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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
本报评论员
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已经四十周年了。文艺界的同志正怀着亲切的感情，重新学习和认真研究这一重要著作以及整个毛泽东文艺思想。这对于促进社会主义新时期文艺事业的更大繁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同志生前一直热情关注革命文艺事业。民主革命时期，他写了《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总结了“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经验，规定了新文化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性质，指明了文艺为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阐述了文艺工作者和新时代的群众相结合的光辉思想。建国以来，他陆续写下《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等正确方针，发展了《讲话》所提出的思想。毛泽东同志的文艺论著和他的其他论著一样，不能不受到一定的历史局限，特别是在晚年，他也发表过某些不正确、有偏颇的文艺见解，但他整个文艺思想的基本精神是正确的。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哺育了我国几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照亮了我国革命文艺的前进航程，指导了我国数十年来的革命文艺运动。它不但在历史上起过巨大的作用，在今天也仍然是我们文艺工作的指针。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各条战线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批判了极左思潮，恢复了马列主义的本来面目。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科学原理也在文艺领域里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文艺战线出现了令人鼓舞的新局面。文艺工作者面向生活，面向人民，倾听人民的呼声，反映人民的愿望，创作了大量表现党和人民的斗争历程、充满时代精神、富有艺术感染力的文艺作品。文艺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更加密切了，“双百”方针真正得到贯彻执行，革命现实主义的传统日益得到恢复和发展。正如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所指出的：“三中全会以来，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和党的正确政策在新的条件下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重新蒸蒸日上。”这是我们首先应当看到的主流。同时也要看到，对待毛泽东文艺思想，也存在着某些不正确的态度。少数同志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基本精神产生怀疑，甚至把种种文艺领域的极左现象不公正地归咎于毛泽东文艺思想，归咎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致走向否定毛泽东文艺思想。文艺领域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商品化”倾向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和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文艺观也有密切的联系。某些文艺创作的脱离生活、脱离群众、胡编臆造、热衷于单纯的自我表现，则远远离开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科学原则。另一方面，有些同志仍然对毛泽东同志的文艺言论采取句句照办、不准发展的态度，甚至仍然坚持某些已被实践证明是不够确切的论断。与此相联系，则表现为文艺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无冲突论。上述现象虽然不是主流，也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如何正确对待《讲话》和整个毛泽东文艺思想，是思想理论建设中一个重要原则问题。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是对待毛泽东思想（包括《讲话》）所应持有的正确态度。毛泽东文艺思想是科学，我们应当采取科学的态度去对待它。所谓科学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就是理论密切联系实际，也就是说，既要坚持，又要发展。不坚持它的科学原理，就会走到邪路上去；不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去发展它，也就不可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它。