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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心灵中仍然燃烧着希望之火”
荒煤
我刚从意大利回来不久，脑海里还荡漾着许多难忘的印象。
一听到巴金同志获得意大利今年的但丁国际奖，我由衷地感到高兴，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巴金同志应该到意大利去看看。倘若他去欣赏一下意大利这个古老的民族给人类留下了多少奇异、美妙的建筑、雕刻、绘画，想到这个国家诞生过象诗人但丁、作家薄伽丘等一些世界著名的文学家……掀起了一个震撼整个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巴金这位真挚、热情的老作家就可以深深感到，但丁国际奖实际的意义和荣誉，远远不是一般人所能想到的。
我从报纸上看到消息，我们的公使杨清华同志代表巴金受奖时发言中讲道，巴金是喜爱但丁的诗的，至今还能用意大利语背诵但丁的诗句。
这一点我以前倒不知道。可是不久以前，看到巴老在一篇《随想录——说真话之四》的文章中却讲了一个奇特的经历：他在十年动乱的初期，在出发到奉贤文化系统五·七干校劳动的前夕，他在走廊旧书堆里找到了一本《神曲》，他抄了《地狱篇》带在身边。于是他讲：“在地里劳动的时候，在会场受批斗的时候，我默诵但丁的诗句，我以为是在地狱里受考验。但丁的诗给了我很大的勇气。读读《地狱篇》想想‘造反派’，我觉得日子好过多了……。”
巴金在这种心情和境遇中还没有忘记背诵但丁的诗句，而且背诵的是《地狱篇》，那么，这就更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事情。
不知道巴金这次在获得但丁国际奖时，联想起十多年前背诵但丁《地狱篇》的心情，他怎么想？这到底是一场悲剧还是喜剧？
据说，按《神曲》的原文直译，应为《神的喜剧》，又说“凡由纷乱和苦恼开始而结束于喜悦的故事，可称喜剧”。
如是，但丁从1302年从故乡佛罗伦萨被放逐出去，经过十九年流浪而终于死于异乡拉文纳。这无疑是悲剧。
在十年动乱中，“四人帮”一伙恨不得把巴金打入地狱。
我曾经看到一个材料，是那个张春桥讲的：
“对巴金，不枪毙他，就是宽大！”
然而历史是无情的。这个追随江青极力扼杀一切革命文艺的恶棍，自己到头来却结束了政治生命。这也真是一个喜剧！
我也不禁想到，当巴金背诵《地狱篇》第一篇的时候，可一定不会忘掉当但丁遇到吃人的母狼时那一段诗句：
“她的性质非常残酷，肚子里从来没有饱足的时候，愈加吃得多，反而更加饥饿”。
这几句诗似乎是专为江青这位“旗手”的贪婪本质所作的结论。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看到巴金却又重新焕发了创作的青春，写了一本又一本《随想录》，从自己的亲身的感受出发，总结历史教训，用那朴素真诚感人的语言，一点一滴地剖析“四人帮”及其一伙的丑恶嘴脸，这真是应该称为喜剧！
巴金在这篇文章中还讲：“‘四人帮’终于下台了。他们垮得这样快，我没有想到。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训。沙上建筑的楼台不会牢固，建筑在谎言上面的权势也不会长久”。所以，在巴金的《随想录》里，始终都贯串着一个作家要说真话的思想，甚至毫不掩饰他对那强逼着人讲假话的“造反派”的憎恶。“我脑子里至今深深印着几张‘造反派’的面孔，那个时期我看见他们就感到生理上的厌恶，今天回想起来还要发恶心。”
作家要讲真话，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一个人对社会主义祖国和人民、对自己的文学事业、对未来没有真挚、忠诚的热爱，不吸取历史的教训，不能独立思考、思想解放，没有真知灼见，是不可能讲真话的。
因此，我倒衷心地祝愿这位在中国文坛上活跃了半个世纪的老作家的《随想录》，不是写到1984年为止，还希望他再多写几本，多给我们留下一些饱经风霜、经历残酷考验，终于重新燃烧起希望之火的真话！
