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6月13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一人辛苦万人乐
——记山区放映员成昆茂
本报记者 刘衡
阴历腊月三十日清早,湖北恩施县沙地公社放映员成昆茂和他的助手付克俊上路了。他们的背篓里,装的是发电机、放映机、照相机和幻灯机,有100多斤重。成昆茂的媳妇递给他一根扁担,眼圈儿红了一下。她没有哭,更没有挡,她知道,他做的是满山转的工作,挡是挡不住的。
五年前,成昆茂同他的对象订了亲。眼看春节就到了,成昆茂还要去“转点”,二十几天不落屋,连元宵节都没回来过。小成的父亲骂:“叫化子都有三天年!你不稀罕全家团圆,我还要图个吉利!”姑娘的父亲嚷:“‘初一不出门,初二拜丈人’。你初二不进我家门,一辈子休想我姑娘会进你家门!”姑娘哭,亲友劝,动摇不了铁打的汉,成昆茂背起机器走了。
姑娘的父亲呕得起不来床。直到大年初二,忽然听见外边锣鼓响,原来是县剧团拜年来了。老汉被姑娘扶着看完了戏,病好了,气顺了,舌头拐弯了,说话好听了:“电影送上门,看戏不进城。如今这些搞文化的伢们有出息!他不求自个儿在家舒坦,图的是大伙儿过年喜欢。”于是,一场风波才算平息。
成昆茂和付克俊出了镇子就进了山。这是鄂西北有名的大高山啊!外来的人望一眼就会头晕眼花、脚瘫手软。加上落雪结凌,到处是玻璃路、镜子坡,亮晶晶,白闪闪的。六年来,两人山路跑得烂熟。可这会儿,鞋上缠草绳,手里拄扁担,也得目不斜视,一步三滑。
来到“横岩子”了——就象刀劈的一样,下边是不见底的深渊,脚下是一尺来宽的盘山路。两人侧起身子,手攀岩缝,一步一步往前挪。
来到“石梯子”了——就象从半空吊下的一根绳,又窄又陡。两人扶着梯子,往下退着走。
来到“烂板桥”了——下边河水滚滚,上边颤颤悠悠。只有前进的河流,哪有倒退的山水?两人牵着手,一去不回头。
他们上了千丈岩,走了石头滩,摸了老虎岭,登了云遮山。有时人象掉进井底,有时又象飞上了天……
慢慢,路好走了,坡不陡了,目的地快到了。成昆茂取下两个背篓,用扁担挑起,飞也似的往前跑。一不小心,担子就被小付抢走。
沙地公社社员编了一只歌:“小小电影队,有部好机器,每次放电影,都没出问题。”
成昆茂怀里揣了个本子,记有电影空白点的地址、空白人的名单。
有个黄草坡,人深的茅草毒蛇多。有21名社员在那儿开荒,五年没看电影了。成昆茂和小付冒着烈日,一步一滴汗,把电影送到垦荒社员的岩洞门前。
正光大队有个小队,12户人家散居在上下三磴山岩上。到大队要下六七里陡坡,踩两道河水,再爬一架山。老人和妇女很少去看电影。每次,成昆茂和小付在大队放完电影,顶着星星再到小队。有一次,他们到了金塔二队,挂好了银幕。听说附近还有位瞎眼婆婆一辈子没见过电影,他们赶紧摘下银幕,挂到婆婆屋前的坝场里,让她听了一次电影。婆婆泪珠滚滚,不住声地说:“你们操心到家了,我不枉在世上活了一场!”
