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一场深刻的革命
岳平
这次机关精简工作，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个是机构的改革，另一个是干部制度的改革。这是对我国政治体制的一次深刻革命。
这次精简机构，是在我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时刻进行的，具有重大的意义。
从粉碎“四人帮”开始，五年多来，我们紧张地进行了一系列工作，其中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有四件。第一件就是粉碎“四人帮”，清除了这帮祸国殃民的野心家、阴谋家，扫除了我国历史前进的大障碍。第二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开始了全面的认真的拨乱反正。第三件是召开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同时，这次全会调整了党中央的领导班子，使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有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第四件大事就是目前正在进行的精简机构，这是关系到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成败和党的路线能否保持连续性的大问题。
进行这样一场体制改革，不但很必要，而且很紧迫。这一点，大家都从不同的角度痛切地感觉到了。
当前，要把现代化建设事业搞上去，一个决定性的环节，就是要提高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机关的工作效率。中央一级的机关是党和国家的首脑机关。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这些机关担负着管理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的重任。中央的路线和政策，要通过这些机关去贯彻落实，下面的情况要通过这些机关汇集反映上来。这些机关是中央的参谋和助手，它们既是某一条战线或某一方面工作的组织者或指挥者，又是各方面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发展规划的设计者。地方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的重要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和其他一些原因，我们的领导机关部门林立，机构重叠，层次繁多，设置很不合理；干部队伍日益庞大，人浮于事和无效劳动的现象相当普遍地存在；尤其严重的是，各级领导班子越来越老化，人数越来越多。从现实情况看，我们的机关工作效率低，差错误事多，官僚主义已经发展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这种状况，已经成了走经济发展新路子、打开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严重障碍。
从另一方面看，必须对我们的干部制度作根本性的改革，特别是要抓紧解决好新老干部的交替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不抓紧解决好，大批中青年干部就成长不起来，党的路线的继承性、连续性就会发生问题，我们的事业将会中断。这个问题已经尖锐地摆在党的面前，摆在老同志的面前，再也不容拖延不决了。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社会主义条件下，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状况。这个重要原理很值得我们深刻地领会。如果只看到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一面，而忽视了或不承认两者不相适应的一面，不能及时地加以解决，或者是看到了这种矛盾，但采取的方针和方法不对头，那么，政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就会越来越不相适应。发展下去，就会出现生产停滞甚至下降、经济生活混乱、人民的物质利益受到损害、社会动荡不安的严重情况。这样，在上层建筑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无产阶级政党，就会失去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护。国际国内的经验都说明了这个严峻的道理。
我们的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基本上是适应的。但是，也应当承认，这几年来，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一面，是有所发展的。这次精简机构，就是对我们的政治上层建筑进行一次有计划有步骤地认真改造。
