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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影评
艺术的说服力
——彩色故事影片《牧马人》观后
陆柱国
一个侨居海外的亿万富翁，想把他的当了二十年“右派”、并在偏僻地区放了二十年牲口的儿子带到资本主义的“天堂”——美国去，谁知竟然遭到儿子的婉言拒绝。这故事说起来恐怕会让某些人无法置信。可是，根据《灵与肉》这个短篇小说改编的电影《牧马人》，告诉广大观众的，恰恰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如果有人向影片里半生忧患的主人公许灵均发出这样的询问：“究竟是什么力量牢固地吸引着你的身心？”我想，他会毫不迟疑地回答道：“祖国！”对于许灵均说来，祖国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构成这个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伟大躯体的一个个活生生的细胞。
许灵均热爱以郭?子、董大爷为代表的老牧工以及他们的亲属。虽然这些人口头上一声一个“老右”，但在他们内心的天平上，许灵均的分量始终是和他们相等的。他们送给这个“老右”的一碗面条、一口旧锅、一块破门帘、一件烂皮袄、一份只有区区五角钱的贺礼、一句例如“吃饱了不想家”这样平淡无奇的宽心话，都可以体现出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劳动人民的美德：纯朴，正直，忠厚，善良。特别是这群牧工为了保护许灵均免遭“造反派”的折磨，借口山下草情不好而把马群赶到远远的祁连山里，当他们带着许灵均，打着唿哨、炸着响鞭、又唱又和地离开那贴着令人心碎胆颤的“勒令”的牧场时，那山鸣谷应的声势，那万马奔腾的场面，那象取得了伟大胜利一般的豪情，不仅感人肺腑，而且催人泪下。
许灵均热爱他的妻子李秀芝。当这个比他年轻十五岁的逃荒姑娘，抱着可怜巴巴的小包袱，跨进那间难以遮风蔽雨的小土屋时，谁能料到，她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来：“我命好！”“我遇上了好人！”她和许灵均的关系已经远远超出了“恩爱夫妻”、“患难夫妻”的范畴。“我把心都扒给他了”，这是她的全部爱情与忠贞的结晶，这是人世间最难得的无价之宝。那位亿万富翁即便用自己的全部家产来调换，许灵均也决不答应。
许灵均热爱的还不仅是草原上的亲人。在他遭受孤寂、寒冷的袭击时，把温暖的鼻息喷到他脸上的、好象很通人性的牲口，他能忘怀吗？在三年自然灾害吞噬人们生命的时光，使他得以充填饥肠的酸涩的沙枣，他能忘怀吗？二十多年来，洒在草原上的汗珠——这汗珠集中起来可以变成小河淌水，他能忘怀吗？
从小说到电影，原作者与改编者着力描绘的不是黑暗，而是黑暗中的光明；不是冷酷，而是冷酷中的温暖；不是痛苦，而是痛苦中的欢乐；不是眼泪，而是含着眼泪的微笑。这较之正常情况下的光明与温暖、欢乐与微笑，更值得珍惜，更值得留恋。
以上种种，就是许灵均这位牧马人心灵深处的伟大而又多灾多难的祖国的缩影。
我有幸听到导演谢晋同志关于《牧马人》艺术构思的阐述。他说：影片所要展示的是六个“两”：两个国家，两种制度，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中国，两代人。艺术家没有赤裸裸地直奔“爱国主义”这一主题，可是，通过对于六个“两”的形象的展示，更说明新中国可爱，劳动人民可爱，社会主义可爱，党的正确路线可爱。
艺术的说服截然不同于政治的说教。这种说服力丝毫无法依靠主人公的口若悬河、能说善辩，而只能依靠他那真实的，感人的，戏剧性的生活遭遇。许灵均和他父亲许景由，做为两个阶级、两种制度、两个国家、两代人的代表，他们在多次谈话中，始终没有进行过你来我往的那种大辩论式的“思想交锋”。这充分显示出了艺术家们以雄厚的生活为后盾的功力。从短篇小说《灵与肉》的作者张贤亮的简介中，可以看到他和他笔下的主人公有着类似的遭遇。作者把自己对于草原的热爱，对于劳动的热爱，对于牧工的热爱，对于马群的热爱，通过他的“代言人”许灵均淋漓尽致地倾吐了出来。李准同志在改编电影的时候，又把自己长期的农村生活的积累，溶解于许灵均、李秀芝、郭?