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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他们为什么舍不得离开大别山
——访岳西县卫生系统的知识分子
本报通讯员 李南 本报记者 白筠
安徽岳西县，位于皖西大别山腹地。这里交通不便，经济、文化比较落后，至今还有14个公社不通汽车。该县90％以上的医疗卫生技术骨干来自上海、杭州、合肥等大中城市，全县66位相当主治医师以上的骨干中，有62人是外地人。近几年来，这里没有发生过技术骨干外流的情况。这样一个落后的山区，靠什么把医疗卫生队伍稳定住的呢？今年四月，我们来到岳西寻找答案。“党没有把我当外人”
踏上岳西的土地，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在卫生系统，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起了变化，他们受到了充分信任。
也许县医院副院长顾德荣的经历能够说明这个问题。顾德荣是1958年来岳西的第一批大学生。当时，他从浙江医科大学毕业，头上还有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呢！虽然1959年，县委就给他摘掉了“右派”的帽子。但是，在“左”的思潮影响下，“摘帽右派”4个字也足以把人打入“另册”。老顾一直觉得在政治上抬不起头。他只有一个心愿：好好工作，多为山区人民做好事，企图以此来寻求心灵上的解脱。20多年来，他在技术上精益求精，成了闻名全县的外科“一把刀”。他常年风里来，雨里去，跋山涉水，救死扶伤，全县61个公社几乎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岳西的党组织和群众对老顾这20多年的表现是看得清清楚楚的。当三中全会关于改正错划右派的决定传来，1979年初，县委就及时对他错划右派的问题作了改正。没过几个月，这位刚刚改正的“右派”，在还不是党员的情况下被提拔为县医院副院长。老顾哪里知道，县委为此在上下左右做了多少工作啊！1980年，老顾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1年，他又当选为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当老顾回顾这20多年坎坷不平的生涯时，他含着热泪对记者说：“这里的党组织没有把我当外人，我舍不得离开大别山区！”
“党没有把我当外人”，在岳西，我们不止一次听到卫生技术人员以深情的口吻，道出这句发自肺腑的话语。正是这种政治上的信任和关怀，系住了他们的心。有一个关于“名字”的故事是很能发人深省的。
戴恩助医生是1963年安徽医学院的毕业生，是岳西医务界的后起之秀，曾出席过省科学大会。在小戴刚到县医院不久的时候，他曾随便向人讲过：母亲生他时难产，被送进了外国人办的教会医院，由一位外国医生接生而救了母子的性命。为了感念医生救命的恩德，母亲给小戴取名为“恩助”。谁能想到，这次闲聊竟给小戴种下了祸根。十年内乱中，这名字成了怀疑他“在海外有关系”的根据，成了一件悬而不决的疑案。尽管小戴工作勤奋，政治上要求上进，终因“名字问题”而被拒之于党的大门之外。三中全会以后，小戴再次提出入党申请，但仍在暗暗担心：名字会不会还是无法摆脱的障碍？党组织了解小戴的心思，决心搞个水落石出，让这一类捕风捉影的荒唐事永远结束。老院长亲自出马，调查、分析，澄清事实，为小戴的名字“平反”。1981年，戴恩助同志终于实现了多年的心愿，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虽然小戴夫妇的双亲都是芜湖市医务界的负责人，有关单位也表示欢迎他们去工作，但小戴坚定地说：“我离不开岳西。”“这里有我的事业”
岳西县委放手使用知识分子的胆略，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目前，全县卫生系统从上到下，从卫生局到区社卫生院，全是内行领导。据1981年统计，他们的平均年龄才38岁。卫生局局长左文远同志本人曾经是一个军医，1978年转业到岳西，今年47岁。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技术骨干走上各级领导岗位以后，上下思想共鸣，语言沟通，工作协调。广大卫生技术人员感到事业上有了支持者，工作有奔头了。
我们采访了县中医院院长蔡耀庚。