现在，我也说几句真话。过去，我自己以及研究现代文学史的同志对巴金同志在中国文学事业上所作的贡献，也是认识不足、了解不深的。例如，巴金所走的曲折的道路尽管有所不同，但他象鲁迅、郭沫若、茅盾一样，不仅是个勤奋多产的作家，而且是世界文化交流的开拓者，勤勤恳恳翻译了许多世界名著；还一直是热衷于发现、培养、扶植青年作家的编辑和出版工作者，培育了一代又一代新人，对中国革命文学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和巴老从最初认识到现在，也快半个世纪了。实际接触并不多，通讯也不多。仅有的几封信，在十年动乱时期，都被销毁了。但回忆起来，却有些难忘的事情。
1934年我写的第一篇小说《灾难中的人群》，几经修改，在失去信心的情况下交给了丽尼。后来他写信告诉我，他把这小说寄给了巴金，我当时心里还苦笑了一下，觉得丽尼简直是多此一举。巴金这么一个著名作家能有兴趣看我这个无名青年的作品么？
可是巴金不仅看了，还推荐给靳以，终于在1934年第三期《文学季刊》发表了；接着靳以又来信要我给《水星》写篇小说，我又写了《刘麻木》，从此，打开了我从事文学创作的道路。这时候，我还是一个失学失业的刚刚21岁的青年。
如果说我现在总还想尽量争取多挤点时间看一点青年们的来稿，还愿和青年作者保持一点联系，还常常为不能满足青年作者的要求，不能及时回信、退稿、转稿而多少有些内疚的心情，这不仅是我自己有亲身的感受，也是亲眼看到巴金、靳以他们一直不断写作，一边满腔热情坚持编辑丛书、刊物，积极扶植、培养青年作者所给我的影响。
但真正认识到巴金作品的影响，还是1938年冬天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招考文学系学生的时候。
说实话，我那时候读巴金的作品并不多，尽管我也爱读《灭亡》、《家》、《春》、《秋》等一些小说，但是，我并不了解巴金的作品有多大的影响。
然而现实教育了我。这些同学都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他们千里迢迢冒着危险奔向延安，爱好文学，投考鲁艺文学系，愿意经过学习以文学为武器投身到抗日战争的前线去。有好几个比较年轻的同学，都说他们爱好文学，要革命，思想上的许多变化，是受了巴金作品的影响！
我现在当然无法记忆哪些同学热爱巴金的作品。这一期的同学中，现在还有不少人战斗在文学岗位上。也有的人还担任了宣传部门、报刊中的领导工作。
但肯定也有人在十年动乱中会想起这一点而脸红，甚至要检查自己青年时代的幼稚无知：竟然是受到巴金的影响来参加革命！也许有的人想起来还感到心惊胆跳，不记得自己档案里是否留下了对巴金作品的热烈赞扬……。
我倒想起了一位同学乔秋远，河南人。1939年春参加鲁艺文艺工作团，随我到太行山前线八路军部队采访。1941年在反扫荡的战争中英勇牺牲了。
当我们在太行分手时，乔秋远同志和我谈心，讲了一件事情，我至今也没有忘记。
他在投考文学系进行口试时，确实对我有些冷漠、傲慢的神情。为什么呢？是因为他那么热情地谈到他对巴金作品的感受时，似乎发现我有一点惊讶的表情（这一点我自己倒确实没有感觉到），他很不高兴，以为我对他那么热爱巴金的作品认为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使他感到羞辱。这件事使我深深感到：每个人在青年时代都有过心目中尊敬的人物，热爱的作家，把他们的思想感情和自己的经历和理想联接在一起，并且把他们的某些观点和语言当作自己的信条。一旦感觉自己所崇拜的人物受到冷淡、嘲笑、轻视和否定，便无法忍受，好象谁要摧毁他的精神支柱似的。
可见，要消灭一个人的精神上的影响，消除作家对人们的精神影响，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巴金在中国作协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上曾经热情地宣布：“我仍然感觉到做一个中国作家是很光荣的事情。我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写作的时间极其有限了。但是我心灵中仍然燃烧着希望之火，对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和我们无比善良的人民，我仍然怀着十分强烈的爱，我永不放下我的笔，我要同大家一起，尽自己的职责，永远前进。作为作家，就应当对人民、对历史负责。我现在更明白：一个正直的有良心的作家，绝不是一个鼠目寸光、胆小怕事的人”。