应当充分肯定，我们的领导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绝大多数是好的，他们的工作成绩和贡献也是客观存在的。问题是我们的机构不合理，制度有弊病。因此，这场革命是要认真改革机构和干部制度，而不是对人的革命。
当然，进行这样一场深刻的革命，必然会涉及到大量的干部。一部分干部由于年老体衰，将退到第二线第三线。由于机构的撤销合并或压缩编制，有一部分干部将会暂时离开工作岗位。中央决定对退出第一线的老同志妥善安排，好好照顾，采取多种办法，让他们继续发挥作用。对于其他暂时退出工作岗位的同志，中央决定用轮训的办法，帮助他们学理论、学文化、学业务，提高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更好地为党为人民服务。把精简机构同轮训干部结合起来，这是提高干部队伍的素质，尤其是推进干部知识化、专业化的一个有效措施。这个办法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干部的爱护，是一个积极的方针。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在根据地搞过一次精兵简政。当时，毛泽东同志提出：“这一次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在这次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今天的具体情况同抗日时期很不相同，但上述这些原则和要求，对搞好我们这次精简机构工作，仍然有指导意义。
这次精简机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克服官僚主义，提高机关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更要强调严格、彻底和普遍，一定要有坚决的革命精神。
首先是要下决心对现有的庞大、臃肿、效率低的机构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建立起一个简化而科学的机构；同时，要从根本上革除干部制度上的弊端，使我们的干部队伍趋于精干，特别是要采取民主和科学的方法，选拔一大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干部担任各级领导职务，使领导班子老化的问题有一个显著的变化，为新老干部的交替走出决定性的一步。要在精简的基础上，认真改革领导体制和领导制度，改进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采取有效的办法，克服和防止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使我们的机关出现一个崭新的面貌。这是这场革命的深刻性之所在。
为了搞好这次机构精简工作，有必要回顾总结一下过去精简机构的经验教训。建国以来，我们搞过几次机构精简，有的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过了不久，机构又逐渐增加，人员又逐渐增多。最近几年，机构之膨胀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程度。因此，在下决心简化机构、减少机关工作人员的同时，就应当考虑如何巩固精简成果的问题。
过去，我们的机构为什么出现“压缩——膨胀——再压缩——再膨胀”的循环？精简的成果为什么不能巩固？这里，提出以下三点看法，同大家一起探讨。
一是，机构精简了，但旧观念没有认真破除。在这方面，一个很普遍的观念，就是所谓“人多好办事”。一些人总认为，机构越多越好，架子越大越好，人员越多越好。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机构便逐渐增设起来，甚至提出一项任务，就要设置一个机构。于是，便出现了名目繁多的委员会、领导小组、办公室。有了这些机构，当然就要调兵遣将，增加人员。一讲加强领导，主要的办法就是增加领导成员的人数，副职便越来越多。把加强领导与扩大班子等同起来，把提高效率与加设机构等同起来，这不是同现代化大生产相联系的无产阶级的思想，而是小农和小手工业者的思想特征。大量事实证明，人多并不好办事。机构越多，扯皮的事也越多；机构越庞大，运转就“越不灵”；官越多，越是无人负责。因此，在精简机构的过程中，必须切实破除各种陈旧的观念。
二是，机构精简了，工作制度和工作方法没有随之改变。我们的一些机构，由于分工不合理，职责不明确，常常发生互相扯皮的现象，白白耗费了不少人力和精力。有些机构由于权力过分集中，包揽的事情太多，必然增加了许多工作量。再加上官僚主义、文牍主义，整天陷入会议、文件、报表之中，忙得不可开交。这样，精简以后又不得不重新加设机构，增添人员。因此，精简机构一定要同改革管理体制、改进工作制度和工作方法结合起来。
