗”的制度，最大的弊病是，招工单位与待业者没有选择的余地，没有主动性，因而也没有积极性。企业对分配来的劳动力不称心，就业者进了单位不安心。新的招工制度给企业以按照生产需要用人的自主权，又适当照顾了待业青年在职业选择上的个人志趣与专长。这就做到了两厢情愿，双方满意。
苏州市自愿报名录取的人员一般都能安心本职工作。据调查，其中80—90％工作积极，进步较快。许多重点工厂企业，录取分数线较高，吸收的青年一般都能适应生产需要，很快掌握技术。这对于保持劳动队伍的稳定，提高熟练程度和技术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都有重要的意义。实行新招工办法后，一向受人轻视的商业、服务业，两年来也择优招收了数量较多、质量较高、自愿报名的劳动力。
第二，这种办法可以使劳动力的分配在国家的计划指导之下统筹平衡，“统而不死，活而不乱”。
劳动部门不必再背统一分配全部劳动力的大包袱，减少了这项费力而无益的负担，可以把主要力量用于研究党的方针政策，研究如何使我们的劳动制度逐步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在新的劳动制度下，劳动部门只需要负责组织就业招工的统一考试，协调平衡各单位的劳动计划，监督政策的贯彻和计划的执行，摆脱了劳力分配中的具体琐碎事务。苏州市要发展传统的丝绸工业和纺织工业，劳动部门通过对报名分数线的调节，切实保证了这两个部门生产发展中劳力增长的需要。这在统包统配时是难以办到的。再如，为了支持市政建设和环境卫生部门，劳动局在政策规定上适当提高工资福利待遇，以吸引青年前去就业，并使劳动队伍保持必要的稳定。这些都对于苏州市产业结构的调整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第三，新的劳动制度鼓励青少年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奋发向上，有利于提高新增职工的素质，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水平。
旧的统包统配制度下，学不学一个样，学多学少一个样，学好学坏一个样。只要混几年，熬到毕业就能分配，熬够了年头就能升级提工资。这种制度严重挫伤了青少年学习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的积极性。在家长和青年人中滋长了“多读书不如早就业”、“学历不如工龄实惠”的思想。现在实行全面考核、择优录取的招工制度，初中毕业生要就业，必须先接受二年培训，这就有力地促进了全市的教育工作。1980年招工统考结束后，教育部门按学校公布考生成绩，客观上起了检验教学质量、推动学校工作的作用。
第四，新的招工制度对于端正党风、反对“特殊化”、“走后门”的不良现象，实现劳动力合理调配，有特殊的意义。
十年动乱期间，劳动力分配方面“特殊化”、“走后门”等不正之风司空见惯，流毒很深。公开招考、择优录取的制度，基本上堵住了劳动就业上搞歪门邪道的漏洞。
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对实现招工制度的改革，起了很大的作用。苏州市委副书记、邮电局副局长等负责干部的子女，都和群众的子女一样对待。凡在录取分数线以外的、身体条件够不上的同样被淘汰，群众口服心服。
苏州劳动制度的改革是一个很好的尝试，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值得我们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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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点民国史
南京临时政府
南京临时政府，正式名称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它于1912年1月成立，同年4月结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后，全国各地纷起响应。一个多月内，先后有14个省宣布独立，占当时全国24个省区的半数以上。11月15日，上海、江苏、福建等地都督府代表在上海开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公认湖北军政府为中央军政府，以鄂军都督执行中央政务。11月30日起，独立各省都督府代表在汉口英租界（后移至南京）开会，讨论建立全国统一的中央政权，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确定临时政府为总统制共和政府，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12月25日，长期在国外领导反清革命的孙中山回到上海，由于他的崇高威望，29日各省代表会选举他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发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提出临时政府的任务是：“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实现民族统一、领土统一、军政统一、内治统一、财政统一，“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1月1日，孙中山通告各省改用阳历，以中华民国纪元，1912年即为中华民国元年。3日，代表会选举黎元洪为临时副总统，并通过孙中山所提各部总长、次长任命名单：陆军总长黄兴，次长蒋作宾；海军总长黄钟瑛，次长汤芗铭，外交总长王宠惠，次长魏宸组；司法总长伍廷芳，次长吕志伊；财政总长陈锦涛，次长王鸿猷；内务总长程德全，次长居正；教育总长蔡元培，次长景耀月；实业总长张謇，次长马君武；交通总长汤寿潜，次长于右任。又以胡汉民为总统府秘书长。28日南京临时参议院正式成立，推林森为议长。
南京临时政府各部总长中，除黄兴、王宠惠、蔡元培是同盟会员外，张謇、汤寿潜是江浙立宪派首领，程德全、伍廷芳、黄钟瑛、陈锦涛是旧官僚。他们多持观望，不肯就职。各部次长绝大多数为同盟会骨干。临时政府以“部长取名，次长取实”的办法，由革命派掌握内阁实权。因此有“次长内阁”之称。起议会作用的南京临时参议院43名参议员，有33名是同盟会员，立宪派只有8名。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统率军队。
