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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5月20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革命回忆录

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品德
——忆张国华同志
樊近真
1972年2月20日,是个星期天。这天下午,张国华同志在一个会议上聚精会神地听汇报。会议是接着上午开的,发言很激烈。当国华同志发言时,忽然感到有点不舒服,他服了点药,不顾别人的阻劝,又坚持继续发言,后来就倒在了会场上。我万万没有想到,他打过几针之后,出现了严重呕吐,就在当天夜里,国华同志永远离开了我们。正象他平时说的那样,“我不愿躺在床上呻吟,只有战场才是我的归宿。”
他离去的这样猝然,竟来不及把外地工作的孩子们叫到身边。但是,他却把最宝贵的财产——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品德,永远留在我们心间。
(一)
在国华同志逝世前几天,我听到他在秘书的办公室里唱《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歌。这歌声,时而高亢,时而低沉,当唱到“一切行动听指挥”时,歌声更加有力,至今仍然萦回在我的耳边。
国华同志是江西省永新县人。1929年3月,他刚刚15岁,由于受到当时土地革命的鼓舞,参加了永新县西北特委领导的游击队。1931年3月,他在红四军正式转为共产党员。从此,他就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党。在四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又从陕北深入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中从华北转战华中、从华东打到大西南,解放后又从四川到了西藏高原。环境再艰苦,工作再困难,他从未讲过条件,一切听从党的指挥,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1940年4月,国华同志奉命率领部队到苏鲁豫皖地区(后改名湖西地区)接防,任115师教导四旅政治委员兼湖西地区政治委员。国华同志在由于“肃托”事件造成的极度复杂的环境下,很快打开了局面,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1942年8月,组织上批准了国华同志去延安学习的要求。这对长期远离上级领导,单独在一个地区坚持敌后武装斗争的国华同志来说,机会实在太难得了。他高高兴兴地交代了工作,启程奔赴延安。途经太行山根据地,他向八路军前方总部汇报了工作,当他已经到达太行二分区,准备通过同蒲路封锁线时,突然接到总部打来的电报,要他立即返回冀鲁豫四分区(现河南省安阳、滑县、濮阳、内黄、汤阴一带)工作。当时,该地区由于敌人的残酷扫荡,自然灾害又异常严重,群众生活十分艰难,斗争尖锐复杂。国华同志坚决服从组织上的决定,毅然放弃渴望已久的学习机会,立即返回冀鲁豫地区,继续坚持前方的艰苦斗争,直到抗日战争胜利。
1950年初,全国解放战争已经取得了全面胜利,国华同志奉命率领18军进驻川南,大批部队干部转入地方工作,国华同志也被任命为川南行署主任。不久,18军接受了进军西藏的任务。同志们经过长期枪林弹雨、出生入死的战争生活,刚刚安定下来,一听又要进藏,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尤其是某些转到地方工作的干部,包括少数负责干部,思想很不通。加上西藏是个少数民族地区,情况不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补给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迅速转入执行解放西藏、保卫边防的任务,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国华同志作为18军军长、军党委书记,感到肩头的担子比任何时候都要重。