我们要把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左倾”的曲解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本来面目区别开来，把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科学原理同毛泽东同志文艺言论中的个别偏颇之见区别开来，坚持它的基本精神，克服和修正个别不够科学的提法、结论。我们要运用毛泽东文艺思想来指导当前的文艺实践，总结文艺史上丰富的经验，研究当前的新情况，回答当前所面临的各种新问题，使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社会主义的文艺实践不断得到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不断发展的，毛泽东文艺思想也是不断发展的。“双百”方针的提出，就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社会主义阶段的重大发展。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调整了文艺政策，提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工作总口号，总结贯彻“双百”方针的历史经验，重新贯彻执行这一方针，这也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发展。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要犯错误。”（《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7页）否定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科学原则，否定它的根本精神，拒绝它对当前文艺实践的指导，这是错误的。句句照办，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它，也是错误的。
毛泽东同志十分强调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的斗争生活，和新时代的群众相结合，认为这是繁荣革命文艺创作的一条必由之路。今天，我们应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这个精神发扬光大。粉碎“四人帮”以来，我们的文艺创作出现了初步的繁荣，原因在哪里呢？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文艺家和群众的关系更密切了。十年内乱中，林彪、“四人帮”把大批文艺工作者赶到最艰苦的底层去，这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坏事变好事。许多作家艺术家和群众同甘苦、共命运，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粉碎“四人帮”之后，他们写出许多饱含生活气息，倾吐人民心声的佳作。近几年来，不少作家保持了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但是要看到，也有一些同志与群众的联系却淡薄了，一旦成为专业作家之后，就不再注意深入生活、深入群众了。有些人靠主观编造敷衍成篇，少数人甚至热衷于单纯的自我表现，不承认人民的斗争生活是文艺最广阔最丰富的源泉。针对这种状况，端正对于深入生活的认识，认真地实践文艺工作者的深入生活，是很重要、很迫切的。作家投身到群众的斗争生活中去，既是个积累创作素材的过程，也是个改造主观世界的过程。我们不赞成在今天对大多数文艺工作者普遍实行那种“脱胎换骨”、彻底“转变立场”式的“思想改造”，那样做是否定多年来文艺队伍的进步和变化。但是，这不等于说，我们可以放弃对文艺工作者改造主观世界的要求。人人都要在改造客观世界中不断地改造主观世界，思想改造就是要使主观不断地符合客观，不断地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向前发展。“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这一点。文艺家应当永远和群众在思想感情上息息相通，永远做群众忠实的代言人，努力站在人民大众和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观察和表现生活，真实地、历史地揭示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塑造社会主义新人，歌颂人民群众献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斗争业绩，批判那些阻碍社会主义现代化前进的形形色色的旧思想、旧习惯、旧势力，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鼓舞人。而要做到这一点，文艺工作者必须在深入生活的同时，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社会，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毛泽东同志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长期、基本的方针。今天，我们应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应用和贯彻这一方针。