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一要坚持 二要发展
周扬
提要：对毛泽东文艺思想，一要坚持，二要发展。不要把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不要把毛泽东文艺思想与整个毛泽东思想割裂；不要把毛泽东文艺思想同我国几千年来的文化传统与“五四”文学革命传统割裂。
对毛泽东文艺思想一定要坚持。坚持不等于原封不动，而要在发展中坚持。从《讲话》到现在，国内外起了空前巨大的变化。有些同志只是拘泥于旧口号，这样就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
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并不是说文艺与政治无关，可以脱离政治。所谓深入生活，就是不做旁观者，要做当事人。异化问题是重要的，需要作专门的研究。
马列主义如何在中国得到发展，就看它和中国的历史、现状结合的程度如何。
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十周年，在京文艺界的同志举行了“毛泽东文艺思想讨论会”。这次讨论会开得很好。
关于文艺问题有不少分歧意见，这不是坏事，而是好事，这说明我们的思想活跃。我们不要求在一切问题上都完全一致，那是不可能的，但在原则问题上，在领导思想上却必须力求一致。党中央关于文艺问题的方针，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辞已经作了阐述。胡耀邦同志也先后有过多次讲话。最近，胡乔木同志重新发表了在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其中也谈到了文艺问题。这些都很重要。
这次座谈会上，大家一致的意见都认为，对毛泽东文艺思想，一要坚持，二要发展。
要坚持毛泽东文艺思想，就要正确地宣传、解说毛泽东文艺思想。在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中，我也可以算是一个。1946年在张家口时，我曾出过一本小册子，叫作《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序言中我表示愿意做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者、解说者、应用者”。三十多年过去了，我的这个任务却没有完成得很好。虽然我对毛泽东思想历来是忠诚的，但忠诚并不等于正确。所以，宣传、解说的工作，也就是马克思主义通俗化的工作，并不容易。一方面，不应该违背原意；另一方面，也不应该变成照本宣科，而应有所发挥，有所建树。毛泽东同志多次提倡唯陈言之务去，但我们讲话和文章中的陈言还是不少。要准确完整而又结合实际地解说毛泽东思想，也很不容易啊。
为了正确理解和评价毛泽东文艺思想，我想有这样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不要把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我记得毛泽东同志曾经很形象地说过：“马列主义是一棵大树，而我们只是一些枝叶。”当然，这体现了毛泽东同志的谦虚，但不止是谦虚，也是真理，因为确实是从马列主义这棵大树上长出来的繁茂枝叶。马克思主义是社会科学的伟大革命，列宁把它发展了，以后毛泽东同志把它应用到中国革命中，又进一步发展了。发展的方面、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各有不同，但都是创造性的发展。马列主义这棵大树在中国这块富饶的土地上是充满生命力的。五千年的文化历史传统，十亿人口的大国，丰富无比的革命历史经验，在这样的土壤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棵大树难道不应该根深叶茂，地久天长，万古长青吗？
其次，不要把毛泽东文艺思想与整个毛泽东思想割裂开来。毛泽东文艺思想，是整个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只有对毛泽东思想有完整、准确的了解，才能很好地了解毛泽东文艺思想。这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在整个毛泽东思想中，最有普遍意义，也是最根本的，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哲学思想的代表著作当然是大家所熟知的《实践论》《矛盾论》等，但几乎在他所有重要著作中都闪耀着哲学思想的光辉。毛泽东同志在他的军事著作中把唯物辩证法运用得最突出，最丰富，也最有特色。《讲话》本身也充满了唯物辩证法。
第三，不要把毛泽东文艺思想同我国几千年来的文化传统与“五四”文学革命传统割裂开来。刚才有的同志讲话提到这个问题，好象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对“五四”新文学讲得比较少，这是事实。但了解毛泽东文艺思想，不能只限于《讲话》；《新民主主义论》、《反对党八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等文章，也都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包括和个别文艺工作者的谈话，总是十分亲切，深入浅出，使人心悦诚服，永志不忘。还有毛泽东同志本人的文学作品，也不可忽视。他没有因为自己擅长旧诗词而有所偏爱，仍然提倡要以发展新诗为主。他对以鲁迅为主帅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曾作过很高的评价。他有一次在和我谈话中突然问我对鲁迅的作风如何看法，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他就说鲁迅的作风就是断制和谦虚的结合。