为了肃清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及其影响,维护祖国领土的完整和统一,加强汉藏民族团结,建设和巩固国防,扫除西藏人民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障碍,18军党委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关于“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指示,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在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直接领导下,开始着手研究实施方案,进行一系列艰巨而复杂的准备工作。国华同志的扁桃体经常发炎,为适应西藏高原的气候条件,他坚决割去了扁桃体,六天六夜不能吃饭,不能说话,经受了很大的痛苦。
当时,我刚刚从河南到四川工作,同他久别重逢,而且即将分娩,多么希望生活能够安定下来,有机会学习一些我所喜欢的银行专业知识。就在这时,我们的大女儿又因病死去了。而国华同志仍为准备进军西藏日夜奔忙。他说,共产党员是不能计较个人利益的,到西藏那样艰苦的地方去,困难肯定是很多的,但党的事业需要你,你是共产党员就应该去。我被他说服了,拖着刚刚分娩20多天的虚弱身体,和他并肩踏上了挺进西藏的长途。我们同战士们一道,翻越了19座连绵横亘、终年积雪的高山,跨过了几十条寒冷刺骨的冰川、激流,穿越了许多原始森林和泥泞的沼泽地带,经历了千辛万苦,战胜了高原缺氧、供应不足等重重困难,经过三个多月的跋涉,餐风饮露,终于在1951年10月26日到达拉萨。
(二)
国华同志的革命事业心很强。他对待革命工作严肃认真,一贯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他的火一般的热情,艰苦的作风,深深感染和激励着周围的同志。
1946年11月,国华同志被调去开辟豫皖苏地区的工作,任豫皖苏军区司令员,在复杂艰险的环境里指挥部队连续作战。豫皖苏地区是一个没有后方、孤悬敌后的游击区,敌人以十倍于我的兵力进行“围剿”,妄图拔掉插入他们心脏的“匕首”。国华同志刚刚由政治工作转为军事工作,肩上的担子很繁重。我到他那里,常常看到他紧锁双眉,全神贯注地阅读中央发来的电报指示,思考和研究如何贯彻实施中央的意图。我眼看他彻夜不眠,不思饮食,眼窝深陷,脸也浮肿了,既心痛又担心。我劝他注意身体,他先是不理睬,等我说得多了,他总是那么一句话:“共产党员嘛,我要对党负责。”由于豫皖苏军区党委认真领会并贯彻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和战术思想,战局迅速扭转了,有力地配合了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
国华同志一生中,有17年是在西藏高原度过的。毛主席指示:“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邓小平同志指示:“到西藏就是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要用正确的政策,去扫除中外反动派的妖言迷雾,去消除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阂和成见,去把广大的僧俗人民和爱国人士团结到反帝爱国的大旗下来”。国华同志深知责任的重大,不敢有半点懈怠,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指示,身体力行,一丝不苟。接受进藏任务后,他立即派出先遣人员,深入西康地区搜集政治、军事情况,调查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并亲自到成都邀请熟悉西藏情况的专家、学者进行座谈。在此基础上,军党委制定了《进军西藏守则》,印发部队,进行民族、宗教政策教育。为了尊重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他在行军途中,同大家一样不进寺庙,不住民房,宁肯露宿在冰冻的雪地。部队进驻拉萨之后,一小撮亲帝国主义分裂分子妄图将我们“饿走”,国华同志和谭冠三政委亲自率领部队开荒生产,很快扭转了粮食、蔬菜补给困难的局面。为了发展和壮大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国华同志总是利用各种机会,广泛接触西藏的各阶层人士,甚至十次、几十次地亲自登门拜访,转达党中央、毛主席对西藏民族的关怀和期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在西藏工作的岁月里,他常常是从早到晚不停地工作。他常说,这是党交给我的任务,人民交给我的工作,我完不成没有办法向党向人民交代。
