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副刊文选
照相、摘花及其它
舒展
听一位老同志讲，她在新四军当记者时，很向往有一架照相机，可当时全军仅有一架，还掌握在张爱萍同志那里。那时要照个相可不容易了。
现在呢，有的一个团竟有照相机好几架，甚至有的连队也拿副业生产收入买上一架“照着笑”。从近年来各地摄影热的兴起，说明了三中全会以来，人民的物质生活提高了，对精神生活也有了新的需求。
不爱照相的人大约不多吧？但也有。比如我们敬爱的彭老总就不爱照相。一些老摄影记者大约还记得，不管你怎么缠着彭总要求给他照相，咳——那算没门儿！他说：“要照，照那些流血流汗的英雄嘛，照我干什么？我这个人长得丑。”爱不爱照相，无关宏旨。但这却有趣而有力地表明，彭总对突出个人有一种条件反射似的反感。
我绝无贬责爱照相者之意。年轻人爱照相，是爱生活、爱青春、爱艺术、爱美的高尚情趣的表现。不仅未可厚非，有条件还应提倡。
但是可惜，在这种文明行为中却有的人表现得不那么文明。例如有的青年人爬到故宫的铜鹤上照相，可怜两只细长腿的珍贵古文物，它受得了吗？又如有的年轻人喜爱公园里万紫千红的春色，却攀摘几枝花木捧在手中，对准照相机留下一个（不怎么文明的）纪念。
一位颐和园的管理干部曾对我讲了一个战士攀摘花木的小故事。这位战士因公路过北京，时值桂花飘香，便顺手摘了一枝，恰被公园管理人员发现，除进行批评外，还要罚款五元，好说歹说，姑念不知规章，态度又好，就此拉倒。谁知这件事让团长知道了，他趁出差之便，立即到颐和园，自己掏出五元钱，代表违章战士作了诚恳检讨，承担了教育不力的责任。这位团长还要求把那枝已经枯萎的桂花给他带回部队，作为对指战员进行文明礼貌教育的一个教材。这位团长对战士的爱护，不是溺爱；对战士的批评，也不是倾盆大雨。好，有学问！
当团长用惋惜、责备、深情的眼光，将这枝枯萎的桂花送到含羞、垂头、内疚的那位战士手中时，我想，若有哪个摄影爱好者把这个镜头拍将下来，那该多有意思。
爱兵向来是我军指挥员的美德。怎么爱法？大有讲究。软弱涣散，骄纵放任不行；那么抓住个典型来个“点名照相”，猛克一顿就好么？也不行。只能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示之以行。良好的政治思想工作，是增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催化剂”。
令人景仰的彭总，是伟大人民的儿子，他从来不愿作人民的伟大儿子（见彭总《致巴金的信》）。这是他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生动体现。照相与摘花等，似乎是生活小事，但也会关系到社会公德和精神文明问题。问题的核心在于，我们心中要时刻想到人民。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就会有美的心灵，美的言行，就会使自己成为一个具有高度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新人。（选自1982年3月16日《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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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死不着》新版序
萧三
三十多年前（1947年），我在阜平、平山老解放区的《冀晋日报》上，读到了张志民同志的反映中国农民翻身运动的长诗《王九诉苦》，非常喜欢。当即写了一篇短文《我读了一首好诗》。不久，张志民同志又写了长诗《死不着》。他的诗和我的短文，先后于边区的其他报刊转载过。我知道张志民同志，是从他的诗（同时也读过他的小说、散文）开始，但见面却是在全国解放以后了。
1959年，诗集《死不着》再版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约我为这本集子写了序文。但没料到，“十年内乱”中，在我失去自由的那些时日里，因为这篇序文，竟连志民同志也受到了株连，他在多年内尝尽了各种苦头，至今留有病症。1979年，当我们重见的时候，谈及我和他几年同狱，但未能见一面，真可谓“咫尺天涯”，眼前就不禁模糊起来……志民同志笑了，那是一种爽朗、憨厚、富有感染力和轻蔑过去与深信未来的笑（全然不象是个蒙受无数委屈、经历疾病与困顿的人），这就是我所认识的张志民同志。
现在，借这本书再版的机会，我再重写几句话，以资纪念。还是从他的作品谈起吧。
张志民同志的诗，从他的第一篇作品《王九诉苦》开始，就以浓郁的生活气息，生动朴素的群众语言，亲切的民族风格，出现在读者的面前。这首诗真实地、形象地表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和那个时代的斗争。