十年内乱留下的后遗症，对外开放带来的许多新情况，使我们在贯彻这一方针的时候不能不遇到种种复杂的新问题。不管情况多么错综复杂，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这一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要在竞赛和斗争中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如果在放的过程中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取消必要的思想斗争，认为贯彻这一方针就是一放了之，把这一方针等同于放任自流，这就要犯右的错误，就要使那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东西泛滥起来；如果因为出现了错误的东西就不敢坚持这一方针，就怀疑这一方针的正确性，如果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来进行思想斗争，依靠强制性的手段来解决纯属精神领域的问题，这就要重犯“左”的错误。贯彻“双百”方针，一定要继续解放思想，保障两个自由，艺术上的自由创造和学术上的自由争论。有批评的自由，也有反批评的自由。批评和斗争是“双百”方针的应有之义，不能把正常的批评和简单粗暴等同起来。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重新贯彻“双百”方针，已经收到显著的成效，后果主要是积极的。由于对这一方针还存在着某种不正确的理解，由于我们还不能完全适应新的历史情况，在贯彻这一方针中也出现过这样那样的问题。现在需要进一步总结经验，学会在新的历史情况下更好地贯彻执行这一方针。毛泽东同志说，贯彻“双百”方针不是会削弱，而是能够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地位。我们一定要坚信这一点。
今天，我们面临着和《讲话》发表的时候很不相同的历史条件，新的历史情况向文艺工作提出种种新问题。《讲话》发表四十年以来，文艺工作经受了种种考验，积累了丰富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我们需要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总结丰富的历史经验，研究新情况，回答现实生活中提出的种种新问题。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宣传解释毛泽东文艺思想。要坚持毛泽东文艺思想，也要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要求文艺理论有一个大的发展。理论工作只有科学地回答了文艺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才能真正肩负起指导文艺实践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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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都非常高兴”
胡绩伟
毛泽东同志1940年11月30日给周文同志的信，虽说很短，但读起来却感到内容很丰富，它把我引回到那令人神往的延安岁月。
毛主席说他看了《边区群众报》和《大众习作》，称赞大众读物社的工作“是有意义有成绩的，我们都非常高兴。”
1940年3月成立的大众读物社，出版了大众化的小报《边区群众报》和《大众习作》，还出版《大众文库》、《大众画库》等大众化的小册子。当时，周文同志是社长，胡采同志主编《大众习作》，我主编《边区群众报》。延安文艺座谈会时，周文、胡采和我都应邀去参加了这个盛会。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不久，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周文等同志调走了，大众读物社改为边区群众报社，同时出版《大众学习》和一些大众化的小册子。《边区群众报》一直出版到1949年解放西安，才改名为《群众日报》。
从1938年初到1939年底，在成都地下党的领导下，成立了抗日救亡的群众团体星芒社，我和几个同志创办了大众化的小报《星芒报》。那是在国民党统治区，我们党不当权，人民没有抗日的自由，没有办报宣传抗日的自由，要办一个直接宣传动员广大人民群众起来进行革命斗争的报纸，真是难之又难。在不到两年中，我们这个深受群众欢迎的报纸，被三青团捣毁了一次，被国民党查封了四次。最后，这报纸尽管三次改名换姓，终于被完全扼杀，我们这些人也处于被搜捕捉拿的困境。那时，我们多么向往抗日自由和办报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啊！
既要了解党心又要了解民心
1939年底，成都地下党把我送到了民主圣地——延安。到延安后，党就分配我去参加大众读物社的筹备工作。
1940年1月，毛主席发表了光辉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毛主席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方针，就是我们办社办报的方针。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应该是民族的、科学的，而且应该是大众的、民主的。而大众化的文化不仅必须代表人民大众的利益，成为为大众解放而斗争的武器，而且应该是能够为大众所接受所掌握的，能够为人民大众所理解的，真正喜闻乐见的。大众读物社出版的报纸、刊物和小册子，不仅政治内容上受大众欢迎，我们还特别注意文字上和编排上的大众化，尽量使识字很少的基层干部能读得懂，也使不识字的农民群众能听得懂。