1952年6月的一天深夜,我正在西藏人民银行开会,国华同志的警卫员突然来叫我:“谭政委让你马上回去,司令员病重。”等我赶回去才知道,国华同志因疲劳过度休克了。经过几个小时的治疗和休息,直到黎明才恢复过来。为了西藏人民的幸福,国华同志长期在西藏高原忘我地工作,呕心沥血,积劳成疾。1967年,当他离开西藏时,他的身体已经受到了损伤。
国华同志勤奋好学,酷爱读书。战争年代,他的上衣口袋里也经常装着一本小字典。他把重要文件和书籍都装在小马褡子里,随身带着南征北战。每逢中央发来文件和指示,他总是认真学习、思考,联系实际情况贯彻执行。为了进藏之后便于开展工作,他在进藏途中就开始带头学习藏文,工作再忙也坚持听课。他在几个小笔记本上,整整齐齐地抄满了藏文,有空就拿起来读上几句。他到西藏不久,就可以用藏语进行简单的对话了。他勤奋刻苦,博览群书,知识较广,讲起话来深入浅出,旁证博引,说服力很强,使人难以相信他竟然是一个只读过四年半私塾的农民家庭出身的领导干部。
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考验和锻炼,国华同志既有军队工作的经验,又有地方工作的经验。他既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工作干部,又是一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他身经百战,多谋善断,指挥过一些很漂亮的战役和战斗;工作有魄力,有干劲,头脑清醒,踏实稳重,深得老一辈革命家的器重和培养,也深受同志们的爱戴。
(三)
国华同志襟怀坦白,作风正派,顾全大局,光明磊落,是一个正直、诚实的共产党员。
国华同志一向严于律己,谦虚谨慎,不炫耀过去,居功自傲。在冀鲁豫四分区时,有一次部队打了胜仗,国华同志和战士们坐在一起庆祝胜利,一位战士说起快板书,颂扬国华同志指挥果断,他刚刚听了几句,就起身离开了。1962年保卫祖国边防的战争胜利之后,党中央要国华同志到北京汇报,一位身边的工作人员说,首长这次要进德胜门了,国华同志当即纠正说,你想的是进德胜门,我却想的是出宣武门。
国华同志勇于对自己的错误和缺点进行自我批评,有时甚至使人感到近于苛求。他年轻时比较自负,作风有时也不够民主。随着他政治上的逐渐成熟,这些缺点得到很大的克服,尽管这样,他仍然不断警惕自己,要求身边的同志提醒他注意,以免影响党的工作。他作工作总结和写自传,从不提自己的作用和功绩,总是认真地总结教训,检讨自己。
国华同志在干部问题上坚持搞五湖四海,从不有亲有疏,拉圈子,搞宗派。他很重视自己部队与友邻部队的团结,外来干部和当地干部的团结,总是亲者严,疏者宽。他原是红一方面军的干部,在教导四旅期间,特别注意关心和团结四方面军的同志。进藏时,部队来自西南和西北两个地区,他教育18军的干部要尊重西北的干部,动员他们准备在会合后任副职。他历来重视知识分子干部和工农干部的团结,大胆提拔使用知识分子干部,注意提高工农干部的文化理论水平。他十分注意汉藏干部的团结,“老西藏”和“新西藏”的团结,尤其关心藏族干部的培养和使用,使他们有职有权,充分发挥他们在建设西藏中的特殊作用。
对犯有过失或犯过错误的干部,国华同志既严肃地批评教育,又不嫌弃,使他们感到同志般的关心和帮助。在豫皖苏军区,一位宣传工作干部因工作调动问题同军区政治部的领导同志争执起来,对组织上采取了错误的态度。事后,国华同志找他谈话,一面严肃地批评,一面又耐心帮助他具体分析错误的原因,告诉他怎么做才对,使他心悦诚服。这个同志在1949年南下时,因病留在南京做某一部门的领导工作,当他得知18军进藏的消息后,坚决向组织要求,带病随国华同志挺进西藏高原。许多在国华同志领导下工作的同志,都感到国华同志不仅是一个“严而不畏”、“亲而不俗”的领导者,而且是一位知心朋友,都乐于同他共事。
国华同志待人谦和、宽厚,但在重大问题上,他总是坚持高度的党性原则,不让步,不姑息。淮海战役后,部队滋长了居功自傲的情绪,出现了一些违犯政策和纪律的现象。某团副参谋长在河南开封车站打骂过群众,事情被揭发出来时,部队已经到了江西,国华同志仍责令军政治部的同志带着那个副参谋长返回开封,向群众赔礼道歉,挽回影响;并通报全军,引以为戒。成都战役后,个别干部在婚姻问题上犯了错误,国华同志和军党委进行了严肃处理,坚决抵制了在胜利形势下滋长的享乐思想。
