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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6月17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民主革命时期的英勇战士施复亮同志
胡厥文 胡子昂 孙晓村 周士观 冯和法
施复亮同志原名施存统,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共青团的前身)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第一任书记,后来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主要发起人和领导人之一,并始终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他为了祖国的富强,长期努力工作,翻译和写作了不少马列主义著作,对于我国民主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
施复亮1899年生于浙江省金华县叶村的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他在本村念过二年私塾和小学,1917年夏,他在舅父的帮助下进入杭州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经亨颐是当时的进步人士。施复亮在杭州结识了沈端先(夏衍)等青年,时相往来,谈论时事。
1920年初,施复亮结识了当时为青年热烈拥护的《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和一些别的同志。他们受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开始讨论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这一年,施复亮同陈独秀、陈望道等在上海澄衷中学举行了有500多人参加的第一次纪念“五一”的集会。大会以后,施复亮参加了以《新青年》杂志社为中心的筹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集会。在一起的有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李达、俞秀松、陈公培、沈玄庐等,不久即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发起组,着手筹建中国共产党。《新青年》杂志就成为机关刊物,除宣传马克思主义、指导工人运动、推动各地建党活动之外,并把领导青年运动、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施复亮积极参加当时的各项工作,成为站在运动前线的积极分子。投向革命 编辑《先驱》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日本文化界翻译出版了大量的有关著作,成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当时我国有许多进步青年在日本留学,在思想上受到影响。施复亮带了一份党纲草案去日本,既为在留学生中发展组织,也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考察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
施复亮在日本住了近一年半。他一方面刻苦学习日文,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另方面与日本进步人士宫崎龙介等交往,而更多的是与日本共产党人堺利彦、山川均等研讨有关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际问题。在这个时期中,他的学习进步很快,为以后传播马列主义的工作打下了基础。日本政府对于施复亮的行动早已加以监视并于1921年12月中把日共几位同志和施复亮一起逮捕。施复亮在东京监狱关押了半月左右,被驱逐出境。
1922年初,施复亮由日本回国,陈独秀即委派他领导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团中央的工作。原在北京出版的团中央机关报《先驱》杂志搬到上海出版,施复亮负责《先驱》的主要工作。《先驱》共出版了25期,他主编了17期,到1923年8月15日停刊,改出《中国青年》,才改由恽代英主编。
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政治口号,并制定了团的纲领和章程,选举张太雷、蔡和森、俞秀松、高尚德、施复亮等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并由施复亮担任书记。这一时期,施复亮作为团的书记,主编《先驱》占去他很多时间,同时他也进行了大量的实际工作。他曾用“方国昌”、“光亮”等代名、笔名,写文章,做报告,参加群众性政治活动。1923年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他仍被选为团中央委员,但因他几年来疲劳过度,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无力担任繁重的工作,团中央同意他休养。痛遭挫折 发愤译著
