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人们，愿我们相敬相爱〔报告文学〕
——记全国新长征突击手、天津市特等劳模郑金玲
孟晓云
郑金玲甩动着两根乌黑的大辫子，迎着耀眼的阳光，挤在熙来攘往的人流中，急匆匆地来到94路无轨电车上，开始了她一天的工作。
小小的车厢，却也天宽地阔。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乘这辆车。她那双透着灵气的黑眼睛总是流露着和善的目光，嘴角上挂着甜甜的微笑，说话的声调和蔼真诚。她希望劳累了一天的人们，在自己车上找到温馨和安宁；她要让人们感到，来到她的小小的车厢里，烦恼的心境，也会变得舒心顺气。
车窗有条小缝，乘客们缩着脖子，有的把大衣领往上竖竖。郑金玲看到了，立刻走上前去，关好了窗，轻柔地问一位抱着孩子坐在窗下的妇女：“孩子还凉吗？”
金玲又发现一个中年女同志，无力地倚在座椅的靠背上，脸上淌着虚汗，原来这妇女晕车。金玲为她找了一个靠窗的座位，和她拉家常，分散她的注意力。看到她想吐又忍的难过劲，说：“大姐，堵在心里不好受，想吐就吐在车上，我会擦干净的。”那声音真诚、温存。中年妇女感动得流泪了。
车厢里，人和人摩肩接踵，挤挤挨挨，又都是陌路人，稍不注意，一颗小火星就会酿成一场“大战”。不是吗？刹车时，前倾后倒的人们相撞，上下车时你推我挤，随时可以听到粗俗无礼、不堪入耳的吵骂声。郑金玲寻思：那使人和人疏远和冷漠的动乱岁月已经过去，乘客之间彼此没有利害冲突，为什么还要争吵和谩骂呢？不，人们，我们需要友爱和团结，让我们相敬相爱吧！
金玲简直成了车厢里各种纠纷的调解人了。她不厌其烦，耐心诚挚。她看见，在拥挤中，一个乘客不小心踩了另一个乘客的脚后跟，满不在乎，也不表示歉意。被踩者恼怒了：“你长嘴了吗？踩了我连句圆和的话都不会说！”
“嫌人多家呆着去，你别乘车！”
“你、你……”对方眼睛瞪圆了。
眼看就要“开仗”，金玲面带笑容过来了：
“二位别吵了。只怪咱们中国人太多。如果坐车的人少，谁也就碰不着谁了，对不？不过，这位不小心踩人脚的同志，你道个歉也就没事了，照说也应该。这样吧，我代这位同志说声对不起吧！”
金玲说得那么自然，嗓音那样甜润，两个吵架者的一脸愠色消失了，变得局促不安起来。也许是被“只怪咱们中国人太多”这句幽默和俏皮话引逗的，车上的乘客哄堂大笑。整个车厢的气氛变得轻松、活跃。纠纷避免了……
电车开到终点站。乘客一一出示车、月票下车。一个带着孩子的妇女只买了一张票。
“同志，您的孩子超过一米了，再买张票吧！”金玲委婉地说。
“上别的车就不买票，偏你事多！”
“别的车没有严格按制度办事。我们的车不能这样。”
“好吧，谁希罕这五分钱！”那妇女轻蔑地把钱塞到郑金玲手里，恶狠狠地说：“哼，送给你买棺材去吧！”
这个只知道用真诚的心去关注别人的姑娘，哪里想到有人竟用这样恶毒的话刺她。这种时候，连最有涵养的人也会丧失理智的。一瞬间，委屈、愤怒一齐涌上心头，姑娘的心剧烈跳动了，但立刻抑制自己，镇静下来。她想起了自己平日在车上劝解别人的话：“大家没有利害冲突，要相互尊重，团结友爱。”她紧闭双唇，眼眶里含着泪，淡淡地看了一眼那个无礼的妇女。事后，她反复思忖，感到污言秽语的出现，是因为愚昧无知，因为缺乏能够陶冶人们心灵的精神文明。正因为如此，她意识到自己有责任把平凡的岗位当做宣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窗口。她相信，通过各方面的教育，精神文明的春风，终有一天会吹进那个妇女的心怀，她终究会改变这种坏习惯的。