这是巴金出自肺腑的真话，是对“四人帮”最响亮的回答，也特别是对青年文学爱好者和青年作家的鼓舞，它说明了一个真理：一位作家，凡是能在纯洁的青年一代的心灵里，唤起了一点哪怕是朦胧的理想，培育了点点滴滴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点燃起最初的哪怕是微弱的希望之火——革命的火焰，这个扑不灭的火苗，终究将成为照亮一个人一生勇往前进道路的火炬！
这样的作家，他们自己无论是经历了多少曲折、坎坷的命运，也无法割断他们和祖国、人民血肉联系，也不会丧失希望之火；这样的作家，他们在青年一代心灵上打下的时代的烙印，也是任何人消灭不了的。
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样的作家！即使他已经走到生命的尽头，他也必然用他的“希望之火”，照耀着人民、青年一代前进的道路！特别是照耀着新一代文学工作者更加坚定地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光明大道。
我真诚地祝愿所有的作家都用自己正在燃烧着的心灵去点燃青年们的希望之火，正如无数青年所期待的，作他们的引导人，和他们并肩前进，就象《神曲》中的诗人即将走出地狱时，在《地狱篇》结尾的诗句所说的：“引导人和我走上隐秘的路，再回到光明的世界；我们并不休息，我们一步一步向上走，他在前，我在后，直走到我从一个圆洞口望见了天上美丽的东西，我就从那里出去，再看见那灿烂的群星。”
一个社会主义文学繁荣的新时期必将到来、即将到来。一旦迎来中国文坛美丽的群星灿烂的时代，即使巴金和我们这些老人或许很快象一颗流星，在繁星的苍穹里一闪而过，永远消逝，我们也将感到莫大的欣慰和欢乐！
我希望并且相信，巴金同志会同意并且接受我这样一个小小的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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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彩色的夜》到《蓝宝石花》
刘白羽
王群生同志是一位诗人，但近年来，却以《彩色的夜》而一跃登上了小说舞台。他是勤奋不息的，在不长的时间以后，现在又把长篇小说《蓝宝石花》献给了广大读者。
我读了《彩色的夜》，确实为它的艺术魔力所吸引。我和王群生一样经历过朝鲜战争那段奇异的生活，我可以亲身经历证明：这篇小说是从现实生活中生发出来的。他把战场的夜景描写得那样鲜明，人物的形象是那样凸出，情节是那样震撼人心，战火纷飞的色彩熠熠闪耀，而这一切又都笼罩在一种浓郁的诗意之中，使人觉得我们的革命战争生活是那样的英雄豪迈，又是那样的壮丽，那样的美，叫你不禁感到这才是我们的生活呀！特别是作者把过去的战争历史与今天现实生活巧妙地衔接起来，昔日瑰丽生活的再现，令人更加深理解今日生活的渊源；既赋予往昔以新的生命，同时又使人对新的生活得到深刻的启示。我在读一部论文集时，曾作了一个眉批，“《彩色的夜》是诗的抒情与戏剧性的结合”，这也算是我对于《彩色的夜》的评价吧。
我怀着同样探索美的心情读了《蓝宝石花》，我应该如实地说：作者没有使我得到更深的精神的享受。这是作者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他写这部长篇的时间不算太长。令人想见：这位诗人（广义的——包括小说）是怎样充满热情、奋笔疾书的情景。我相信，他是用热血与生命写成的。《蓝宝石花》继续保持了《彩色的夜》的特色——把昨天的历史与今天的时代，在精神上、命运上、情节上紧密结合，而且产生了比《彩色的夜》更巨大得多、深刻得多的构思。他以旧中国的悲苦、辛酸，唤起人们对美好新中国的热爱、眷恋，这个目的应当说是达到了。他描写抗日战争时期的充满灾难与灭亡的重庆，那段生活正是我所亲身经历的，大雾弥漫，灯火黯然……现在
