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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5月4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来信

国产新药“强心灵”疗效显著
不应该再盲目进口强心药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孙南君
我国治疗心脏病的主要强心药——“毒毛旋花子甙——K”、“地戈辛”和“西地兰”等,过去主要依靠进口。为了充分利用祖国资源,逐步减少强心药的进口,北京、天津、上海、哈尔滨、长春等地15个兄弟单位共同协作,从1963年至1966年对国产新药“强心灵”的化学、药理、临床、生产工艺和质量标准等,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并经357例各种心脏病临床验证,表明:“强心灵”可以治疗各种心脏病引起的心力衰竭,对于左心衰竭的疗效尤为显著。它既可注射,又可口服。注射剂与“毒毛旋花子甙——K”的疗效相似,适用于急性心力衰竭的抢救,可作为一种常备的急救药。片剂与“地戈辛”的疗效相似,作用更迅速,排泄较快,故蓄积中毒作用很少,可作为一种快速口服强心药。因此,“强心灵”与“地戈辛”或“毒毛旋花子甙——K”的临床适应症相同,完全可以代替这两种进口强心药,广泛应用于临床。1969年经卫生部鉴定后,开始大量生产和临床应用。当时,北京等地有些医院主要应用“强心灵”,“地戈辛”曾一度被控制进口。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但是,近年来又盲目进口强心药。据调查,1978年,仅北京就进口“地戈辛”成品30公斤。过去北京市医药公司每年向药厂订购“强心灵”2,000万片左右(1公斤“强心灵”成品可压制片剂400万片),1978年以后,由于大量进口“地戈辛”,北京市医药公司库存积压“强心灵”2,300万片,致使生产“强心灵”的药厂被迫停产。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曾给有关部门领导写了报告,希望控制强心药的进口,但是至今未能得到解决。
在我国南方几省,生产“强心灵”的植物资源非常丰富。“强心灵”的生产工艺简便,成本低廉,比进口强心药便宜得多。建议有关主管部门和单位采取措施,适当控制强心药物的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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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周口市发生压制、谩骂科技人员事件
地委、市委负责人表示:要总结教训,更好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河南省周口市去年11月发生了一起压制、谩骂科技人员的事件。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司茂春等同志,把科技人员对全市工业调整和体制改革提出的建议,视为异端,扣上了“同中央唱反调”、“封建王朝的语言”等政治帽子,并放肆地谩骂提建议的两个工程师。这一事件,挫伤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带来了不少恶果。
去年7月间,周口市科协副主任、市政协科技组副组长、老工程师范春乾提出:为了鼓励科技人员为四化献计献策,促进全市经济调整,加强企业科技管理,进一步解决科技人员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需要召开一次工程师座谈会。市委、市政协同意了他的建议,并要他和《周口科普》编辑卜光华一起筹备。科技人员接受了任务,不少工程师根据自己的专业,进行了两个月的调查研究,认真写出了书面发言稿。接着,又召开了四次预备会,对每份发言稿反复讨论修改。市政协还请市委书记林汉琪、市长胡友法参加了最后一次预备会。
座谈会在9月4日、5日召开,周口市委、市政府、市政协、市科委、市科协的领导都先后出席座谈会。林汉琪、胡友法两位负责同志还在会上讲了话。有10位工程师联系周口市的工业实际,就体制改革与经济责任制,如何在调整中发展轻纺、食品等工业,如何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发挥科协和学会的作用等问题发表了各自的意见。最后通过了座谈纪要。这份纪要连同范春乾、王心启两位工程师的发言发表在《周口科普》报上。
市委副书记司茂春看到这期小报后,大发雷霆。他先把市科协秘书朱国安找来,十分恼火地说:“你们把周口的工业形势说得没有一点好处,这都是‘四人帮’的观点,简直是诬蔑大好形势。”紧接着,又把卜光华叫来,说:“你们想干什么?这完全是跟中央唱反调。中央一再发文件,不叫乱发奖金,你们宣传要拿出利润的30%发奖金,这不是跟中央唱反调吗?”(事实上,在座谈纪要和范春乾的发言中提的建议是,工厂超利润允许留成30%给管理人员作奖金,70%留作厂里再生产资金)在场的市经委一位副主任也帮腔说:“现在中央正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你们还在搞自由化。”司茂春谩骂科技人员“算个屁”,责令《周口科普》报停止发行。
市政协的同志向记者反映:11月3日,司茂春到市政协时,当着几位负责同志的面,又讲到科技人员的发言是“‘四人帮’的观点”,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时还说:“他们讲的‘集权’、‘分权’、‘扩权’,都是封建王朝的语言。”
这一事件很快传遍全市,对参加座谈会的工程师们,有如当头一棒。据市政协主席张友德讲,在事件发生后几天内,约有20名科技人员去找他谈思想顾虑。有个工程师说:“会前,我们就怕说了实话要‘揪辫子’。现在,真的揪起辫子,我们惹了大祸。”积极组织座谈会的市政协秘书韩晶湘,已经写出了辞职申请书(由于市政协领导做思想工作,才没有交出)。发表文章的工程师王心启思想压力更大。
这一事件,也给周口市政协、市科协的工作造成很大被动。按照市政协的计划,为了调动全市科技人员积极性,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准备分别召开工业、卫生、财贸等系统科技人员的座谈会,发动他们献计献策。现在,这些座谈会也不敢召开了。政协在科技方面的活动被迫停止。停刊了的《周口科普》至今没有复刊。