这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本人所一贯提倡的革命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毛泽东同志在高度评价“五四”功绩的时候，也严正地指出过它的形式主义的错误。“五四”新文学运动响亮的口号之一，就是打倒“桐城谬种，选学妖孽”，这在当时是很革命的口号。但认为好就一切都好，坏就一切都坏，就是犯了形式主义的毛病。毛泽东同志本人受过桐城派古文和《文选》的不小影响。桐城派统治的时间很长，一百多年；后来曾国藩当政，桐城派又再度复兴，起码有一二百年统治中国文坛。桐城派的古文有个优点，比较简洁，不能说都是谬种。《昭明文选》是我国古代韵文的精华，毛泽东同志青年时代是熟读过的，也不能说是妖孽。所以我想，毛泽东同志的文风可不可说是桐城派古文的简洁和“文选”的华丽文采两者的结合。这是个不成熟的意见，提出来和大家研究。“五四”运动是彻底革命的，它在初起的时候，不能不对统治千百年之久的旧文化传统采取打倒一切的态度。三十年代我们有些同志也曾一度对“五四”运动时期的白话文加以贬低，认为是非驴非马，甚至比文言还坏。从革命历史的过程来看，革命往往伴随着某种简单、粗暴的现象，面对比自己强大千百倍的旧文化传统势力，似乎非此不足以廓清它的影响。这也要以历史观点来看。总的来说，研究毛泽东文艺思想和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都要有历史观点，不能割断历史。
《讲话》是重要的历史文献，经得起考验，过去是、现在还是指导我们文艺运动的指针。这也就是说，对毛泽东文艺思想一定要坚持。这是毫无疑义的。
问题在怎样坚持。坚持不等于原封不动，一切照搬。那样，就变成“句句是真理”了。我们讲的坚持，是在发展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发展的学说。根本不要坚持，那就无所谓发展；根本不发展，也不可能坚持。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就是又坚持又发展。如果列宁句句照搬马克思，不提出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的论点，那就没有列宁主义，没有十月革命，因而也就不可能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是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但中国革命也不是照抄十月革命。如果照抄十月革命，不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那就没有毛泽东思想，也不会有中国革命的胜利，从而也不可能在中国坚持马列主义。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抛弃了“两个凡是”的观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而才真正坚持了毛泽东思想。我们对待毛泽东文艺思想，也应该这样。
应该看到，从《讲话》到现在，国内外起了空前巨大的变化。首先是历史时代的变化，阶级关系的变化。那个时候我国还没有进入社会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主要是进行民族民主解放斗争，驱逐日本侵略者，推翻旧制度。我们要看到这个变化。现在我们讲和新的群众时代相结合，就要具体看一看，什么样的群众，什么样的时代？《讲话》讲为人民服务。人民这个概念，当时主要包括四种人，除了工农兵以外，还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在内——那时是把知识分子的多数列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但一般都是提
“为工农兵服务”，似乎知识分子不包括在内。后来，主要是在1957年以后，又把多数知识分子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样一来，多数知识分子就只是改造对象，而不是服务对象了。现在，知识分子已经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用过去那种眼光去看待他们就不对了。1962年，在纪念《讲话》发表二十周年的时候，《人民日报》发表过一篇社论，题目是《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社论提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的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全体人民都应当是我们的文艺服务的对象和工作的对象。”尽管这篇社论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了批判，现在看来，这个提法还是对的。至于为社会主义，四十年前没有这么提，因为那时还只有作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而没有社会主义的实际。我们的有些同志只是拘泥于旧口号，有一点不同都不行，这样跟不上时代的前进步伐，就有落后于时代的危险。
