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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党和人民的忠诚战士——回忆张鼎丞同志
谭震林 粟裕 江一真 伍洪祥
张鼎丞同志是我党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主义的忠诚战士，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他虽然与世长辞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仍深深铭刻在我们这些老战友心里。
闽西暴动的群众领袖
鼎丞同志1898年生于福建省永定县一个贫农家庭。他从小参加田间劳动，上学时断时续，到十八岁才读完小学。青少年时代的贫苦生活，使鼎丞对旧社会深恶痛绝，对劳动人民具有深厚的感情，渴望找到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学过中医，教过书，但严酷的社会现实，使他认识到这些都不能解除人民的疾苦。伟大的“五四”运动和北伐革命给了他启示，使他强烈地感觉到，中国需要进行革命的改造。他积极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青年运动和农民运动，并在实践中接受了马列主义。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大批共产党员惨遭杀害，不少动摇分子纷纷脱党和隐退。就在这一年的5月，鼎丞毅然率领家乡的部分农会会员，参加了广东省的大埔农民暴动，他随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7月，中共闽西特委派鼎丞到永定县溪南区，以教员身份为掩护，开展农民运动，准备武装暴动。他建立了当地党的组织，积极发展党员，培养农运骨干，举办平民夜校宣传革命道理，启发农民群众的阶级觉悟，很快就把群众发动起来。他先后领导群众进行抗捐抗税斗争、借粮斗争和分粮吃大户斗争，党团组织和农民协会不断发展壮大，不少乡村还建立了群众性的秘密武装组织“铁血团”。1928年6月30日，在鼎丞指挥下，数千群众手持土枪梭标，肩扛土炮，浩浩荡荡从四面八方攻进县城。武装暴动队伍英勇顽强，勇猛地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并且打开了监狱，救出了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巷战，暴动的群众最后虽然撤出城外，仍然斗志昂扬，继续把县城围困了三天之久，极大地震撼了敌人，鼓舞了群众。
永定暴动后，福建省第一支红军部队——红军营诞生了，鼎丞任营长，邓子恢同志任党代表。他们集中全力在溪南区开展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发动群众向封建势力作斗争，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没收和分配土地。当时中央还没有规定具体的分田办法，鼎丞和子恢一起，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依靠群众的智慧，创造了以乡（村）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在原耕基础上抽多补少的分田办法。这个办法既合理又简便易行，深得群众的拥护，也为土地革命提供了宝贵经验，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赞扬。
在这以后，鼎丞和罗明、邓子恢等同志领导闽西的党组织和人民，同疯狂进攻的敌人进行了机智顽强的斗争，把平和县的长乐、龙岩县的白土、上杭县的蛟洋和永定县等几个武装暴动地区连接起来，成立了党的各县县委，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初步实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
为巩固和发展闽西革命根据地而斗争
1929年上半年，毛泽东、朱德同志率领红四军入闽，先后消灭了军阀郭凤鸣、陈国辉等部，解放了长汀、龙岩、永定、上杭等县城。鼎丞和邓子恢、郭 滴人、傅伯翠等同志领导闽西党组织，在各县组织武装暴动，积极配合主力红军作战；打土豪，烧契约，分田地，开仓分粮，组织赤卫队，建立苏维埃政权。
1929年7月，在毛泽东同志直接指导下，召开了闽西第一次党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确定今后闽西党的总路线是：“坚决地领导群众，为实现闽西工农政权的割据而奋斗”。在这以后，鼎丞先后担任闽西和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他坚决贯彻执行党代表大会的决议，领导群众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设各级苏维埃政府，恢复和发展生产，稳定苏区经济，并积极扩大红军武装，同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保卫革命根据地。在第三次反“围剿”战争以后，闽西根据地形成了纵横300余里、包括10余县的大块红色区域，并与赣南苏区联成一片，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