在国民党统治区重重压迫下苦斗过来的我，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边区，在执掌政权的共产党领导下，从事人民大众的文化工作，理想终于变成现实。我爱这个新天地，爱党爱人民，爱这个大众化的报纸，就象一只小鸟在这自由天地里尽情飞翔，可以聚精会神、全心全意为人民大众贡献才力了。
直接领导我们工作的边区党委，先是陕甘宁边区中央局，1941年后改为西北中央局。那时的党委十分令人敬佩和爱戴。他们并不是高高在上，而是工作在人民群众之中，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在人民群众当中领导边区的革命和建设。最可贵的是，党委真是人民群众的知心人；党委经常有很多知心话要告诉群众，群众也经常有很多知心话要告诉党委。党委越来越感到：一个大众化的报纸，正是使党委和群众心心相通的一个好工具。党委和群众要心心相通，党委就要使办报的同志及时了解党委的心，也及时了解群众的心，才能使报纸真正成为党和人民心联心的好工具。《边区群众报》是边区党委直接领导下的党的报纸，是直接办给人民群众阅读的党的报纸。党委的领导同志正是这样严格而又热情地领导、培养和帮助办报的同志。那时，我只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幼稚的新党员，党委鼓励我、信任我，领导我放手去工作；让我参加党委和边区政府的最高级的会议，阅读很重要的文件和材料，参加他们讨论、部署和检查工作的重要活动；领导我在工作中学习、锻炼、提高，使我逐渐懂得更好地按照党委的意图去进行创造性的工作。
只有作群众的学生才能作群众的先生
那时，边区的经济和文化还很落后，但是我热爱那个自由民主的新天地，热爱那里的山山水水，热爱那勤劳淳朴的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边区人民。
毛主席教导我们，只有作群众的学生，才能作群众的先生；不仅要在理论上、口头上把为工农兵群众服务摆在首位，而且要在实际上、行动上真正摆在首位。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前三个月的《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中说过：“现在许多人在提倡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了，这很好。但是‘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有些人则连‘少许’还没有实行，却在那里提倡‘化’呢！所以我劝这些同志先办‘少许’，再去办‘化’，不然，仍旧脱离不了教条主义和党八股，这叫做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没有结果的。例如那些口讲大众化而实是小众化的人，就很要当心，如果有一天大众中间有一个什么人在路上碰到他，对他说：‘先生，请你化一下给我看。’就会将起军的。如果是不但口头上提倡提倡而且自己真想实行大众化的人，那就要实地跟老百姓去学，否则仍然‘化’不了的。有些天天喊大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来，可见他就没有下过决心跟老百姓学，实在他的意思仍是小众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又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
在延安，很多文学艺术家、很多大众化工作者，都是十分热情地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都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深入群众、向群众学习。大众读物社、边区群众报社的同志们在这一点上是贯彻执行得很坚决的。
那时，报社的同志也是工作在群众中，生活在群众中。很多同志都在延安附近选择蹲点的地区，我经常到柳林区。《边区群众报》是周报，每周编完报以后，我就到区里去了，在那里了解情况，研究问题，参加一点劳动。特别注重了解党的政策和中心工作如何在基层贯彻落实，有什么新气象、新问题；然后确定题目，搜集材料，集中干部和群众的好思想好意见，学习他们分析问题阐明问题的方法，采用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在下面写好稿子，读给干部和群众听，征求他们的意见，进行修改，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文字上都要努力作到喜闻乐见。在乡下三两天后，大家带着稿子回报社，编辑新的一期报纸。还带着农村的新情况和群众的心里话向党委汇报，听取指示。报纸出版以后，又带着新的报纸下乡。柳林区离报社很近，大约也要走一个钟头，反正那时没有车，也没有表，说去就去，边走边唱陕北民歌，在路上遇到老乡就边走边拉家常。
我们还采用另外一种经常深入群众的方法，就是分头参加各种工作组，参加下乡演出的宣传队、文工团，边工作边采访。柯兰同志还想了一个很好的办法。他充当民间说书的盲艺人韩起祥的向导，给他讲革命的道理和边区内外的情况，给他编写新的唱书词；牵着瞎子走山串乡，深受群众欢迎，什么话都爱跟他说。在这种情况下，柯兰同志为群众报写了不少好的稿子。
我们当时就是这样办报，在群众中工作，诚心诚意向群众学习，认真改造自己的思想作风，提高自己的办报能力。
大众的报纸要动员大众来办