大家谈论比较多的，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邓小平同志说过，今后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因为这种提法不完全符合文艺和社会生活的历史，而且容易产生流弊。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最后是经济。物质生活条件即社会生产方式制约着精神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公式。文艺与政治同属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各种因素之中影响有大小、强弱、久暂的不同，但起最后决定作用的还是经济基础。说文艺从属于政治，既否认了经济基础的最后决定作用，也否认了上层建筑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文艺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相对的独立性。我们过去批判把这种独立性看成是绝对的，那是批判得对的，但由此而连相对的独立性也不承认，那就不对了。研究这种相对独立性的历史联系及其发展，正是文学史应该探索的问题。
政治作为上层建筑之一，不是任何时候都是正确的，也会有不正确的时候。即使是正确的，它也不能强使意识形态都从属于它。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并不是说文艺与政治无关，可以脱离政治。我们有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共产党员还有党性和党的纪律的约束。文艺的党性原则是自觉自愿的。在今天，文艺为人民服务，就要为社会主义服务，因为社会主义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三中全会以来，文艺的主流是好的，必须肯定，但是也有错误、也有支流。随着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巨大政策转变而来的思想战线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就是不容忽视的支流。强调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就要反对这种倾向。
大家对深入生活谈论得很多。作家要深入生活，这是天经地义。所谓深入生活，就是不做旁观者，要做当事人，我看这一点最要紧。做当事人，就会感到与你所描写、所反映的生活血肉相连，利害与共。毛泽东同志说，感情的变化是最主要的。立场、观点、方法都以感情的变化为标志，感情变了，对事物的观察和体会就会不相同。因此，所谓深入生活，不是纯粹学院式的问题，而是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的问题。
文艺评论工作十分重要，这几年有发展，也有成就，但和创作相比，就显得逊色一些。评论工作问题很多，现在谈得比较多的是人性论、人道主义等问题。我觉得有一种误解，以为共产党人、革命者不能讲人道，不能讲重视人。其实毛泽东同志早就讲过，人是一切事物中最宝贵的。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不应当被轻视、贬低，应当被重视、尊重，而人的价值和尊严都不是抽象的，不能离开历史的阶级的分析。
现在谈得比较多的还有一个“异化”问题。这个问题，1963年我在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大会也讲过。我认为这个问题是重要的。我当时说：“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异化，按照事物总是一分为二、走到自己的反面这个辩证的规律来理解异化，……就应当承认，异化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而异化的形式是各种各样的”。现在我还是这样看。由于“异化”这个概念不好懂，常常产生一些误解。我曾想过，是否可以用“作茧自缚”这个成语来形象地说明“异化”呢？（当然，从生物学上说，蚕吐丝作茧是为了保护自己。不过我们这里是按照“作茧自缚”这个中国成语的意义来了解的，就是自己的产物束缚了自己。）马克思本人也有这样的比喻。社会异化，无论经济异化，思想异化，或政治异化，都是一种很复杂现象，需要作专门的研究。是否到共产主义社会，阶级消灭了，异化现象就没有了？但至少现在还有。至少有阶级或阶级残余的存在，异化现象就不会消逝。宗教就是异化，人的头脑想象出一个神，这个神反过来统治了人。这和“作茧自缚”不是一样吗？不但人的头脑的产物会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反过来束缚人、支配人，人的双手的产物也一样。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用双手生产出来的商品或财富，也成为一种神秘的、异己的、奴役人的力量。换句话说，是物统治了人。马克思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商品拜物教”或“货币拜物教”。现在我们社会里有一些人迷信金钱万能，一切朝钱看，这是不是异化啊？这个问题，当然还可以研究。
社会现象、自然现象，都非常复杂，我们要研究这些现象。青年人特别喜欢探索，热心于探索，我们不要去反对。我们只有鼓励他们探索的义务，而无阻碍他们探索的权利。在这里，最需要的是正确的引导，是循循善诱，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如果他们在探索中出了差错，领导人该负责的就负责，该批评的就批评，批评也还要采取保护的态度。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建国三十多年了，好多青年都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培养出来的，他们走错了路，我们年纪大一些的人都负有一份责任。我们一方面要高度重视他们对新鲜事物的敏锐感觉，在这点上要向他们学习。另一方面也要帮助他们学习社会、学习历史、学习马列主义。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总之，不要孤立地、片面地、静止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如何在中国得到发展，就看它和中国的历史、现状结合的程度如何。如果结合得好就发展得快，结合不好就发展得慢。这也是马克思讲的话：“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你的理论不能满足社会和人民的需要，那这个理论就是不行的。我们努力的目标，就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和人民的需要。