小蔡1966年毕业于安徽中医学院，1968年分配来岳西，在离县城70公里的店前区卫生院当医生。那时，中医被当作“牛鬼蛇神”批判，这位出身于中医世家的子弟，还能指望干什么事业呢？没事干，看点书吧，他又被当作走“白专”道路的典型。日子真难打发啊，小蔡几次萌生了退职回家的念头。好容易熬到了粉碎“四人帮”，小蔡积极与母校联系，仍想调离岳西。1979年的一天，刚上任的局长左文远同志来了。他挨家挨户走访医务人员，和他们谈心、拉家常，还特别找小蔡征求了他对中医中药工作的意见。小蔡发现，这位新局长问得那么仔细，听得那么认真，临走时，还握着他的手说：“你提的意见很好。”小蔡心里顿时感到热呼呼的。更使小蔡感到意外的是，他的意见竟然得到了实施。没过两个月，县里办起了中医中药学习班，请他去当老师。这一下，小蔡那已经冷却的事业心，重新燃起了希望的火苗。从此，他积极提建议，谈看法，出点子。左局长说：“小蔡成了我的中医工作顾问。”小蔡觉得在事业上找到了知音。1979年岳西在全省第一个成立了县中医学会。1981年，县中医院办起来了。年轻的蔡耀庚被任命为院长。发展中医事业的宏图大业展现在小蔡的面前，他感到要干的事情太多，时间不够用啊。
“还想走吗？”我们问他。“不走了。”他笑着回答。我们听说，小蔡的母校曾给他寄来办调动手续的教师登记表，而他却在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以后，把它压在箱子底下。他说：“不走了，这里有我的事业。”“领导心上有群众”
岳西的生活的确是比较艰苦的，来自大中城市的知识分子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好几个同志不约而同地向我们讲了这样一件事情：
1981年春节前夕，又是探亲的日子了。不巧，大雪封山，公路交通断绝，眼望着满山遍野的皑皑白雪，在深山沟的店前、白帽等卫生院里，家在外地的同志正为这100多里的山路怎么走而焦虑。忽然，一辆面包车扎着防滑链，冒着漫天风雪出现在卫生院门口。左文远同志从车上下来了。“天哪！你怎么来了？”人们簇拥着他，七嘴八舌地问。老左搓着冻僵的双手，笑眯眯地说：“车是来接探亲的同志回家的，我是来给大伙儿拜早年的。”刹那间，人们的眼睛湿了，嗓子哽住了：老左啊，老左，有道是“雪中送炭”，可你在雪中送来的，是一颗炭火般炽热的心啊！一位病休日久的医生，拉着局长的手，好一会儿说不出话。
在回忆这件往事时，好几个卫生技术人员对我们说：“岳西的生活是苦一点，但难得的是，领导的心上有群众。”看来，正是领导上这种与群众分忧解愁、同甘共苦的精神，温暖着知识分子的心，使他们能够正确地对待艰苦的山区生活。
其实，在生活上，只要能办得到的事，领导上都是尽力给予关心和照顾的。比如在调资、住房等敏感问题上，卫生局的原则是很明确的：在相同条件下，业务骨干优先考虑。1979年调资，局里专门留了6个指标，给因种种原因没有评上的主治医师、护士长和名老中医。为改善县医院主治医师的住房条件，1981年，尽管财力有困难，县里在省有关部门的支持下，还是挤出钱来为他们盖了一座新楼。
离开岳西时，适逢春雨，在淅沥淅沥的小雨中，山上的草木青翠欲滴，林间的鸟鸣清脆欢悦。我们不禁想起杜甫的两句诗：“水深鱼极乐，林茂鸟知归”。这，就是我们在岳西所找到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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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林茂鸟知归
读了这批来自大中城市的知识分子扎根大别山区岳西县的报道，受到很大的鼓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日益为越来越多的基层组织和干部群众所理解、所掌握，说明我们的事业大有希望！
“水深鱼极乐，林茂鸟知归”，借用这两句诗来形容党的政策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是很恰当的。它非常深刻地说明了水深和鱼乐、林茂与鸟归的关系，党的政策落实了，知识分子才能心情舒畅，为国家为人民充分贡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可是，我们有些同志，由于多年来“左”的错误思潮和偏见的影响，对这个道理至今还不理解，还不觉悟，还在那里干一些“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事情。他们有意无意地把深水搞成浅水甚至枯水，把茂林搞成疏林甚至荒林，使鱼、雀无法栖身，只得纷纷迁徙另谋生路。对此，他们不知反躬自省，从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从自己的思想作风、工作方法等方面找原因，却在那里慨叹“人才外流”，抱怨“知识分子不安心工作”。
