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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十亿人民直接参加国家管理的一种重要形式
彭真谈全民讨论宪法修改草案
内容提要：在全民讨论中首先应该认真了解修改草案的内容；要注意充分发扬民主，让大家畅所欲言。没有“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修改草案许多条文是写不出来的。这个宪法修改草案的最大特点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头到尾贯穿了一个根本原则：为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服务。既然要全体人民遵守宪法，就非得切实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把修改草案交付全民讨论不可。
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 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彭真指出，全民讨论宪法修改草案，“是十亿人民直接参加国家管理的一种重要形式”。
他说：“在全民讨论中首先应该认真了解修改草案的内容。不了解它的内容，怎么能讨论好呢？讨论要抓住宪法修改草案中的主要问题，看是不是符合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主要问题是什么？我代表宪法修改委员会所作的说明中讲的八个问题，都是主要问题。如果全国人民在主要问题上意见基本一致了，事情不就好办了！我们要抓住主要问题，切不要被次要的、枝节的问题所干扰、纠缠，转移了目标，转移了重点。”
彭真同志还强调指出：“在全民讨论中，要注意充分发扬民主，让大家畅所欲言，发表各种意见。即令是少数人的不同意见，也应该重视，这对于修改好宪法是有益处的。”
5月20日出版的《瞭望》杂志第五期，刊登了曾建徽、徐民和就有关宪法修改草案的问题访问彭真同志后所写的一篇访问记。访问记写道：
当我们来到彭真同志家里时，彭真同志亲切地招呼我们在客厅里入座。他听我们说明了来意，笑了。他说：“我们今天是漫谈。宪法修改草案的公布是一件大事，值得我们来谈一谈。”
他首先从宪法修改草案公布以后所收到的初步反应说起。他列举了海内外对我们这个宪法修改草案的一些具体的评论——有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有说是“里程碑”的，有说是“集一系列现行政策之大成”的，有说是“全面删除了‘文革’遗留物”的……。接着，他小结了一下说：“这些反应说明，国内外的人们大都看到了，这部宪法修改草案是我们三十多年奋斗成果的总结，是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总结——没有‘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这个修改草案许多条文是写不出来的。这部宪法修改草案把我们长期革命斗争的成果、长期斗争的经验集大成地巩固下来了，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固定下来了。看来，我们这个宪法修改草案是可以站得住的。当然，这个草案完善不完善，要作些什么修改，还要请全国人民来讨论。”
“这个修改草案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呢？”彭真同志接着说道：
“那就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加海域，十亿人口，各地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习惯等各方面的情况很不相同，发展很不平衡。要从这个实际出发，吸收我国历史的和外国的经验教训——吸收符合我们当前实际情况、适合我国当前需要的有益的东西。”
彭真同志指出：“这个宪法修改草案从头到尾贯穿了一个根本原则：为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服务。我们所有的人都要为这个服务。我在人大常委会上就宪法修改草案所作的说明，讲了8个问题，都强调了这个根本原则。”
他说：“宪法主要是从当前的实际出发，同时也要照顾到将来。第一着重现实，第二面向未来。要使这部宪法能稳定一个时期，因为宪法是我们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基础。基础是不能随便动的。因此，我们要充分考虑到宪法的稳定性。”
从为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出发，宪法修改草案体现了四项基本原则；规定了中国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对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作了许多新的规定；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高度结合；强调了切实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规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系列原则；……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