三是，机构精简了，干部制度没有相应的改革。 由于对干部的选拔、考核、培训、奖惩等问题没有一套完备的制度和办法，既影响了机关干部队伍素质的提高，又不利于干部积极性的发挥，本来一个人能办的事，往往要配备二个人，甚至更多，编制就不得不扩大。由于没有合理的干部离休退休制度，没有对不称职人员的淘汰制度，干部队伍不能正常地更新，形成只进不出的局面，干部队伍就必然越来越庞大。特别是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实际存在，能上不能下，使领导班子不但越来越老化，也越来越扩大。这样，机构在精简后，很快就膨胀起来。机构同干部制度是密切相联的。干部制度不作根本性改革，机构就不可能达到精干的要求。因此，精简机构与改革干部制度是相辅相成的，必须同时抓好。
精简机构也是一项严肃的科学工作。
庞大臃肿的机构如何裁撤合并简化，干部制度如何改革完善，这是一个科学问题。大家知道，资产阶级思想家对资产阶级国家行政机构的设置问题，曾经写了许多部著作进行探讨，又经过资产阶级二三百年执掌政权的实践，才建立了今天这样一套作为资产阶级的事务委员会的机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机关应当怎样建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研究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问题，提出了建立“廉价政府”的要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曾经设想，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要建立象资本主义国家的邮政那样科学而又效率高的管理机构。列宁在生前的最后几年，对于精简机构给予了严重的注意。但是，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六十多年来，由于种种原因，这个问题远没有解决好。今天，我们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为指导，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从实际出发，逐步加以解决。这次精简机构无疑是一次重要的探索。
这一次精简机构，涉及面广，情况复杂，难度很大。办好这件大事，决心要大，工作要细，第一位是决心要大。首先要有革命的精神，遇到困难不能犹豫，碰到矛盾不要回避，更不能半途而废，不管情况怎样错综复杂，都要坚定不移。在工作上，注意分类指导，不搞一刀切。同时要看到有利的条件，人民群众是坚决拥护和支持中央的决定的。广大干部也深感目前机构的弊端，迫切要求进行改革。特别是我们有很多德高望重、有远见、有经验的老同志，这是进行改革的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只要大家下决心，并把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统一起来，认真调查研究，谨慎从事，这场革命是一定可以取得成功的。
第5版()
专栏：
要重视土地问题的研究
王家梁 张月蓉 张巧玲
赵紫阳总理在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国人口多，耕地少，随着人口的增长，这个矛盾将越来越尖锐。十分珍惜每寸土地，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应该是我们的国策。”土地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需要很好的研究。
人口与土地
人口问题的严重性是普遍承认的。世界人口总额，1980年估计为44．37亿，预测2000年为61亿，2025年为83亿。人多地少或土地生产能力低下的地区，粮食日益感到不足。我国人口，国家统计局公布，1980年末为9．8亿，预测2000年为12．2亿（年递增率Ｋ＝0．01），如控制得不好，可能达到14．8亿（年递增率Ｋ＝0．02）。人口多少是相对的。人口多，本身并不存在什么威胁，它还是一种资源。但是人口与土地面积必须相适应，有个适当的比例关系。人的食物目前基本是直接或间接来之于土地。从人类对农林牧产品需要的角度，可把土地分为农业产品用地和非农业产品用地，前者指耕地、草地、林地、果园、养殖水面等，后者指工矿、交通、城乡建筑等用地。对于一定数量的人口，必须保证一定数量的农产品用地。无论是人口控制的好或坏，实际上人均农业产品用地的面积都只会减少，不会增加。人均土地的减少是人口问题的直接后果，这种结果是由土地的有限性质所决定的。
土地愈来愈珍贵。在我国，每减少二亩耕地就等于减少一个人的生物食品来源，增加一亿人口就相当于需要增加二亿亩耕地。研究人口问题的同时，不能不研究土地问题。土地与国民经济建设