成昆茂他们给山里人带来了欢乐。在山里人的欢乐里,他们也找到了自己的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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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家谈

女演员得奖以后……
李文斌
青年电影演员李秀明,由于在北影拍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中成功地创造了四姑娘许秀云的形象,同时荣获第二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奖和第五届电影“百花奖”的最佳女演员奖。消息传来,许多电影观众给她写了热情洋溢的信。其中一位武汉的女学生在信中写道:“得奖对演员来说是件大好事,但也可能成为坏事。……得奖后,希望你对待赞扬声、吹捧声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因此而飘飘然;希望你越是在这种时候越要谦虚谨慎,少说话、少照相(特别是不要用你的照片去做商业广告)。……你应该抓紧时间学习,不断提高演技,不断创新。……”这封信说出了广大群众关心我国电影事业发展,关心一代青年演员成长的心里话。
然而,对待李秀明的获奖也有另外一种态度,那就是蜂拥而至、胡吹乱捧。评奖结果公布后,李秀明那间十一二平方米的小屋,门庭若市。一批又一批的来访者,又是采访,又是要她写文章,简直搞得她应接不暇,别说学习,就连给孩子洗衣服的时间都没有。一天,她还收到一位记者写给她的这样一张纸条:“明日(星期日)上午九时,我和一位同志有急事找你,如无特急事,请等我。你有事,十时以后再安排。”李秀明看了这张条子哭笑不得,只得等着。这种采访,往往一谈就得两三个小时,每回又都得从头谈起。假若她不接受采访或不答应写文章,弄不好就会被人说架子大,甚至挨骂。而挨骂之事也确实有过。去年夏天,某省一家电影刊物的记者到她家去采访,李秀明觉得自己是个青年演员,才拍了几部影片,对她的宣传已经够多了,没有什么新的体会可谈,因此婉言谢绝了来访者。没想到,过了些日子,她竟收到那位记者火气很大的来信,把她狠狠地教训了一顿,说什么“比你大的演员我都见过,你有什么了不起”,指责她“架子太大”,等等。还有一些摄影记者,事先没有征得她的同意,擅自抢拍戏装照和所谓“生活照”,在各地一些电影刊物上登载。其中有的戏装照离开了影片的内容,不仅影响了影片给予观众的印象,也损害了演员的形象。不但电影观众有意见,李秀明自己也觉得很别扭,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
这几年,影坛涌现了一批有抱负、有才华的新人。除了要求他们自己严以律己、不断进取外,社会各方面(特别是影评界)应该关心、扶持他们,切实帮助他们做到“坚持两分法,更上一层楼”。千万不要搞“一窝蜂”的宣传,更不可搞那种任意拔高、言过其实、脱离群众的吹捧。那样做,对端正社会风气和鼓励新人成长都是极为不利的。李秀明得奖以后,不但对她本人是一次考验,对广大观众尤其是宣传工作者来说,何尝不是一次考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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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艺术杂谈

抓住特殊的“一瞬间”
刘仲英
最近参观了正在北海团城展出的《董辰生人物画展》。其中的戏剧人物画颇有特色。
对于水彩画的笔墨技法,我所知甚少。但由于我与戏剧曾有过一段“姻缘”,所以对戏剧人物画的兴趣较大,因此想就作者对情节的选择谈一点看法。我个人认为,董辰生戏剧人物画的独到之处,不仅在于笔墨技巧的生动,还在于他所选择舞台上“一瞬间”的与众不同。因此,他的作品能给人一种新鲜感。
作者面对千姿百态、转瞬即逝的舞台人物、怎样才能抓住最能体现主题和剧中人物性格、感情的美好构图,从而恰到好处地表现剧情和人物呢?这里就要看作者的不同选择了,比如画《苏三起解》,一般都画“起解”。即:苏三项带鱼枷缓缓而前,崇公道挟持公文跟随其后,如同剧中人所唱“苏三离了洪洞县”时的情景。而董辰生同志则不同,他不平铺直叙,而是选择了:苏三在前,崇公道在后,一个双手叉腰,一个两眼瞪圆,一个满脸含嗔,一个怒气冲天的场面。认干爹当做见面礼的木棍则被抛之于地。这就是剧中苏三演唱“洪洞县内无好人”时的情景。显然,这样的处理比起前者,我认为就更好地表现了苏三由于追溯往事所激发的对世道及一切草菅人命的贪官污吏的痛恨之情,深化了人物的性格。我还见过他的一张《霸王别姬》(此画曾在中国美术馆展出),作者没有去画虞姬舞剑的场面,反而画了她横剑自刎的一瞬。相比之下,舞剑的动态和构图可能更美些。但是,自刎则更加强调了“别姬”的“别”字,突出了主题。使观者不能不在画前沉吟,替虞姬惋惜,也替项羽悔恨。相比而言,这样的处理比起舞剑留给人们的印象,我看要深刻一点。