“飞鸟恋故林”。在一般情况下，鱼和鸟极不愿意离开熟悉的山山水水。岳西县卫生系统知识分子的情况，就是极好的证明。他们中的技术骨干，绝大部分来自上海、杭州、合肥等大中城市，论研究条件和生活环境，这些城市当然远远超过山深林密的大别山区。可是，当他们亲身沐浴着党的政策的阳光，切实感受到自己是山区的主人而不是“外人”，那里有他们可以为之献身的事业，有热情关怀、支持他们工作的领导，有迫切需要他们、满心欢迎他们的群众时，他们就对山区的艰苦生活甘之如饴，自觉自愿地扎根岳西不愿离开了。
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和岳西县这些同志一样，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事业的。他们有理想，有抱负，顾大局，识大体，愿意舍弃比较优裕的物质生活，到边远地区、高寒山区、塞外漠北去过艰苦的生活。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认真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正确处理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只要我们政治上充分信任，真正把他们当自己人；工作上放手大胆使用，使他们能施展抱负，发挥所长；生活上关怀爱护，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应该而且能够解决的困难；他们就会安心在各自的岗位上发热发光，尽心竭力地为四化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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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连大专院校积极开展德育研究活动
本报讯 记者郭龙春报道：辽宁省大连市高等学校从事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政工干部，开始有计划地进行业务进修。第一批25名政治辅导员和班主任，已经进了大连市高等学校德育研究会举办的德育进修班。他们将在3个月的时间内，学习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课程，探讨德育理论方面的问题。
从1980年起，大连工学院等院校针对学生中的思想政治工作需要加强，而老的办法已不尽适用的矛盾，先后成立了德育教研室。目的是把德育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结合对学生管理、教育的实践，探索新的历史时期对大学生进行德育的客观规律，改进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促进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化。
这些教研室的活动已取得初步成果。大连铁道学院等院校的德育教研室，为掌握当前大学生的思想特点和变化规律，进行了较系统的调查研究，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课题和改进意见。大连轻工业学院等院校由于有德育教研室制订教学计划，组织编写教材，进行集体备课，形势任务课和思想修养课有了较大改进，思想品德教育向系统化、科学化前进了一步。
为推动全市高校进一步开展德育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工作，今年2月间，包括军事院校在内的15所高等学校联合成立了大连市高等学校德育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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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为了下一代
幼儿园和小学要衔接好
何美玲
为了使幼儿园儿童入小学后很快适应小学的生活和学习环境，使他们在幼儿园学到的知识和养成的好习惯继续巩固，加强幼儿园和小学教育的联系是非常必要的。双方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联系，使幼儿熟悉小学的生活，知道小学生都很守纪律地在校学习，从而激发幼儿进入小学并好好学习的愿望。幼儿园在儿童毕业时，应把儿童情况表（生活习惯、健康情况、品德行为、兴趣爱好、智力表现等）及时转给小学一年级班主任。这样可以使小学教师掌握儿童的特点进行教育。凡是幼儿园和小学联系密切的单位，衔接问题就解决得比较好，教学效果也比较好。