国民经济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为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和土地的生产能力提供技术和物质条件，带来很大好处，而另一方面，各项建设从四面八方伸手向农业要地，逐渐蚕食侵占大量优良的农田，慢慢抵消着带来的利益。我国的耕地面积，1957年为16．7亿亩，1977年为14．9亿亩，包括此期间开荒扩大耕地面积2．56亿亩，二十年间实际减少耕地4．36亿亩，相当于山东、河南、河北和黑龙江四省1979年耕地面积的总和。人均耕地由五十年代的2．7亩减少到八十年代的1 ．5亩，而且国家、集体各项建设占地，一般是位于城市、村镇周围的好地，开荒扩大的耕地一般是位于边远的质量较差的土地。北京市解放初期耕地面积为910万亩，1978年统计为640万亩，平均每年减少10万亩，近郊的老菜田面积已减少三分之一，成为北京蔬菜供应困难的一个原因。
各项事业的发展必须占用土地，然而土地又是生产人们食物的不可替代的生产资料，人口的增长和提高生活水平的目标，也都要求增加农业产品土地面积，二者的矛盾愈来愈尖锐，已经成为土地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
土地与环境
土地的环境好坏，直接影响着土地的生产能力和农业产品的品质。随着现代化工业的发展，环境污染已成为举世瞩目的严重问题。当然，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对污染源的控制和处理。但是，目前这些污染源在农业土地范围内广泛的分布，已给农业土地带来威胁。有些农田的作物受到毒害而降低了产量，一部分农产品已被污染而不能食用。这种威胁正在发生和发展，不加注意，很快就会成为严重问题。这是土地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更重要的土地环境问题，是农业土地本身的滥用，如滥用草场、滥伐森林等等。这一切所带来的后果，使本来数量不足、质量不高的农业产品用地，轻者更加降低生产能力，重者则变为不毛之地。据估算，目前，全国耕地面积中质量不佳的约占三分之一，水土流失面积比解放前增加了5．1亿亩；可利用草原中质差的草场（亩产鲜草200—300斤以下者）占到70％，其中荒漠草原占12．1亿亩（亩产鲜草100斤上下）；全国沙化面积比解放初增加了9亿亩；森林亩蓄积量仅3．9立方米（世界平均7．3立方米／亩），年生长量仅0．12立方米／亩（发达国家为0．2立方米／亩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演变是一种下降螺旋。环境恶化促使土地生产能力降低，可利用土地减少，而土地生产性能的低下又反作用于环境，加速其恶化，如此循环不已，就可能使整个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的破坏。土地与政策
土地问题的状况与有关方针政策的制定和贯彻是密切相关的。例如，1958年公布的《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对解决基本建设用地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此办法中关于土地补偿标准，现在看来，定得偏低，对征用城市近郊的好地和边远的次地，补偿费的差别不很大，而且一次性由国家负担补偿后，用地单位就不再负担任何经济责任，这就造成用地单位申请多征地，征好地。如果对征用近郊好地，实行高补偿，并由用地单位每年担负高土地税，而对征用边远非耕地给予经济优惠，这样的政策就有可能促使节约耕地。目前，有些政策本身是正确的，但是在宣传和贯彻时，如果不周密考虑到土地问题，并采取相应措施，其后果也是十分严重的。如在落实“责任田”和
“自留地”的时候，有些社员就在这些土地上盖房、葬坟等。为此，1981年4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制止农村建房侵占耕地的紧急通知》。又如城乡联合办工厂，有的地方实行城方出钱出技术，农方出土地出劳力。如果对此不采取相应的管理政策，任其自由发展，就可能给土地问题增加压力，特别在城市郊区会造成无计划的纷纷修建厂房，占用大量农田。
举凡涉及到农业的各项政策，都必须充分考虑到它对土地的直接和间接的作用，要有明确保护农业产品用地和培育提高土地生产能力的要求和措施。
第5版()
专栏：
民事陪审制度的改革
何山
民事陪审制度，是人民陪审员参加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民事案件的诉讼制度。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三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民事案件，由审判员、陪审员共同组成合议庭或者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这一规定，把原来规定的人民法院审判复杂的一审民事案件应当由陪审员参加，改为有的案件可以有陪审员参加，有的案件也可以没有陪审员参加，缩小了民事陪审的适用范围。这是对我国民事陪审制度的重要改革。