子等人的“灵”与“肉”上。拍摄影片的时候，由于导演谢晋对于城市生活、对于资产阶级有着透晰的了解，使得许景由这个大资本家的形象更为立体化，这就从另一个角度补充了原作与剧本之不足。从小说到电影，可以看得到这一系列创作劳动犹如步步登高，锦上添花。它的艺术说服力也就因之越来越显得强烈。如果你是许灵均，你也会感到那奢侈的饮食、疯癫的跳舞，以及富有的父亲、殷勤的“密斯”，都只能增添你感情上的空虚、无聊，精神上的压抑、烦闷。唯有回到那辽阔的大草原上，回到那温暖的小土屋里，回到那患难与共的牧工群中，回到那把心都扒给你了的妻子身边，你才会心情舒畅，有所作为。套用《灵与肉》中的一句话：那里有你的一切，那里有你生命的根。
和原小说相比，电影在主题的开掘上，又深入了一层。那位企图把儿子带走的亿万富翁，在小说里仅以失败而告终。可是在电影里，祖国的吸引力，通过他的儿子又有力地吸引着他，使他觉悟到金钱建造不了天伦的殿堂，使他认识到在精神上自己是一贫如洗的乞丐，并且终于道出了这样的心愿：让自己的骸骨回到生育他的祖国的怀抱里。因此，从另一种意义上讲，这位失败者又是一位胜利者——对祖国的向心力战胜了他对祖国的离心力。
艺术的说服力来源于艺术家们贮存生活的宝库，艺术的说服力又是艺术作品的生命力：做为电影工作者，这就是我从《牧马人》这部影片中得到的启示。（附图片）
许灵均与李秀芝在患难中相遇。
中国电影公司供稿
中国电影公司供稿许灵均被下放牧场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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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新花
蕴含着启人深思的力量
——读中篇小说《洗礼》
胡永年
韦君宜的中篇小说《洗礼》（载《当代》1982年第1期）是以自然和朴素获得成功的。它自然，仿佛与亲友促膝谈心，娓娓低语，亲切怡人；它朴素，使用一种近乎回忆录的笔法，不加雕饰，一扫浮华。初初读它，似觉平淡，但愈往下看，愈觉有味，及至读完全篇，掩卷品评，便会发现它平中寓奇，淡而有味，蕴含着一种启人深思的力量。
这部作品的情节并不离奇，表现手法也算不上新颖；至于它的题材，在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中，却早已多有表现、屡见不鲜了。作品所描写的，主要是老干部王辉凡和女主人公刘丽文爱情生活的悲欢离合，以及他们在十年动乱中的种种遭遇。这样的人物和经历在生活中并不鲜见，弄得不好，很容易陷入俗套。然而，作者却匠心别具，选择了这样一个新的角度：在爱情生活的悲欢离合中，揭示主人公思想演变的复杂历程。两者有机结合，交织伸展。通过这种伸展，以及王辉凡与另一位老干部苗书记的灵魂对比，凸现了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同是老干部，同样经历了十年动乱的严酷“洗礼”，“但是各人的收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之中进入了更新更深的思考。
《洗礼》中的老干部王辉凡，“文化大革命”前是省直机关有名的“好好先生”。凡是上面号召，他都没有二话，坚决响应。在1958年那个狂热的年代，当他的妻子刘丽文以触目惊心的事实向他揭露大炼钢铁中的弄虚作假和大量浪费时，身为省计委主任的王辉凡竟不耐烦地说：“你就听上级的嘛！”“听上级的”，这就是他的思想方法！在这种思想方法的指导下，什么砸锅炼铁、城市食堂化，什么“放卫星”，“反右倾”，一句话，只要是“上边”说的，什么都干。“文化大革命”震骇了他的灵魂，严酷的矛盾迫使他不得不去思考。他渐渐地变了，不再那么虔诚地自省自己的所谓右倾错误，而是开始实事求是地剖析自己，认识自己。他认为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并非“全是光荣史”，也有错误，“也曾伤害过人”，而错误的根源就是唯“上”是从。就这样，在严酷的现实面前，王辉凡完成了一次灵魂的“洗礼”，思想得到了升华。
应当说，王辉凡灵魂的“洗礼”过程是真实感人的。随着这“过程”的推进，一个知错改错、实事求是、无私无畏的老干部形象，已经逐渐活跃在我们面前。而这个形象所蕴含的思想意义，无疑也可以给读者许多有益的启示：它既可以引导人们正确地认识过去，正确地对待自己，也可以激励人们振奋精神、不断进取。