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标志着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和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的覆灭，标志着中国历史上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诞生。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在孙中山领导下，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制定了效力相等于宪法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它开宗明义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它仿照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度，规定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统治权，确立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体制。它根据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原则，宣布中华民国公民一律平等，公民享有人身、家宅、私有财产、言论、著作、集会、结社、通信、居住、信仰等自由，有请愿、陈讼、考试、选举及被选举权利，有纳税、服兵役等义务。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其他法令，在保障人权方面有：废除奴婢卖身契约，保障受歧视的疍户（水上居民的旧称）、惰民的公民权；禁止贩卖华工，保护华侨；禁止刑讯和体罚，焚毁不法刑具；等等。在改革封建专制制度的陈规陋习方面有：革除清官场中“大人”“老爷”一类的封建等级称呼，规定政府人员称官职，民间互称“先生”或
“君”，宣称公务人员是人民的公仆；限期剪辫，劝禁缠足；禁烟禁赌；废止跪拜，改行鞠躬礼；等等。南京临时政府还颁布了保护工商业的法令，鼓励兴办实业，提倡垦殖。在改革文化教育方面，也采取了一些进步措施。
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南京临时政府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不坚决的。它没有领导和发动农民反对封建土地制度，连同盟会提出的“平均地权”的政纲在它的任何文件中都没有提及。它也没有提出反帝的纲领和政策，相反，却幻想以承认清政府与各帝国主义国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外债、赔款及帝国主义在华特权，换取帝国主义的同情和支持。它没有能力解决面临的许许多多困难，特别是财政上的极大困难。它不能也无力实现它所发布的一系列反映资产阶级愿望的政策法令。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遭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合进攻。帝国主义在外交上拒绝承认，经济上封锁扼杀，军事上威胁恫吓。反动势力头子袁世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采取软硬兼施的反革命两面手法，肆无忌惮地篡夺革命果实。孙中山在内外压力之下，被迫妥协，于4月1日正式解职，让位于袁世凯。其他一些同盟会的重要领导人也
“相率下野”。新生的资产阶级革命政权仅仅存在3个月即被扼杀。政权落到袁世凯手里，从此开始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破产了。
历史经验证明，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条件下，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是无法领导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李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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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提高商业经济效益中的一个突出问题
江洪其
当前，影响商业经济效益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在经营的商品中，有很多不适销对路和库存结构严重不合理。
据武汉市第一商业局系统的资料：1981年商品销售比1980年增长8．02％，而流动资金占用则比上年增长39．89％。今年一季度商品销售比去年一季度仅增长6．67％，而流动资金占用却比去年同期增长40．56％。商品库存中的逾量呆滞商品占库存总额35．1％。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除了客观因素之外，调查研究不够，市场预测不准，经营管理不善，手续制度混乱，则是很重要的原因。商业部门要紧紧抓住这个突出问题，采取得力措施加以解决。
千方百计地促进轻纺工业生产适销对路的商品
怎样促进工业部门生产适销对路的商品呢？我们的体会，一是帮助工业部门了解产品的走销情况和市场动态，适时地搞好产销衔接，促进工业按照市场需要安排生产；二是帮助工业收集消费者对产品的意见和要求，做好产品出厂后的继续服务，促进工业不断改进产品质量，使之更加适销对路；三是帮助工业搜集和引进先进样品、技术资料，促进工业增强产品在市场上的适销能力；四是帮助工业解决一部分生产上的困难，主动做好属于商业负责的原辅材料的供应工作，促进工业多增产适销对路的商品。
一定要坚持适销对路的进货原则
商业应在对市场需要进行调研预测的基础上，在积极经营大力推销的前提下，坚持适销对路的进货原则。对不符合市场需要，质次价高的产品，一定不能收购。当然，我们也必须防止该进的商品而没有进，该多进的而没有进足，只怕积压不怕脱销的倾向。这既不利于支持生产，又不利于市场供应，也影响商业经济效益的提高。
扩大销售重视农村市场
除了要坚持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以外，当前要特别注意两点。第一，要面向农村市场。近几年来，农民收入显著增加，农村市场容量越来越大。但是，农村这个广阔市场还没有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供应农村的商品增长幅度并不大。就武汉市第一商业局系统对108个跨区供销社（所辖500多万人口）的供应情况看，1980年供货只比1979年增长2．3％，1981年仅比1980年增长3．2％，而今年一季度则比上年同期下降了14．2％。很多品种，城市有货供应，甚至积压，农村却经常脱销，或者根本就不经营。这些都说明，迫切需要城乡商业同心协力，进一步疏通流通渠道，积极组织工业品下乡，改变这种局面。第二，推销的重点必须放在平销和滞销商品上，特别是库存逾量商品。对库存已经逾量的商品，要认真排队分析，下决心大力推销，凡是看准了需要降价的，要舍得削价处理；能改制的，要下决心改制。这样不仅可以减少费用支出，发挥资金的作用，提高经济效益，而且可以尽快地使库存的大量商品，投放市场，回笼货币，满足需要。
加强市场需要的调研和预测
目前，对这项工作的认识有所提高，工作也在大力开展，但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常常因此造成工作上的失误和被动。当然，市场的调研和预测涉及到生产、流通、消费各个领域，预测的正确与否，受着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开展这项工作困难的确比较多。但是只要我们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加强领导，健全机构，充实人员，培训队伍，积极而又扎实地开展工作，即使预测的情况不是那么完整，预测不是那么准确，总是比不进行预测强，而且坚持下去，一定会越搞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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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重新评价《天朝田亩制度》的意见
