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鱼米之乡的希望
——访洞庭湖区的沅江县
本报记者 刘振贵 雷仲予 李业英
洞庭鱼米乡，古往今来受到多少诗人歌手的赞美。这里，每年都有大量粮食和水产品源源外运，全国人民历来就很关注这个重要的商品粮、渔基地；湖区人民也为“湖广熟，天下足”而自豪。
不久前，记者访问了南洞庭湖畔的沅江县，但见公路上，河道里，卖余粮的车船络绎不绝。从草尾镇到瓦岗湖20里长的渠道两旁，排列着400多张扳罾，这是社员们在捕鱼捞虾。地处纯湖区的阳罗镇，从早到晚，人群熙来攘往，街上摆满了鱼摊，才鱼、青鱼、鳜鱼、武昌鱼等一级鱼，每斤卖价9角，有时小鱼、小虾每斤只要三四角钱。“东津打鱼南津卖，半是鳊鱼半鳜鱼”的繁荣鱼市景象又出现了。
县委的同志告诉我们，1981年，全县粮食总产量增加1．3亿斤，泗湖山区11，600户人家，每38户就有一户向国家交售万斤粮。全县鲜鱼总产量增加1万多担，上调北京的商品鱼增长63％。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他们说，洞庭鱼米乡将是名副其实的了。
揭开新的一页
从外湖捕捞为主到内湖养殖为主，这是沅江县渔业生产上一个重大的转变。它为鱼米之乡的建设，揭开了新的一页。
沅江县境内，天然湖泊星罗棋布，沟港河渠纵横交错，光是内湖水面就有十万亩，外湖水面多达62万亩。多少年来，这里一直靠大自然的施舍，养殖量还不到总产量的10％。县委在调整农业经济内部结构中，提出了渔业要“养捕结合，以养为主。”几年时间，就把两万多亩围垦的湖田改造成精养鱼池。现在，全县拥有两个县办的国营渔场，39个社办渔场，74个大队渔场，生产队承包给社员养鱼的小水面1．2万亩，社员自留塘9，000多亩，形成了国家、集体、社员个人一齐上，“六面锣鼓同时敲”的新局面。1981年，饲养鱼的总产量已超过了捕捞量。
精养鱼池是发展内湖养殖的方向，它可以分层饲养，稳产高产，从根本上改变以捕捞为主时那种“听天由命”的被动状况。普丰公社鹭鸶湖渔场，搞精养鱼池，产量比粗养水面高出5至10倍，去年盈利2．5万元，上调北京的商品鱼1，800多担，超过邻近半个县、乃至一个县的交售量，赢得了省内外同行的称赞。县委推广鹭鸶湖渔场的经验，全县新建的精养鱼池象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精养水面迅速扩展到2．1万亩。
同精养鱼池的蓬勃兴起交相辉映的是社员的自留塘。记者在阳罗公社丁头一队，看到幢幢农舍后面都有小鱼塘。我们访问了社员杨菊秋，她告诉我们说：“如今政策落实了，自留塘养的鱼，吃也好，卖也好，自由了，放心了。”她家的3分自留塘，去年打鱼140斤。插秧拌禾，逢年过节，款待亲友，都有鱼吃，还卖了40多斤。象杨菊秋这样的人家，这一带多的是。据统计，全县9万农户，30％的农户都有自留塘；没有自留塘的社队，也有了承包塘，社员们真正过上了鱼米之乡的幸福生活。
公养和私养并举，内湖养殖和外湖捕捞结合，两条腿走路，全县鲜鱼产量达到12．5万担，解决吃鱼难的希望正在逐步变为现实。
又一个重大的转变
鱼米之乡，顾名思义，就是鱼足粮丰。沅江县委在转变渔业生产方针的同时，重新确定了粮食生产方针：从围湖扩地、广种薄收转到稳定面积、主攻单产，开始了另一个重大的转变。
长时间内，“陶盆大刮得粥米”作为围垦湖田的理论根据而风靡一时，现在虽然不这样说了，但还是有人担心：把种粮的围垦湖田改造成精养鱼池，粮食产量会不会掉下来？沅江县的实践证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三年前，县里对全县田、土、山、水进行了全面调查，调整了农业布局，把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55万亩上，进而集中力量主攻单产，效果异常显著。去年种粮的围垦湖田虽然比1977年减少了两万多亩，粮食总产量却从4．4亿斤上升到7．6亿斤，亩产从757斤上升到1，370斤。