《蓝宝石花》重新再现了。作者对于那辛酸而又悲壮的旧中国的深入的发掘，与发现“天青石”的朝气蓬勃的新中国作了鲜明的对比，从而用过去了的苦难，激励今天从事四化建设的人们勇攀高峰的斗志，这是多么深刻的哲思啊！
别林斯基说过：“也许长篇小说更适合于诗情地表现生活吧。的确，它的容量、它的界线，是广阔无边的；它比戏剧更不矜持，更不苛刻，因为它吸引人的不是局部和片段，而是整体，包容着这样的细节，这样的琐事，它们在分开看时似乎是不足道的，但和整体联系起来看，在全体性上看时，却有着深刻的意义和无边的诗意。”如果以这个标准来衡量《蓝宝石花》，我不能不说，《蓝宝石花》比《彩色的夜》要逊色得多了。我必须奉写一个信条：评论，不只是说好话。那样做对作者与读者都没有帮助，我想这也不是王群生同志希望于我的。当然，第一部长篇小说的作者，是有权利不受苛责的。但分析、比较总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我觉得作者尚未达到更大更深的激动人心的悲剧效果。我想有两点：第一，人物性格不够鲜明、动人；第二，过于追求技巧淹没了整体上的感人力量。一个具有才能的人写来，每一个人都是典型，对于读者都是似曾相识的不相识者。什么是似曾相识的不相识者呢？前者论典型人物的普遍性（从人们生活中提炼、塑造，因此真实、逼真，似曾相识）后者论人物典型的特殊性（每个人又有他独特的性格、面貌，因此是不相识者）。《蓝宝石花》中人物写得出色的是韩无成和曹玉琪，而柳迎春及其它几个人物个性不凸出，特别令人惋惜的是处在矛盾交叉点上的余梅写得不那么感人肺腑，不能使人为她的痛苦而痛苦，为她的悲哀而悲哀，因而相对地减弱了小说整体的感染力。作者在这本书中确实用了精巧的构思、新奇的手法，但这些只有服从于现实主义的真实性，才有生命力。我指的特别是那些回忆或讲述，这种手法新颖，但语言多是作者的语言而缺乏人物个性，因此削弱了真实感。而真实感又是感染人的最根本的因素。可是，这部长篇小说为什么又那样吸引人，令人一口气读下去呢？就在于作者是个写故事的能手，当然，一味编故事是写不出感人肺腑的好作品的，不过缺乏戏剧性的长篇小说是生气索然的。正是这种戏剧性，使得这部小说生气盎然。总之，《蓝宝石花》是一部虽有缺点，但还值得向读者推荐的书。
王群生同志正当创造力丰富的年代，我衷心希望不要过分追求数量，而要更着重于追求质量，善于分析总结经验，一定会写出更好的作品。对有才华的作家，读者有理由提出更高的要求，寄予更大的期望。
（本文是为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蓝宝石花》写的序言，本报发表时作者在个别文字上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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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动态
《文艺报》发表文章评
《时代的报告》的“本刊说明”
《文艺报》一九八二年第六期刊登辛旭的《“十六年”无差别吗？》一文，对《时代的报告》一九八二年第二期在重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讲话》的题目下所作的“本刊说明”提出商榷。
“本刊说明”是这样写的：“从‘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十六年中，《讲话》也曾受到来自‘左’的和右的歪曲或篡改。林彪、江青一伙反革命，用极左的办法，把为工农兵服务的人民文艺演变成为林、江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文艺。粉碎
‘四人帮’后，有些人则又把《讲话》当作框框来突破，结果不能不使自己陷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泥坑。……”