1924年,在孙中山主持下,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有共产党人参加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由共产党人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奠定了国共合作的基础。中国共产党为了培养革命干部,在上海成立了有名的上海大学,党的许多领导人如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肖楚女等都在这里教课。施复亮在这里任教达二年之久,直到1926年9月才离开。他除了认真教书,团结、帮助学生走上革命道路以外,积极参加社会工作和政治活动。1925年5月30日发生了有名的“五卅”惨案,上海大学的学生站在运动的最前线,施复亮给他们以很多鼓励和指导。7月,戴季陶出版题为《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的反动小册子,攻击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施复亮虽是戴季陶的朋友,还受到过戴在生活上的资助,但是,他同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等一起,先后发表文章,义正辞严地对所谓戴季陶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11月国民党右派召开反共的“西山会议”,施复亮在1926年初写了一篇长文《反对西山会议》,对之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就在这个时候,他和上海大学的女学生钟复光结婚,开始用施复亮的名字,表示“复光复亮,宗旨一样,携手并行,还怕哪桩”,亲爱无间,共同奋斗的意思。
1926年9月,施复亮离开上海大学,到了当时革命策源地广州,在中山大学、黄埔军官学校、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讲授政治经济学,宣传国民党和国民革命的理论,这批讲稿编成一册,行销很广,影响很大。
1927年是革命与反革命斗争非常激烈的年代。2月间施复亮离开广州到了汉口,在设于武昌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原名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担任教官,不久又担任政治部主任。当时军校的政治总教官、党委书记是恽代英。遇有较重要的事情,施复亮总是向恽代英报告请示。
不久,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的支持下,撕下了革命的假面具。上海发生“四·一二”大屠杀。后来,汪精卫与蒋介石勾结在一起,实现所谓“宁汉合作”,实行清共。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惨重失败。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面前,所有的革命者都受到了考验。施复亮认为终身恨事的,是在革命转折的关键时刻,他彷徨苦闷,不知何去何从。他虽然长期钻研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如何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特别是在民主革命时期如何看待资产阶级的作用,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就在这种情况下,施复亮从急行的列车上掉了下来,在武昌家中隐居,写了一篇《悲痛中的自白》,脱离了党,铸成了他以后经常悔恨的错误。
施复亮尽管脱离了党,但他憎恨国民党的残杀,为遭害的同志哀痛。他退党后,幻想改变国民党的罪恶作法,恢复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曾一度参加过国民党的改组派,终因意见不合而退出。从1929年到1936年的悠长岁月里,他从事译著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理论的著作,翻译出版了大量进步书籍。在第一次大革命前,他发表的《马克思学说概要》、《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等书,受到青年们的普遍欢迎。1929年后,他编著的如《资本论大纲》、《经济科学大纲》、《社会意识学大纲》、《唯物史观经济史》、《现代唯物论》、《社会进化论》、《苏俄政治制度》等二十余种译著,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白色恐怖弥漫下,这些书经常遭到查禁,施复亮赖以生活的稿费、版税收入自然很微薄。为节约日用开支,他同钟复光曾回到家乡叶村,住了一年半。但是,这些书籍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社会主义革命起到了有益的作用,帮助许多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在译著的同时,他不断地自我反省,为自己的错误而内疚。他在1932年4月间写的《中国现代经济史》的序言中就表达了自己的忏悔心情。后来他在1937年出版的《民主抗战论》一书中更是沉痛地说:“八九年来,我的良心常常受着责备。愧对过去那些共过患难的朋友和同学。他们为了革命而牺牲了。而我却还苟且偷生于人世。我因一时的认识错误而不能革命到底,我没有他们那样勇敢作壮烈的牺牲,我只有感到惭愧和不安”。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在今天还勉强可以自慰的,就是直到今日为止我还没有存心欺骗过群众,没有做过损人利己的事,没有走上升官发财的道路,没有为了穷苦而做过违背自己良心的事,说过违背良心的话”。这是很中肯的自我批评。“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对于施复亮同志,人民是谅解的。抗日救亡 奔走呼吁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九·一八”事件的发生,对于埋头书桌的施复亮是一声惊雷。他再也不甘于闭门译著,而又奔上了战斗的前线。
