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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运用民主讨论方式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齐齐哈尔车辆厂修机车间党支部思想政治工作有成效
本报讯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车辆工厂修机车间党支部，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运用民主讨论的方法，对职工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收到了一定成效。
去年初，一部分职工对国民经济调整方针认识不清，对形势有些模糊认识。为了使职工真正从思想上认清三中全会以来的大好形势，这个车间党支部以班组为单位，以“怎样看形势”、“从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生活水平到底有没有提高”为题，组织职工进行了讨论。不少同志联系本人和别人经济上的变化，畅谈了大好形势。老工人王振海家庭人口多，工资收入少，是车间的老救济户。三中全会以来，他工资长了一级，有两个子女就业，全家人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通过民主讨论，职工们认识到，不是经济形势不好，而是有人看形势的立足点不高，错误地把现象看成本质，把支流当成主流。
今年“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中，不少职工对“什么是真正的美”这一问题发生了兴趣。车间党支部便以“什么是美”为题，进行了民主讨论。经过几次讨论，大家的意见趋于一致，明确了几个问题：一是一个人光讲究穿戴，而工作差劲，就不是真正的美。二是在做到心灵美、行为美的同时，也要讲究仪表美，但要朴素大方，不能一味地赶“时髦”。在讨论的基础上，党支部又引导职工，摆摆车间有哪些能称上“美”的人和事。综合大家的意见，车间广泛宣传了好媳妇韩玉珍，主动让房的郭连庆，产品质量信得过的李志林、宫希普，为群众义务修表十几年的赵传福，见义勇为、勇斗歹徒的李洪林等人的先进事迹。这样，职工心中有了学习的榜样。
为了使职工在实际行动中“讲美”，车间党支部组织职工成立了学雷锋小组和花草树木保护小组等。车间还作了“六不十好”的规定。“六不”是：不说脏话，不随地吐痰，不乱扔烟头，开大会时不说话、睡觉，结婚不讲排场，不违章违法。“十好”是：文明礼貌好，尊师爱徒好，服务态度好，环境卫生好，家庭和睦好，邻里关系好，勤俭持家好，做好媳妇，做好父母，做好公婆。
这个车间起重班13人中，有10名是青年工人。他们比较散漫，劳动纪律松弛。车间党支部组织职工进行了两个专题的讨论：纪律松弛对四化有什么危害？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的关系是什么？开始，工人有不同意见，有的说，干完了活还不能玩玩？第一次讨论卡了壳。后来，车间领导又从摆事实入手，讨论纪律松弛的危害，提高了大家遵守纪律的自觉性。
（黑龙江省委研究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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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他们首先想着群众
——记兴山县柏岭大队党支部
舒瑜 王新红
湖北省兴山县柏岭大队党支部牢记党的根本宗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着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纯洁性，受到上级党委的通报表扬。最近，中共兴山县委号召全县各级党组织向他们学习。
私利面前不伸手
1979年下半年，县建筑公司来柏岭招工，柏岭大队党支部书记刘芝和的儿子刘兰顶喜出望外。他想：自己高中肄业、回乡务农已三年了，全大队有8个社员的子女被招为工人，这回招工总该轮到自己了。刘兰顶对父亲说：“爹，这回让我出去吧！”刘芝和一听，严肃地说：“我没有这个权力”。这一句话惹得儿子哭了一场。刘芝和的妻子也愤愤不平。当晚，刘芝和把妻子叫到旁边，说：“哪个父母不怜爱儿女？可我是党员，不能用职权谋私利。队里有几个青年表现好，家庭经济又比我们困难，应该让他们出去。”一席话，说得妻子、儿子心服口服。