宪法的修改草案在发扬民主和完备法制这两个方面都大大前进了一步。彭真同志说：“这次的宪法修改草案发展了人民民主——注意了对公民的基本权利作出切实的、具体的规定，加强和发展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注意了国家机构的合理分权，……。”
彭真同志接着指出：“这次宪法的修改就充分发扬了民主——是在党中央领导下修改的，又是大家出主意、大家来修改的，整个修改过程是党的意见和人民意见的统一。”
现在公布的宪法修改草案是广泛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经过一年半的工作而产生出来的。
1980年9月，全国五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决议，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委员会主持修改1978年的宪法。宪法修改委员会由叶剑英任主任委员，宋庆龄、彭真任副主任委员。随后，宪法修改委员会设立了秘书处，由胡乔木任秘书长。
秘书处征集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门、人民解放军、全国政协、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省、市、自治区的意见，研究了全国人大代表们有关修改宪法的提案和人民群众修改宪法的大量建议，邀请北京和外地的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等方面的学者和熟悉各方面工作的专家举行了十多次座谈会，研究了新中国的三部宪法及其他有关文件，也研究了旧中国的历次宪法，研究了世界各国的现行宪法和某些国家的过去的宪法。在这个基础上，秘书处着手起草宪法修改草案。
1982年2月提出的宪法修改草案讨论稿，是集中了全国各地方、各部门、各方面的意见而草拟的。这个讨论稿是经过中共中央书记处详细讨论并作过修改，然后又经政治局原则批准的。在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审议这个讨论稿的期间，中央各部门和军队领导机关，各省、市、自治区也作了讨论，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见。宪法修改委员会仔细研究了多方面的意见，对草案的讨论稿又作了大量的内容和文字上的修改，提出了草案的修改稿。修改稿经中央书记处原则批准，提交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审议。宪法修改委员会对修改稿的讨论是非常仔细认真的，不但是逐章逐条，而且是逐句逐字进行了推敲、斟酌的。
彭真同志向记者介绍这次修改宪法的过程，意在说明：我们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也领导人民遵守宪法和法律。
他指出，“宪法是我国十亿人民办事的章程，全体人民都要遵守。既然要全体人民来遵守，就非得切实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交付全民讨论不可。
“全民讨论的过程，就是全体人民反复商议的过程，也就是党和群众反复商议的过程。这决不是走走形式、走走过场。我们党的意见是不是充分集中了人民群众的意见，只有同他们商议和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知道。
“全民讨论也是统一全国人民意见的很好的形式。党和人民的意见要统一，全国人民的意见要统一，不发扬民主，不经过大家的充分讨论，怎么行呢？我们提出的四个坚持，是我国近代历史基本经验的总结，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它在宪法修改草案中就象一间房子的四根柱子，如果连这个都没有个一致的认识，房子怎么盖呀！在宪法修改草案里，明确写上四个坚持，这是符合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的。我相信，经过全民讨论，人民群众对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的认识，一定会进一步提高。
“全民讨论也是十亿人民直接参加国家管理的一种重要形式。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人民参加宪法修改的讨论，就是自己参加拟定和学习掌握宪法这个法制武器，就是管理国家大事。”
“所以”，彭真同志强调说，“组织全民讨论宪法修改草案，是一件很大的事情。经过讨论和修改，宪法肯定会比现在更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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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连队文化活动的一面红旗
——记北京部队某部二连坚持学习《讲话》的事迹
吴宝余 阎振炜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十周年前夕，我们访问了全军基层文化活动的著名先进单位——北京部队某部二连。
在访问期间，适逢北京部队司令员秦基伟率领的工作组到二连检查指导工作。我们从指导员傅永胜向首长的汇报中得知：二连从1952年建队开始，坚持以《讲话》基本精神为指导，积极开展健康有益的文化活动。三十年来，培养各种文艺骨干300多名，自编自演文艺节目5，100多个，召开官兵同乐会520次，为人民群众演出1，600余场，宣传群众240万人次。连队代表曾出席过“全军文教系统群英会”、“全国青年创作会”和“全军文化工作经验交流会”。解放军总政治部、北京部队先后七次在二连召开基层文化工作现场会。连队两次荣立集体二等功、八次荣立集体三等功，今年又被批准为北京部队精神文明建设先进集体。二连召开第500次官兵同乐晚会时，杨得志总参谋长、杨勇副总长、朱云谦副主任、秦基伟司令员、袁升平政委都亲临参加观看，称赞他们是“连队文化活动的一面红旗”。叶剑英、邓小平同志曾经亲切接见过二连的代表，并一起合影留念。