进了村子不用问，
大小石头都姓孙。
孙老财一手把天地盖，
穷小子死了没处埋。
孙老财的瓦房前院连后院
儿，
穷小子光着屁股串房檐。
孙老财的陈米生了虫儿，
穷小子菜粥锅里照人影。
孙老财街里一跺脚，
孙家庄的树枝儿摇几摇。
孙老财的算盘劈啪打，
算光了一家又一家。
这些形象有力的诗句，把解放前贫苦农民饱受封建压迫与剥削的惨痛境遇，刻画入微。诗中人物栩栩如生；作为这些人物背景的又是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画卷，这就是他的诗所以感人至深的原因之一。《王九诉苦》一诗可说是那时期我所读到的反映土地改革和农民斗争的最好作品之一。
《王九诉苦》之后，张志民同志所写的《死不着》、《野女儿》和比较短一些的诗《欢喜》、《接喜报》等可称为一组，反映了土改前后中国农村生活的一个侧面。
志民同志在运用人民群众语言和民族传统方面是比较成功的，不生硬，不造作，来得自然、熨帖，如在《接喜报》一诗中，作者写王大姐对于丈夫五十天无音讯的猜测时，连用了几个“莫不是……”和一连几个“敢是……”的写法，都是我国民族传统手法，这里运用得当，增加了艺术感染力。诗人善于捕捉群众生活中那种深入浅出的词汇，那些充满泥土香味的语言，人民大众的情思、习俗都经了诗人的细心采撷、凝炼和艺术的再创造。作者把哲理化为形象的语言，深刻地揭示了生活的内涵，为人民所喜爱。
而后，他随着自己生活的脚步，又写了《金玉记》、《社里的人物》、《村风》、《西行剪影》、《红旗颂》等诗集。这些诗，前后彼此都是有联系的。它保持并发展了自己的风格，在技巧上，运用得更为熟练了。
志民同志写出这些作品不是偶然的。他在农村度过贫苦的童年，幼小参加革命，在党的教育下，长期生活在斗争的第一线，和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对生活有深切的感受。“得之在俄顷，积之在平日”。生活哺育了诗人，诗人忠实地反映了生活，为《死不着》重写序言，我想再一次强调生活的重要。它是革命现实主义的一切创作之本。
他的新诗也完全符合鲁迅论新诗的教导：“诗须有形式，要易记，易懂，易唱，动听，但格式不要太严。要有韵，但不必依旧诗韵，只要顺口就好。”志民同志的诗作，这些特点兼而有之。
历史在前进，生活在前进，希望张志民同志和生活在他同辈以及更多年轻的同志写出更多的好诗。 1981年10月辛亥革命七十 周年纪念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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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林一叶
《洪宪纪事诗》
枕书
刘成禺（禺生）先生是近代社会活动家。他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是国民党元老；他又在美国办过《大同报》，是我国的老报人；他的旧体诗写得很好，董必武同志在《世载堂杂忆》（刘的另一著作）的题辞中说：
“武昌刘禺生以诗名海内，其脍炙人口者为《洪宪纪事诗》近三百首，余所见刊本为《洪宪纪事诗簿注》四卷……惜刊印无多，日寇入侵时坊间已难购得矣。”
袁世凯称帝时，刘先生正好在北京。有许多亲身见闻，他当时“退处城南，僦孙退谷故宅居之……逐举所见随笔纪录，曰《后孙公园杂识》，存实事也”。
有了这些第一手材料，他便写下了《洪宪纪事诗》共二百首。这两百首诗，他列为《禺生四唱》中之一种于1934年刊印问世。《禺生四唱》扉页上虽载明有《洪宪纪事诗》、《广州杂咏》、《金陵今咏》和《论板本断句》。实际上，这次印出来的只有前二种。《洪宪纪事诗》显然都有所指，但无注释，读者很难透彻理解，因而从1936年5月份起，他将《纪事诗》连同他所搜集的材料（主要是他的《后孙公园杂识（录）》）用《洪宪纪事诗本事注》的名义，在上海《逸经》半月刊上连载。
既有诗，又有注，这些材料，又有很多是刘先生个人的独得之秘，因而深受读者欢迎。《逸经》上共发表诗七十六首。其中有七首，不见于《禺生四唱》。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纪事诗》实共二百零七首。
抗战期间，重庆（？）京华印书馆出版了用当时的土纸印的《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四卷，共收诗九十八首。除比《逸经》所载多诗二十二首，所附“本事”也不尽相同，所以
《逸经》上用的名义是“本事注”，京华刊印本的书名是“本事簿注”。这书号称“四卷”，实际上，只出了卷一、卷二。