鼎丞是一位在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群众领袖，与群众有着密切的联系，有比较丰富的实际斗争经验。他对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和政策，从实践中感到行不通，不利于革命斗争的发展，坚决地进行了抵制和斗争。1930年7月，他和邓子恢不同意李立三关于闽西红军向广东出击，并以广州为中心，促成闽、粤、桂三省总暴动的方针，主张红军应全力消灭闽西的军阀和民团土匪，巩固根据地，然后向闽南发展。结果，被批判为“新右倾”。1931年4月，在王明左倾错误指导下，闽粤赣省委决定在闽西开展肃清所谓“社会民主党”的肃反运动。鼎丞提出了不同意见，结果被指责为“对肃反有动摇”，不准他过问肃反运动。同年11月，他和郭滴人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了闽西肃反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指示他们回闽西之后，迅速释放被关押的同志，才制止了这场错误的肃反运动。由于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指导下推行了一系列“左”的政策，闽西的红军和根据地遭到了很大损失。鼎丞对此十分焦急。1933年春，王明左倾错误统治的中央，要求福建省委坚决执行所谓“进攻路线”，最大限度地扩大主力红军，把全部经济力量集中到中央。当时担任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的罗明同志，根据闽西的实际情况，一再写信给中央，建议中央允许闽西的一些地区采取适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政策。王明左倾错误统治的中央却诬蔑罗明是“右倾机会主义者”，是“退却逃跑路线”，在闽西错误地开展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实质上是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鼎丞支持罗明的正确意见，又遭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被批判、撤职，后被调到瑞金任中央政府粮食副人民委员，实际上只是让他在基层做征集粮食的工作。但他并不因为受到打击而消沉，仍然积极筹措了大批粮食。
坚持三年游击战争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被迫长征。在长征前，毛泽东同志曾对鼎丞说：“你还是回到闽西去，那里你熟悉，可以坚持，可以发展。”1934年底，陈毅和项英同志都同意他回闽西去打游击。他立即与刘永生、陈茂辉等少数同志，昼伏夜行，翻山越岭，冲破敌人重重封锁，回到上杭、永定苏区。当时闽西的形势非常严重，整个根据地都被敌人占领，留在闽西的红军游击队为数不多，又同党中央完全失去了联系，不知道今后应当怎么办。而敌人集中了大批正规军，最多时有八个主力师，反复进行清剿，对闽西人民进行灭绝
人性的烧、杀、抢，有些干部、群众感到悲观失望。鼎丞回来后，在干部、群众中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并与红八团、红九团取得了联系。在他的指挥下，集中优势兵力，击溃敌八十三师一个团，消灭两个连，大大鼓舞了士气。
1935年4月，陈潭秋、邓子恢、谭震林率领红军第二十四师一个营，从江西突围到达永定，与鼎丞等同志会师，并在永定县西溪召开会议，研究分析当时的形势。鼎丞指出：现在应当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办法，开展灵活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树立长期坚持斗争的思想。这次会议决定了在闽西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政策，并成立了以鼎丞为主席的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和指挥当地的游击战争。
闽西三年游击战争是极端艰苦的。敌人用各种恶毒残暴的手段，妄图困死、饿死红军游击队。鼎丞和战士同甘共苦，始终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和旺盛的斗志。他反复教育大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脱离群众，要严格遵守群众纪律，时时刻刻为群众谋利益。因此，红军游击队一直同群众保持着血肉相连的关系。很多群众冒着生命危险，给红军游击队送粮、送盐、送情报，千方百计地保护干部、战士。鼎丞还特别注意运用分化敌人营垒的政策。在有条件的地方，指派一些没有暴露的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去担任保甲长，实行“白皮红心”的革命两面政策，掩护红军游击队的活动和群众的斗争。