事件发生以后,周口市委主要负责同志曾两次同司茂春谈心,希望他承认错误,作诚恳的自我批评。市政协、市科协的同志也建议他去找有关科技人员交换意见,消除隔阂,力争在内部解决问题,并耐心地等待他5个月之久。但是,司茂春既没有完全承认主要的错误事实,更没有作出深刻的自我批评,只是在今年2月中旬,找到市科协的同志说:我批评得不对,缺乏修养,态度不冷静,用词不当,使科技人员受了委屈,我有错误。今年春节,市政协召开座谈会时,专门请他出席和科技人员见见面,他却借故不去。
周口地委、周口市委负责同志向记者表示:我们要进一步做好司茂春同志的思想工作,教育他承认错误,向科技人员作出深刻的自我批评,消除矛盾,挽回影响。同时,通过总结这一事件的教训,在全地区、全市更好地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本报记者 王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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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生在一个幸福的时代”
——访自学青年李晓明
河南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一套“各国地理常识速检卡”,共收入世界上已独立的国家168个,包括2,300多条地理数据,可以帮助读者学习。这套简便的工具的编制者是河北省邢台市长征汽车厂23岁的青年女工李晓明。
1978年,晓明参加高考落选了。她决心走自学的道路。在学习过程中,最令晓明头痛的就是那些枯燥乏味的地理数据。她去请教地理老师,他们也说这是地理教学中的一大难点。怎么办呢?一天,晓明在打电话时,脑子里猛然钻出一个念头:如果按电话拨盘的方式做一个表盘,把各种地理数据放到号码孔里,一拨动表盘,需要的数据就会显示出来,该有多好啊!她马上动手设计起来。经过十几次设计、修改,费时两年多,一套包括160个国家2,100多条数据的世界地理检表盘终于做成功了。晓明想把它推广到社会上去,然而,四家出版社都把表盘退回来了。
1980年8月,她抱着试一试的心情,把表盘寄给了《地理教学》编辑部。用晓明的话来说,这一回她碰到热心人了。《地理教学》编辑部的褚绍唐教授和孙大文讲师对检表盘很赞赏。他们即刻回信,表扬晓明的钻研精神,同时告诉她,他们已将检表盘转给北京师范学院地理系主任褚亚平副教授,请他负责处理。晓明说:“褚教授工作很忙,可他还是抽时间把表盘做了一次全面审定,连日本横滨的‘滨’字少了三点水也给改过来了。然后,他又把表盘送到出版部门去征求意见。最后他把各方面的意见汇总起来,以师范学院地理系办公室的名义写信告诉了我。”
1981年9月,经褚绍唐、褚亚平和孙大文三位老师的推荐,晓明被特邀出席了中国地理教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会议期间,专门召开了一次“李晓明座谈会”,展出了她写的文章和做的图表。最后,大会决定吸收晓明为会员。
进入1982年,又传来新的喜讯:经中国教育学会地理教学研究会推荐,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决定招收李晓明为华东师大地理系进修生,学期二年,由褚绍唐教授和孙大文讲师作她的辅导老师。
晓明深有感触地说:
“我生在一个幸福的时代。” 罗京生(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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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要虚心听取知识分子的意见
发生在周口市的压制、谩骂科技人员事件说明,至今仍有一些领导干部对知识分子在新时期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对待他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持官僚主义态度,甚至肆意压制、打击。这种做法是非常错误的,必定大大挫伤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带来许多恶果。
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一支不可缺少的重要依靠力量。没有知识,不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要建设现代化是根本不可能的。党中央最近指出,是否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并取得成果,应作为衡量一个地区和单位领导工作优劣的重要标志之一。各级领导都要以这个标准来衡量自己的工作。要同知识分子交朋友,拜专家为师,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动员他们为四化献计献策,并且创造条件,让他们有机会大展宏图。当然,知识分子的各种建议,不可能都是尽善尽美的。我们的领导干部应该善于听取各种意见,即使某些意见有缺陷或者有错误,也应该循循善诱,同提意见的同志作推心置腹的交谈,帮助他们把意见和建议完善起来。这才是领导干部应有的态度。
当前,各地正在按照党中央的要求,进一步检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情况。我们希望周口市的党政领导同志,认真检查和纠正在对知识分子问题上的错误。也希望其他地区的领导干部切实地检查一下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交更多的知识分子朋友,更虚心地倾听知识分子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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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家谈