毛主席为什么称赞《大众习作》呢？这确实是一个别开生面的大众化刊物。根据毛主席关于大众化文化的思想，大众化的文化运动，不只是少数文化人的事，而是要动员广大群众来参加这个运动；大众化的报纸，不只是为了办给人民大众看，而且要尽量动员人民大众自己来办报。《边区群众报》一开始就号召广大干部和群众写稿，用各种办法吸引干部和群众来办自己的报纸。这样一种新的报纸也有很大的吸引力，读者不只爱看它，而且很愿意给它写稿。很快，在边区各地就发展了一批通讯员，他们写来了很多稿子。我们十分珍贵这些稿子，把它们看成是办好报纸的一个丰富的泉源。
当时通讯员的文化写作水平不高，大部分稿子的质量不高。大众读物社设了一个通讯工作科，专门负责帮助通讯员写作。开初，我们只是一件稿、一件稿的处理，一封信一封信的回复。那时，总的来稿不多，我们的原则是每稿必回信，即使是错字连篇的稿子，我们也尽量利用，至少要给通讯员回信。通讯工作科不仅从来稿中选出可以刊用的稿子，还解答通讯员提出的各种问题，不只是写作问题，还解答其他问题，如代为解答工作中、学习中甚至生活中的一些问题。
以后，除了坚持个别回信以外，又办起了这份专门培养通讯员写作能力的《大众习作》。它的任务就是从各方面帮助通讯员如何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如何深入实际搜集材料，如何写成各种形式的稿子。《大众习作》有“大众习作选”、“写作公开信”、“写作评论”、“名著介绍”等等专栏，最受欢迎的是“原作与改作”专栏，在这个栏目里每期选择刊登一篇或一段原稿和改稿，而且加上详细讲解为什么要那样改，结合改稿讲解各种稿件如何选题、构思、分章节、语法修辞等方面的问题。这个刊物不仅得到广大通讯员欢迎，也得到边区中小学教员的喜爱。这样，《大众习作》不只是鼓励和帮助了这批通讯员为《边区群众报》写稿，还为边区其他报刊写稿。
这批通讯员不仅写稿，他们还成为边区农村政治和文化活动的积极分子。在他们的积极努力下，边区农村首先成立了《边区群众报》的读报组。读报组不只是读报，还负责扫除文盲，学习政策，学习科学，开展文娱、卫生和体育活动。这样，大众读物社（以后的群众报社）——通讯组——读报组，就逐渐形成了一个大众化文化的新体系，推动组织了识字组、读书会、学习班、壁报组、秧宣队等文化活动，对组成边区大众文化的队伍也起了推动作用，这在边区当时文化比较落后的农村，读报组实际又成了文化活动的中心。
大众读物社和以后的边区群众报社在边区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也就越来越受到欢迎了。尽管当时，报纸的缺点还很多，但是党委很喜欢它，广大干部和群众很喜欢它。毛主席给周文同志的信说“我们都非常高兴”，这里说的是“非常高兴”，这里的“我们”，我想当然包括在延安的党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
四十年过去了。我们党的报纸工作比延安时期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大众化的报纸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还是有很多不满足、不理想的地方，特别是在新形势下，如何总结延安时期的办报经验，继承和发扬延安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方面，需要我们作更大的努力。
令人神往的延安岁月一幕一幕地闪过，周文、杜桴生、赵闻捷、李季、林朗、钟纪明、景昌之、兰钰等等先后去世的同志的笑脸一个一个地在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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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深入生活
郑伯农
毛泽东同志提出，文艺工作者应当和新时代的群众相结合。这是毛泽东同志把实践的观点应用到文艺领域中来，对唯物主义文艺观的一个重大贡献。按照毛泽东同志的理论，文艺家应当投身到群众的生活洪流中去，站在人民大众和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观察、体验、研究生活，在这个基础上，通过典型化的方法，创造出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文艺作品来。这种作品是群众思想情绪的集中反映，反转过来，又作用于人们的精神世界，鼓舞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毛泽东同志的上述论述，科学地阐明了文艺家能动地认识生活、表现生活的正确途径。
近来，文艺界对“深入生活”这个口号有争议。我以为，过去我们对这个口号的具体解释和具体实践确实存在着偏颇。一切革命者都要深入群众，文艺工作者在深入生活中有没有自己的特殊性呢？当然，不应当夸大这种特殊性。文艺家应当以群众一员的身份到生活中去，不应以“观察员”的特殊身份到生活中去。他首先要关心群众的疾苦，而不是首先关心自己的创作。专为猎取素材而到生活中去，往往反而写不出动人的作品。不过应当承认，作家深入生活，归根到底还要落实到搞好创作上。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需要做自己的文艺工作，但是这个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却是第一位的工作。”他是注意到文艺特点的。文艺家到生活中去，应当努力熟悉人、了解人，了解人的性格、人的命运、人的思想感情、人与人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不是站在群众之外观察人，而是通过和群众同命运、共呼吸，进而深入了解人的灵魂、人的内心世界。不在熟悉人、了解人上下功夫，怎么能创造出优秀的作品来呢？过去我们往往不照顾这个特点。另一个弊病就是把深入生活刻板化，似乎深入就是长期蹲在某个点上。长期蹲点未尝不可以作为接触生活的一种方式，但不能要求一切人都只能用这一种方式去接触生活。作家需要了解点，也需要了解面；需要熟悉基层，也需要了解领导层。社会生活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和完整的过程，只是囿于一点，难免造成眼界的狭窄。上述的这些偏颇，我以为是过去在“左倾”思想影响下具体解释和具体实践的偏颇，而不是这个口号本身的偏颇。这个口号是科学的。总的说来，几十年来，这个口号促进了文艺创作的繁荣，产生了巨大积极作用。