沅江县委认为，过去的教训是“湖区失误于水”：水面浪费惊人，渔业发展缓慢，粮食生产也遭到严重的水害。俗话说：“水是水稻的命，又是水稻的病”，洪水、渍水、地下水，构成了影响粮食单产的主要障碍。县委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充分发挥农业科技人员的参谋作用，在治水改土上大作文章，带领群众加固防洪大堤280公里，挖深渠道3，500公里，修建大型水闸150座，做到水系配套，排灌分家，从而大大降低了地下水位，稳产高产粮田达到70％。
沅江县农业生产上的两个重大转变，促进了粮鱼大增产，带动了整个经济的全面发展。1981年与1977年相比，全县农业总产值增长113．2％，农副产品交售总额增长249．4％，社员人均分配收入增长211．6％。全县平均每人生产的粮食、农副产品交售额、分配收入和鲜鱼总产量等项，均在全省名列前茅。县委书记田秋生说得好：“这真是竹篙打水满塘动呀！”
从沅江看洞庭，抓住这两个转变，建设鱼米之乡就大有希望。
第2版()
专栏：
正确处理粮棉关系 落实今年植棉计划
山东强调稳定面积提高单产
据新华社济南电 新华社记者贾建舟报道：在落实今年棉花种植计划时，中共山东省委和省人民政府反复强调，各地要正确处理粮棉关系，稳定面积，主攻单产，增加总产，夺取粮棉双丰收。
三中全会以来，山东省各主要产棉地区从发挥当地自然优势出发，积极稳妥地调整粮棉比例，扩大棉田面积，使棉花总产量连续两年突破1，000万担，对保证全国棉花增产起了重要作用，棉农也从中得到越来越多的经济利益。今年，山东各棉区种植棉花的劲头十分高涨。省委、省政府认为，在全省粮棉种植面积的比例已基本合理的情况下，今后应注意稳定棉田面积，在主攻单产、增加总产、夺取全面丰收上下功夫，特别是要把劲头用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上。
据有关部门提供的资料表明，山东省提高棉花单产的潜力是很大的。去年，平均亩产低于全省平均数的有39个县，棉田面积有600多万亩，如果把这部分棉田的亩产提高到去年全省的平均水平，就可增加总产120多万担。另外，不仅低产的棉田可以大幅度增产，就是高产棉田也能继续增产。高唐、平原、宁津、金乡等县，去年都是在亩产百斤以上的基础上增产了10多斤的。省委和省政府认为，现在，全省已具备了提高棉花单产的有利条件，如党的政策深入人心，生产责任制进一步完善，棉农生产积极性极为高涨；农田基本建设有了新的发展，抗灾能力进一步增强；肥料、农药、机械、资金等大都比往年增加，物质基础比较雄厚等等。因此，把棉花生产的重点放在提高单产上是符合山东棉花生产实际的。同时，省委还要求各地大力提高粮食单产，争取出现更多的粮棉双增产的县、社、队。
最近，中共山东省委和省人民政府在陵县召开全省棉花生产座谈会，围绕如何提高棉花单产的问题，进行专门讨论并提出了相应的增产措施。
第2版()
专栏：在地方报纸上
农业生产一定要讲究经济效益
潘家堡子队每斤粮食成本二分九厘，人均收入二百七十八元。
赵家堡子队每斤粮食成本九分二厘，人均收入只有七十九元。
本报讯 据《辽宁日报》报道：辽宁省东沟县前阳公社石桥岗大队潘家堡子生产队和赵家堡子生产队，都是以种植水田为主的队，自然条件相似，可是去年潘家堡子每斤粮食成本为2分9厘，人均收入278元；赵家堡子却高达9分2厘，人均收入只有79元。这个耐人寻味的数字对比，说明农业生产同样必须十分重视提高经济效益。