党支部委员张宜贵的四个孩子都在家乡劳动。一次，县砖瓦厂的同志来柏岭招工，恰好该厂的厂长下乡蹲点时在老张家住了一年多，彼此关系很熟。老张的女儿张立凤恳求父亲找砖瓦厂厂长说说情。老张不同意，张立凤便哭着向公社跑去，直接去找厂长。老张闻讯赶紧去追，跑了两里多路，终于把女儿追回来了。
柏岭大队党支部有条规矩：凡招工、提干，都按原则办事。党员不准为自己的子女说情。
原则面前不含糊
刘芝和住的房子破旧不堪。去年秋天，老刘要拆掉旧屋建新房屋。公社根据老刘的报告，发给他砍伐证。不久，老刘请来一位外队的木匠上山砍树。在刘芝和送弟弟去医院看病时，这位木匠错砍了封山林边的一棵杉树。老刘回家后得知此事，心急如火。他想，砍封山林的树应该罚款，制度是大家订的，我不能例外。他赶紧跑到共产党员、队长梁望才家里，说：“我家请来的木匠砍错了树，我要负责任，你就按队里的规矩办吧！”第二天，刘芝和在群众大会上作了诚恳的检讨，并把错砍的杉树交回生产队。
今年春天，社员刘兰魁准备建房子，他心想姐夫陈传清是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兼大队会计，公章在他手里。要是私下对他讲一声，办张砍伐证是没有问题的。后来，刘兰魁对陈传清讲了这件事，陈传清说：“公是公，私是私，批木料要写报告，大队支委研究。我虽然掌管印把子，可不能乱盖公章顾私情！”后来，刘兰魁向大队写了报告，申请砍90棵树。大队支委研究时，其他人都赞成，唯独陈传清不同意，他说：“刘兰魁的情况我清楚。他拆旧屋的木料有的还能用，只需批80棵就行了。”最后，支委们都同意了老陈的意见。
困难面前不退缩
柏岭大队推行生产责任制后，大队党支部的工作并没有减轻，新的课题、新的困难摆在他们面前。
大队有8户困难户和“五保户”，其中许多人不仅种责任田有困难，甚至连日常生活也不能自理。大队党支部决定每个支委着重分管一个队，两个党员包一户困难户或“五保户”。社员赵永宏夫妇身体都有残疾，党支部委员姚楚玉带领5个社员帮赵永宏种好了承包的责任田，然后才种自家的责任田。刘芝和发现陈家齐一家种田有困难，就动员妻子、儿子去陈家齐家帮忙，还送去一些粮食。困难户、“五保户”的房子旧了，党支部一班人就带领干部、社员为他们建新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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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西交通学校党委热情关心知识分子进步
积极慎重地在教师中发展党员
本报讯 通讯员王及扬报道：广西交通学校党委满腔热情地关心知识分子的进步，积极、慎重地在教师骨干中培养和发展党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广西交通学校党委领导成员排除极左思想的影响，实事求是地分析教师队伍的状况，既看到他们的优点，又诚恳地指出他们中某些人的毛病，鼓励他们争取更大的进步。同时深入进行调查研究，主动帮助一些教师澄清了家庭成员或个人历史上的疑点。然后根据他们一贯的表现和对党的认识程度，每年都有计划地在教职工中、特别是在教师骨干中发展党员。如数学教研组组长、讲师何国华，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一贯表现较好，工作勇挑重担，教学认真负责，但由于他父亲的“历史疑点”，入党的问题多年没有得到解决。学校党委经过调查研究，主动帮助何国华澄清了父亲“历史疑点”的事实真相，已于去年吸收他入党。
近几年，这个学校由于党委主动热情地关心知识分子的进步，教师队伍中的党员人数不断增加，先后有18名教职工入党，其中有骨干教师12名（包括调到其他学校任教的）。这些教师入党后，绝大部分同志能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工作更积极，教学更认真。不少同志还分别担任班主任、教研组长、教研室主任等职务，在教学和其他工作中起先锋模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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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沈阳市妇联为女青年就业开辟门路
编者按：沈阳市妇联组织创办工厂，安排女青年就业一事，再次证明城镇就业的门路很多。有的并不需要很多投资，只要动脑筋，想办法，把有关方面的力量组织起来，就能很快见效。各地妇联和共青团组织如果也象沈阳市妇联这样作起来，解决青年就业问题的路子就多了。
