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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6月17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请把目光投向“卫星”
——北京卫星城建设评述
本报记者 艾丰
一颗“卫星”正在北京南郊升起。记者最近来到大兴县黄村的时候,看到的是宽阔笔直的新大街、排列整齐的宿舍楼、大型的商场、漂亮的影剧院,还有那高大的厂房,矗立的塔吊……几年前的一个普通农村集镇,如今已是初具规模的卫星城市了。
在北京的城市建设规划中,黄村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早的卫星城。东郊的通镇、西郊的房山石化区,已经发展成形。北郊的昌平,1958年就开始布点,中途停顿,现在中国房屋建设开发公司正准备在这里投资,把它建成科教旅游卫星城。南郊的黄村,则是完全按照规划、迅速建设起来的以轻纺工业为主的综合性卫星城市。自1977年以来,这里共修建房屋66万平方米,其中宿舍40万平方米;修建铺设有上下水管的道路10公里,形成了南北三条,东西五条大街。黄村现已容纳中央和市属单位31个,这些单位目前有职工和家属26,000多人。
北京的卫星城建设,特别是黄村“卫星”的迅速升起,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那么,应该用什么样的目光来看“卫星”呢?
全局的目光
北京的人口实在太拥挤了。市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2,000人,在世界各国首都中,仅次于东京的14,000人,居第二位。住在北京、来到北京的人,都痛感“挤”字之苦。记者亲见一位陷于大栅栏人流之中而不能自主的农民无可奈何地喊道:“这哪是买东西,简直是受罪!”人口问题已成为北京城建中的难题之一。
既要发展,又要控制城市规模,出路在哪里呢?面对北京市地图,市规划局的同志告诉记者,在这块总面积为16,80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居于中心的旧城区已经过分拥挤;向外扩展,东至定福庄,西至石景山,南至南苑,北至清河是规划中的市区,在这片75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建成区已达346平方公里,而且为了解决生活设施配套问题,还不得不占用十万亩农田。要是还在这个圈里无限制地盖房子,那么吃菜怎么办?生态平衡怎么维持?再往外看,我们才终于找到了发展余地——那些有着广阔天地的远郊城镇。
自从1918年出现“卫星城”这个名称以来,世界已有许多大城市,如伦敦、华盛顿、巴黎、莫斯科、东京等,建立了卫星城。在北京的发展中,人们自然地把目光投向“卫星”,并在规划中作出这样的设想:到2000年,市区常住人口控制在现有的430万人水平并略有减少,而远郊城镇的人口,则从现有的80多万,有可能增加到200多万人。“卫星”上可以再容纳100多万人哪!让“卫星”升起,这是统观全局的部署。分析的目光卫星城如果不能把一部分母城居民吸引出来,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它的意义。
但对吸引力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提出,“不仅母城有的卫星城要有,而且母城没有的卫星城也要有。”——这自然难以做到。有人认为,卫星城在生活设施、商业服务、文娱医疗、教育体育、公共交通、生活环境各方面起码“不低于”母城水平,才有吸引力。——这恐怕也是短期内不易实现的。
也许,几个事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吸引力。
北京玻璃六厂原址在永定门外,占地仅12亩多,因噪声干扰附近住户,常有“抗议”的砖头飞进他们的办公室;迁建黄村,占地120亩,生产能力可由原来年产一万吨提高到四五万吨。副厂长宋金波说:开始我们是扰民被逼出来的,现在看,来对了,从生产到生活,天地都广阔多了。北京化纤厂的职工,大部分是从城里本系统职工中招收的。他们打出两条:来黄村,宿舍好解决,子女好就业。结果报名人数超过计划招收数。
记者还访问了1958年迁至昌平的北京衡器厂。这个厂的527名职工,绝大多数是城里去的,其中325人已在昌平落户,占61%。有位检验科长,家中5口人,原在城里住一间13.8平方米的房子,爱人又在通县上班。后来,在厂领导帮助下,爱人和一个孩子安排在衡器厂工作,又分配给他一套二居室的单元楼。他高兴地说:“我在昌平落户,是一步三层楼!”
看起来,对吸引力应从实际出发做具体分析。母城的优越条件,对于每个单位,每户居民来说,并非平均享用的;每个单位、每户居民又总有其特殊要求。卫星城如果在基本条件上与母城相比不甚悬殊,而又有若干方面超过母城的话(例如黄村平均每人住房面积就超过了市区),就会产生一定的吸引力。
当然,实事求是地说,目前卫星城的吸引力还是相当不够的。黄村一些工厂,职工在当地落户的还是少数。大力发挥卫星城的优势,同时注意弥补它的不足,这是提高卫星城吸引力的方向,也是当前相当艰巨而迫切的任务。
政策的目光
有的同志认为,建设卫星城并不能控制大城市的规模。他们举房山石化区为例,那里的人口70%来自外地,20%是当地招收,只有10%是从市内去的。再如黄村,目前已从周围农村“吸”来了数百农户。“市内人没吸出去,外边人倒吸进来了。”有的同志则认为,卫星城对进京人口已起到明显的截流作用,应该肯定。
这类情况和问题,是值得研究的。
关键在于政策。城市建设是一门重要学问。从生活条件看,人们行为之间的矛盾,在大城市表现得最为集中和突出。一方面,人们喊:“北京人太多了!”另方面,又千方百计把户口往城里挤;一方面,人们追求宽敞的住房,另方面,又努力向人烟最稠密的地方聚集;一方面,人们要求充足的蔬菜供应,另方面,又毫不吝惜地占用农田……只有对这中间的矛盾和规律有科学的全面的认识,才能制订出正确的方针政策;而不恰当的政策,必然会加剧这些矛盾。
卫星城只是城市建设布局的一种方案,要使这着棋真正奏效,必须有一套互相衔接的政策做保证。大兴的同志说,比如一部分人不愿在卫星城落户,是因为当地教育质量不高,影响子女考大学;而工资待遇和有些制度却在“促使”有经验的教师返回市内,又使当地教育质量难以提高。这就是政策上的“扯皮”。
卫星城建设,还是个新事情。从领导体制、建设投资、职工待遇、商业供应,到与母城的交通、与周围农村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统筹研究,制订相应的妥善的政策。北京市已经做了一些工作,但有许多问题,也不是光北京市一家可以解决的。有关部门的同志,希望报纸发出这方面的呼吁。
发展的目光
在昌平,有位职工说,按他家条件,迁到卫星城来住,是再合适不过了,可是爱人不愿来,理由是:“我不到那么远的山旮旯里去。”
怎样向这位妇女做解释呢?将来,卫星城同母城之间的交通会变得非常方便。例如黄村至北京,坐车25分钟即可到达,昌平至北京,电气火车修通后,路程也不过半个多小时。……远近的观念是随着生活的发展而改变的。六十年代初,城内龙潭湖一带的宿舍,人们嫌“背”不愿去;今天,离城六七里的团结湖宿舍,一下被“抢”得精光。而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往往是穷人住市区,阔人住郊外。——这些,并不是只对那位妇女才有针对性的。
有眼光、有事业心的人,请到卫星城的广阔天地显身手吧。在北京衡器厂,记者遇到工会主席于洪才,1958年他就领着一家5口随厂来昌平落户。经过大伙若干年的艰苦奋斗,工厂发展了,每个工人每年产值达到近万元,新厂房起来了,新宿舍楼有了,他搬进了楼房,子女也在附近就了业。象这样的“第一代卫星人”,衡器厂就有几十户。他们的眼光和精神是值得称道的。
做为北京居民,不管你是领导干部、科技人员、教师、工人,还是家庭妇女,当你想问题、搞研究、办事业、抓生活的时候,是否想到了“卫星”呢?请把目光投向“卫星”吧!(附图片)
兴丰南大街旧貌 周洪摄
兴丰南大街新貌 梁硕人摄