潘家堡子生产队想方设法减少开支，力争用较少的费用获得最大的经济收益。他们规定，每亩旱田的费用不得超过23元，每亩水田的费用不得超过20．4元。产量也有规定，并有奖惩制度。化肥是生产上的一笔大开支。这个队在确定单产指标的基础上，确定平均每亩水田施磷肥60斤，氮肥70斤。除第二作业组超施5斤氮肥外，其余作业组都没超过。因此，去年全队的总费用只占总收入的24．5％。
赵家堡子生产队开支无计划，花钱不怕多，损失浪费严重。在正常情况下，亩产800斤水稻，施120斤化肥就够了，而这个队去年每亩水田却下了近200斤。象这个只有400多亩的水田队，每年添1，000斤塑料薄膜就够了，他们却添了2，000斤（每斤1元8角3分）。育苗的稻种发芽率要在90％才能用，他们却把发芽率只有65％的稻种用来育苗，结果苗子不够，又花了2，100元买苗插秧。因此，去年生产费用占总收入的47．9％。
《辽宁日报》就此发表编者按说：农业生产和其他各部门一样，必须十分重视经济效益，强调发掘内涵性潜力，力争以较少的消耗获得更大的收益。长期以来，许多地方生产不计成本，建设不讲效益，这是造成农民增产不增收的一个主要原因。现在，广大农村普遍实行了责任制，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仍然需要抓得很紧，并且从备耕、春耕抓起，在每一个环节上精打细算。希望各地在春耕中一定把它当作一件大事来抓。
第2版()
专栏：
两个生产队
哈笑（原载《辽宁日报》）
第2版()
专栏：农村漫谈
请来师傅教技术
白水
水产领导部门的同志到基层调查，问一个县的领导同志有什么要求，回答是：别的什么都不要，就要5个养鱼技术员。按理说，这个要求并不过分。可是，我国目前还没有那么多水产技术人员，这个要求一时难以满足。
提到淡水养鱼，不少人就说：我国养鱼历史悠久，还会缺养鱼技术员？缺不缺要具体分析。从全国来说，养鱼技术普及地区，大体就是那么几大片：江浙太湖一片，广东佛山地区一片，洞庭湖一片，鄱阳湖一片，等等。其他地区有的虽然也养鱼，但一般经营粗放，多是“广种薄收”，还有许多地方则基本上是个空白。对广大农村社员来说，养鱼远没有养猪养鸡那样熟悉，因此，养鱼技术员也就比较缺乏。
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江苏省江阴县新建大队第八生产队有25亩水塘，因不懂养鱼技术，年产鲜鱼仅千把斤。1980年春，他们从无锡县请来两位养鱼师傅，当年就产成鱼10，800斤，增加了收入，社员也学到了技术。
聘请养鱼师傅实际上也是一种技术交流。这种有一技之长的人才的流动，使某种技术在一定地区内得到广泛传播的事，是古已有之的。元代女纺织家黄道婆少年受封建家庭压迫，从家乡上海华泾镇流落到广东崖县，向黎族人民学得纺织技术，后来回到家乡，着手改革纺织生产工具，传授有关轧花车、弹花椎弓、纺车和织机等技术，促进了家乡棉纺业的繁荣。
凡是有丰富资源而又缺乏某种技术的社队，都可以从请养鱼师傅中得到启示。可以请人来“传经授道”，也可以派人去外地“留学深造”。把外地先进技术同本地的丰富资源结合起来，就可以形成新的生产门路。
第2版()
专栏：
落实山林权属 建立林业生产责任制
孝感地区解决“年年栽树不见林”的问题
本报讯 通讯员张仲彩报道：湖北孝感地委从抓好山林权属和责任制入手，切实解决“年年栽树不见林”的问题。
前一段，孝感地委在检查林业生产中的问题时，发现1979、1980年两年，全区上报成片造林49．8万亩，实际存活的只有18．9万亩，相差竟达30万亩。其中属于不按适地适树种植的占20％，整地质量太差、苗子小、栽了就死的占10％，栽后没有管好，干死的占20％。这些问题的产生，统统和山林权属与林业生产责任制没有解决好有关。