（这是周扬同志5月12日在中国文联、文学研究所联合召开的“毛泽东文艺思想讨论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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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话剧创作与精神文明建设
杜高 陈刚
近两年，我国的话剧、戏曲、歌剧和儿童剧都产生了一大批新剧作。最近，文化部和中国戏剧家协会联合举办了1980、1981年优秀剧本评奖活动，对72部作品颁发了“优秀剧本奖”，其中，话剧作品占27部。
优秀的戏剧作品，是广大观众的美好的精神食粮。我们的戏剧工作者，应该努力繁荣戏剧创作，提高作品质量，使之服务于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这个问题，胡耀邦同志在1980年春天召开的剧本创作座谈会上就明确指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需要有三个高峰：思想理论高峰、科学技术高峰、文学艺术高峰。达不到这三个高峰，不能叫四个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八十年代是向四个现代化迈进的开始，也是我们文艺界向新的高峰迈进的开始！”因此，这批优秀话剧的产生，可以说是话剧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向建设精神文明的高峰迈出了可喜的步伐。
既然社会主义的戏剧创作是属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那么，宣扬精神文明和积极地推进精神文明的建设，也就成为戏剧创作的主要目的。
应该承认，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几年，话剧创作在思想解放运动和拨乱反正过程中，曾经作出过出色的贡献。一大批歌颂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丰功伟绩和揭露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罪恶的优秀话剧，至今还深印在广大观众的记忆之中。但是，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在各种社会思潮异常活跃的历史转折时期，话剧创作也出现过某些不良倾向，产生过一些思想不够健康，艺术趣味庸俗的作品。它们虽然数量不多，却在人民中起着精神污染的消极作用。因而，自觉地维护社会主义戏剧的严肃的思想内容和高尚的美学趣味，就不能不是摆在社会主义戏剧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而这批获奖的剧本，热情洋溢地反映新生活，表现新人物，歌颂爱国主义的深挚感情，赞美振兴中华的献身精神，描绘广大群众开创四化建设的新局面，展现社会主义的道德和崇高的心灵美，以及揭露、批判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等等，从精神上给人民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几代人进行长时期努力。话剧创作反映社会生活时，必然要表现出自己的鲜明的思想倾向性。《血，总是热的》、《灰色王国的黎明》、《为了幸福，干杯》、《谁是强者》等等剧本，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我国人民在旧势力的严重包围中开创四化建设的新局面是何等艰难，斗争是何等地复杂而激烈。它们都尖锐地揭露了阻碍生活前进的官僚主义、不正之风和各种腐败现象，发挥了话剧艺术的战斗力和对旧事物的批判功能。但是，它们又不是消极的，它们表现了党和人民的更强大的力量，表现了对生活的信念，表现了时代的洪流必将冲溃大大小小的顾世权式的封建特权王国，和围困袁厂长的重重“关系户”的罗网，以及把罗心刚推上“被告席”去的顽固势力。这就是这些作品所表现的革命倾向性。它们给观众以鼓舞和力量，同我们看到的另一些用无政府主义观点、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和小资产阶级的消极情绪暴露社会阴暗面的作品，形成了鲜明对比。现实主义的戏剧，只有当它敢于面向现实生活的严峻斗争，深刻有力地揭示社会矛盾，正确地反映矛盾的发展变化，才能迸射出思想的火光，照亮生活前进的方向。粉饰生活，回避矛盾，无冲突论的观点，或是散布悲观厌世情绪，都是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任务格格不入的。我们的剧作家应该坚定地站在党性的立场上，理直气壮地反映新事物同旧事物的斗争，充分表现光明战胜黑暗的历史必然性。
精神文明又是一个内容无比丰富，范围极其广阔的领域，紧密地关联着社会的每一个成员。这就要求我们的戏剧更接近人民，更广泛地反映人民生活，表达人民的意志、愿望和要求，体现民族精神，具有民族风格，更富于群众性。