1929年下半年起,中国共产党在白区的工作得到了恢复和发展。1932年上海发生“一·二八”淞沪抗战后,人民群众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抗日救亡的运动风起云涌,地下党领导下的救亡团体和活动不断增加。施复亮恢复了过去革命的激情,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1932年他在北京的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民国大学教书,经常到群众团体去做报告,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号召抗日救亡。
自1936年以来,民族危机日趋严重,救亡运动和救国会组织蓬勃发展。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全国人民要求抗日救国的怒潮达到最高峰。施复亮是文化界救国会重要领导人员之一。他参加会议,做报告,写文章,工作更为忙碌。早在1932年北京举行“九·一八”周年的群众大会上,他曾作了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讲,痛斥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险遭毒手。上海“八·一三”抗战发生后,在短短的两三个月中他连续写了数十篇关于抗日救亡的文章,发表在《救亡日报》、《文化战线》等报刊上面,影响很大。
上海沦陷后,他先到昆明,1940年又到了重庆。在重庆,他经常同党的领导人往来,受到周恩来副主席很多教育帮助。这时候,他进一步认识到党领导民主革命的政策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更加认识到自己过去的主张是抹杀阶级矛盾、害怕阶级斗争的小资产阶级调和主义的错误。在党的统一战线的影响和党员同志的具体帮助下,重庆各派政治力量活跃起来。施复亮积极参加各种群众性的政治活动,配合党的政策方针,反对国民党的独裁政治,反对压迫民众,反对消极抗战,反对对日妥协的阴谋。施复亮参加聚餐会、座谈会、报告会等群众组织,揭露国民党的假抗战、真反共的阴谋,为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献计献策、奔走宣传。为此,国民党政府对他进行了监视。在1941年1月发生震动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反动派犯下了滔天罪行的时候,由于种种原因,有些人害怕起来,惟恐连累自己。施复亮和他的夫人一同被雇佣他们的印书馆和书局解职,日常生活遇到了困难。这时,国民党假借民意,设立所谓民意机关,要找一些人撑门面。施复亮由于有一定声望,国民党就派人前来利诱,邀请他去参加工作。施复亮予以严词斥责,拒绝做国民党的官。不久,他由胡子昂、鄢公复等介绍,到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处工作,编辑《四川经济季刊》,才把生活安定下来。这时,他精力充沛,情绪很高,接连写了不少有关抗日救国的论文,单在《新民报》上就写了《经济漫谈》近百篇,批评国民党的战时经济政策,呼吁改善人民生活,反对独裁,要求民主。
在整个抗战时期,施复亮走出象牙之塔,以旺盛的生命力,大声疾呼,口诛笔伐,为抗日救亡尽了他的力量。抗日胜利 民主建国
到了抗战后期,太平洋战争发生以后,有识之士已经预见到日本败局已定,纷纷议论战后中国的前途问题。为了反对国民党独裁,争取人民民主,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指导下,几个政治组织、人民团体在重庆建立起来。施复亮对于民主建国会的创建和发展,是备极辛劳,做出了很大贡献的。
施复亮对战后中国前途问题非常关心。他回想第一次大革命时,不能正确对待资产阶级是一个重要问题。当时施复亮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是模糊的。后来,党和毛泽东同志对于这个问题作了科学的分析和明确的指示,毛主席说:“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政治路线。”施复亮由此受到启发,明确地认识到中国的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来领导,而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大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对象,受到帝国主义压迫的爱国的中小资产阶级是可以争取过来作为民主革命时期的同盟军的。施复亮由此想到,自己最好能为贯彻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做些工作。他在重庆先后参加“星五聚餐会”、“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等团体的活动,也结识了一些工商界的朋友,他认为能在这方面做些工作是很有意义的,曾把这个愿望同当时在重庆的党的领导人表示过,受到党的鼓励。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抗战八年,胜利结束,国民党反动派想独吞胜利果实。8月28日,毛泽东主席亲临重庆,同国民党政府谈判国共协议和建设新中国的方案。施复亮同其他进步人士一起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等领导同志的接见,听到他们的教诲,受到很大的鼓舞。他自恨过去自己由于认识上的错误,对不起党,现在他下定决心,要坚决跟党走,为党的事业贡献余生。这种想法,他不止一次地向钟复光倾吐,要互助互勉,共同前进。在党的影响、帮助下,好几个人民团体和政治组织成立起来。他听了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的几次讲话,想到民族资产阶级在战争胜利后的作用和革命中的地位和前途,认为也应该有一个组织,用以对他们进行争取、团结以至改造的工作。