本报讯 辽宁省沈阳市妇联创办的沈阳市木兰艺品厂，发展劳动密集型家庭手工艺钩织产品，为安排城市待业、病残、失足女青年就业开辟了门路，受到群众的好评。
沈阳市城镇待业女青年就业困难；社会上一些病残女青年没有职业；一部分失足女青年得不到就业的机会。沈阳市妇联认为，这种状况不利于对她们的教育和培养。妇联作为广大妇女的群众组织，有责任为她们的就业奔走呼吁，引线搭桥。市妇联的同志通过社会调查，决定创办投资少，见效快，便于发挥女同志心灵手巧特长的手工艺钩织业。她们通过各级妇联组织，收集民间花稿，从妇女群众中物色了两名师傅，腾出市妇联一间办公室，就这样克服了无花稿、无技术力量、无厂房的困难，于1980年办起了木兰艺品厂。1981年，市委第一书记李涛同志肯定了木兰艺品厂的生产方向，建议安排更多的女青年就业。在市委的支持下，各级妇联干部深入居委会，走家串户，组织更多的女青年从事家庭钩织加工。目前已建立钩织点200多个，安置城镇女青年5，000多人，病残女青年100多人，失足女青年300多人。女青年们看到自己为四化建设贡献了力量，心里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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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青海省提高少数民族干部文化水平
本报讯 记者刘金桐、党周报道：中共青海省委以及各少数民族自治州、县党委采取党校办文化班等方式，有计划地帮助少数民族干部提高文化水平，已经取得一些成效。
青海省目前共有藏、蒙古、回等少数民族干部近二万人，其中县级以上的少数民族干部有七百多人。他们文化水平普遍较低。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青海省委要求各级党委，特别是少数民族自治州、县党委，切实抓紧做好少数民族干部的培训工作。从一九七九年以来，各级党校普遍开办了少数民族干部文化学习班。学习内容包括藏、汉语文，算术和社会、自然常识等。到去年年底，六个自治州党校已培训了少数民族学员五百多人。青海民族学院也恢复了干部培训部，现在已经毕业了两届学员，共一百零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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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津嫩江路开展“军民共建文明街”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毛俊杰报道：自今年2月以来，天津市驻军警卫连与嫩江路居民开展了“军民共建文明街”活动，使这个居民区的环境面貌有了明显改变，居民中尊老爱幼、助人为乐、婚事简办新风正在形成。
他们首先从治脏抓起，干部战士在寒风中突击3天，把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又帮助居民清理院落，擦洗玻璃门窗。他们诚心诚意帮助群众的精神，使居民深受教育，男女老幼都跟着干起来。锦州道2号杨景云家十多年来未打扫过的楼道墙壁和天窗，这次都擦洗一新。
部队同志还与居委会干部一起，编写了建设“文明街”的宣传提纲，利用黑板报等形式，向群众宣传“五讲四美”。他们协助党支部、居委会健全了居民组织，扩大了街道工作积极分子队伍，做到了居民区内片有片长、组有组长、院有三员（宣传员、治安员、卫生员）。他们还帮助团支部引导青年争取做精神文明的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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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来函照登编辑同志：
你报6月11日第三版刊登的《中组部工作效率高》的来信中说：“昨天反映的问题汇报到省委组织部，接着又报告了中央组织部。中组部宋任穷部长亲自听了报告，并立即作了答复”。经查，实际情况是，在今年1月份，河南洛阳地委向河南省委组织部请示有的县要召开县党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是否可以？河南省委组织部1月19日请示中组部。1月20日，中组部根据过去宋任穷等领导同志同意的意见，答复了河南省委组织部：“在目前党代表大会的代表还未改为常任制以前，不能召开党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5月，商丘县委也提出了这个问题，由商丘地委组织部请示了河南省委组织部。省委组织部根据今年1月20日中组部的答复意见转告了他们。因为是电话转答，他们误认为是请示了中组部和宋任穷同志，故有此误。请予更正。