辛旭的文章指出：“本刊说明”对最近几年文艺工作的别出心裁的估计，与我们党中央的估计是完全不同的，与党的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是背道而驰的。
一、“本刊说明”说：“从‘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十六年中……”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解释这句话，这就是说，“十六年”是以“文化大革命”为标志的一个历史时期。但是，人们知道，“文化大革命”这场噩梦早已结束，不知为什么，“本刊说明”的作者却似乎尚未醒来，提出了这样一个别出心裁的、与《决议》完全不同的提法。
二、“本刊说明”的作者把“十六年”中人们对待毛泽东同志的《讲话》的态度武断为不是“左”的就是右的“歪曲和篡改”。这种不分青红皂白地混为一谈的说法对于《时代的报告》的编者来说并非偶然。
人们记得，早在这本刊物的创刊号上，在为编者竭力赞扬的一篇文章中曾明白宣称：林彪、“四人帮”作乱的“那个时期的社会和这个时期（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社会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因此也就“没有‘这个时期’和‘那个时期’的界线的。”既然如此，他们当然可以把这“十六年”的历史看成一回事，看得一样糟糕，不是“左”就是右。彼此彼此。
事实的真相是怎样的呢？《决议》指出：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一个是十年内乱，一个是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这是我国历史上两个不同的时期。然而，“本刊说明”的作者却把这两个不同时期混为一谈，看成没有界线，没有区别。其结果，所谓“十六年”只能是：要不象创刊号那篇文章那样，美化了林彪、“四人帮”，把他们与党和社会主义划等号；要不象“本刊说明”的作者那样，丑化、抹杀了最近六年的光辉历史。
三、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的文艺界形势又应该怎么认识呢？这更是“本刊说明”中提出的问题的焦点。
在这六年中，特别是三中全会制定的方针政策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的束缚，解放了文艺生产力，推动了文艺事业的发展。许多同志认为，这六年是建国以来所不多见的兴旺局面，成绩是任何人所不能抹杀的。然而，从这份“本刊说明”看来，世界上好象根本就没有出现过三中全会及其为我们社会生活（包括文艺工作）所带来的深远影响，好象也根本没有出现过成千上百个优秀作品和一大批新涌现的文艺新秀，而只有可怕的“右的歪曲和篡改”。
当然，我们并不讳言这六年来文艺战线存在的问题。一方面，有些人在维护党的领导维护毛泽东思想的口号下，实际上是维护正在为党和人民所批判、扬弃的左倾错误。另一方面，从社会上到文艺界，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一种否定党的领导、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庸俗腐朽的东西、文艺作品商品化倾向等等也发生了。上述的两种现象，都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但是，我们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应惊慌失措、危言耸听，既不能看得通体光明，更不能看得漆黑一团，甚至把在根本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所发生的不同性质的问题，也加以混淆。“本刊说明”所鼓吹的“十六年无差别”论，无非是想用这六年来某一方面的支流来代替主流，用夸大文艺工作中某些缺点错误的方法来否定三中全会给文艺战线所带来的生机和成果。