为什么要进行这一改革呢？首先要客观地分析一下民事陪审制度在审判工作中的作用。一方面，有人民陪审员参加某些案件的审判，可以弥补审判员缺乏某些知识或不大了解某些情况这一缺陷，有利于人民法院做出正确的裁决。例如，审理某些案件，邀请了解内情的陪审员参加，利于合议庭正确迅速地认定案件的事实。在审理技术性复杂的案件时，请具有这种业务专长的陪审员陪审，可以弥补审判员对这一案件知识的不足。但是，另一方面，人民陪审员陪审制度的作用又是有限的。譬如，一般来说，陪审员都缺乏法律知识，没有执法经验，即使每个复杂的一审民事案件都有陪审员陪审，也未必能保证审案质量。人民陪审员每年执行职务的时间，原则上不能超过十天，而审理一个复杂的民事案件，通常都要超过十天。陪审员没有足够的时间参与案件的调查研究，对案件情况本来就了解不多，要他们陪审，必然是仓促上阵，陪审成为“陪坐”。可以看出，每个案件都要陪审员陪审是没有必要的，是容易流于形式的。
其次，进行这样改革，是从我国民事陪审制度的实际应用状况出发的。早在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暂行组织条例》，就规定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以后颁布的许多法律，也都对民事陪审制度做了规定。从制度上来说，陪审制度在我国实行多年；但在民事审判实践中，由于上面提到的那些原因，民事陪审的案件占的比例
却一直很小。这种状况表明，我们应当从实际出发，在立法上缩小民事陪审制度的适用范围。
再次，我们这次所作的改革，也借鉴了外国陪审制度的经验。陪审制度起源于中世纪的法兰克王国，诺曼底人把这一制度移植到英国。英国人设立了大陪审团和小陪审团，分别参与案件的起诉和审理。步英国后尘，美国也采用了陪审制度。法国大革命，又将陪审制度传播到欧洲大陆。至此，陪审制度发展到鼎盛时期。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陪审制度开始走向衰落。旧中国国民党政府曾制定陪审法，但未实施。当今，只有少数资本主义国家还在采用陪审制度。苏联、东欧国家也还实行人民陪审员陪审制度。陪审制度的兴衰，反映这种制度自身的一些变化。在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时期，陪审制度是从封建主手中夺取司法权和为新生资产阶级服务的手段。这种进步意义，使陪审制度在世界上曾经风行一时。当资产阶级政权巩固之后，资产阶级就感到这种形式妨碍了法官审判，不能适应现代诉讼的要求。现在仍实行陪审制度的一些国家，也都在限制其使用，同时注意发挥陪审制度的某些长处。
第5版()
专栏：
托马斯·潘恩和他的代表作
方生
托马斯·潘恩是十八世纪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和坚定的反封建战士。他先参加北美独立战争，后来又参加了法国大革命，并且为捍卫这场革命的原则同欧洲的反动思想作过坚决的斗争。代表潘恩的光辉思想的著作中，有《常识》、《林中居民的信札》、《人权论》和《理性时代》等。商务印书馆把它们编为《潘恩选集》，已经出版，而且还把这个《选集》列入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第二辑。
1737年，潘恩出生于英国一个贫苦的家庭，由于他的激进的政治见解而遭到了官方的迫害，1774年移居北美，不久就投入了那里的反英独立运动。1776年1月，潘恩发表了第一篇政论《常识》，猛烈抨击了英国的封建政体和对北美实行的暴虐统治。他大声疾呼：北美人民要诉诸武力来争取独立，建立共和政体。《常识》成了北美人民争取独立自由的重要思想武器。出版后几个月里，这本仅有50页的小册子出售达50万册。当时有个苏格兰教士威廉·史密斯，在《费城报》上用信札形式发表文章，攻击《常识》所宣传的思想，为英政府进行辩护。潘恩则以“林中居民”为笔名，也用信札形式在报纸上连续发表评论，予以还击。《林中居民的信札》就是他的4篇论战文章的总题。
美国独立后，潘恩于1787年回到欧洲，奔走于英法两国，曾获得法兰西荣誉公民资格，并被选入国民议会。1791至1792年间，潘恩为驳斥埃德蒙·柏克在《法国革命感想录》一书中对法国大革命的攻击和诬蔑而写了《人权论》，严厉谴责了封建专制的等级制和体现这个制度的君主政体。他认为：被压迫者有权利用暴力革命来反对暴力统治；没有革命的震荡，人类就永远不能沿着进步的道路发展。 《人权论》批判了封建君主制，宣扬了代议制的共和制。
潘恩的著作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思想和历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5版()
专栏：
我国第一部《人口学辞典》开始编写
我国的人口学研究和人口教育近些年发展很快，受到国内外学术界和实际部门的重视，为我国控制人口的工作做出了贡献。为了介绍我国人口学发展水平，系统而又扼要地传播人口学知识，教育部决定委托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理论研究所组织人口学和有关学科的专家，编写一部工具书《人口学辞典》。
经过反复酝酿，确定《人口学辞典》分十一个部分（人口理论，人口思想史，人口与经济，人口与社会，人口与地理，人口与生物，人口统计，世界人口，中国人口史，计划生育，人口机构），共七百多个条目。确定一九八二年八月写出初稿，一九八三年上半年完成定稿工作。（侯文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