“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进于真理”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学生 蔡武
五四运动时期,北京大学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摇篮。李大钊、毛泽东、邓中夏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以北大为基地,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1918年到1920年间,北大就出现了“马喀士主义研究会”、“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马克斯学说研究会”。他们把自己收藏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图书室称为“亢慕义斋”(亢慕义为共产主义一词的英文汉译音)。
李大钊同志说过:“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进于真理。”五四时期的先驱们象普罗米修士一样,把马克思主义的火种引进中国,照亮了中国人民革命的航程。他们自己为实现“最高之理想”抛头颅、洒热血。这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崇高革命精神,同他们所奋力宣传和捍卫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是五四运动留给北大同学和全中国青年的极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支撑中华民族新时代的精神文明大厦的栋梁。
今天,北京大学的同学没有玷污先驱们的英名。他们时刻牢记着自己从先烈们那里继承来的责任,沿着先驱们所指引的方向,逐步冲刷林彪、“四人帮”所泼下的假马克思主义的污泥浊水,努力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逐步形成一个学习、掌握、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浪潮。
我们这一代从先驱们那里继承了一副历史的重担,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列宁说过:“无产阶级物质上的解放应以其精神上的解放为先导”。五四运动的历史向我们昭示了这个真理。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不但要有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文化,更要有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高尚道德。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区别于人类历史上其它一切精神文明的本质所在。北京大学的同学们在讨论精神文明建设时,响亮地提出:继承五四传统,发扬五四精神,振兴中华,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毛泽东同志说:“在中国,任何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同时具有现时实际任务与将来远大理想两种责任的。”北京大学同学和全国青年一道,准备挑起这两种责任,象五四运动的前辈那样,“求进于真理”,做建设精神文明的新一代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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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校生活