由于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采取了正确的方针和灵活的策略，紧密依靠人民群众，进行了英勇顽强、坚贞不屈的斗争，终于粉碎了敌人的反复“清剿”，使党的组织和红军游击队不仅保存了下来，而且得到了发展，闽西三年游击战争取得了辉煌胜利。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国的侵略，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党中央提出了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当时，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与党中央仍未取得联系。鼎丞从海外出版的华侨报刊上得知党中央这一重大决策后，立刻与子恢、震林等同志研究，决定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方针，并派方方同志去延安向中央请示汇报。为了在闽西实现党中央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鼎丞一方面注意做好红军游击队和干部、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同时，又广泛地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团结抗日宣传运动。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国民党驻闽西军队当局被迫接受和平谈判。在谈判过程中，鼎丞等同志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处置，挫败了国民党妄图通过和谈消灭我党我军的种种阴谋，在1937年7月达成和谈协议。1937年底，闽西红军游击队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组成新四军第二支队，鼎丞任支队司令员。1938年3月1日，闽西近3，000名子弟兵，告别了父老兄弟，离开了曾经浴血奋战过的革命根据地，奔赴苏皖抗日前线。
1939年7月，鼎丞奉党中央之命到达延安。毛泽东同志一见到他，非常高兴地紧紧握着他的手，深情地说：“你回到家来了，路遥知马力。”后来，毛泽东同志又多次找鼎丞谈话，详细了解闽西人民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和新四军的情况。毛泽东同志说：你们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保留了这么多干部和部队，还保留了一部分土地革命的果实，这是很大的胜利。教条主义者说我们是“右倾机会主义者”，看来事情还是我们这些“右倾机会主义者”做的。
爱护干部 团结干部
鼎丞同志不论在哪里工作，总是从党的事业出发，爱护干部，团结干部。他胸怀宽广，公道正派，一贯正确地执行党的组织路线和干部政策。
1943年2月，中央集中了一批团以上干部在中央党校二部进行整风学习，鼎丞任二部主任。鼎丞和二部党委坚决执行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确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整风方针，抵制了“抢救运动”的严重错误。鼎丞反复强调整风是一个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运动，坚决反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强加于人的做法。他启发诱导大家消除顾虑，畅所欲言，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使二部的整风成为十分活跃的民主运动。大家都从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出发，自觉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做了自我批评的同志，大家不是讥讽和歧视，而是热情地欢迎和鼓励。对于每个干部的缺点、错误，都从具体的情况出发，用辩证的历史的观点进行具体分析，决不一棍子打死。这样既达到了整风的目的，又不伤害一个同志。党校二部的整风，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赞扬。
党的“七大”以后，鼎丞一直自觉地按照整风的精神来处理干部问题。1947年，他在华东局担任领导工作时，在华东局召开的一次干部会议上，曾经作过一次重要讲话。他根据延安整风的精神，对于怎样正确认识和对待干部，特别是怎样对待犯错误的干部，作了十分精辟的阐述，对于加强华东地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鼎丞同志是一位党性坚强的优秀共产党员。他一贯精心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他在党内，历来坚持“五湖四海”，不搞小圈子；使用干部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任人唯贤，发挥各人之长，特别厌恶那种任人唯亲的庸俗作风。比如，他解放后在主持福建工作期间，就十分重视做好干部的团结工作。他对待干部，不论他们来自哪里，都一视同仁，不分亲疏。他在处理某些地下党和游击队的重大历史问题时，坚持实事求是，严格分清敌我界限，使很多同志免受委屈。他的这种优良的思想作风，使当时在他领导下的同志，都感到心情舒畅，工作愉快。至今，福建的很多干部仍然深深地怀念他。