中组部办公厅
由于我们工作中的疏忽，在刊登读者写的《中组部工作效率高》的来信之前，没有向中组部核对事实，以致造成失实的错误。谨向读者表示歉意，并要汲取教训，避免类似的错误发生。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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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台湾工业生产逐月下降
外销业订单减少 停产的工厂渐增
本报讯 台湾《联合报》6月10日报道，“政府”有关部门透露：今年来，工业生产总指数逐月下降，各月累计平均数与去年同期比较连续出现负成长，“显示经济景气的低迷”。
主管单位以5月底的资料分析说：以今年来各月生产情况比较，除3月份因为生产天数超过2月份，略有成长外，4月份比3月份差，5月份又比4月份差。
分析透露，如以各月累计平均数与去年同期比较，则自3月份起，连续三个月出现负成长，比1973年底、1974年初能源危机爆发后的情况还要严重。1974年的工业生产情况，在上半年仍持续成长，下半年才开始负成长。今年工业生产总指数，则自上半年就出现负成长。
报道透露：主管单位依近几个月来的生产情况分析，各类生产指数中，仅制造业尚能维持小幅度的成长；矿业、水电煤气业及房屋建筑业都不如往昔，呈减退局面。1980年、1981年时，房屋建筑业往往凌驾其它各业之上而一枝独秀，有较大幅度的成长，但今年来房屋建筑业不景气，影响工业生产指数至大。
分析最后说：由于经济不景气，外销业者接到的订单减少，工厂因而减产停工者，逐渐有增加的趋势。（大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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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台湾蔗糖香蕉产量锐减
福建省社会科学院 汪巽人 游光原
素称“米、糖之乡”的台湾省，蔗糖生产因受国际市场竞争而丧失优势，产量下降，外销量锐减；享有岛上“水果之王”美名的香蕉，也同遭厄运。
富饶美丽的台湾岛，气候高温多雨，土质肥沃，自然条件可谓得天独厚。台湾是我国甘蔗种植面积最广的地区之一。日本统治时期，台湾是日本最重要的掠糖基地，1939年蔗糖曾创最高产量142万吨的纪录，在世界上占第三位。台湾一年四季鲜果不断，其中产量最大的有香蕉。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台湾香蕉最高年产量曾达21万多吨。
台湾与祖国大陆长期隔绝，经济过分依赖国际市场，生产极不稳定，导致蔗糖、香蕉固有优势的丧失，渐趋衰落。三十年来甘蔗产量与制糖量均未达到战前水平，除有两个年份糖产量曾达一百零几万吨外，其余年份徘徊在60万吨至80万吨，外销量随之锐减。1978年有64万吨出口，1980年只有40万吨。
香蕉也同样受国际市场影响，生产升降幅度很大。台湾香蕉主要输往日本，由于日本对台蕉实行进口限制，五十年代的最低产量只有6万吨。六十年代中后期，日本对台蕉进口重新开放，1967年产量大幅度上升到65万吨，外销38万吨，称为台湾香蕉生产“极盛时期”。但好景不长，后来菲律宾香蕉在日本市场占据了首位。1970年台蕉产量下降为46万多吨，外销量21万多吨，到1980年，产量下降到21万多吨，出口减为9万多吨。
台湾要摆脱国际市场竞争所引起的风险，克服经济作物生产起伏无常的不稳定性，唯一出路是同祖国大陆实现统一。因为祖国大陆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又有广阔市场，不仅台湾的蔗糖、香蕉可取得可靠市场，其它农产品与农副加工产品也可摆脱国际市场竞争的桎梏，台湾经济才能真正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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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主要工业产品五月份减产