北大学生举行五四座谈会
4月26日,北京大学团委召开“继承五四革命传统,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座谈会,参加座谈的19名同学提出一个共同的口号:“继承五四革命传统,做有理想、有道德、守纪律的新一代”。
同学们说:“五四运动既是政治运动,又是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谱写了光辉的篇章。我们今天纪念五四,就要学习五四青年的爱国之心和振兴中华之志。”
历史系刘鸿宾同学说:“爱国主义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也是北大学生的光荣传统。历史证明,只有共产党能够领导人民救中国。共产党代表了民族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今天发扬爱国主义,就自然要热爱我们的党。我们要在党的领导下谱写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新篇章!”
经济系黄湘平同学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迄今的最高阶段。共产主义理想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核心,共产主义道德和无产阶级高度的纪律是它的重要内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是要造就一代共产主义的新人!”
同学们表示:纪念五四,振兴中华,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还要注重实际,从小事做起。 赵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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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校生活

一次难忘的会见
云南民族学院 李承祖(白族)
如果一个曾经见过高尔基、罗曼罗兰和鲁迅的老作家,忽然主动提出来想见一个文学青年的面,这个青年的心情将是怎样的呢?每当我想起那件事,心底总会漾起一股异样的滋味……
3月的一天,几个同学兴奋地对我说:“戈宝权老先生到学校看你来了!昨天来的!就是北京的那位翻译家戈宝权呀!”起初我不相信,到后来搞清楚同学们并非开玩笑以后,我不能平静了。一个全国作协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著名研究员,竟关心一个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学习,这怎能不让人心情激动呢?
原来,戈老是到昆明开会和讲学的。这期间,他在一本我们学院编的学生论文选中,看到了我写的一篇评论普希金抒情诗的论文,于是即兴前来我校参观,向陪同的老师表示了想见见我的意思。我当时竟不在校,而戈老第二天就要返回北京,今后想再听听他的指教就太难了。我决定立即去拜望戈老。
赶到戈老下榻的旅馆,已是晚上八点多钟。来时匆匆,此刻我却犹豫起来:戈老七十高龄,次日又要赶路,我冒昧来访,会不会影响他的休息?然而,想到这样的机会将难以复来,我终于鼓起勇气,推开了戈老的房门。
随着我的询问声,戈老起身把我让进了房间。当我告诉他,我是云南民族学院的学生时,戈老非常热情地请我坐到沙发上,从衣袋里掏出一本通讯录迅速地翻着,念出了我的名字。我的心顿时热起来,这个通晓好几国文字的白发苍苍的老作家,却这样关心、记挂着一个咿呀学步的陌生年青人。我一时竟说不出话来了。
戈老看出了我不平静的心情,于是,关切地询问起我们学院的情况和我的情况。我一一回答着,立刻感到轻松了。戈老谈到了我的论文,热情肯定了我的探索,指出了我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并鼓励我继续钻研。当他知道我是白族时,谈得更高兴了。他鼓励我要提高民族自信心,深入研究一些本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趁年轻多学知识。
戈老继承鲁迅等人的业绩,系统地研究翻译了大批外国文学作品,为我国文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然而,戈老始终不愿提到自己。直到我表示了极想知道他创作近况的愿望,他才十分谦虚地介绍了他正在编译的《普希金优秀抒情诗一百首》等书的情况。只顾谈话,我竟忘了时间。看到戈老的床上堆满了提包什物,才记起第二天他还要踏上千里归途。
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我告别了戈老,戈老把我送出门外,我紧紧握住戈老的手向他道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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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校生活