孝感县小悟公社于前年改为林业公社后，抓了确定山林权属的问题，想方设法保护现有森林资源，又抓育苗、造林。两年来，制止了乱砍滥伐的歪风，营造用材林、经济林25，000多亩；育苗1，000亩，相当于前12年育苗的总和。孝感地委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再次检查、督促落实山林权，并要求山区社队按政策规定，根据山场面积的多少，划一部分给社员作自留山。丘陵、湖区可将一部分荒坡、渠堤、河滩等空闲地，划给社员栽种果树或发展薪炭林。汉川县刁西三支渠栽了七年的水杉，由于管有专人，人有专责，适地适树，成活率高，又长得快，现已普遍长到8．5米高，胸径16厘米。这一事例令人信服地说明，抓好林业生产责任制十分重要！地委要求各地从现在起，就要把加强和完善责任制作为改变林业生产落后面貌的重要措施。建立健全林业生产责任制的工作，已在各地普遍展开。
第2版()
专栏：
河南光山县领导干部带头植树造林。图为他们正在试验林里补栽树苗。 康继民摄（新华社稿）
第2版()
专栏：
稀有的珙桐树种
当年播种当年出苗
种下去要三四年才能发芽的珍贵稀有树种——珙桐，现在已经可以当年播种、当年出苗了。贵阳市园林科学研究所前几年试种的第一批珙桐，每株已长到一百三十三厘米高，今年播种的第四批又已冒出了新芽。
贵阳市园林科研所从一九七九年开始，用人工操作除去珙桐种籽的果肉，又用其他办法排除了发芽的障碍，使出苗的时间缩短为一百一十三天至一百九十九天。这项科研成果对城市绿化很有意义。（据新华社）
第2版()
专栏：
吸取教训 刹住乱占滥用耕地歪风
本报3月16日二版，刊登了批评河北省束鹿县南智邱公社乱占滥用耕地的群众来信。中共束鹿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对群众的批评很重视，及时组织了调查，证明批评符合事实。现在，县和公社已经对这件事作出了处理。下面是县和公社给本报来信的摘要。 ——编者
第2版()
专栏：
中共束鹿县委和束鹿县人民政府的来信
《人民日报》读者对我县南智邱公社乱占滥用耕地的批评基本属实。我们对所占耕地逐块进行了核实，公社实占耕地面积为464亩。县委对南智邱公社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并做了细致的思想工作，要求他们把所占的土地能退的全部退还生产队；已建有房屋的，要付给报酬。还建议公社召开了公社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处理办法：300亩良种场，由社办改为社队联办，耕地仍归生产队所有，收益按各村摊地比例分成。公路两侧现有能耕种或采取措施后仍能耕种的土地，共计50余亩，已全部退还给生产队。农贸市场仍迁回南智邱村内。砖厂已停产，将用土后的65亩空地退还给生产队，并由公社适当付给今后三年养地的补偿。其余社办企业、公社社址以及公社影剧院建房所占用的40多亩耕地，经过与大队协商和社员代表会通过，已付给了报酬。
南智邱公社乱占耕地问题所以发展到如此严重，原因在于我们过去对乱占耕地、严重脱离群众的问题，认识不深，重视不够，没有当成一件大事来抓。
为了吸取教训，贯彻赵紫阳总理关于“十分珍惜每寸土地，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应该是我们的国策”的讲话精神，刹住我县乱占滥用耕地的歪风，县委决定对全县乱占滥用耕地的问题进行一次认真的检查，对平调和强占的耕地，已有建筑物的要给生产队适当报酬抵偿，能耕种的要全部退回，情节严重的要给予处分。
第2版()
专栏：
南智邱公社党委的来信