金玲给乘客送去温暖和关怀，乘客们也把温暖和关怀回敬给她。有一回，姑娘为追赶一个没买票的乘客绊倒了，事后关节积水，走路一瘸一拐的。一个常坐94路电车的链条厂老工人看了她这模样，特地给她送来了专治摔伤的祖传秘方。金玲每天用银铃般的嗓音报站，嗓子喑哑了，一个不知名的老乘客给她送来了胖大海、麦冬和白菊花，亲热地说：“姑娘，泡水喝了吧，喝了就会好的。”
一天的工作结束了，金玲疲乏地倒在床上。她想稍事憩息，刚眯眼，眼前出现了一张张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乘客的脸，他们在向她微笑。甜蜜、幸福涌上心间，她感到慰藉。啊！我多么象一朵娇嫩的小花。我从乘客那里享受到阳光，吸吮到雨露。我要加倍努力工作。我要把花香送给所有的乘客。要使乘客感到，来到我的车上，就象到了温暖的大家庭一样。
渐渐地，姑娘感到对乘客只是态度诚挚、说话和蔼还不够，还应该了解各种乘客的难处。
有一次，车快要开动的时候，车前方一扭一扭地走来一位小脚老太太。郑金玲把头伸出车窗，亲热地喊：“大娘，您快点跑！”
“闺女，你可真会说话！我小脚老太婆哪跑得快呀？摔着了怎么办？”
是呀，怎么叫小脚老太太快跑？真摔着了怎么办？我好糊涂！我怎么不多替老人们想想？她赶紧改口：“对对对！大娘，别着急，车等着您！”
有一次，金玲看到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大爷上车，行动不便，赶紧上前：“老大爷，我扶您一把！”
“你不扶倒好，扶我倒要摔着！”
怎么？一片好心反而碰钉子。这位老人为什么不要我搀扶呢？姑娘的心忐忑不安。
回家的路显得格外长。金玲的心里老想着那位小脚老大娘说的话，想着那位拄着拐杖、行动不便而又不要她搀扶的老大爷的模样，她的思绪象朵朵云彩飘散开去。
她想起被脑瘤夺去生命的父亲。想当年，为了治好父亲的病，瘦弱的小金玲拎着点心盒和酒各处求医、抓药。那不屑一顾的眼光，曾揉碎过她稚嫩的心。小小的年纪，开始尝到世间的人情冷暖。
父亲的病渐渐沉重，半身不遂。母亲那时刚巧下放到一个远离天津的铁厂工作。照顾父亲的担子全部压在金玲的肩上。她先是搀扶着父亲去看病，后来是艰难地背着父亲上医院。焦急，困顿，使金玲那颗天真烂漫的心，变得孤寂和忧郁。
“小姑娘，你在做你力所不能及的事啊！让我来背这位老人到门诊室去吧！”有一次，一个男人向她伸过来援助的手，那声音是诚挚的。金玲抬起头来，看见他穿着白大褂，脖子上挂着听诊器。透过两块厚厚的眼镜片，可以看到善良的目光在闪烁。
“别发愁，小姑娘。我们医院就要建立家庭病床，那时，会有医生到你家里为你父亲治病。”
金玲是这样一个女性，她经得起饥渴、劳顿和冷漠，而一席宽慰话，却使得她泪如泉涌。那医生讲了许多安慰的话，有一句金玲深深记在了心上：“不要感谢我。每一个正直的勤奋工作的人，他和他的工作，都不属于他自己。”
到家了。
母亲心疼地说：“孩子，真难为你了！”妹妹却抱怨：“如今的乘客真难侍候！姐姐，干这种侍候人的工作，真是费力不讨好！”男朋友小姚也嗔怪她：“谁象你这样认真！”
金玲沉思片刻，平静地说：“你们说得不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都不属于自己，我们为别人服务，同时也一刻离不开别人为我们服务。妈妈，爸爸有病卧床那会儿，如果医生不把医药送上门来，您会是什么心情？您难道不希望把父亲照顾得更周到一些吗？小姚，记得有一回，一幢宿舍楼的灯灭了，你这个电工一去，给全楼的人带来光明，大伙都向你道谢，当时你多快活啊！你不也觉得自己的工作挺有意义的吗？我也同样，乘客需要我服务得更周到。他们埋怨我，说明我还没有尽到心力。”