长期以来，史学界认为：《天朝田亩制度》是一个彻底否定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革命纲领，它设计了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农民土地所有制”；它在当时虽然是空想的，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反映了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与革命愿望，曾经极大地鼓舞了当时农民反封建的革命精神。最近，董楚平在《天朝田亩制度性质问题再评价》（载《文史哲》1982年第3期）一文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作者认为，太平天国离我们的时间很近，史料汗牛充栋，关于群众拥护太平天国的记载多不胜举。太平天国是十分重视宣传工作的，其印书和文件大量而又及时发行，在群众中广为传布。如果《天朝田亩制度》真的反映了当时农民的利益和要求，那么，关于群众拥护《天朝田亩制度》的资料，应该很多很多。但是，到目前为止，在成捆的太平天国史料中，还没有发现一条关于群众拥护《天朝田亩制度》的记载。《天朝田亩制度》是1853年冬或1854年春颁刻的，现存两本，一本在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东方部，一本在法国巴黎东方语言学校图书馆。英国人呤唎著的《太平天国亲历记》也提到《天朝田亩制度》，但国内尚未发现，当时的中国人只有张德坚（专为曾国藩收集太平天国情报）提到《天朝田亩制度》的书名，但未见其书。这些事实说明，《天朝田亩制度》在国内并无流传，谈不上有什么广泛影响。
作者还认为，某种纲领的出现，总要有相当成熟的思想基础。诚然，太平天国发生于鸦片战争以后，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但是社会性质的转变需要有一个过程。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封建社会。资产阶级及其民主主义还未在中国投胎，民主革命的时代还远未到来。诚如马克思所说，太平天国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时代条件决定了太平天国只能是一次旧式的农民战争，而旧式农民战争的平均主义只能是农民的革命本能的简单表现，不可能是对封建制度的彻底否定。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从现有资料来看，太平天国领导人连否定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思想萌芽都未产生，何来“纲领”之有？
总而言之，太平天国领导人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彻底否定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思想，过去对《天朝田亩制度》公认的结论，有重新认识之必要。
（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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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讯
《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出版
一部介绍凉山彝族社会的著作《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对解放以前长期存在的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及其间的相互关系，作了介绍和分析。
直到解放前为止，凉山彝族地区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很低，但那里又使用了由汉族地区传入的一些铁制农具和耕作技术，因而农产品除满足劳动者的生活必需以外，还有剩余。作者认为这就是凉山彝族奴隶制产生和存在的物质基础。书中介绍了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存在过的兹莫、诺合、曲诺、阿加和呷西五个等级，前二者为奴隶主贵族统治等级，后三者为被统治等级。该书对该地区奴隶社会奴隶主对奴隶进行残酷剥削和压迫的制度、手段，对奴隶的痛苦生活情况，作了具体介绍。它集中说明凉山彝族社会是奴隶社会的活标本。（张效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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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讯
《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出版
傅筑夫新著《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最近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主旨在于探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迟滞的原因。在论述中，作者提出了“变态封建制度”说。
这部著作考察了西周农奴制的形成和适应农奴制剥削的井田制度。作者把它称为“典型封建制度”。东周后期，发生了巨大的革命性变化，典型封建制度走向崩溃，代之以“变态封建制度”。
本书着重讨论了“变态封建制度”的特点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连锁结果。
（伊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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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讯
《阿拉伯世界》创刊
最近，上海外国语学院编辑的《阿拉伯世界》季刊出版。这是一份介绍和研究阿拉伯语言、文学、史地、经济、宗教和风土人情的刊物。它的出版，对于增进我国人民与阿拉伯人民之间的友谊，有着一定的意义。
创刊号约十一万字，分语言文化、史地人物、旅游风光、宗教风俗、文坛漫步、阿拉伯语学习、知识小品等栏目。其中有对中古时期我国与阿拉伯之间的文化联系的研究成果，有关于中世纪阿拉伯历史著作发展形势的论述，有叙述耶路撒冷的斗争的文章，有讲授阿拉伯语的课文，有介绍我国回族人民使用阿拉伯字母拼写汉语拼音文字的著作，有近年来鲁迅作品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的报道，还有对一九三七年以来日本两度掀起研究阿拉伯的高潮的译述。这些文章内容广阔，材料丰富。阿拉伯语言、文化丰富多采，中国和阿拉伯各国之间的交往源远流长。因此，我们必须阅读不同时期和不同方面的不同作品，才能增进对阿拉伯的了解。正是在这一点上，《阿拉伯世界》显出编者在选题方面的功夫。（章永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