鼎丞同志一贯严以责己，宽以待人，虚怀若谷，从不计较个人恩怨，从不在人后论人之短，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能够做到最大的容忍。对犯了错误的同志，他仍然满腔热情地从政治上、生活上关心他们，鼓励他们接受教训，放下包袱，继续为党为人民工作。他这种宽广的胸怀是非常感人的。在他晚年时，虽然已经重病在身，还是十分关心党的团结。
鼎丞同志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革命老战士。但是，在“文化革命”中，他还是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恶毒诬陷和严重迫害。一次在批斗他的时候，当他听到诬蔑闽西革命根据地的谬论时，他气愤地用拐杖敲着地板，大声斥责：“闽西革命根据地是毛主席领导创建的，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谁也否定不了！”这些铿锵有力的语言，表达了一位坚贞的老共产党员对党的光荣历史的无限珍惜，也表达了他对林彪、“四人帮”一伙反革命分子的极大蔑视。林彪、“四人帮”一伙迫害鼎丞的手段十分狠毒，对他进行了种种凌辱和折磨，使他的身体受到很大摧残。1976年党粉碎了“四人帮”以后，他欢欣鼓舞的心情无法自制。党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时，他抱病参加会议，衷心拥护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
鼎丞同志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将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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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次伟大正义的学生运动
——回忆1947年的“五·二○”运动
朱成学
1947年5月30日，毛泽东同志在《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一文中说：“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文中所指的学生运动，就是发生在1947年5月的“五·二○”运动。
1947年5月20日这一天，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南京，以及北平、天津的几万爱国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游行示威。南京、天津的游行队伍遭到反动军警血腥的镇压，造成有名的“五·二○血案”。但是，爱国学生并没有被吓倒，游行示威、罢课、抗议运动迅速扩展到国民党统治区的60多个大中城市。1947年5月23日新华社发表题为《蒋介石的末路》的评论说，“这次群众运动的规模气概为以往任何时期所未有”。“中国近代只有三次群众运动可以和今天比较，就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1925年的‘五卅’运动和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
南京学生反饥饿的浪潮，是从要求增加副食费开始的。1947年5月10日，中央大学（以下简称中大）学生伙食团贴出布告：近来物价猛涨，二万四千元的副食费不能维持到月底，即日召开桌长会议，共商办法。布告一出，群情激愤。中大学生系科代表大会经过激烈辩论，通过决议要求国民党政府按物价指数调整副食费，并决定自5月13日起罢课，发表《反饥饿斗争宣言》，呼吁平、津、沪、杭、汉等地学校采取一致行动。
中大学生自治会先后三次派代表向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和行政院交涉调整副食费，都没有结果。于是决定联合本市大专学校举行反饥饿示威游行。15日，中大、国立音乐学院、国立剧专等校3，000余同学游行到教育部。教育部长朱家骅在学生代表义正辞严的责难下，先是支吾其词，推诿搪塞，后伺机溜掉。同学们非常气愤，又奔向行政院。
队伍到达行政院已是中午时分。行政院长张群已“不知去向”，请愿仍无结果。同学们在行政院门口坚持斗争，宣传队积极开展活动，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政策。
第二天，金陵大学700多同学高呼“要生存，反内战”口号，再次游行到行政院。
5月16日，行政院被迫宣布调整大学生的副食费。我地下党决定把反饥饿和反内战结合起来，使学生运动向纵深发展。5月17日，中大、金大、剧专、音院、药专等五校学生代表集会，成立南京学生联合会，并决定在5月20日国民党“国民参政会”四届三次大会开幕那天，再次举行示威游行；同时致电北大、清华、武大等校同学，呼吁他们一致行动；并派人赴沪、杭联络，希望采取共同行动。