我们高兴地看到，这两年的话剧创作同人民生活联系得更紧密了。反映农村生活的剧本显著增多，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这次获奖的《高粱红了》、《张灯结彩》、《赵钱孙李》、《落凤台》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党的三中全会以后农村生活的急遽变化，表现了新一代农民在精神上的成长。这些作品的艺术风格朴素明快，具有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洋溢着健康的生活情趣，语言也生动活泼。从这些剧本中可以看到作者们拥有比较厚实的农村生活基础，他们熟悉农民，了解农民，又善于运用现实主义的艺术力量去发掘普通农民和干部身上的精神美。《金子》、《天山深处》也都表现出创作者们的心和当代青年的心紧紧相连，深切地关怀他们，敏锐地反映他们的愿望和需求，热情地鼓舞他们，同时又给他们以革命教育和高尚道德情操的影响。《分忧》更是直接从群众中产生的好作品，它动人地体现了工人阶级的主人翁的责任感，表达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意志。
话剧创作要表现人民，就必须塑造从人民中生长，又站在人民的前列，体现人民的理想、代表人民前进方向的社会主义新人的艺术典型。这是我们的戏剧为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贡献的主要标志之一。两年来，话剧舞台上表现了许多性格比较鲜明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血，总是热的》中的罗心刚、《灰色王国的黎明》中的徐定远、《谁是强者》中的袁厂长、《高粱红了》中的郑毅军、《落凤台》中的梁宝华、《金子》中的苏秋华、《天山深处》中的郑志桐……就都是闪烁着时代精神光芒的新人物，他们给群众以深刻的精神美的感染，他们的性格力量鼓舞着群众，使群众看到了我们事业的希望。
精神文明的建设必将不断推动戏剧艺术更趋完美。话剧创作既要继承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革命文艺的深厚现实主义传统，又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从艺术内容到艺术形式进行多方面的深入的探索和创新，开辟更广阔的道路，使精神文明建设的舞台，呈现丰富多采的画面。这就又要求我们对戏剧的社会作用不能作简单化的理解，而必须从以往的一些狭隘的艺术观念和教条主义的框框中解放出来。在充分展现人类精神美的话剧舞台上，剧作家对美的追求和创造将是没有止境的。剧作家应该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和舒畅，他们的艺术个性和创造才能应该闪现出最为绚丽的光彩。
两年来的话剧创作已开始扩展了生活和艺术的视野。观众透过舞台镜框，不但看到了同代人的精神风貌，也看到了硝烟弥漫的革命战争年代的壮丽场景，还看到了祖国遥远古代的历史断面。《北上》、《平津决战》以宏大的气魄与规模，真实地再现了革命历史斗争。在概括历史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上，在加强艺术表现的真实感方面，都作了积极的思想和艺术的新探索。《陈毅市长》和《彭大将军》通过生动的个性化的艺术描写，深刻地表现了伟大无产阶级战士的崇高革命品德和为人民献身的无私精神，给观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近代历史话剧《孙中山》和《詹天佑》，表现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伟大革命家和爱国科学家追求真理的坚韧不拔的意志和振兴中华的理想，作者们从历史题材中揭示的主题思想，使观众感受到强烈的现实意义。古代历史话剧《松赞干布》、《唐太宗与魏征》、《秦王李世民》的作者们从艰辛的思想开掘中，努力展现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精神传统，塑造出古代英雄的艺术形象。这些都充分显示了戏剧创作的题材是无比宽阔的。在那奔流不息的历史长河中，波涛卷起的每一朵浪花，都在吸引着美的探寻者，让它在思想的阳光下闪光发亮。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从戏剧的性质、它的思想旗帜，它同人民的联系，以及它在艺术上趋向完美这几个方面，赋予了八十年代话剧创作新的时代特征。
但是，从精神文明建设的历史要求来看，两年来的话剧创作也令人感到不够满足。人们常常称赞前几年出现的《报春花》、《丹心谱》、《于无声处》、《未来在召唤》、《陈毅出山》、《报童》等等好戏，而期望今日的话剧创作产生思想和艺术质量更高的作品，创造出更具长久艺术生命力的典型形象。请想想，当年的《报春花》等戏，是何等强烈地表达了人民的爱憎，何等有力地表达了人民的意志和愿望啊。那些作品之所以给观众以强烈的艺术感染，给社会生活以深刻影响，就在于它们勇敢地触及与人民的命运深切相关的重大社会矛盾，同人民的现实斗争紧紧相连，真实地反映出人与人之间冲突的尖锐复杂，并且塑造出包含了深厚社会内容、具有广泛社会意义而又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报春花》中的白洁、《丹心谱》中的方凌轩、《未来在召唤》中的梁言明，即使今天想起他们来，人们也还会激动不已，陷入深思中的。这就是艺术形象的力量。它们是作者们在十年动乱中长期生活积累和感情酝酿的结果，作者对于所热爱或所憎恨的人物，具有深刻的了解和认识。相比之下，一些反映四化建设新生活的剧本，显出作者对生活熟悉的程度还不够，感情也显得不那么饱满。