总之,如何表现和处理戏剧人物,董辰生同志是有独到的见地的。艺术创作最忌讳雷同。如果美术展览会把同样题材、同样表现形式的作品一古脑儿地抛给人们,观者定会感到味同嚼蜡。但是,同一创作题材一旦经过不同一般的艺术处理,就会取得耳目一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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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书法艺术与精神文明
——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会提出努力方向
王景芬
不久前,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国书法家协会的理事和部分地方分会的同志,聚集在成都,回顾自中国书协成立一年来书法艺术活动的成果,总结交流经验。参加会议的有白发苍苍的高龄老人,也有在书艺上或书学史研究上已有一定造诣的中青年。名誉理事张爱萍、宋日昌、王堃骋等同志也赶来参加这次盛会。著名书法家、中国书协主席舒同作了题为《书法艺术要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贡献》的长篇讲话。他就书法组织、书法展览、学术研究、编辑出版、书法教育、外事工作、服务工作等七个方面,回顾了一年来的工作成绩,指出了当前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工作任务。会议就加强书法教育,增设学术委员,加强理论研究工作,增加篆刻家的理事,加强组织建设等问题作出相应的决议,号召书法界的同志们,同心同德,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双百”方针指引下,多出新秀,多出佳作,多出研究成果,谱写出书法史上的新篇章。
一年来,书法事业发展很快,河北等十七个省市已经成立了分会,福建等十二个省市成立了分会筹备机构或即将开代表会议。各地为满足人们要求学习书法而创办的业余学习班、书法院校,如雨后春笋。学习书法的人成千成万。许多青少年在学习书法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提高了艺术鉴赏力,陶冶了情操。各地举办的展览会,丰富多采,《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五讲四美》、《文明礼貌月》、《为台湾回归祖国》等为内容的书法展览,或以数省联展,互相辉映;或以各地独展,此起彼落。无数件展品汇成一股洪流,抒发了书法家们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热爱。在此同时,书法家们走出了斗室,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服务,为建设精神文明贡献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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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影剧谈

马长礼和《管仲拜相》
徐城北
五十二岁的京剧老生马长礼,当年曾先后得到杨宝森、谭富英和马连良的亲传。他传统底子瓷实,而且善于消化,刁德一形象的刻画成功,就是其鲜明一例。
在北京京剧院一团最近演出的《管仲拜相》中,由马长礼扮演的管仲,则再一次给人以真实和丰满的感觉。究其原因,恐怕是剧本规定的主人公性格与长礼在戏中运用的各种技能恰相吻合的缘故。举例说,剧中管仲出于思乡和投效英主的双重心理而返回故土齐国,却反被齐国军士捆绑押回。为了贴切地表现管仲此际困惑和焦急的心情,便在其初次上场时安排了一句“回龙”:“不料想,身遭捆绑、铁链缠身、转回家园!”其高亢激扬又顿挫有力的唱腔,寓含鲜明的谭派特点。其后,当管仲被绑到金殿去见昔日的仇人齐桓公时,又安排了大段念白。管仲先以“各为其主”的理由推翻齐桓公对自己过去行为的指责,又据理驳倒桓公自称具备“尧舜之德”的得意心理,最后以嬉笑嘲弄的姿态讽劝桓公彻底摒除个人恩怨。这段琅琅上口的念白,溶正义和幽默为一体,给人举重若轻的感觉,有着显著的马派特色。及至管仲被押入天牢,在其“故乡月也比那异国明亮”的特殊感触之中,又唱出一大段二黄慢板,苍凉沉郁的咏叹,当然就是杨派的特长了。正因为是紧紧扣合跌宕生姿的剧情,准确地运用了不同流派的艺术手法,这就增加了人物的立体感,给观众以强烈的感染力。
由于十年动乱,戏曲界的中青年演员大多没能交上马长礼那样的“好运”(指同时受到好几位同行当的前辈的赏识与提携),所以如今抓紧继承的任务还是很重的。但其中似乎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要广泛继承,不要作茧自缚,囿于一家一派。在这个问题上,许多前辈演员已经做出楷模。在1955年马长礼刚拜谭富英为师时,谭先生就立刻把他推荐给杨宝森,因他的嗓音与杨更加接近。二是要把广泛继承与锐意革新紧密结合起来。传统的东西浩如烟海,到底哪些该留、哪些该变、哪些该扔,只有通过创造性的革新实践才能了解清楚,少走弯路,多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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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首都舞台