作品中另一个老干部——省委苗书记的形象，和王辉凡恰成鲜明对比。在对待自己的问题上，王辉凡实事求是，认为自己“的确有错”，而老苗却觉得“自己完全冤枉了，因而也就是自己完全对了。”粉碎“四人帮”之后，王辉凡抖擞精神，努力工作，老苗却拄着拐杖，虚占其位，虽然年老体衰，却毫无退让“交班”之意。为什么不一样？其中包含着什么样的教训和人生哲理？作品中没有明说，也无需明说。这是作家有意留下的艺术空白。我觉得，老苗还是一种平面化的图解性的形象，不如王辉凡那么血肉丰满，因而缺乏应有的艺术感染力，不能不为之惋惜。
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刘丽文也值得注意。这不仅因为她是一个贯串全书的人物，更因为她是作家浓墨重彩、精心塑造的一个闪耀着时代精神的新型女性。在她的身上，显然倾注了作家的美学理想。她是一个有思想、有追求、坚毅果敢的女性。她的性格光彩，集中地表现在她与王辉凡的断然离异以及重建爱情上。他们的感情破裂，是从“大跃进”开始的。她要求王辉凡挺身而出，履行一个共产党员的职责，为民请命，抵制极左，但他却熟视无睹，唯“上”是从。这样，两人之间渐渐“筑起了一道高墙”。后来，她不顾邻居的冷眼，同事的谩骂，好心人的惋惜，毅然离开了当时的省委秘书长王辉凡，而与忧国忧民、正直无私的记者祁原结了婚。也许有人会象作品中的某些人那样指责她“道德败坏”，不假思索地给她扣上各种各样的恶名。但是，且慢！正是这个当时被人污蔑诽谤的刘丽文，在王辉凡后来被打倒在地、连其后妻贾漪都唯恐避之不及之时，却无所畏惧地向他伸出了同情之手（当时祁原已被害身亡）！她接过了被贾漪抛弃的两个孩子，冒着风险照料王辉凡的生活，和他谈心，鼓起他生活的勇气，给他点燃了“一盏光亮的灯”！她这样做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找一个男人吗？不！她当时还挚爱着已被害身亡的祁原，那个贴身的装着祁原缩印照片的小盒可以作证！如果她光是为了要一个男人，决不会再选择又老又倒霉的王辉凡的。不，她是在弄清了祁原被害的真相，并发现王辉凡确已洗心革面，才与他重建爱情的。如果说，她当初和王辉凡断然离异、与祁原大胆结合，显示了她的正直果决，爱憎分明，那么，她后来对处在逆境中的王辉凡同情、帮助，包括重建爱情，则显示了她的侠骨柔肠、勇敢善良、凛凛正气！她是人民群众中的普通一员，又是人民群众的代表。在刘丽文这个人物身上，体现了人民的爱憎，人民的追求，人民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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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电视之窗
电视剧的新收获
赵寻
1981年全国优秀电视剧评选的结果已经公布，《新岸》、《大地的深情》、《卖大饼的姑娘》等十部电视剧当选。这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必将进一步促进电视剧的发展与提高。电视剧的大发展只是近两年的事，1979年才播放了40多部，1980年和1981年都有100多部。在数量激增的基础上质量也有所提高。这次评选的结果是电视剧取得的新收获。
电视剧的迅速发展与取得的成就，首先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起着重大作用。目前我国收看电视的观众每天不下一亿人次，而且，直接送到千家万户，不分年龄和文化程度，随时都能接受它的宣传教育。好的电视剧能提高人们的思想情操、精神境界，坏的电视剧会损害社会道德风尚，甚至直接影响社会生活。随着科学技术的发达与我国同外国交往的日渐频繁，电视磁带的携带与放映更加方便，有些黄色下流甚至反动的东西也在暗中流传。这场在文艺领域里腐蚀与反腐蚀的斗争，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我们只有努力提高电视文艺的思想与艺术水平，才能在争夺观众的斗争中取得胜利。