民主建国会是在党的政策影响下和几位地下党员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成员大部分是工商界人士,也有一些与工商界有关的知识分子。最早的发起人是国内著名的教育家黄炎培和他主持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杨卫玉等人。黄炎培等人听了毛主席的讲话,认为战后我国要发展工商业,民族资产阶级也要有一个自己的组织。于是他联系了迁川工厂联合会的胡厥文,又邀约了原救国会领导人之一章乃器,同时把施复亮作为有名的经济学家邀约参加,一起筹备讨论。这是符合施复亮的心愿的。针对当时的独裁政治,大家认为要建国必须首先要有民主,所以把组织定名为民主建国会。施复亮是当时民建会的负责人之一。胡子昂是重庆参议会的议长,不便公开出面,而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持。开始的时候,民建会表示自己中立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外,表明“不右倾、不左袒”的所谓“中间路线”。施复亮一方面照顾到多数人的意见,同时对于“中间派”也有他的看法。他后来在一篇文章中说:“中间派决不是中立派,在民主与反民主之间决不能中立。中间派也不是调和派,在是与非之间也无法调和。”他主张的,是“坚决反对保守反动的道路”的中间路线。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平息全国人民反对独裁、要求民主,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怒潮,更重要的还由于全面内战的准备尚未完成,1946年1月被迫召开了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以及社会贤达等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后来称为旧政协),达成了和平建国纲领,以及军事、宪法草案、政府组织、国民大会等问题的五个协议。这是国民党政府的骗人花招,根本没有履行的诚意。重庆的一些政治组织、人民团体为了敦促国民党履行协议,2月10日在重庆较场口召开“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施复亮和章乃器作为民主建国会代表前去参加。国民党反动派有计划、有组织地安排了特务打手,破坏了这次会议,把许多代表重打致伤。施复亮是受伤最重的一人,胡子昂让出自己的小汽车,由钟复光陪同,把他送到医院。周恩来副主席和各界代表都到医院慰问,各地纷纷发来慰问电信。反动派的暴行不仅没有达到他们的罪恶目的,反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也教育了一些保持所谓“不偏不倚”的中间态度的团体和人们,使他们认识到在独裁和民主、内战和和平、爱国和卖国等大是大非问题面前是不能保持中立的。施复亮在医院经过检查和治疗,服药后昏昏沉沉地躺在四川省银行宿舍床上,忍受着伤痛,还是断断续续地口述,由钟复光笔录,写了一篇充满激情的《愤怒的抗议》文章,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他受了这一次毒打,认定国民党已无可救药,更加坚定了只有跟着共产党走,中国才有前途的信心。
国民党与共产党签订的“双十协定”墨汁未干,蒋介石悍然发动全面内战。伟大的解放战争开始,不到三年时间,国民党皇朝被彻底摧毁。在重庆白色恐怖严重的时候,党帮助施复亮全家迁往上海居住。1948年5月,民主建国会和其他民主党派一起响应共产党的“五一”号召。是年冬季,施复亮到了香港;接着,他同章乃器、孙起孟两位同志被推选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代表,后又加推吴羹梅参加筹备会。1949年他参加党组织的东北参观团,到老解放区参观学习;是年4月他回到北平,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成立,他被选为常务委员兼副秘书长。毛主席在香山邀民主建国会的几位领导人谈话,勉励大家要为解放上海而努力。施复亮立即报名,参加陈毅将军的大军南下。上海解放后,他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的顾问。他同陈毅将军是旧交,他激动地对陈毅诉说了自己的经历,批评自己过去思想不坚定的错误。陈毅同志对此十分赞赏,并肯定了他协助党所作的统战工作。陈毅同志对他热情的鼓励,使他很感动,他表示一定要贯彻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尽自己的力量,做好工作。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施复亮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听到毛主席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宏亮声音,感动得热泪潸然而下,下决心要多做工作,报党报国,弥补自己在过去一段时间的缺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施复亮被任命为劳动部副部长,部长是李立三。