本报讯 台湾《中国时报》6月8日报道，台湾“经济部工业局”7日透露，经初步估计，今年5月份，台湾岛内23项主要工业产品的生产量呈现负成长者仍有8项，与上月比较，其中减产最严重者为汽车轮胎，为48％。
“工业局长”徐国安7日透露，5月份重要工业产品产量若与去年同期比较，减产者还包括合成橡胶、铝锭、苯乙烯单体、燃料油等14项。
他分析说，根据该局初步估计，5月份钢板约较上月减产1．8％，洗衣机19．2％，纯碱3．9％，纸浆14．8％，水泥6．7％，味精7．4％，汽车轮胎48．1％，聚胺丝1．9％。上月份岛内电力成长为零，燃料油销售量减少3．7％。
徐国安表示，这一现象足以显示，目前台湾工业生产仍然处于低潮。
又讯 台《中央日报》消息，台汽车业纷纷减产，近一半生产线停工，总设备利用率只有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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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今日台湾
台湾的“国民所得”
魏大业
据台湾当局官方公布的数字，台湾现在每年的“国民所得”较之过去有相当提高。按人口平均计算，1972年合481美元，1979年合1，720美元，1980年合2，100美元。于是，台湾当局借以大肆渲染，西方的某些报刊更把它吹捧为“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典范”。但是，实际上这些数字中的水分是很大的。台湾一般大众的实际生活水平，与官方数字间有着很大差距。
所谓“国民所得”（又称国民收入），本来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在一定时期（通常按一年计算）内新创造的价值的总和，而台湾的“国民所得”，则包括了各种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和非劳动收入。他们不仅把科、教、文、卫和澡堂、理发、旅馆、观光、戏院之类服务行业的劳动计入“国民所得”，甚至把舞厅、酒吧、花茶室、应招站、夜总会、妓院等色情营业也作为“特种营业户”，计入“国民所得”。所有这类“非生产性”收入，估计约占整个收入的35％至40％。
台湾的“个人所得”有两种计算方法：一种是按当年市价计算。以1979年为例，平均每人所得为台币61，900余元，合1，720美元，此即台湾官方对外公布的数字。另一种是按“要素成本”（按市价计算的国民所得减去间接税净额）计算，同样以1979年为例，平均每人所得为台币51，500余元，合1，430余美元，仅为上述数字的83％。后者为内部控制数，仍然是官方折算的含有虚假性的数字，其实际所得更低。
“个人所得”与“个人可支配所得”是不同的。在台湾，“个人收入之所得，尚须向政府（指台湾当局，下同）缴纳所得税以及其他直接税、规费、罚款及对政府与国外作各种转移支出”，在减除所有这些支付之后，其余“可由个人用为消费与储蓄之所得，始为个人可支配所得”。根据官方公布的资料，台湾“个人可支配所得”近年一般仅及“个人所得”的80％左右。
在台湾的“国民所得”分配表中，个人财产所得包括租金所得、利息所得、企业盈余等，一般约占20％到25％，官府财产及企业所得、公司保留盈余及营利事业直接税等约占15％左右，两者共占35％到40％，即实际剩余价值部分，其余受雇人员及农民所得约占60％到65％。而台湾当局所公布的每人所得，是把极少数人所拥有的剩余价值部分，如租金、利息、利润，与工农等劳动所得部分拉平计算的，这就掩盖了分配上所实际存在的极大悬殊和不均。
由此可见，台湾的“国民所得”，如果抛掉非生产性劳动，抛掉通货和物价上涨，抛掉向官方交纳的各种税款等，真正属当年新创造而又能交人们分配的物质财富部分，就会较官方公布的大为缩小。如果再抛去为少数人所占有的剩余价值部分，一般劳动者的真正个人所得会更少。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与一些落后国家或地区比较，台湾平均每人所得那么高，还有那么多人生活很困难，成天为糊口谋生而疲于奔命。当然，那里的生活开支大，东西贵，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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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高雄市街道雨景 水禾田摄（新华社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