金玲到敬老院去征求老人们乘车的要求和意见了。
“闺女，我们上岁数的人，腿脚不灵便，那车别跑得太快，等等我们；那门也别关得太急，上车我真怕夹着。”“孩子，我们耳朵不大中用了，上车后你费神多报几次站。”“姑娘，上车的时候，我迈左腿你要扶右边，迈右腿扶左边；下车的时候，迈右扶右，迈左扶左，这样才顺劲。”……
金玲扶着老人比试着。原来搀扶老人，要找一个平衡的支撑点，掌握重心。人的心灵不也需要一个平衡的支点么？也许售票员
“大娘，您慢走，我们的车等您”这样一句体己的话，会使老人感到慰藉；或许售票员一个娴熟利落的动作，会给行动困难的老人带来方便。售票员这看似平凡的工作，也大有学问呐！
有一天，客流高峰时，车上本来就够拥挤的，偏又上来一群小学生，嘁嘁喳喳，打打闹闹。金玲不由皱起了眉头：小家伙，真吵人烦人哪！
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在自己身上找到了孩子们的影子。一天，深夜十二点下了夜班，班车送金玲等几个姑娘回家，困乏使得姑娘们懒得说话。
“喂，怎么都成哑巴了，咱们唱《军港之夜》怎么样？”一个姑娘挑头，歌声立即漾满了车厢。三个姑娘一台戏。她们抱成一团，笑成一团，打闹成一团。忽然，她眼前出现了车上那群嘁喳打闹的小学生的影子，淘气的鬼脸，嘻哈的笑声……她心里咯噔一下：谁没有童心，谁不是从小孩子过来的呢？怎么能要求孩子们象大人一样安稳？金玲又责备起自己来了。
转天，几个小学生一上车就起哄，下车也不出示月票。金玲拽住他们，耐心地劝导：“小朋友，我和司机看你们放学跑来，为了等你们，延长了站点。可你们为什么不协助我们做好工作呢？人们应该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对吗？”小孩子们有的吐吐舌头，有的搔搔脑袋，乖乖地拿出月票，不好意思地撒腿跑了。
几天后，金玲正卖票，一个长着满头厚厚的黑发的男孩，大眼睛羞怯地望着金玲，小手搓着衣角，对金玲说道：“那天，我调皮，下车不拿月票给您看，成心气您，可您对我还那么好，真象我姐姐一样，让我叫您大姐吧！”
金玲爽快地点着头，扬眉浅笑：“好啊，让我们交个朋友吧！”她拉过小男孩的手，紧紧地握着，说：“我相信你会成为一个懂礼貌、讲文明的好孩子的！是吧！？”那男孩高兴地笑了。
这天，金玲感到特别疲劳，她多想一下班就回家好好歇上一会儿。电车来到中心公园站，上来两位提旅行包的乘客，神情焦急。接待外地乘客，郑金玲已经积累了一套经验。94路电车沿线的旅馆、单位、街道有哪几路车经过，怎么倒车，她都作过调查，背得滚瓜烂熟。沿路的大饭馆，澄赢楼是川苏风味；燕春楼是回民饭店；狗不理专卖天津风味的三鲜包；京津小吃店经营小豆粥和年糕……旅客问到，对答如流。在外地乘客眼中，她是活地图，是一个好向导。
“同志，你们有什么急事吧？我能帮忙吗？”是金玲亲切、圆润的嗓音。
这两人愣住了。也许是他们听惯了有的售票员生硬、傲慢的语调，对金玲这种真诚的关心——这本应得到的关心——反倒感到意外的缘故吧。
“噢，我们有要紧的事要赶八里台长途车去静海县，长途汽车最后一班车是晚八点……”
金玲看看表，19点45分。按运行计划，94路整20点才能到达八里台车站。她急忙和司机商量，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加快车速，提前赶到八里台站，让乘客下车，然后电车又把这两位乘客送到长途车站就近处。两位旅客终于赶上了到静海县的末班车。
仅仅十几分钟，两个异乡人就对这位萍水相逢的女售票员产生了感激和尊敬之情：“太谢谢您了。谢谢！”