1967年5月的一天,周总理找国华同志谈话,告诉他,经毛主席同意,决定调他到四川工作。在四川工作的几年中,国华同志的处境十分困难,林彪、“四人帮”一伙打击他、诬陷他,甚至从身体上摧残他,然而,国华同志在淫威面前并不屈服。他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忍辱负重,顾全大局,从不在我们面前发一句怨言,而是尽自己的所能,继续努力为党工作。他工作极度紧张,有时发高烧也不休息。我曾提醒他:林彪他们是要把你整死的。他说:“我个人算不了什么,只要党的事业在。”我希望他向周总理汇报一下他的处境,他沉默很久才慢慢地说:“总理都知道。他够忙的了,你知道总理的困难吗?千万别再给总理增加麻烦了。”看到他严肃的表情,我明白问题的严重性远非我想的那么简单。
国华同志逝世后,周总理亲自打电话到成都,指示把国华同志的骨灰送到北京。周总理和叶剑英、李先念、聂荣臻、徐向前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自到飞机场迎接国华同志的骨灰。看到周总理的热泪顺着他那削瘦的面颊流下,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紧紧握住周总理的双手,眼泪象泉水夺眶而出。
国华同志的一位战友写了这样几句诗悼念他:“枪林弹雨见英姿,光明磊落是模范,抱病革命唯尽瘁,倚床工作不知倦。”国华同志的一生,自有党和人民来评价。作为与他共同生活和战斗过几十年的革命伴侣,我只是记下了他革命生涯中的一些片断,激励我和子女们更好地为党的事业继续奋斗,并借以寄托我的思念。


第5版()
专栏:

他把一切献给了党
——记党的好干部、优秀共产党员金龙浩
邢万生 刘华礼
一场新雪,给延边大地裹上一层白纱。
1981年12月17日晚8时,延边医学院病理解剖室里,灯光明亮,气氛肃穆,上百双庄重的目光一齐投向解剖台。对着一具尚带余温的遗体,解剖教师的手由于激动而微微颤抖。
胸腔打开,人们惊异地发现,那由于胃癌转移、被鸽蛋般大小的恶性瘤包满的死者的肝,竟大出常人三倍多。人们的眼睛湿润了,有人脱口说出“了不起,真是了不起!”是啊,假如不是亲眼所见,谁能想象,这位被癌症夺去生命的同志,就在一个月前,还在废寝忘食地为党工作呢?!
这位老同志,是优秀共产党员、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气象局副局长——金龙浩。
中共吉林省委于今年3月25日发出通知,号召全省党员、干部向他学习。
“我要加倍努力为党工作”
金龙浩同志1928年出生于一个朝鲜族农民家庭。他1947年参加革命后,一直奋战在公安战线上。1964年,他由州公安局政保科科长调任州气象台副台长。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他因察觉到江青等人的狼子野心而说了“母鸡打鸣,不祥之兆”的话,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投入狱。八年囹圄,惨遭折磨,肋骨断了八根,腰脊椎骨弯曲,左耳膜穿孔,左腿神经麻痹。就是在极度艰难的日子里,他也从未动摇过对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他坚信乌云总是遮不住太阳的。
1978年9月27日,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为金龙浩召开了平反大会。党组织决定恢复他的党籍和公职。蒙冤十载的金龙浩激动得热泪盈眶,他说:“是党给了我第二次政治生命,我要加倍努力为党工作。”翌晨,他便拖着磨难致残的身躯,由两个女儿搀扶着上了班。
州委和气象局的领导同志见老金身有残疾,又很虚弱,都劝他去休养治疗,金龙浩恳切地要求:“我已经十年没有工作了,我现在迫切需要的是为党多做些工作。”从那以后,他坚持每天上班,早来晚走。组织上没有安排他具体工作,他就打水、扫地、接电话、听汇报,干些力所能及的杂活。
1978年11月,金龙浩被任命为州气象局副局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劲吹,使这位老同志更加精神焕发,斗志旺盛。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他走遍了全州12个基层气象台站,同80%的职工谈了心。
1979年3月的一天,他听说天池气象站有些问题急待解决,顿时牵挂起那里的同志来,决定上山去看望。天池气象站位于长白山天文峰边,海拔2,600多米,是我国一个重要气象基地。那里气候寒冷异常,条件十分艰苦。县领导同志和随行人员考虑老金身体不好,都劝他不要上山,金龙浩说:“气象站的同志们常年在那里工作,不嫌艰苦,我去看望看望他们,还不应该嘛?”