提高电视剧的质量，首先要提高电视剧剧本的质量。剧本是一剧之本，没有优秀的剧本，导演、演员及其他艺术家们就会英雄无用武之地。我们看到，这一批得奖的电视剧的剧本大部分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小说或报告文学改编的，这一点说明，优秀的电视剧必须十分重视它的文学性。文学就是人学，电视剧要调动一切有利条件，努力塑造生动的艺术形象，刻画具有鲜明性格特征的人物，描绘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示人物的心灵美。
《新岸》所以能产生巨大的艺术感染力，主要的一点是，剧本深刻揭示了失足青年刘艳华心灵深处始终不曾消失的向上的活力，她在走向新岸途中虽然遇到重重阻力，这种强烈向上的心灵火花一直燃烧着，表现了她不向困难低头、深沉倔犟的个性。其他的优秀电视剧也是如此：《大地的深情》中的欧阳兰，《你是共产党员吗？》中的刘大山，《能媳妇》中的李淑霞，《一千零一票》中的金鹿……等等。他们深深印在观众脑子里的是这些社会主义新人的生动形象，是一颗颗闪光发亮的心，是令人向往的崇高精神境界。这些剧本着重刻画了人物在典型环境中思想感情的变化和性格发展的历程，从而也较深刻地反映了我们时代的社会风貌。
文艺作品不仅要写人，更要写情，要通过艺术形象动人以情。通情才能达理，才能深刻感人。这些优秀电视剧中的主要人物都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行、情操，都是以生动的细节和充沛的感情描绘出来的，克服了过去某些电视剧中表现方法直、露、多、粗的缺点。例如，《洁白的手帕》中表现了革命领导人对革命后代慈母般的深情，《大地的深情》中胜过恋人私情的同志战斗友情，《新岸》中对向往新生活的失足者的同情，《能媳妇》中为集体事业公而忘私的感情，《卖大饼的姑娘》中为人民服务的热情……这些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主义的崇高思想感情，与那些脱离社会性的人情味，甚至歪曲历史与生活真实的个人主义低级趣味，是有着本质区别的。这些电视剧所以感人，是因为都表现了真情实感。
只有正确地认识生活，才能准确地反映生活，因而，只有深入群众生活，才能反映群众的真实感情。这些作品里也描写了爱情，如《新岸》中刘艳华与高元钢之间那种敦厚纯朴、真挚含蓄的爱情，是令人同情和动人心弦的。
这些优秀的电视剧都表现了自己的艺术特色，从艺术形式的多样性与丰富性中，逐步探索我们民族的艺术风格。它们反映了我国人民的生活习惯、道德风尚、社会生活，这些内容就要求具有艺术形式的民族特色。电视剧是外来的形式，它的艺术特点与科学技术的条件是分不开的，我们要向科学发达国家的一些成功的电视剧的艺术与技术经验学习，但作为我国人民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必须要求从生活内容到表现形式都中国化——民族化，必须适应我国人民的欣赏趣味，才能受到我国观众的欢迎。我们的艺术特色越是具有地方性、民族性，就越会有国际性，因为外国观众也不爱看外国电视文艺的中国版。电影与话剧也是外来的艺术形式，但现在已经在我们这块土地上生根开花，它们民族化的经验值得我们参考。在电视剧民族化的道路上，批判地继承我国文艺表现形式的传统是不可缺少的。我们发展电视剧的创作，应当坚持这样一条艺术原则：社会主义的内容与民族的形式相结合。
在我们社会主义文艺园地中，电视剧这枝蓓蕾初放的花朵，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前进必将有更大的发展，这种新发展将给我国文艺领域带来一场新变革。我们往往对科学技术给予文艺事业的影响估计不足，国外文艺界已经提出：以电视文艺为代表的“影象文化”的新时代已经开始。外国记者也敏感到：“中国正踏进电视时代，电视这一新的大众传播媒介肯定会带来深刻的影响。”如果我们不预见到这一点，必将落在时代与群众后面而陷于被动。因而，今后在我们制定文艺方针政策、编制文艺事业规划、培养文艺人材等方面，必须对电视文艺这一新兴事业有适当安排。不然，它的发展将会与其他文艺事业的发展产生矛盾，甚至妨碍了某些文艺事业的发展。如果我们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来发展电视文艺，就能使它与其他姐妹艺术互相合作、共同前进，更健康而迅速地发展。