我们观看了二连演唱组的汇报演出。战士张令水自编自演的山东快书《猪倌的婚事》，生动感人。小张是山东人，入伍后有幸受教于山东快书的创始人高元钧和他的弟子李鸿明（现为中国曲艺家协会山西分会会员），是名副其实的战士曲艺家。他根据连队饲养员的生活，改编了过去演唱组的材料，编成山东快书《猪倌的婚事》在全连演出，受到欢迎。小张兴奋地说：“在二连，当猪倌光荣，服从分配光荣，形成了一种良好的风气。”当然，这不能完全归功于一个快书，一个节目。但是，革命文艺在帮助革命战士树立远大理想的过程中，无疑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在二连，我们结识了一排长赵发江。这是一位参加过中越边界自卫还击战、荣立过战功的年轻指挥员。战士们最喜欢听他的《两块饼干》故事。其实，故事情节很简单，说的是在攻打高平的战斗中，赵发江带领七班执行穿插任务，全班12个人三天三夜没有吃上干粮，只能用甘蔗、木薯充饥。后来兄弟部队的一位战友送给了他们两块压缩饼干。可是，全班同志你推我让谁也不肯吃。最后没法，把两块压缩饼干平均分成12等份，班长下令，大家才一起吃了。排长含着眼泪讲，战士们含着眼泪听。说起来也怪，在二连每当同志之间出现不团结的苗头时，只要一提《两块饼干》的故事，双方就会羞愧地低下头，相互谅解了，团结加强了。
二连的干部战士用《讲话》精神筑起思想文化战线上反腐蚀的长城。去年春天，副指导员朱建国到湖南省洪江市休假，他听到那些“哥呀妹呀亲亲我呀”等靡靡之音十分反感，归队后就发挥他的才能，自己填词，自己谱曲，创作了一首反映洪江新面貌的歌曲，题为《洪江之歌》寄给洪江市团委，并写信建议市团委组织青年唱革命歌曲。
二连驻地附近有一所工读学校。从去年以来，二连先后向这个学校派出5名优秀文艺骨干担任辅导员。他们在学校党支部的领导下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学习《讲话》，帮助学校排演了20多个小节目，5次参加大同市会演，5次获奖。在今年“全民文明礼貌月”里，二连和工读学校双双被评为大同市先进集体，受到了大同市委和大同市人民政府负责同志的表扬。
我们参观了二连俱乐部，这里奖状排成行，红旗挂满墙，数了数，奖状和锦旗一共是77个（面）。俱乐部里有扑克、象棋和其它各种棋类，有687册图书，有100多件乐器，还有“声宝”牌20英寸彩色电视机。俱乐部的正中，挂着1956年授予他们的优秀俱乐部的锦旗。最引人注目的是师政治部1974年赠给他们的一面锦旗，上面写着：“连队文化活动的一面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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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四十四路公共汽车“青年文明车”的售票员张福珍（左）、赵德才（右）正分别搀扶着两位老年乘客下车。
新华社记者 宋连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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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今日台湾
台湾一些人花钱买学位
人在家中坐 博士送上门
本报讯 台湾《中国时报》4月21日刊登一篇特稿说，立法委员洪昭男指出：目前外国一些空头大学在台滥授学位的情况至为严重，不但是“二千美元，费一小时”便可以买个博士学位，甚至“人在家中坐，博士送上门”！
最近有许多外国大学登广告招生，有的大学则和台湾一些大学举办所谓建教合作，有的从未闻其名的外国大学到台湾来，从南到北，在每个县均大颁其学位，并由这些“博士”向母校捐款。
洪委员分析这些行为发生的原因，主要是：①台湾有些民意代表或商人，为了增加一些个人的“学历”，不计较花多少钱，只要有地方可以买，便会去买，既有“买者”自然也不乏“卖者”。②有些人是因公职竞选时，学历不足，便出钱去买，以达到法律所要求的学历限制；有些则是因为台湾的文凭至上主义作祟，而且买学位并不费事，所以何乐不为？③这些学校有些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有些可能根本不存在。它们不远千里跑到台湾来授学位，其中最可能的原因是，如果你到国外去，便绝对找不到这个学校。得到学位的人拚命向母校乐捐，其实是纳入来台湾颁学位者的私囊里，这是一种欺诈行为。④这些专卖学位的大学不论址设台湾或国外，都是中国人开的，而且许多是由旅行社承包的，甚至由旅行社审查入学资格，如多明尼加医学院、美国加州联合大学等等，由于费时极短（如一小时半），人数又不少，所以颇为赚钱。
这些“空来空去”的学位，事实上已经严重侵害国家的法制了，例如有人以此取得公职竞选资格，甚而有人在学校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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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台湾简讯
台湾简讯
报界对台经济形势深感忧虑
《联合报》发表社论说，台当前经济不景气，已到不可忽视的地步，继续发展下去，后果殊为可虑，很可能影响社会结构平衡，而使政治受到冲击。《中央日报》等认为，台当局最近通过的调解工商业困难的方案和措施，属于一般性长期原则，缺乏短期有效的措施。