3月的长白山,依旧是冰天雪地。金龙浩夹在5名同志中间,一手拄着拐棍,一手拽着前边同志的衣角,在没膝深的积雪中艰难地行进。路过“黑风口”时,狂暴的山风旋起雪粒,打得人睁不开眼,辨不清方向,金龙浩拚尽力气,同狂风抗衡。从冰场到山顶12华里的路程,他们走了几个小时。当金龙浩出现在峰顶气象站时,山上的同志团团围住老局长,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金龙浩毫不顾惜自己的病体,一心扑在党的工作上。在他病逝前一年里,他曾四次登上长白峰顶。就在他病重住院的头一天,他还强挺着病体坐在颠簸的卡车上,去农村为职工拉冬储菜。
“我有责任为国家分忧”
当金龙浩惨遭磨难的时候,老伴和孩子们不得不拣菜叶、拾煤渣度日,苦不堪言。尽管如此,他的老伴还是求亲靠友,凑钱为保外就医的老金治病。到金龙浩平反时,攒下的医疗费单据就有1,200多元。当州里有关领导同志向他征求核销这笔医疗费的意见时,金龙浩诚挚地说:“这些年我是吃了不少苦,家里也很穷,但比起咱们国家这些年的损失来,就不值得提了。国家现在困难,我是共产党员,有责任为国家分忧。”他说服了老伴和孩子,毅然决定,应报的医疗费不报了。
1980年调整工资,局领导有一个名额。不少同志认为金龙浩应该长一级。金龙浩多次要求同志们不要提他。他说服大家,还向上级写了报告,把这一级让给了局长张连元工程师。
在成立州气象局党组前,上级有关部门考虑金龙浩党龄长,有工作经验,准备让他担任党组书记。金龙浩听说后,马上找上级领导说明自己是外行,身体又不好,张连元同志有专长、懂业务,在气象局这个业务性很强的部门,由他担任党组书记最为合适。
张连元任党组书记后,金龙浩主动把思想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管起来,事事想在先,干在前,让张连元集中精力抓好全面工作。张连元感慨地说:“老金的心胸比大海都宽啊!”
金龙浩对子女的要求也很严格。他的5个孩子,是在他冤狱期间由贫下中农推荐参加工作的。由于受父亲的牵连,他们大都分在集体所有制企业,没有一个对自己的工种满意。父亲平反后,这些当轧钢工、力工、饭店服务员的孩子们,想让父亲设法给自己调换一下工种。金龙浩教育他们说:“什么工作都要有人干。我平反解放了,你们的责任更大。你们是干部子女,应该起模范作用,要干一行爱一行,千方百计把工作干好才对。”孩子们听了他的话,安心工作了,有几个孩子还被评为先进生产者。
他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党
金龙浩终于病倒了。1981年10月22日,他住进了延边医学院附属医院,胃和肝部剧烈地疼痛,周身出冷汗。他给自己规定了三条:一要乐观;二要配合医生护士治疗;三要利用住院期间好好学习,争取早日出院工作。
病魔无情,每时每刻都在残酷折磨着金龙浩。他用手攥紧被角,不哼一声。他多次对医生护士说:“我出院后还要工作呀!”医护人员听了,百感交集。他只知道自己的病是“胃溃疡”,其实他得的是不治之症——胃癌,而且已到了晚期!
10月31日,为金龙浩作探查手术,发现癌已扩散到整个肝脏,无法施行切除手术了。金龙浩凭他多年公安工作的敏感,判定自己得了癌症。这时,他反而很坦然,生与死,他早已想过了。他从十八岁参加革命那天起,就把生命交给了党。他只是觉得,自己不应该死在医院里。他有个强烈的欲望,想回到办公室去看看那压在玻璃板下的《准则》,他要用它最后对照检查一下自己;想到各科室走走,看看同志们近来的情况怎样;想到后院去看看,托儿所办起来没有……
遗憾的是,这些都来不及办了,他已经不能下床了!
老金想:“我再不能为党工作了,对培养教育自己成长的党,还能献出点什么呢?”他想到了自己的遗体。“对,把它交给党,交给医学院解剖用吧,为青年学生们留下个标本也好。”
一天,他对终日守护床前的老伴谈起了自己的想法,反复说服老伴。他还谈到:“我死后,家里没什么大不了的困难,千万不要找组织麻烦!有两笔账,一定要及早还给公家,一是冬季取暖煤没扣完的款,再就是局里领导看望我时带来的那条中华香烟钱。告诉医院,不要在我身上用好药了。好药留给那些更需要它的同志吧!”
12月2日,金龙浩病势沉重,省气象局负责同志专程赶来延吉看望。金龙浩同志郑重地向组织提出自己的遗言:一、丧事要从简;二、遗体交给医学院做医学解剖用。
12月17日晚6点27分,人民的好儿子、党的朝鲜族好干部金龙浩溘然长逝了。
金龙浩同志离开了我们,他用自己有限的生命,实践了自己的誓言:把一切献给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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