深入生活无非包括下面这两个意思：一，文艺家应当不断投身到群众斗争生活的洪流中去，永远做群众的忠实代言人；二，文艺家应当通过参加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达到对社会生活的认识上的深化和艺术表现上的深化。深入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时间长了未必一定能够达到深入。怎样才算深入呢？深入就是达到主观和客观的一致，达到和人民群众在思想感情上的一致。理论思维的深入，就是抓住事物的内部联系，把握事物的本质。艺术思维的深入，也包括把握事物的本质，但仅仅这一点还不够。本质是隐藏在事物内部的。理论思维可以剥去事物的外部形态，直接概括事物的本质。艺术思维则要通过活生生的生活细节，体现出事物复杂的内部联系。所以，艺术家深入地把握生活，就要既能把握住生活的丰富多采、生动微妙的各种活生生形态，又能把握住隐藏在事物内部、肉眼看不见的生活的内部联系。我们不能简单地从形式上来看深入生活，似乎采取了某种比较艰苦的形式，这就是深入了。我们也不能廉价地看待深入生活，似乎一经下到群众生活中去，这就是深入了。做到深入很不容易。有的人在群众中生活了一辈子，却从来没达到深入的地步。作家要达到深入地认识生活，除了对他的反映对象要有周密的了解，还需要其他的条件。例如正确世界观的指导，一定的理论素养，丰富的生活阅历，必要的社会历史知识，等等。而对于文艺创作来讲，真正做到深入，就象对生活有独到的新的发现。艺术创作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每一件艺术品都应当是独特的新产品。不能在认识和审美上给人提供新东西，这样的创作怎么可能有生命力呢？
有的同志提出这样的问题：人人都有一定的生活阅历，为什么要专门提深入生活呢？是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但是，一，作家是以社会生活为创作原料的，是以通过艺术形象帮助人们正确认识生活为职责的。他难道不应当比一般人对生活了解得更多、更深么！他不应当只是了解自己身边的事情，而应当了解自己所处的整个时代，掌握更广阔、更丰富的生活原料。二，我们所说的深入生活，就是指深入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作家可以写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和事，也可以写过去的历史，但是不论写什么题材，都需要深入群众。这不只是个汲取创作原料的问题，还是个和群众在思想感情上打成一片，从群众中汲取精神力量的问题。即使是写历史题材，也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写，表现时代精神，反映人民的是非观念，适应群众的需要。
深入生活，就不能不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怎样认识和表现生活中的矛盾冲突？近一个时期来，有些创作回避现实、回避矛盾，表现出一种无冲突论的倾向。它们或者把生活的棱角磨得平平的，或者干脆远离现实生活，专门写爱情题材、古代故事。不是说，爱情题材、古代题材不能写，但是不应用这一类题材的描写回避反映现实问题。上述现象，我以为是很值得注意的。我们当然要大力表现生活中的新人物、新气象，用艺术形象鼓舞人们奋发进取。但也不应把它从反映生活矛盾中割裂出来，更不能把它和写矛盾对立起来。不反映矛盾，就不可能正确地反映生活；不反映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就不可能正确地反映时代。人民群众是不赞成回避矛盾、掩盖矛盾的。我们党也多次号召作家勇于揭示生活中的矛盾。胡耀邦同志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赞成你们在写向‘四化’进军的时候，狠狠揭露那些阻碍向‘四化’进军的错误行为、错误思想”。胡乔木同志最近也指出：“我们希望作家更多地着重表现当前人民建设新生活的斗争，这决不是提倡什么歌舞升平，更说不上什么鼓励风花雪月。建设新生活的道路，过去、现在、将来都不是平坦的，它是一场波澜壮阔、时间久远，涉及全国每个人的生活全过程的非常复杂、非常艰巨的斗争，只有战胜人世间的以及自然界的各种艰难险阻才能前进。”我以为应当鼓励作家面向现实，忠于现实，真实、深入地写出生活中的矛盾冲突，用艺术形象帮助人们正确认识、积极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在我们的国家里，革命的、进步的东西是主流。只要作家真正忠实于生活，他们是会写出这一点来的。
创作需要正确理论的指导，但是再正确的理论，也代替不了作家自己的生活实践。作家认识生活、认识时代，要借助于理论学习，首先还是要靠亲身的实践。让作家到生活中去观察、去实践、去思考吧！只要他们真正深入了生活，就一定能够正确、深刻地反映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