八大公营企业半年亏四十一亿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台湾“审计部”在一份报告中透露，台铝、中船、台金、中台、台机、台肥、台碱、中磷等八个公营企业在一九八一年七至十二月共亏损四十一亿五千九百万元。
电影界人士盼到大陆拍外景
香港《新报》报道，四月三十日由台湾返香港的香港著名电影演员陈惠敏对记者说，“在大陆摄制的《少林寺》，极受海外片商注意，为此，台湾制片家很想拉队赴大陆拍外景，何况台湾的外景已被拍到烂尽，毫无新鲜感。台湾导演对往大陆拍片，蠢蠢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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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今日台湾
台北生活费用高居世界第八亚洲第三
新华社讯 据台湾一家商务公司的调查显示，目前台北市的生活费用之高，居于世界第八位，亚洲第三位。以1976年台北市消费物价指数100为基数，1981年则是168．51，较五年前增加了68．51％。居民的生活负担越来越沉重。
据台北市政府最保守的统计，在台北市场上，以1981年和1976年比较，食米每公斤25．21元（台币，下同），增加了33％；牛肉每公斤270元，增加了63％；猪肉每公斤 127元，增加了35％；鸡蛋每公斤48元，增加了50％；鲜鱼每公斤152元，增加了4倍多；另外，房租增加了50％，自来水费增加了87％；公共汽车票和电费增加了一倍半；公立学校从大学至小学的学费和杂费平均增加了3倍以上，其他如电影票、香烟、酒类约增加了50％。
台湾“行政院长”孙运璇曾一再声称“要维持物价稳定”，但近年来台湾物价仍连续上涨，1981年台湾消费者物价指数比1980年上升了16．33％。最近台湾官方宣布，今年将不调整公职人员的待遇。《自立晚报》问道，在台湾一般家庭收入不算高的情况下，“居住在台北市的人，究竟要背负何种程度的生活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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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写实小说《她未成年》读后感
吴桢
从2月8日起，台湾《中国时报》用大量篇幅连载了一篇真实小说——《她未成年》。小说写的是一个台湾少女的个案实录。案主谢小环出生于一个小康之家，然而在台湾那个社会环境里，她的父母为了生活，忙于自己的“事业”，无暇给孩子一点乐趣和温暖；上学以后，又遇到一位可能有某种心理变态的女老师。女老师经常在课堂上给她体罚，有时打她耳光，从上课一直打到下课。正当一般正常儿童在家庭、学校受父母、老师们的抚养、教育，健康成长时，小环却被逼得到家庭、学校外面去寻求自己的游伴。她结交了许多年龄比她大的男女“朋友”，受他们的诱引，染上许多恶习，作了许多坏事。她12岁时开始吸“强力胶”，14岁时开始和异性发生关系，17岁被迫走进大社会，当过车掌、会计、百货公司店员、舞蹈团“演员”、售屋小姐和酒廊、酒店、赌场、音乐公司的“服务生”等，不管她表面上作什么工作，她都在暗地里以出卖肉体换取生活的需要和满足吸毒嗜好的花费。
谢小环并不是一个有生理缺陷或低能的少女；相反地，她很讨人喜欢。一位电影导演曾这样形容她的容貌：“眼睛比雨后的天空还要纯洁，比海深，比婴儿无辜”。她在校时，学习成绩也不差，得过作文、朗诵的优秀奖，老师给她的评语是“聪明好学”。她有健康的体魄和活动的能力，曾作过学校篮球队队长。这样一个颇有前途的幼苗，只是因为有某些小的过错，而被学校以“你来上课，就不让你毕业；不来上课，让你毕业”为条件，把她赶出了校门。从此，她越堕落越深，作出了使别人侧目、痛心的事。她对于吸毒、卖淫、堕胎、同性爱、赌场骗局等社会黑暗生活无不通晓。然而，小环对于这些可悲、可耻、使人“触目惊心”的事却看得很平淡。她在被记者访问时谈论这些事，表现得十分冷漠，没有羞悔，没有憎恨，没有快乐或悲哀，也没有希望。她成了一个失去了灵魂，只有血和肉的躯体的少女。这是一个多么可悲的形象。
小环今年才20岁，还有漫长的人生征途在她面前，她将怎样走下去呢？《她未成年》这篇写实小说并未作出可喜的展望。呈现在读者和小环面前的，还是无边的渺茫。
《中国时报》在连载《她未成年》以后，还请台湾大学一位心理学教授对此个案进行了剖析。文章从小环父母的管教方式，在学校的遭遇，以及各种社会环境所给予她的影响方面，来说明小环是万恶社会的牺牲品。有些剖析，我是同意的。但是，《中国时报》的文章每当写到关键处，往往却突然笔回锋转，总是告诫小环说：“不管是谁迫使你作出沉沦的行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要终身承担你沉沦的后果，那就是你自己！”还说：“只要你的生命还没有走到尽头，你在下一次的抉择中，便可以重新确定方向，追寻能够使你成长的目标。”难道文章的作者真的会认为小环的堕落只能由她一人承担；真的相信在台湾那样的社会条件下，小环能有自己的抉择，重新确定方向，追寻自己的目标的自由和可能。不！不会的！我在三十和四十年代研究和处理过若干个案，其中也有小环式的少女。她们当中的多数人，始终是万恶社会的牺牲品。少数好心人爱莫能助，她们自己则无力自拔。从那以后，我才渐渐懂得：点滴的改良是不能挽救那腐朽的社会制度所造成的牺牲者和受害者的！旧社会的许多个案告诉我，一些处于当时社会最底层的妇女，尽管她们在生理、心理上有着差异，但我敢肯定，没有任何一个妓女、暗娼是热爱她的“专业”，要在这方面出人头地，成名成家的。小环这类个案，是同社会制度有关的大问题，《中国时报》和文章的作者肯定是知道的，只不过是佛曰：“不可说，不可说”罢了。
在台湾那样的社会条件下，《中国时报》不惜篇幅报道这类问题，到底能起什么作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