幼儿园要加强大班末期的教育工作，提高教育质量。小学一年级老师一般希望幼儿园输送的学生有健康的身体，对学习感兴趣，有良好的生活和学习习惯，观察力、记忆力和思考力发展较好。根据这些要求，幼儿园要向幼儿进行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并为他们入小学打好基础。因此，在整个教育中，必须注意要面向全体幼儿，使每个儿童都能达到或接近幼儿园教育纲要的要求。在过去一段时期，由于家长和教养员都希望儿童考入重点小学，有些大班教养员只注意培养智力好的儿童，在增加他们的知识上下功夫，忽视了对其他儿童的教育。目前已有不少地方规定重点小学和其他一样，都实行就近入学的原则，学龄儿童入学不再进行考试，这个规定是很好的。这样可以使教养员有更多的精力面向全体幼儿，对学习差的儿童着重帮助，使他们入小学后能跟上班。有些一年级学生学习成绩不良的原因一方面是学前教育的准备工作做得不够，同时也由于父母和教养员对儿童的学习缺乏经常性的注意和关怀。学习差的儿童，入学后难以照一年级的教学大纲学习，学习不好，又会使他们不愿学习，引起畏难情绪。学习上的失败，会使儿童较为薄弱的意志更加软弱。相反，儿童入学后，学习得好，成绩优秀，就能更学得起劲，对培养学生学习的持久性和兴趣起着积极作用。
要培养儿童良好的学习习惯，特别要培养具有专心听课的习惯。如果幼儿园阶段没有使儿童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入小学后，在课堂上就会思想不集中，爱做小动作，也就不能很好理解学习的内容，不能产生学习的兴趣和动力，给小学带来很多的麻烦。如果在学前阶段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上课能集中注意听讲，这些儿童学习起来，就比较省劲，效果也较好，也有更多的时间休息、看书，参加文娱活动和锻炼身体了。
幼儿园还要培养孩子正确的执笔姿势和书写习惯，不要放任不管，要是形成不好的书写习惯，到小学后要纠正就费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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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为了下一代
自己能做的事自己做
前不久，北京登莱小学四三班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班会，几位同学表演了叠衣服、缝扣子、缝沙包，干得既熟练又灵巧。
这项课余活动，使孩子们变得更可爱了。全校从一年级到五年级人人做到在家有劳动岗位，在校有为集体服务的岗位，在社会有为人民服务的岗位。二年级一班班主任老师作了调查，以前全班只有个别的学生在家干一点力所能及的事，多数同学不干家务。有一位同学劳动能力差，让他缝个扣子，不是在一个扣眼里来回穿，就是把扣子背朝外缝上。这位同学在班会上说：“小学生守则里有一条，自己能做的事自己做，可我过去连扣子也不会钉。我真后悔，平时怎么不注意观察周围的事，不注意天天穿在身上的衣服扣子是怎么钉的呢？”
九岁的小任杰，胸前的红领巾是那么鲜艳，身上的衣服也干干净净。可是前不久，他的红领巾总是黑乎乎的，浑身上下常常是一身泥。开展小能手活动时，同学们学会洗红领巾、小手帕了，他却站在洗脸盆前不知如何下手，班主任老师耐心地把着手教他怎样擦肥皂，怎样搓洗。当他第一次自己把红领巾洗干净时，就甭提那高兴劲儿了。他说：“现在我每星期洗一次红领巾，也不随便在地上打滚把衣服弄脏了。放学回家没事就扫地、整理屋子，同学们再也不批评我脏，妈妈也夸我爱干净了。”
二年级有一名一向穿着挺干净的女生，不过全是妈妈给她收拾的。开展劳动小能手活动后，她不愿象过去那样什么事都靠爸爸妈妈了。她自己洗手绢、洗裤衩、背心，还会帮妈妈摘菜。在学校，她认真做值日，还参加学雷锋小组打扫大院的楼道。她说，我最爱听小蜜蜂的故事，我不做花蝴蝶，我愿做一个勤劳的小蜜蜂。
本报记者 沈骊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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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为了下一代
天津各界热心资助少年儿童福利