话剧《郑和下西洋》
王石
海政话剧团新近演出的五幕历史剧《郑和下西洋》,引起了首都观众的注意。
十五世纪初,我国少数民族的伟大航海家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云帆高张、昼夜星驰”,在前后二十八年间七次出使西洋,游历三十余国,畅通了我国与亚非各国的海上“丝瓷之路”。“三保太监下西洋”的故事不仅素为我国人民所熟悉,而且成为世界航海史上的创举。
为了艺术地再现我国历史上的这一光彩篇章,剧作家们进行了大量的史料研究和实地考察,并曾得到著名史学家吴晗等同志的指导协助。经过长期酝酿和艰苦劳动,终于将郑和及其功业展现在话剧舞台上。剧作通过郑和与朝廷中力主闭关锁国的老臣、肥私营利的奸党以及海盗、风涛等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塑造了一个矢志献身于国家民族伟业、刚正不阿的民族英雄形象。戏剧的场景壮丽,气氛浓烈,艺术格调雄劲。剧中人郑和所具有的那种豪迈的民族气概与万难不屈的品质,对于今天致力于振兴中华的中国人民,无疑是一个鼓舞。这种历史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呼应,显示出编导者们革命的艺术责任感和明确的创作目的。这正如该剧编剧之一、导演张风一同志所说:“我们搞这个戏,不只是为演义一个历史故事以娱观众,更不是猎奇,而是为了能给人一种力量。”《郑和下西洋》在确立主题,挖掘题材的时代意义,把握历史风貌以及舞台调度、话剧表演的民族化等方面,都进行了探索。但主要人物的个性还不够鲜明、深刻,有些戏没有写足演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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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油漆一新”未必是美
范敬宜
每当在报纸上看到某某古迹已经“修葺一新”或“油漆一新”的报道,总不免想起有些话要说。
修葺古迹,无疑是好事。但是,修葺所要达到的标准是否都是“一新”?我看就值得研究了。人们对美的要求,是因物而异的。走进一座新盖的建筑物,油漆一新能给人以愉快;而瞻仰一座千百年前的古建筑,“油漆一新”未必能给人以美感。游客不远千里来凭吊古迹,目的恐怕绝不是想看它的“油漆一新”。他们或者是来欣赏祖先的聪明智慧,或者是来研究古代的文化艺术,或者是来增长自己的历史知识。因此,他们总是希望古迹能够更多地保持它的本来面目,而厚厚的油漆往往把它弄得面目全非,俗不可耐。说实话,每当我看到经过修葺的古代建筑被千篇一律地涂朱描金,或者画蛇添足地在旁边加些现代化设备,总有一种大煞风景之感。
去年冬天,我随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日本,参观了一些名胜古迹,深深感到日本人在保护古迹上很有学问。比如建于唐朝时代的唐招提寺,历经千余年的风雨,保护得仍然非常完整,不见一点颓败的景象,然而并不是靠“油漆一新”,而是千方百计地保持它的本来面目,连大柱都保持着木头的本色,使人置身其间仿佛感到它在一千多年前就是这个样子。还有一些古迹,也都力求保留古朴之美,甚至在古建筑的周围,不让看到一点现代化的痕迹,不用说电柱、电线,连铁栏杆、铁丝之类的东西也看不着。竹栏的连接处都不用铁丝,而用棕绳、竹篾代替,古意盎然。难怪有的同志说:“真想不到,唐诗里的境界在日本也能找到。”
当然,我并不提倡在文物保管工作中全盘复古,也不是一概反对使用油漆,而是说要使用得当,要跟古建筑的本身和它的环境相协调。这里就有许多学问。从事文物保护工作的同志,应当是这方面学问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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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革命先辈的故事》丛书评奖
本报讯 由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和湖北、陕西、江西人民出版社协作编辑出版的《革命先辈的故事》丛书优秀作品授奖大会,最近在武汉儿童图书馆举行。在1978年10月全国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上,四省出版工作者决定协作编辑出版这套丛书。三年多来,这套丛书已经出版了四十一种,受到了广大小读者的欢迎。
为了表彰丛书作者为培养教育下一代所作出的贡献,推动革命先辈的故事创作,经广大读者的推荐和丛书评奖委员会的评定,共评选出《赵一曼》、《不落的星》等十三本优秀作品。另外,还有六本书的封面获得了优秀封面奖,六本书的插图获得优秀插图奖。 
(李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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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扇子的历史