第3版()
专栏:

传播科学技术 全力为农民服务
黑龙江成立农业科技顾问服务处
本报讯 为了促进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和应用,《黑龙江农村报》和省农业局、营林局、畜牧局、农机局、水产局、供销社等部门联合举办农业科学技术顾问服务处,聘请省内农业专家、教授、学者当顾问,热情地为农民服务。
这个农业科技顾问服务处是今年4月下旬成立的。《黑龙江农村报》特开辟“农业科技顾问服务处”专栏,专门发表来信和复信,沟通专家和农民之间的联系。大豆专家王金陵是服务处公布的第一批顾问53人中的第一个。今年春播时,王金陵收到五常县冲河公社兴国大队沙德全等同志的许多来信,询问大豆增产措施。他马上写篇《今年大豆怎样种能增产》的文章,发表在顾问服务处专栏上。
农业科技顾问服务处成立以来,受到广大农村干部和社员的热烈欢迎,他们纷纷来信称赞服务处是“良师益友”、“雪中送炭”。拜泉县建国公社新福一队全体社员给《农村报》写信问,“马腿瘸咋办?”这个队有16匹马,前些日子陆续瘸了七匹,还有一匹母马下完驹就站不起来了。当时正是春耕大忙季节,社员们非常着急,希望很快得到答复。兽医师、服务处顾问金大伦同志及时在报上给予回答,介绍了治疗马腿瘸的四种具体方法。新福一队的社员很快治好了马腿瘸,保证了春耕播种。 姜志民


第3版()
专栏:

为促进农业生产出力
本报讯 吉林省梨树县梨树公社科普协会,自去年7月成立以来,紧紧围绕“绝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开展多种经营”的方针,为党委领导科技工作当参谋。
这个公社历年大豆食心虫比较严重,损害率达20%以上。公社科普协会派两名会员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防治建议和技术措施。公社党委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全公社大豆防治面积360垧,虫口率下降到9%。
公社科普协会采用定期培训,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把科学知识送到广大农民手中,对推广科研成果,发展生产起了很大作用。王金山


第3版()
专栏:

深受欢迎的社办《科普报》
“《科普报》虽然小,科学种田离不了。播种施肥用农药,通俗易懂巧指导。”这是河北省乐亭县胡家坨公社的群众,对公社农技推广站办的油印《科普报》的赞语。
今年春天,这个公社落实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社员都想多打粮食支援国家。可是,由于缺少科学种田知识,一些社员买来了优良品种不知怎样播种才能保全苗,如何管理作物才能夺高产,如何使用化肥、农药才能功效高。他们对公社干部说:“咱们公社如果能从实际情况出发,因地制宜地办一个科普小报,指导大家科学种田就好了。”听到群众的呼声,公社党委决定由公社农技推广站办油印《科普报》,下发到各生产队、作业组和科学种田示范户。《科普报》第一期出版时正是小麦返青时节,上面主要介绍了小麦返青前后挠麦、压麦的基本方法。该社西黄口大队有个社员为了促进麦苗返青,认为挠得越深越好,结果有的麦苗伤了根。正在她为难的时候,看到了公社发的《科普报》,她按照上面介绍的方法,改深挠为浅挠、细挠,收到了明显效果。她高兴地说:“《科普报》真好,不但看得懂,还能用得上。” 裴建国 王晓奎


第3版()
专栏:大家谈

兴趣可以改变可以培养
山西农大 金民鼎
读了张俊英同学的信,我产生了特殊的感受,因为我也曾有过和俊英同学一样的苦恼。
上大学前,我对工程建筑有着浓厚的兴趣,做梦都向往当一名工程师,谁知命运却把我安排在农学院。我常常为之苦恼,一抓起课本头就痛。后来,一件偶然的事使我的思想发生了转变。
那是1980年暑假,我回家路过县农业局门口,正遇见一个比我高一级的同学在给一大群围在他身边的人解答农业科技问题。我好奇地走过去。可能是他正因某个问题卡了壳而焦急吧,一瞅见我,便象见了救星似地把我喊了进去,要我帮他的忙。人们听说我也是农学院的,“哗”地围上来。当时我简直窘极了。一来专业课还没学完,二来我根本没学进去,能知道个啥?但在众目睽睽之下,我又不愿失面子,结结巴巴地说了一通,想不到人们倒挺满意,七嘴八舌地向我问这问那。一位老大爷竟称我为“小师傅”,说是他种的稻子生了病,千万要我去看看。第二天,他真让人去请我,在他家里把我当成座上宾。这件事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我翻来覆去地想了好几个夜晚,第一次为自己的想法感到羞愧了。
返校不久,学校又聘请了几位著名农学专家作学术报告。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美好前景,世界生物学革命的划时代意义,的确使我震惊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对生物科学的好奇心和对未来事物的追求在我心头产生了。说也怪,打这以后,我抓起课本不再象以往那样有厌恶感,学习也上劲了。在老师的启发指点下,我利用课余阅读了大量的农学文献,并做了上千张卡片。直到这时,我才对农学专业有了深厚的感情,而且兴趣愈来愈浓。
回顾自己走过的这段弯路,我对所谓的“兴趣”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按照唯物主义的观点,任何一种兴趣都不是与生俱来,而是在后天实践中产生的。因此,它也肯定能在实践的过程中加以改变和培养。我之所以能把兴趣从学工转到学农上,是因为我充分认识和熟悉了它,责任感、使命感以及对新事物的好奇心驱使我去探索农业科学中的奥秘,兴趣也就油然而生了。
要对一项自己原来并不怎么爱好的工作,培养起浓厚的兴趣,首要的是要真正认清这项工作的意义。当然,要做到真正认识并非一日之功,这就需要有足够的毅力和坚持精神。
以上仅为我一孔之见,供俊英同学参考。


第3版()
专栏:

我是怎样喜欢自己的专业的
张俊英同学的苦恼我也曾有过,不过那是在两年以前。
我从小喜欢文学,想当个文学家。我接到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的瞬间是异常激动的。但是当我看到是哲学专业时,心里马上凉了半截。说实在的,当时我讨厌哲学,认为哲学就是枯燥繁琐的教条,象变戏法一样的辩证法。当然,这种对哲学的偏见是“四人帮”的宣传造成的,是建立在对哲学无知的基础上的。
在这种极其复杂的心情下我跨进了大学。当时我觉得是“进对了大门,进错了小门。”在老师和同学的启发下,在哲学本身固有魅力的吸引下,我逐渐打消了对它的偏见,产生了兴趣。因为在学习的过程中,我认识到哲学是一门科学,我感到,马克思所说的“任何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是千真万确的。
打个比方,李双双和喜旺是先结婚,后恋爱,我和哲学也是如此。我现在深深地爱着我的专业——哲学,什么也不能把我们分开。
张俊英同学的苦恼我是完全理解的。对专业的兴趣是很重要的,没有哪个人会在他完全不感兴趣的专业上有所建树。但是,人的兴趣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培养的。当然这要有一个过程,甚至是痛苦的过程。当前,我们的社会还是很不发达的,因此还不能使每个人都能尽自己的兴趣选择职业、专业,而需要我们适应并服从祖国的需要。“既来之,则安之”,这种想法和作法是正确的,只要安下心来,经过一番努力,同样会出成果。
北京大学哲学系 七九级 彭兴业


第3版()
专栏:

南昌航空学院化工系二年级女排获全校女排比赛第一名。队长阎琦(左二)不仅球打得好,而且品学兼优。她经常带领同学们练球,把自己的球艺传给别人。 游云谷摄


第3版()
专栏:

马民将养母的三千多元遗产献国家
华东水利学院水港系制图师资班学生马民,对养母尽好照顾义务,在养母病逝以后又自愿将养母的3,300多元遗产全部捐献给国家。5月19日,该院水港系召开会议表扬了马民,南京市人民政府向他颁发了奖状。
马民1978年考入华东水利学院,入学前是工人。他的养母马振馨是南京的一个中学教师。今年2月去世了。马民把养母生前积攒的3,300多元,全部交给学院党组织,并且递交了一份《思想汇报》。汇报中说,养母生前经常向他进行新旧社会对比的教育,学校党组织近年来进行的革命人生观教育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报纸上宣传的许多先进人物,也使自己受到了教育。他说:“只有用劳动换来的钱才是光荣的,养母的存款是党和人民给她的劳动报酬,即使是一分钱,我也愿让党和人民把它用在四化建设上。”
马民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很关心国家的四化建设,生活十分俭朴。他对养母尽好照顾义务又将其遗产捐献给国家的消息传开后,人们赞扬说:“黄金贵,马民的心灵比黄金更高贵!” 施锦昌


第3版()
专栏:来信

希望整顿校风编辑同志:
我是西北大学八一级学生。自从去年9月入校以来,耳闻目睹的一些事情,使我很焦急。
我一进学校,首先看到的是琳琅满目的“寻物启事”,在这些启事上,失者违心地称“拾者”为“好心之人”,“请留贵址”。可是,有几个“好心人”留下“贵址”了呢?据我了解,在数以百计的“寻物启事”上,留下“贵址”的不足百分之一。因为,有许多东西是某些人故意拿走的,他能给你还回来吗?因而,衣服、被子等物,我们都不敢在外面晾晒。
在食堂,学校为了学生的方便,安置了一些碗架。但是,放在碗架上,甚至放在碗袋里的碗、勺,一只一只不翼而飞了。
上学期,食堂里秩序混乱,买饭不排队,非常拥挤。我们这些小伙子有时也吃不上饭,只好饿着肚子或到校外食堂去吃。怎能长期这样下去呢?
今年3月文明礼貌月活动,食堂的买饭秩序明显好转,排队买饭蔚然成风,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但是,食堂里碗勺丢失现象依然如故。
记得几个月前,从报上读到一篇文章,说的是北大的一个老校友重返北大时,发现原来琳琅满目的“寻物启事”变成了“拾物招领”。这种新风何时才能吹到我们这里来呢?
我希望有关领导能够负起责任来,整顿一下校风,给大学生创造一个比较好的生活环境吧! 西北大学生物系八一级 尚安明


第3版()
专栏:

北工大举行纪念刘天华音乐会
六月七日,北京工业大学团委举办音乐会,纪念我国杰出的民族音乐家刘天华逝世五十周年。中央民族乐团在纪念会上为同学们演奏了刘天华创作的《光明行》等多首乐曲。音乐会使同学们受到了我国民族音乐的熏陶,激起了民族自豪感。
北工大 任梦云


第3版()
专栏:

南京大学哲学系举办学生讲演比赛
六月五日在南京大学哲学系举办“青年爱祖国讲演赛”,八位演讲者纵情讴歌可爱的祖国,歌颂了我国古今英雄人物,还针对社会上某些青年存在的盲目追求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嫌弃“母亲”,甚至丧失国格人格的行径进行了斥责,批评了那些认为自己“生不逢时”,无所作为的错误思想。
比赛结束后,评选小组评选出四名优胜者,并向他们颁发了奖品。
南京大学 方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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