电视剧的新成就与新发展为我们提出了一些需要考虑的新问题，同时也让我们相信，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与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这朵初放的文艺鲜花必然更繁茂地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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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剧评
喜剧性的悲剧
——为台湾话剧《红鼻子》在北京上演作
吴祖光
久居台湾的江西作家姚一苇先生的话剧《红鼻子》在北京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了。要感谢优秀的女导演陈颙和一台以青年为主的多才多艺的演员们，把这出戏演得有声有色。满堂观众都被这样精采的演出感动了，我也是被深深地感动了的一个。
戏剧是社会生活的再现，是人生的缩影。人活着都有强烈的追求幸福、追求快乐的愿望，而偏偏在生活里有这么多无尽无休的烦恼。《红鼻子》一剧所展现的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不幸与哀愁、找不到一条活路的苦难社会：工厂主由于面临破产，只能躲到旅馆里借酒销愁，在绝望之中希冀得到大资产者高抬贵手、发发慈悲，赏给他一线生机。赶时髦的作曲家为自己“江郎才尽”、再也写不出受人欢迎的乐曲而苦恼万分，以至于把一腔怨气发泄在由于交通被阻、去而复返的女友身上。靠工资吃饭、积攒了一笔小钱出来旅游度假的一对夫妻，带着患有痴呆病的小女儿，由于假期将满，钱也快花光了，天气阴沉，情绪低落，互相不顺眼，没好气，始而唠叨，继而争吵。而那位大财主、董事长本来是颐指气使、威风八面，现在突然看到报载从美国启程的一架飞机失事，自己的独生儿子正是搭乘这班飞机经由日本回来，顿时大惊失色，痛不欲生……。由于交通断了，把上述各种人等都滞留在这个叫做“蓬莱别馆”、乌云密布的旅店里了。
正象一潭死水里投入了一颗石子，旅店里闯进来一伙跑江湖杂耍班子的年轻男女，立即使这个沉寂的店堂充满了青春的欢笑。原来拒而不纳的旅店经理只得无可奈何地接待了他们。杂耍班子里看来是无忧无虑的年轻一伙，言谈之间也都是满怀心事。尤其是那个嘴里只是念着“阿弥陀佛”的大力士，更显得阴沉、压抑……而其中最快活和活跃的是一个戴着红鼻子面具的小丑。
无论是古代、现代、中国、外国，戏剧里的小丑都是给人快乐的人物。这个小丑红鼻子，据他自己的介绍，“生长在一个很好的家庭”，但是为什么要“离家出走”，出来闯江湖，当杂耍戏班的小丑呢？看来他的动机就是为了给人快乐。他的本名叫“神赐”，果然象是天神赐给他神奇的本领，他手挥目送，连说带唱，只凭三言两语就使才枯智竭的音乐家恢复了灵感；听到了“来自天上”、“宇宙以外”、“人类所从不曾有过的美妙而神秘的声音”。对那位显然遭逢丧子之痛的资本家，他也只是简单地从几个方面提出反证，就解开了灰心丧气的当事人的忧虑和生与死的恐惧。至于那为生活烦恼，为久病的女儿担忧的一对夫妻呢？红鼻子简直象一个神奇的魔法师，把从三岁起就变得痴呆的小姑娘引逗得居然自己站起来了，会走了、会笑了、会哭了，甚至于会讲话了。而在资本家接到电报证实儿子由于没有搭乘那班遇难的飞机因而安然无恙的时候，他是这般狂喜，高兴之余，邀请杂耍班子演奏一场，以示庆祝；并且慨然答应那两位忧心忡忡、一径担心就要破产的工厂主，给以通融和帮助。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一切忧愁和不幸烟消云散。
出乎人们的意料是在这样欢乐的时刻，来到旅店的一个戴着黑眼镜的少妇上前抓下了红鼻子的面具；她是三年来到处寻找离家出走的丈夫、红鼻子小丑的妻子。
剧场散发的“剧情简介”里的最后一段，言简意赅：“感情之眷恋与信念之差异，使他们夫妻在彻夜长谈中既互相吸引又互相离异。最后，不会游泳的红鼻子为了救一名舞娘，毅然跳进海里。此时，广播传来雨停路通的消息，曾经受过红鼻子恩泽的人们，置红鼻子的安危于不顾，争先恐后地离开此地……”