俞剑明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每当夏秋季节,扇子是人们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品。
我国扇子种类繁多,羽扇、骨扇、纸扇、葵扇、蒲扇、绢扇、麦秆扇、棕榈扇……应有尽有,堪称一个“扇子的王国”。杭州的黑纸扇,苏州的檀香扇,广东新会的葵扇,浙江湖州的羽毛扇,四川自贡的竹丝扇等,更因其选料考究,造型优美,工艺精湛而销路广远,名驰中外。
扇子在我国已有三四千年的历史。关于扇的起源,最早应是晋人崔豹《古今注》中提到的“舜作五明扇”,“殷高宗有雉尾扇”。这种长柄大扇并非用来纳凉,而是由侍者手执,为帝王贵族障风蔽日所用,以后成为一种仪仗,所以又叫“仪仗扇”。在敦煌壁画上,可以见到使用这类扇子的生动画面。到了汉代,作为摇风用的扇子就普遍使用了。
我国早期的扇子,是羽毛做成的,要不,扇字里怎么会有个“羽”呢?王子年《拾遗记》记载,周昭王时,涂脩国献青凤、丹鹊,夏至,取翅制成“游飘”、“条翮”、“亏光”、“仄影”4把名扇,“轻风四散,泠然自凉”。春秋战国时,士大夫使用羽扇,会遭人讪笑,以为原始粗俗。有一次楚襄王章台聚会,宋玉、唐勒等“皆持白鹤之羽以为扇,诸侯掩?而笑”。楚襄王见了也不高兴,当场引起一番舌战。宋玉引经据典,侃侃而辩,才算折服诸侯。然而到了宋代,在苏东坡著名的《赤壁怀古》词里,“雄姿英发”,“羽扇纶巾”,却成了宽雅风流的儒将形象!古时的羽扇,除扇风、挥蝇、障日、蔽尘外,还起过指挥军队的作用。《晋书·顾荣传》记载顾荣攻打陈敏时,也有“麾以羽扇,其众溃散”之句。
汉唐时期,纨扇盛行。纨扇种类很多,如素罗制成的罗扇,素绢制成的团扇,还有福寿扇、碧纱扇、蝉翼扇等。这种扇大多圆形或六角形,上面绣有山水,花卉、人物等,因其美丽鲜艳,古时多为闺阁用品。唐王建《调笑令》:“团扇,团扇,美人并来遮面”。“便面”、“障面”、“屏面”等扇子的别名,即由此而来。纨扇在历史上常是诗词歌赋吟咏的题材。刘禹锡有诗:“团扇复团扇,奉君清暑殿,秋风入庭树,从此不相见”。托名汉成帝女官班婕妤的《怨歌行》:“新裂齐纨素,鲜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状物言情,词意哀楚动人。
现在风行的折扇,正名叫折叠扇,古称聚头扇或聚骨扇。大约于北宋开始流行,苏东坡曾为其“展之广尺余,合之止两指许”而惊叹。宋、元两代,折扇是珍贵的舶来品。及至明初永乐年间,成祖喜折扇舒卷之便,“命工如式为之,自内传出,遂遍天下。”折扇的扇骨除采用白竹、紫竹、方竹、老棕竹、湘妃竹、梅鹿竹、樱桃红竹外,有的还以象牙、白骨、玳瑁、沉香、罗甸等名贵材料制成。两边的扇柄镌刻诗词字画,或镂空填以异香,扇柄下还饰以玉坠或彩色流苏。此外,有槌金、洒金、泥金、冷金、发笺、白纸三矾、糊香涂面,五色缤纷等名目不一的扇面。当时的折扇还形成了杭扇、川扇、宁扇、吴扇、粤扇等几大流派,各显其长,相映争辉。
至于由折扇演化而来的檀香扇,则是近代的事了。据《饮冰词》载,清初,满族人纳兰性德曾得皇上所赐檀香扇,可见它早已流传,但作为一个独立的扇种,则不过60余年历史。早期的檀香扇,曾以“西泠”、“玉带”、“双峰”等西湖名胜作扇名。檀香扇有天然香味,轻轻摇,清香四溢,香型则可分为玫瑰香、雪梨香、地扪香、老山香、贡香等许多种。此扇有“扇存香存”的特点,保存十年八载后,扇起来依然清香阵阵,沁人心脾。如放入衣箱,还可防虫防蚁。檀香扇精致华美,富有装饰趣味,它以画花、拉花、烫画这“三花”技艺而风格独具,以富有工艺性而蜚声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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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映斜阳千帆归(水印木刻) 黄丕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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楠竹之乡 张艺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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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三起解 董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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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君出塞(石雕) 李含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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