压力与学习目的
新乡师院数学系 邵书锋
压力,在我们青年学生身上,可以变为刻苦学习奋发向上的动力。
在中学时,考大学的压力,使我们废寝忘食,刻苦学习。但这种压力和它的学习目的包含着不正确的东西。这从有些同学考上大学后的情况能够看出来。他们认为考上了大学,刻苦学习的目的达到了,压力减轻了,学习上该松口气了,该踏踏步休息休息了。如果我们考大学上大学,是为了把自己培养成国家所需要的人才,为了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我们的学习目的始终是明确的,学习劲头也总是很大的。
同学们,我们该不该好好想一下呢?国家为了把我们培养成才,要花费掉多少人力物力啊!一个大学生上四年学要花费掉国家五、六千元,这些钱从哪里来呢?它来自农民辛勤的汗水,来自工人艰苦的劳动。它是工人、农民披星戴月,艰苦劳动的结果,是全国人民汗水的结晶。尽管这样来之不易,国家和人民毫不吝惜地拿出大量钱来培养我们,供我们继续深造,这究竟是为了什么?不正是我们可爱的祖国需要我们具有科学知识的新一辈来建设吗?不正是因为科学技术的新高峰需要我们去攀登吗?如果我们现在不努力学习,整日昏昏沉沉,吊儿郎当,没有理想,没有抱负,这能对得起党的关怀、祖国对我们的培养、人民对我们的期望吗?
同学们,上了大学,我们身上的压力不仅没有减轻,反而更重了。同学们,让我们树立起为了祖国四化建设而学习的目的,坚持不懈地刻苦学习吧!
(转载自新乡师院校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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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校生活

应为他拍一张
北京航空学院○二大班 杨金莹 钱晓捷
眼前是我们0202班的相集,它展示了我班学习生活的一角,然而美中不足的是相集中缺少了我们的好班长、相片的拍摄者刘久文同学。
刘久文同学爱好摄影、无线电、航空模型……,还十分热心社会工作。我们是学无线电的,可不少同学入学时对无线电还比较陌生。刘久文看到这种情况,便把同学们组织起来修耳机,并给大家讲课。在他的带领下,同学们既学到了许多知识,又锻炼了动手能力。平时,不管学习、工作多么紧张,他总是热心地帮助同学,勤勤恳恳地为大家服务。今年寒假,他冒着严寒为同学送行,从航院到北京站来回奔走;有时还把同学们的床单、被单拿回家洗得干干净净。他热情、真诚的为人得到了同学们的赞扬。
刘久文为同学们摄下了许多难忘的情景,还为学院宣传提供了一些新闻、艺术照片。难道不该为这样的好班长拍一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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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校生活

北师大举办集邮展览
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群众性的集邮者协会。协会成立当天举办了首次集邮展览。参加展览的有教师、职工,有即将毕业的学生,也有刚来校不久的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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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校生活

课余活动园地里的三朵新花
华南师院的摄影学社、书法篆刻会、美术社是由同学发起成立的,聘请了校内外的教授、教师作顾问和指导。三个社团已各有几十名会员,在课余进行创作、交流。他们将在五四青年节举办首次习作联合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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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校生活

南开大学学生拣碎砖铺运动场
南开大学修运动场需要五十万块砖,购买这批砖要三万二千多元。南开大学学生利用课余时间从某建筑单位的垃圾中拣出碎砖六百多方,相当于五十万块新砖。这些碎砖将用来代替新砖,铺设运动场,可为国家节约三万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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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校生活

东北工学院开展尊老敬贤活动
文明礼貌月结束后,东北工学院团委和学生会组织同学们开展尊老敬贤活动,使精神文明的建设深入一步。同学们跟老红军、老干部座谈,并为老同志服务,以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培养共产主义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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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校生活

第二届大学生建筑设计竞赛
由建筑工业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建筑师》丛刊,决定今年举办第二届全国大学生建筑设计方案竞赛活动。欢迎高等学校,包括职业大学和业余大学的在校建筑系学生(不包括研究生)参加建筑设计竞赛。设计题目是直辖市或省会城市的“少年科学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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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校生活

来函照登编辑同志:
贵报4月22日《学校生活》所载《一代有一代的责任》一文中说“不久,七七届、七八届毕业生捐建的蔡元培校长和李大钊同志的铜像将屹立于北大的苍松翠柏间”。“七七届、七八届”显然是“七七级、七八级”之误。“级”指入学之年,“届”指毕业之年。可能是原稿之误,编辑疏忽。 北京大学 袁才保
编者按:将“级”误作“届”,是编辑工作的疏忽。我们感谢袁才保同学的批评,并向读者表示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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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校生活

北京航空学院○二○二班的同学们正在专心致志地从事课堂实验操作。 刘久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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