辛旭的文章最后指出：我们国家的社会生活正在经历着愈来愈深刻的变化。如果看不到历史车轮在前进，一味埋怨社会生活的变化不合自己的心意，因此百般责怪、任意否定和抹杀，那就很难逃脱历史的嘲笑。（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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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市宝”
——祝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三十周年
胡絜青
国有国宝，家有家宝，一个城市也有自己心爱的宝物，“北京人艺”可以说就是北京市的市宝之一。由我四周的北京市民的谈吐之中，（既包括文艺界人士，也包括工人、店员，甚至街道上的老爷子老太太们），我看出了这一点。他们看一次“北京人艺”的戏，能增加一大堆聊天资本。大家聊起“北京人艺”来，兴趣极大，没完没了，亲昵得很，真象谈论自己心爱的宝物一样。
话剧本是洋玩意儿，对中国来说，不过才引进几十年而已，比起京戏、曲艺这些老牌的地道国货来资历很浅，象个小弟弟。可是，它不甘落后，竟然也成了当今舞台上的庞然大物，说明它有很强的生存能力。中国话剧的迅速兴起，自然归功于欧阳予倩、田汉、洪深、夏衍、阳翰笙、曹禺这些话剧元老的倡导和苦心经营；自然要归功于文艺界最大的知心人、话剧界的“总导演”周恩来同志几十年的重视、推动、组织和帮助；自然要归功于解放前上海、天津、北京等地的话剧先驱团体的长期实践；自然要归功于解放后上海、北京、辽宁等话剧院（这些剧院由抗日时期话剧团体造就出来的演员所组成，后来建院则是它们的延续和正规化）。而“北京人艺”可以说是中国话剧精采表演的代表者。今天，大家兴高采烈地庆祝“北京人艺”建院三十周年，多少带有点“一勺烩”的意思：为整个中国话剧事业的迅速崛起，兴旺发达和成就巨大而由衷地高兴！
一个表演艺术团体要在舞台上戳得住，依我看，得有几手绝招儿。大家能做的，我也能做；我能做的，别人不见得都能做，这就叫绝招。“北京人艺”就有绝招儿。记得金山同志在一次看完“北京人艺”的演出之后，嘴里冒出一句话：这戏只有“北京人艺”能演！我看，这话极真。
“北京人艺”的第一绝招儿是它能固定地联络一些杰出的剧本作者。
不知能不能说：固定地联络杰出的剧本作者是一个剧院成功的必由之路。事实上，西德曼海姆民族剧院是和席勒的名字紧紧地联在一起的，法兰西喜剧院是和莫里哀的名字紧紧地联在一起的。莫斯科小剧院是和契诃夫的名字紧紧地联在一起的。可见，这是一条带有规律性的经验了。“北京人艺”和中国当代几位剧作家有过亲密的共事关系，这条成功的经验是值得认真总结的。
单纯找名家绝不可提倡，任何知名都是由默默无闻中诞生的。重要的是：要努力寻找好剧本，要努力寻找好剧本的创作者，要努力寻求源源不断提供好剧本的合作者，这是非大力提倡不可的。创造一种和剧作家亲密的、固定的、长期的合作关系是要有真本事的。“北京人艺”能重视这种合作关系，能培养这种合作关系，能想到这一招儿，谁能说，它本身不是一个绝招儿。“北京人艺”有这个本事，所以，它成功了。
“北京人艺”的第二绝招儿是它集中了一批杰出的话剧导演。任何一个剧院必有导演，不足为奇，但是能集中一批，而且是杰出的一批，绝非每个剧院都办得到。“北京人艺”有“四大导”——焦菊隐、欧阳山尊、梅阡、夏淳。这四位导演和其他的导演以及他们的助手是一批有才华的导演。他们为“北京人艺”独特演出风格的形成立下了汗马功劳。
中国的旧戏是“角儿”的天下，或许是由于师徒和传统的承袭起着主导作用的缘故，一向不大重视导演的作用，就和民间乐队没有专职乐队指挥一样。由于这点历史因素，中国观众至今不明白导演的重要性。不光是对话剧，就是对电影也是如此。近两年观众投票的电影“百花奖”只投男女最佳演员奖，不投最佳导演奖就是一例。对话剧来说，导演是一台戏真正的灵魂和指挥官。我想，当初，倘若光有契诃夫，没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莫斯科小剧院大概也不会如此名扬天下。同理，谈到“北京人艺”时，它的杰出导演们的名字，尤其是焦菊隐先生的名字是应该大书特书的。因为，他们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话剧演员，排导了若干个给观众留下不可磨灭印象的优秀节目，创造了一整套舞台工作制度和舞台表演经验。