抗日战争胜利后，刘先生在报纸上公布他的《世载堂杂忆》时，曾列举他“平生首尾未完毕之书”，其中有《禺生四唱》，也有《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解放后，刘先生任职于武汉中南军政委员会。于1952年去世。他的“首尾未完毕之书”中的未发过的材料，即解放前散见于报端的《世载堂杂忆》，于1959年，由北京中华书局汇辑出版。董必武同志在卷前题辞中说它：
“此随笔之类，未加整理，虽不无耳食之谈，谬悠之说，然多遗闻佚事，其中亦有《洪宪纪事诗簿注》之所未及者，甚可喜亦可观也。”
《洪宪纪事诗》现已不易找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已请人将《洪宪纪事诗》以及“本事注”、“本事簿注”加以整理，即将重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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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落水者”戒
岳颂东
在当前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中，有相当一批犯罪者幡然悔悟，弃旧图新；但也仍有“落水者”尚存侥幸心理。
柳宗元在《哀溺文序》中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永州人善游泳。一天河水暴涨，有五六个人乘小船横渡湘水。船到中流就漏了，只好弃船游水。其中一人使尽力气也游不远。他的伙伴问他：“你最善于游泳了，今天为什么落在后边？”这个人说：“我腰上有一千钱，太重，所以落后了。”他的同伴说：“为什么还不丢掉？”这个人不回答，只是摇头。过了一会，他越发没有力气。已经上岸的人站在岸上呼喊：“你实在太糊涂了。你都快死了，还要钱干什么？”那个人还是摇头，于是就淹死了。
柳宗元“哀溺”自有道理，落水者如果丢掉金钱，听从劝告，完全可以得生；由于他利令智昏，善游者终于变为溺死鬼。这对这个永州人是历史的悲剧，对今日经济领域的落水者却是个现实的鉴戒。
今日某些“落水者”迟迟不肯主动认罪，除有的是对党关于主动坦白从宽处理的政策将信将疑之外，相当一部分就是妄图瞒天过海，日后继续挥霍这些“不义之财”。俗话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仅是开始，斗争还要继续深入。不早日自首退赃，赃款这个“死神”就会把自己拖入绝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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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点补充车辐
你报四月二十日第八版载王志之：《怀张澜、沈钧儒先生》一文中，说一九四六年七月在成都一个电影院里召开“李、闻烈士追悼会”，“张表方不顾个人安危，顶着恶浪挺身而出”发表演说，“声泪俱下，全场激起了阵阵鼓掌声、怒吼声和哭泣声。”
那天张表方是“讲得义愤填膺”但似未“声泪俱下”。张表方的讲演激起到场人们一个恨字，恨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李公朴、闻一多。
那天讲话人中确也有个人哭了。此人乃青年党党魁李璜，他惯于在政治上投机，也善于表演，他一谈到李、闻被杀害时，咽喉就哽了，语言阻塞了，随之而来——我们四川人叫“马尿水”的那种眼泪也就流出来了。假的总是假的，谁也没有因他的表演而感动。后来局势一变，李璜就卖身投靠于反动派去了。
四月二十二日成都
第8版()
专栏：
绿色的希望（外一首）
车美萍
春风携着细雨流进
我灵魂深处的小窗
燕子衔着软泥扑满
我郁结许久的心房……
蓦地，仿佛有滔滔春水
在我脉管里荡漾……
仿佛，痒酥酥的温风
捧起我那么多绿色的希望……
啊，春来了，绿了田野、山岗，
我要换一身绿色的新装……
渴望
睁开了绿色的眼睛，
把一切都映绿了——
青的湖，绿的树，
在那绿毡子一般的平原上，
麦苗儿拔节，燕剪儿穿风……
这一切把我的心儿也染绿了，
浑身飞涌着萌发的渴望！
快把我撒进这黑色的沃土里，
我要发芽——不论在
肥沃的良田，还是贫瘠的
土壤。
此刻，我的生命啊，
也正是早春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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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胜似春光红颜如醉（中国画）
崔子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