电车启动了。金玲向二位乘客挥手告别。周身的疲劳已经消失，她感到了一阵轻松和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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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夜读《傅雷家书》
吴强
黄浦江头三月之夜，颇有春寒料峭的意味。拿起三联书店新近出版的《傅雷家书》，读着读着，身子不觉渐渐地温暖起来。我感到这本书里有一颗火热的心在跳跃，在发射一股强烈的热和光，蒸腾在我的周围。同时，我的心头，又生起这样的感觉：仿佛是1956年的一个春夜，我坐在上海江苏路傅家书房里的长沙发上，斜对着长眉大眼、精神矍铄的傅雷，听着他侃侃地谈着巴尔扎克，谈着文学，谈着音乐，谈着他的儿子似的。
我和傅雷相识于1955年。初次接触，我便觉得他谈风颇健，见识又广又多，在文学艺术和其他学术上常有精辟的见解，就喜欢去看看他和向他求教。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治学严谨、以真诚待人和严以律己的人。读了他的小儿子傅敏编选的这本家书集，我觉得我在他的生前，对他的了解太少，认识太浅了。透过这本家书集，我确认，傅雷不仅是大家所熟知的出色的文学翻译家，而且是一位对艺术以至哲学具有真知灼见的难得的人才。
人们常常谈论批评和自我批评，都知道自我批评的精神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具备的高尚品质之一。傅雷不是共产党员，他也从未宣称过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自我批评精神却叫人敬佩。父亲在儿女面前坦率认错而且从内心发出表示歉意的声音，这种事情生活中不很多见。傅雷，许多人都知道他教子严格，有时严得过分。在《傅雷家书》中，我看到他在给他的长子傅聪的信里，就明白地为此表示歉疚和自责。读到那些感人肺腑的字句，连我的心也不禁啪啪地跳荡起来。他在他的信里甚至这样发自内心地责备自己：“人生做错了一件事，良心就永久不得安宁！”他在1955年12月11日夜间写给他的聪儿的那封信里，对傅聪说，批评与自我批评最需要的是勇气，只要存着一丝一毫懦怯的心理，批评与自我批评便永远不能作得彻底。这些话，是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实践的人说不出来的。他在书信中几次谈到，马列主义倘若不能“身体力行”，就毫无价值。在这一点上，他作了榜样。他在给傅聪的信里，一再要傅聪以他的“脾气暴躁为戒”，在他给傅敏的一封信里，批评自己“因为理想高，热情强，故处处流露出好为人师与拚命要说服人的意味”。我以为，这是傅雷身上的一种美德。这种美德，对一个有学问的颇有声誉的作家是多么难能可贵。过去有，现在也还有这样一些人：稍有一点资历，或者稍有一点成就，或者稍稍受到一点赞扬，就把自己扮成一个大师似的，时时处处居高临下，好教训人，以为自己比谁都高明。他们嘴上常常说，自我批评好比是空气和水一样，离了它就不能生活下去。可是，他们从来不作一点点自我批评，照样的而且得意地生活下去；有的人不但从不进行自我批评，甚至还以批评人、整人为业为乐！在人们难忘的1957年夏天，傅雷出自好心，在帮助党整风的座谈会上，讲了一些关于改善出版工作的话。不久，就被错误地打成“右派”。当时的文坛打手、后来更是飞黄腾达的姚文痞，就是对傅雷开展“批判”的先锋。事实是，傅雷不是“右派”，而是一个敢作自我批评的正直的人，他对党对社会主义时代，是无愧的。