这个家庭富裕的青年为什么离家出走、混迹于跑江湖的杂耍班子里呢？是由于他“不满足于物质生活的富足，决心用自己的眼睛来看看世界，到社会生活的洪流中去寻找人的价值和生存的意义。”什么是他的信念呢？他在表演节目里讲述了古代一个国王向最聪明的臣子提出的问题：“什么叫做快乐？谁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红鼻子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快乐就是牺牲。当一个人为了别人而牺牲自己，他最快乐。”为别人而牺牲自己的故事，古往今来并不罕见；但它毕竟是最高尚的品质，难能而可贵。红鼻子对他的妻子说的是：“……当有一天，我问我自己：你到这个世界上是干什么来的？你的存在有没有意义？我问我自己：你究竟能做些什么？你究竟要做什么？想着，想着，我就不安起来了。”作者姚一苇先生用这样的笔锋写他的剧本时，他是极为严肃的、深情的，因而也是非常感人的。
正是由于在现实生活里还充斥着许多的不合理、不平和苦难，作者提出人的存在和生活的目的这样严肃有分量的思想主题，自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也必然会引起人们的深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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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出版简讯
《百花洲文库》
最近，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文学小丛书《百花洲文库》，选刊一些短小精悍的文学佳品。“文库”第一辑共十本，一部分是“五四”以来有较大影响的现代著名作家的优秀作品，如张天翼的短篇小说自选集《二十一个及其他》，沈从文的中篇《边城》，以及端木蕻良和刘北汜的中篇集《江南风景》、《山谷》；一部分是中国古代作家的个人诗文集，如《王昌龄诗集》、《东坡小品》和以情韵著称的近代诗人苏曼殊的《燕子龛诗》；另一部分则是外国著名作家梅里美的名篇《高龙芭》（戴望舒译）、米克沙特的短篇集《王后的裙子》和卞之琳编译的西欧散文集《西窗集》。古今中外，汇集一堂，内容丰富，体裁多样。“文库”为读者提供了一些久享盛誉而目前又不易见到的作品。如以盛唐著名诗人王昌龄来说，他写的诗留有一百八十余首，可几百年来没有单行本流传，现在把他的诗集整理出版，这无疑为唐诗爱好者提供了方便。
《文库》所辑诸书，除王昌龄诗和苏东坡小品文等是新编之外，同时也收入了以前已出版过的一些旧书，但今日再出版，一般都由原作译者作了认真的修订，重新撰写了序跋。例如，卞之琳翻译的西欧散文《西窗集》，于三十年代出版后，就以选材精当、译笔优美而为当时的文学青年竞相阅读，传诵一时，在我国文坛上产生过一定影响，港澳学者至今仍多有据此书举例引证的。可是由于编译者本人对该书的取材、翻译不够满意，一直不让它重印再版。这次收入《百花洲文库》，编译者不但撰写了详尽的“修订版引言”，而且增删了内容，改变了编排，校阅了译文，订正了一些译名。
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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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出版简讯
《法国文学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柳鸣九同志主编的《法国文学史》中册，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者编写的第一部较详细的《法国文学史》，全书约一百多万字。上册（古代至十八世纪部分）已于一九七九年出版。中册的内容是介绍十九世纪上半期的法国文学，我国读者较熟悉的一些著名法国作家，如雨果、巴尔扎克、斯丹达、梅里美、波德莱尔、乔治·桑、福楼拜、贝朗瑞……等，都在本册作了较详尽的介绍。本书虽有不足，但仍是当前外国文学研究中一部值得参考的著作，对一般读者而言，也是扩大知识面，提高文学鉴别能力的一部有益的参考书。
（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