《人民日报》刊登的群众来信对我们提出的批评，引起了我们的重视。我们立即召开党委会进行认真研究，提出了解决办法。然后召开了公社人民代表大会，公社党委在会上作了检查，并讨论通过了处理意见。
我们乱占滥用耕地，是违背上级政策指示的，严重侵犯了农民的自主权，损害了农民的切身利益，挫伤了干部群众搞好农业的积极性。我们采取平调的办法，强行占用了全公社十二个大队的四百六十四亩耕地（最近核实数），这种做法更是极其错误的，影响了党的声誉，影响了党与群众的关系。
我们所以犯如此严重的错误，主要原因是我们思想上仍有“左”的影响，思想觉悟低，政策水平差，没有摆正领导与群众的关系，缺乏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教训是沉痛的。
第2版()
专栏：农村通讯
海南岛一个穷县的变化
本报通讯员 林庆鸿
海南岛西北部的儋县，是历史上有名的穷地方。宋朝文学家苏东坡曾谪居儋县三年，写下“北船不到米如珠”、“土人顿顿食茨芋”等诗句，感叹人民生活的困苦。
解放后，儋县人民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和帮助下，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生活得到了改善。但后来由于长期受着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自然优势得不到发挥，人民生活的改善停滞不前，贫困依然象乌云一样笼罩在人们头上。到1978年，全县36万农民，人均分配只有40多元，每月口粮仅25斤。
去年这个穷县一跃成为全海南岛完成全年粮食征购任务最早、交售油料最多，鱼、橡胶、甘蔗总产量最高的一个县；人均分配100．3元，比1978年增加一倍多，加上家庭副业收入，达160多元，个别富裕队超过900元；人均口粮比1978年增长近200斤，现在社员一日三餐大米饭，“顿顿食茨芋”的年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前些日子，我访问了这个县过去最穷的富克公社，这里流传着“从吃救济到买马骑”的佳话。叶栖生产队过去是个“三靠村”，这几年大变样，社员衣食丰足，粮钱有余，忙着盖新瓦房，购置新家具。社员陈子荣买了一匹马作交通工具。不久，全村买来了8匹马。每逢节假日，一些人骑着马儿赶集、探亲、看电影，好不热闹。公社党委书记郑卓科告诉我：地处沙滩不能骑单车的生产队，都买了马当交通工具。
儋县人民是怎样拔掉“穷根”的呢？1978年初，县委的负责同志根据群众的要求，到生产队去搞联产到组责任制的试点，受到农民的欢迎。三中全会后，有的生产队又实行了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也收到了很好的经济效果。县委及时总结群众的经验，并连续举办社队干部经营管理学习班，派出大批干部下乡帮助群众推广和完善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落实党的各项经济政策。到1979年冬季，全县普遍实行了生产责任制，一些穷队、穷户很快翻身了。
儋县有50多万亩肥沃耕地，还有很多荒山荒坡，适宜种植各种热带经济作物。北部又有110多公里长的海岸线，发展渔业生产也大有作为。县委根据全县南、北地区不同的生产条件，制订了“南部种胶，中部种蔗，北部造林、种花生”的多种经营规划。1980年秋后，县委又明确规定允许社员个人种植橡胶等经济作物，充分发挥集体和个人两个积极性。去年全县种植甘蔗、橡胶和人工造林共136，900多亩，比上一年增加87，000多亩。这种速度是从来未有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