父母之爱子女，无微不至。傅雷正是这样。他在给傅聪的信里，从政治上、思想上、艺术上到恋爱结婚以及待人接物等等日常生活上，总是不厌其烦地谆谆教导。但他并不是空讲一些抽象的大道理，而是常常在晓之以理的同时，动之以情，以具体的形象去感染他的儿子的心。傅聪去波兰学习钢琴不久，在给他爸爸的家信里，谈到他的情绪有些波动，有时感到烦恼、不安，……傅雷在1954年10月2日的信里没有用过一个责备的字眼，而是对傅聪说：“心中的苦闷不在家信中发泄，又哪里去发泄呢？孩子不向父母诉苦向谁诉呢？”接着又说：“我们不来安慰你，又该谁来安慰你呢？”这都是暖心贴腹的父子情深的语言。他在说了这些话以后，才把他的人生经验、体会告诉傅聪：“人一辈子都在高潮——低潮中浮沉，唯有庸碌的人，生活才如死水一般”。我对他的这些话，是这样理解的：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有非常顺利的时候，也有不很顺利的时候：顺利，成功了，不要过分得意；不顺利，处于逆境，失败了，也不要苦恼难受；应当如他所说，“能够从客观的现实分析前因后果，做将来的借鉴，以免重蹈覆辙。”在三个月后傅聪将参加肖邦钢琴比赛的时候，傅雷怕儿子精神状态过分紧张，便在信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关照儿子说：
“紧张对什么事都有弊无利。”在“对付你的精神要象对付你的手与指一样，时时刻刻注意放松”这一句话的每个字的下面，还加上着重点，以引起傅聪的注意。同时，他更对他的儿子做着针对实际的思想工作，要这个时候的傅聪“多想想人生问题，宇宙问题，把个人看得渺小一些，那末自然会减少患得患失之心，结果身心反而舒泰，工作反而顺利！”我看到《傅雷家书》里的这些出自心坎深处的字句，觉得傅雷既是傅聪的严父，也是傅聪的慈母，又是傅聪的良师益友。“一个又一个的筋斗栽过去，只要爬得起来，一定会逐渐攀上高峰，超脱在小我之上。辛酸的眼泪是培养你心灵的酒浆。不经历尖锐的痛苦的人，不会有深厚博大的同情心。”……在这些揭示人生哲理的话里，含蕴着多么深厚的父母之爱啊！傅聪的钢琴演奏艺术的进步、提高和所取得的成就，他的父亲傅雷的长时间的爱护、关切，在他远居国外，还通过频繁的书信，谆谆教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傅雷是一个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知识分子。在这本家书集里，也可以看得清楚。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傅聪要胸怀祖国。他对傅聪说，“爸爸一千句、一万句，无非是为你好，为你个人好，也就是为我们的音乐界好，也就是为我们的祖国、人民，以及全世界的人类好！”他对傅聪繁忙地登台演奏，曾一再提示说，每次登台都与国家面子有关，“个人的荣辱得失事小，国家的荣辱得失事大！”他叮咛复叮咛地告诉他的儿子：“你既热爱祖国，这一点尤其不能忘了。”在1957年5月的一封信里，他谈到整风运动。他认为整风运动，开展民主，都需要党内外一步一步的学习，认为“大家有些急躁，其实是不对的。一切事情都不可能一蹴即成”。这无疑是正确的态度。他对我们国家的基本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以及怎样解决问题，所作的分析和所采取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的。他主张“问题千千万万，必须分清缓急轻重，分批解决”。他认为有些问题，为客观条件所限，“更不是一二年内所能改善。”他在书信中又说：“我们不能忘了样样要从六亿人口出发；要从农业落后、工业落后、文化落后的具体形势出发；要求太高太急是没有用的。”我们十分明白地看到，对国家、对存在着的种种问题，傅雷的态度是通情达理的。他说，人民对政府要常常督促，但“也要设身处地代政府想想。”姚棍子们说傅雷对党对社会主义进行了“恶意的攻击”，纯属诬陷不实之词。1979年初，党组织将1958年划傅雷为右派分子的错误决定作了改正。