他一方面办理劳动部的工作,一方面仍全力推动民主建国会的工作,担任民建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副主任委员、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和黄炎培、章乃器三人是民建中常会的主要负责人。他作为劳动部副部长当然要保障工人的利益,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党派的负责人,又要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合法利益。为了正确理解和处理党的“劳资两利”政策,他有问题就向上级请示,然后按照具体情况予以处理。施复亮对毛主席非常敬仰,在业余时不倦地反复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五反”运动后,工商界中不少人曾出现畏难、消极情绪。1952年底,他率领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干部,到上海去调查劳资关系问题,鼓励上海工商业者解除顾虑,积极经营,除了个别谈话、小型座谈外,他还在大光明电影院作了一次有千人参加的报告会。但是,正在他想把余年全部贡献给党、努力为人民多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因操劳过度而得了半身瘫痪症,不得不进医院治疗,医生要他出院后作较长期的休息。中央统战部和劳动部都来电慰问,富于感情的施复亮非常激动。他在病床上给李立三、李维汉两位部长写信,又一次对于自己过去的错误作了检讨,并对党的关怀表示衷心感谢。他在信中说:“在1927年以前,我与你们曾共过患难,但在1927年8月以后,由于我认识错误,意志不坚,中途脱离革命。虽然你们不曾当面责备过我,但我至今内疚于心,解放以来,你们给我以很好的工作机会,但我自己总觉得工作太少,享受太多,常感不安”。实际上,他在病中并没有完全休息,还是经常关心和推动民主建国会工作的开展。
施复亮同志一生为人耿直廉洁,生活朴素,仗义疏财。他出身劳动人民家庭,知道人民的疾苦。解放前,他在教书、写作上略有积储,就把钱捐助别人。解放后,他感到愧对党和国家所给的待遇,仍然节衣缩食,把工资中除生活费之外的部分全部积蓄起来,等待有机会“交还国家”。他曾捐款给老家叶村生产队办学校;给《工人日报》捐款,救济上海无业工人;抗美援朝时,他捐出了当时的全部积余;在河北大水及邢台地震时,他也各捐了2,000元;……在他临终时,没有给子女留下一分钱。但是,他感到痛心的是在武汉军校的一件事。他在1927年离开军校回到上海时,由于有的人不了解情况,曾说他取了一千数百元公款跑了。他在1937年底出版的《民主抗战论》一书中所载的《一个诚实的声明》的文章里说:“八、九年来,我一直含垢忍辱到现在,对于任何谣言都不曾作过声明,一切都听其自然”。他在说明别人所加于他的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后,接着说到了“冒领公款”的问题。他说:“在1927年7月武汉国共两党正在准备分裂的时候,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会计员向我报告,一切帐目必须于第二天结束,还有一部分教官的薪水没有拿去,问我如何处理。……我因我的朋友都需要钱用,他们都住在汉口,一时无法叫他们来领,所以就告诉那位会计员,把他们薪水全部交给我,由我代写收据,再转交他们。……我为了这事,还特意到汉口去了一次,一部分交到了(如许德珩、沈雁冰、李合林、彭述之诸先生,李合林先生搬了家,我还是托潘震亚先生转交的),另一部分没有交到,我就托吾妻钟复光女士转送回政治部(大约四、五百元),当时总务科长季刚先生不在,由秘书陶希圣先生代收,陶先生还说该款正好弥补某项亏空”。文中提到的这些人当时都健在,而且多数人都看到了这篇文章。以后施复亮还和其中一些人(如许德珩等)过从甚密,可见绝无“冒领公款”其事的。
中国共产党对于一切有功于革命的人总是非常关心的,对于施复亮就是如此。例如,1947年和1948年解放战争正在胜利进行,国民党反动派在白区对人民进行残酷镇压,党处在地下,对于革命人士还是千方百计地予以照顾和保护。当时施复亮找不到工作和住处,在日报上刊登了一篇找房启事,就有一位素不相识的人叫周庚的,接他的全家去一起住,一起生活,从不收他的房租。他对周庚特别感激,直到解放以后很久,才知道周庚是地下党员,当时是奉党的指示来帮助他的。解放战争时期,也是党派人护送他在老家的子女通过动乱的战场来到刚解放的上海的。在他瘫痪后,毛主席、周总理曾多次当面关怀过他的病情,使他感动得流泪。
施复亮虽然长期在家养病,但没有一天不关心国家大事,没有一天不想再给党做工作。1966年下半年起所谓“文化大革命”的大灾大难发生,施复亮看在眼里,闷在心里,为一批老同志遭到迫害而伤心,为党和国家的前途而担忧。他曾经不止一次拒绝为前来“外调”的人提供不符事实的材料。不久,他自己和他的老伴也都受到冲击,由于周总理的干预,才没有受到太大的迫害,但他的病情因之日重,终于在1970年11月底含恨逝世。
施复亮同志一生为革命尽心竭力,做出了贡献,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他虽然走过了曲折的道路,但终于又跟上来了,一直到逝世。党对这样的同志,是肯原谅而决不会歧视的。事实证明,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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