本报讯 记者张淑英报道：天津市政协常委、市妇联委员陈庸庵等十几位社会人士，自一九七八年以来捐献人民币近三十万元，资助少年儿童福利事业，受到人们的称赞。
这些社会人士中，有退休医生和教师，有原工商业者、家庭妇女，还有外籍华人。他们热爱祖国、热爱孩子，根据自己的可能，为儿童办了许多好事。去年“六一”，他们帮助大营门街安新庄居委会建立了儿童活动站，站内设有小人书、棋、球及一些玩具，丰富了孩子们的校外生活。当他们了解到双职工子女中午吃饭有困难的情况后，主动与马场道小学联系，办起了儿童食堂，使一百一十个孩子可以在校就餐，解除了家长的后顾之忧。他们还资助各区儿童图书馆和工读学校，加强对孩子们的教育。今年他们又拿出十万元，帮助团市委少儿部筹建儿童夏令营基地。
年过七旬的陈庸庵、陈达有和八十高龄的刘树墉，一起商量如何为孩子们办好事，并在今年年初成立了儿童少年福利基金小组。他们这种关心下一代的精神，得到天津市人民政府和各行各业的支持。汉沽一中一位教师把自己的稿费寄给基金小组，一位女售货员写信自荐当保育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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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父母之友
预防维生素D中毒
维生素D是预防及治疗小儿佝偻病的有效药物。服用适量可促进小儿的生长发育，过量可以引起维生素D中毒，影响小儿的生长发育。年轻的父母在给孩子服用维生素D时不要随意加减剂量，要遵医嘱。
引起维生素D中毒，主要是一些家长误认维生素D是营养品，服用越多越好，滥用各种维生素D制剂。有些家长见孩子出汗多一些，长得小一些，就认为是佝偻病，鱼肝油、胆维丁吃个没完。个别小儿对维生素D极为敏感，虽服用的剂量不大，却已过量或中毒。
维生素D中毒表现的轻重，决定于用量的大小，如一次服用特大剂量，小儿可发生急性中毒，引起头颅内压力增高、头疼、恶心、呕吐、烦躁、精神不好、前囟隆起，血钙增高。长期服用较大剂量或与口服同时还经常打针，就容易造成慢性中毒，引起食欲不振、低烧、拉稀、口角糜烂、烦躁、头发脱落，皮肤瘙痒、腿疼、口渴、尿多等。
防治维生素D中毒，首先要普及预防小儿佝偻病知识，预防佝偻病时，维生素D的剂量为400单位／日，经常接受日光的照射。千万不要滥用维生素D，一定要遵医嘱服用。如果出现维生素D中毒症状时，应立即停用，并限制钙盐摄入，以豆浆代替牛奶。急性中毒时可用强的松、降钙素等药剂治疗。
何金生
第3版()
专栏：为了下一代
献给弟弟妹妹的礼物
——北京汽车工业总公司共青团员捐赠“未来号”旅行车记事
5月下旬，在北京官园举行的社会各界向中国儿童和少年活动中心首次赠礼仪式上，一辆中型旅行车最引人注目。这是北京汽车工业总公司8，000多名共青团员集资制造的礼品。
今年年初，公司团委决定组织团员义务劳动，筹资向孩子们赠送一辆汽车，并定名为“未来号”。全公司的共青团员投入了捐车活动。
汽车灯厂的134名团员开展了义务装灯活动。他们大干了二十多个夜晚，得400元奖励，全部捐给“未来号”。团总支干事孙玉妹刚刚献过血，但在义务劳动中没歇过一天。厂长、党总支书记宋文涌说：“为了下一代，你们团员有责任，我们党员更有责任。”他带领六十多位党员和团员一起参加义务劳动。
内燃机一厂生产任务不足，172名团员是捡废纸来筹集资金的。他们下班后推车收集厂里的废包装箱和包装纸，卖给废品收购站。两个月后，8分钱一公斤的废纸，居然卖了700元。
为了集资，有的团支部到社会上揽活，有的修旧利废，有的承揽非生产性任务，真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内燃机二厂科室的8位女团员爬到车间房顶，把多年来换天窗扔掉的碎玻璃一块块捡来，换得几十元钱，捐给了“未来号”。5月初，在总公司团委的银行帐户上，已存满了2．75万元。
5月上旬，汽车在旅行车厂开始组装。为了保证喷漆质量，9位师傅在车厢上刮了9道腻子，又把车推进烘炉烘烤了9遍。连续干了四天，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高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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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首都新出版了一批少年儿童读物，受到小朋友们的欢迎。
本报记者 徐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