傅雷是个精力充沛的人，他常常工作到深夜以至凌晨。一天，他可以给朋友和他的儿子写上七八封信。给傅聪的信，有好多写得很长，有的长达四五千字。他把写信和译书、写作同样对待，总是字斟句酌，一丝不苟。有时候，他一直写到腰酸背痛，不能再写下去。他说他开头只做四小时工作，后来加到六小时，再以后，又加到八、九小时，好似老是跟自己劳动竞赛，抢“红旗”似的。在1960年8月5日的一封信里，他有几句表达他的乐观、达观精神的话，我读了之后，心胸久久不能平静。那几句话是：
“我素来对生死看得极淡，只是鞠躬尽瘁，活一天做一天工作，到有一天死神来叫我放下笔杆的时候才休息。如是而已。”
这时候的傅雷，是五十二岁的中年人，他的健康状况是正常的，精神饱满，壮志不已。我有时去看望他，见到他的案头总是摊着书本和稿纸，待我走了进来，才放下手里的笔。我劝他不要整日地写，一天写三、四个钟头就行了。他连连地摇头摆手，说应当趁着还能工作的时候，多写多译一点。不这样，有一刻儿闲着，心里就觉得不安。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有一股牛劲，他总是辛苦耕作，忘了疲劳，忘了健康，以至忘了生命。这样的“牛”，我们的国家、人民，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是多么需要啊！
谁也没有料到，1966年的夏季刚到，滔天大祸，忽然降落到人间。人妖、真假、善恶、美丑皆被颠倒混淆。千万年来祖宗创造出来的文化，变成罪过；有文化者、知识分子、文学家、艺术家，统统成了罪人，成了牛鬼蛇神，被逐出了人类。在法国留过学，翻译了多少部外国文学作品的傅雷，岂能逃过妖魔的手掌。拳打、脚踢、鞭笞、诟骂、凌辱，必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这年的9月3日之夜，在两个儿子傅聪、傅敏都不在身边、也没有别的亲友和他诀别的情况下，傅雷和他的爱人朱梅馥竟被迫害得无法生存，默默地含冤而死。这时候的傅雷，才五十八岁。
傅雷是一位非常努力的著名的翻译家。生前翻译了巴尔扎克、梅里美、罗曼罗兰等法国名著共三十二部，计五百多万字，在译介外国文学方面作了重要的贡献。他也曾在一些报刊上发表过若干散文、评论等文章，但没有结集出书。这本《傅雷家书》，是他唯一的一本精心著作，也是他留给我们的一部很有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的文学作品。
傅雷的名誉，在1979年春天得到了恢复，这也是理所当然。傅雷灵而有知，定然感到欣慰。我们和他相知相识的人，都为此而高兴。现在，读了他的家书集，真象又和傅雷同志、朱梅馥同志相聚在一起似的，感到他又在亲切地和我交谈，又在激励着我。
春夜深沉，我难禁思潮起伏。在他的生前，我从他那里得到过教益，他也是我的良师益友。在他离开我们十六年之后的今天，读了他的家书集，再一次得到他的教益。我深深地感激他，我更深深地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