今天，我们正处在四化建设的沸腾生活中，摆在广大作者面前的反对资本主义思想腐蚀的斗争，经济领域里的严重犯罪现象，是何等地惊心动魄，人民同阻碍四化建设的旧势力的斗争是何等地激烈复杂，我们国家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干部制度的重大改革，正在引起的社会生活和人们之间关系的一系列新变化，其意义又是何等地深刻！这些不都在等待着我们的话剧创作站到历史发展的高度，用更强大的艺术力量去反映，用更有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去体现吗？我们的剧作家只有同人民结合在一起，同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结合在一起，才能认识新生活的意义，勇敢而又准确地把握重大的社会矛盾，把自己丰富的生活感受化为鲜明的艺术形象，表达人民的强烈的爱憎。也才能用自己的全心灵的热爱去赞美正在成长中的新人们，从肯定每一个新事物的价值，引导人们看到生活的明天。
我们以为这两年的话剧创作在这些方面显得还不够充分、不够有力。当然，应该理解作者认识和把握新生活、新的社会现象、新与旧的矛盾斗争、新人的成长和特征等等，需要有一个艰苦的社会实践和深入思考的过程，艺术形象的塑造更需要经过从孕育、酝酿、多方面的积累到成熟这一系列艰苦的创造性劳动。剧作者只有通过社会生活和艺术创作两方面实践的结合才能取得预期成功。我们相信，话剧作者们只要能认真总结经验，加强学习，面向生活，一定能为时代和人民献出更美好的艺术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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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出版简讯
《马克思恩格斯论人性与人道主义》
由《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丛刊编辑部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论人性与人道主义》，最近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本书依照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四个阶段，选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早期到后期关于人性与人道主义的有关论述。总字数近十万。
本书还附录了当代外国学者关于人性和人道主义的论述，和近年来我国理论界、文艺界探讨这个问题的论文索引。 （白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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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出版简讯
文艺论集《向着真实》
真实，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都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多少艺术家和美学家都在追寻它的真谛，探索它的奥秘。上海文艺出版社最近出版的王元化同志的文艺论集《向着真实》，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以丰富的例证，流畅的语言，比较深刻地阐述了现实主义文学真实的基本原则。
（苏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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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出版简讯
《胡也频选集》
一部记录胡也频创作生涯和足迹的著作集《胡也频选集》，在烈士英勇牺牲五十周年之际，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选集》分上、下两册，约八十七万字。上册收录诗歌一百三十多首、短篇小说四十九篇；下册收录中篇小说两部、戏剧剧本九个及文艺杂论十六篇。书前收有丁玲同志的三篇文章，它们从不同角度，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烈士的生平、思想以及革命事迹。书末附有丁景唐、瞿光熙编的《胡也频著作编目》等。 （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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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出版简讯
《西藏》画册中文版
由人民美术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和西藏自治区文学艺术联合会联合编辑，人民美术出版社和日本国美术出版美乃美合作出版的大型彩色摄影画册《西藏》，继去年四月在日本出版发行日文版后，中文版也已正式出版。
画册共收彩色图片五百多幅，有二三万字的文章和图片说明。内容丰富翔实，图片珍贵精美，设计新颖大方。
本书的摄影、采访和编辑工作，是由三方有关工作人员组成的编采小组进行的。编采人员克服重重困难，实地拍摄了上万张彩色照片，并获得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从而增强了画册的知识性和艺术性。
阿沛·阿旺晋美同志为画册写了序言。
（文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