焦导演早年留学法国，专攻戏剧，获戏剧博士学位；另一方面，他对中国旧剧知道得也很深。他是把中外两大戏剧流派杂交在一起的勇敢的尝试者和试验者。中国话剧终于在八十年代初迎头赶上世界话剧的水平，登上世界话剧舞台，是有焦导演的一份苦劳的。“北京人艺”能器重焦先生，应该说，又是一个绝好的招儿。这一招儿是成功的。在焦先生生前，“北京人艺”就出版过他排导的演出本；这几年，在焦先生去世之后，又陆续编辑出版他的导演言论集，编辑出版他和其他几位导演的保留剧目舞台艺术文集，介绍和总结他们的经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些书是绝好的中国式的导演教科书。这些做法都是不可多得的好做法，对提高导演艺术是很好的推动。
“北京人艺”的第三绝招是它造就了一个有造诣的话剧演员群和舞台工作者群，包括舞台设计、舞台效果工作者在内。是的，是一群，是完整的配套的一群！一个优秀话剧院理当有些高超的演员。但是，不管主角配角，几乎人人有好戏，人人有看头，人人有滋味，人人有各自的特点，整台都是戏，这是“北京人艺”的特点，这一点不是每个剧院都能做到的。培养这么一群水平相当整齐的，几乎个个都拿得出手的演员和舞台工作者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除了舒绣文少数一些老演员之外，“北京人艺”的演员在解放初大都是些不甚老练的小伙子和大姑娘，他们并没有多少表演天才，而且大部分长得恐怕都不怎么漂亮。就是这群不太天才不太漂亮的青年人成长起来了，成了一群以于是之为代表的舞台表演能手。据我的观察，他们成功的秘密在于：这一群可爱的人都有一股强烈的为话剧艺术而献身的拗劲。常常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北京人艺”演员上演什么戏，白天也生活在什么戏之中，有时连穿戴和生活习惯都和台上保持一致。奇怪的是，“北京人艺”演员几乎人人如此，在外人看来，真是一群疯子。可是，他们这点真心实意，到了晚上，到了台上，就都成了经得起考验的真玩意。
真的艺术是要付出代价的，是要吃苦的，可是“北京人艺”的演员乐在其中，心甘情愿求的就是些苦中作乐！叶子可以为学龙须沟边住的北京中年贫苦妇人的哑嗓而喊劈了嗓子，终生都存点丁四嫂的痕迹；赵蕴如为演好孙美人而终日背着古琴上下班，愣是以五十多岁的年龄突击掌握了技巧性极高的弹技；童超更是舍命陪君子的典型，地道的以戏台为生命的主儿，一听演戏就百病全无。这种例子，可敬可爱的例子，多不胜数。“北京人艺”演员征服观众的武器不是脸蛋，不是名气，不是千篇一律的大喊大叫。他们靠的是演技和艺术修养，这是他们高人一筹的真本事。他们的演技是他们夜以继日地一点一滴地琢磨出来的。“北京人艺”的演员和舞台工作者一个一个地都有点“魔症”，爱琢磨，一伸手，一迈步，一声嗽，每个细节都经过长期的设计、推敲和比较。他们能由平凡中提炼出生活的精华来，看他们演戏叫你连符合他们扮演角色身份的体味儿都能嗅出来，这又绝了！
我赞赏“北京人艺”演员的这点“魔症”劲，这点“魔症”劲和袁伟民及他的女排队员的那股“魔症”劲是完全相通的。超人的努力换来了杰出的成就。由于有这点“魔症”劲，“北京人艺”演员和舞台工作者能深深地走向生活，能和老百姓认真地交朋友，能孜孜地钻研文学名著，能广泛地阅读文学和戏剧理论，能热情地帮助作家创作剧本。顺便说一句，“北京人艺”演员们的文学艺术修养水平相当高，光业余美术家就有好多位，还有不少书法家、作家、翻译家、工艺美术品制作家……。
我赞赏“北京人艺”的院风：一是几乎人人都有资格和可能去演主角；二是大演员常常演小角色。看“北京人艺”的戏，论艺术享受，看它的大演员演小角色也是一大享受，观众完全能由其中体会到什么叫艺术上的精益求精。
作为一个“北京人艺”三十年忠实的老观众和老朋友，我热烈地希望“北京人艺”多多发挥自己手中的优势，为人民、为社会主义多演好戏！不断为首都艺术舞台增添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