5月17日，上海交通、同济、复旦、暨南大学等八个院校学生举行联席会议，决定为增加副食费派代表去南京请愿。同一天，北平清华大学罢课，发表《反饥饿、反内战宣言》。次日，又同北大、燕京大学、中法大学等校学生上街头宣传。当晚，平津十三校成立华北院校反饥饿反内战联合委员会。
在群众的革命浪潮面前，蒋介石政府惊惶失措，进行诬蔑和恫吓。5月18日，蒋介石召开临时国务会议，通过《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禁止十人以上的请愿和一切罢工、罢课、游行示威，并授权各地国民党政府镇压人民运动。蒋介石还指名攻击中大、金大学生“行同暴徒”，杀气腾腾地叫嚣“国家何贵乎有如此毁法乱纪之学校，亦何惜乎如此恣肆暴戾之青年？”声言要对学生“采取紧急之处置”。
面对十分险恶的形势，地下党及时指出：敌人的高压政策，并不表示它的强大，而是暴露了它的软弱。只要我们敢于斗争，并在斗争中讲究策略，一定会获得胜利。因此，决定仍按原计划举行示威游行。
19日，沪、杭、苏各校代表陆续到达南京。当晚，在中大举行京（南京）、沪、苏、杭16个高校代表的联席会议，通过了请愿书的基本内容和游行路线，推选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和社会教育学院的代表为主席团，领导“五·二○”示威游行。
5月20日的早晨，阴霾密布，是江南梅雨季节的闷人天气。沪、杭、苏代表团和中大同学先后到中大操场集合。这时，国民党宪兵、警察分别包围了中大、金大。消息传来，同学们无不义愤填膺。当中大丁家桥分部同学突围到来时，群情更加激愤。游行队伍机智地从中大边门突围出发，前往金大支援，两支队伍在鼓楼附近胜利会合，然后高呼着“反对饥饿”、“反对内战”、“取消《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等口号，浩浩荡荡地由中山路向南行进。
10时50分，队伍到达珠江路口。在这里，一大批头戴钢盔、身穿黄色军服的警察宪兵，象一条斑驳的毒蛇横陈路面，几辆红色消防车象吃人的野兽俯伏在马路边上，红色警备车呼啸奔驰，便衣特务麇集路旁，一场腥风血雨即将袭来。面对这些法西斯杀人凶手，同学们高呼：“人民有请愿的自由”，“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警察拿出良心来”。主席团上前交涉，要求国民党警、宪撤退。警、宪不仅拒绝撤退，反令游行队伍解散。这时，群情激愤。主席团一马当先，率领队伍猛扑过去，大队犹如汹涌怒涛，警、宪防线被突破了。
队伍刚冲过水龙防线，埋伏路旁的警、宪、特务手持木棍、铁棒、皮鞭，又从四面八方冲杀上来，乱抽乱打。特务学生从旁指点，国民党警、宪大肆抓人，有的同学被带上手铐，关进囚车，送到郊外马群监狱。面对这群野兽的袭击，手无寸铁的同学们英勇顽强，团结奋战，队伍几次被打断，又几次聚集起来，冲了过去。据事后统计，重伤19人，轻伤90多人，被捕28人。
冲过封锁线后，队伍重新集合，继续朝国民参政会行进。到达国府路（今长江路）上乘庵廊东街口，队伍又被国民党政府设置的五道防线阻拦：骑着高头大马、戴着钢盔的骑巡队；端着步枪的防护团；全副美式装备的青年军；身佩盒子枪的宪兵；架起机枪的步兵。
面对这样严重的局面，游行队伍与军、警、宪、特防线相对峙，在原地屹立不动。宣传队带领大家高呼“反对政府屠杀学生！”“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宪兵拿出良心来！”等口号。《团结就是力量》，《你这个坏东西》等歌声此起彼伏。宣传队对围观群众和附近居民开展宣传活动，解释游行的目的，诉述珠江路血案经过。同时，主席团派代表与警、宪指挥官交涉，要求让路。国民党卫戍司令部连下两道命令：“依法严禁游行示威，既经布告，着即解散。”骑巡队两次跃马扬刀，蠢蠢欲动，但同学们毫无惧色。双方对峙在咫尺之间，形势十分险恶。
下午2时，天空忽然乌云翻滚，大雨如注。同学们顶狂风，冒大雨，坚持原地不动。上海代表团派出30位同学，手挽着手，高唱《团结就是力量》的歌曲，在滂沱大雨中绕队而行，大家也跟着唱了起来。雄壮的歌声，震撼天地。老工人提来了茶水，店员们拿来了雨伞，居民们送来了毛巾，表达他们对正义学生的声援。
为了谋求解决问题，主席团一方面就地举行记者招待会，阐明游行目的，控诉反动派的迫害，呼吁舆论支持；一方面派出七位代表到卫戍司令部，与该部的参谋长卫持平进行谈判。几经交涉，卫持平仍然拒绝撤防。后来代表到国民参政会会见秘书长邵力子。经邵力子调解，学生代表与卫持平终于达成协议：国民党政府的武装力量撤防，让学生队伍通过。
6时15分，同学们高举战旗，高呼口号，高唱战歌，按原定路线胜利返校。
“五·二○”后，声援和慰问的函电从全市各处和全国各地如雪片飞来；社会各界还送来了不少捐款，慰问受伤同学。柳亚子、茅盾、郭沫若、马寅初、在美国的冯玉祥以及其他许多知名人士和大学教授也热情地声援学生的正义斗争。
5月23日，京（南京）、沪、苏、杭等地学生代表在中大集会，决定成立四区学联（后扩大为京、沪、苏、浙、豫五区学联），并发起组织全国学联。6月15日，在上海召开了秘密的学联会议。从此，全国学生的爱国运动更加波澜壮阔地向前发展。
编者注：本文作者是南京“五·二○”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今年2月因病逝世。他生前担任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