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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结合企业调整改组联合进行技术改造
宁波市近三年工业发展最快效益最好
据新华社杭州4月4日电 三中全会以来的三年，是宁波市历史上工业发展速度最快、经济效益最显著的三年。1981年与1978年相比，全市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倍，工业企业上缴的利润和税收增长了50％以上；全市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职工总数增加了22％，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了46％。
三年中，国家没有在宁波市投资建厂。这个城市取得的工业发展速度和经济效益，主要是结合企业调整改组联合，对现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而取得的。
按经济调整的需要通盘安排企业的技术改造
宁波市工业基础薄弱。大多数企业厂房破烂，设备陈旧，工艺落后，它们都想通过技术改造来发展生产。但根据国民经济调整的全局需要和受财力、物力条件的限制，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对现有企业全面进行改造。为此，宁波市首先对企业进行调整。他们关停并转了68家产品销路不好、能源和原材料消耗高、经济效益差的企业，占全市工业企业总数的四分之一。在调整的基础上，宁波市通盘安排技术改造项目，把技术改造资金集中用于急需发展的企业中去。
结合企业调整来安排技术改造，就使技术改造工作有了明确的方向和重点。三年来，宁波市用于技术改造的投资中，轻纺工业占十分之七，其中的80％以上又都使用在提高棉纺织行业配套能力、发展食品工业、外贸出口产品和日用机电产品这4个方面，这对于调整全市工业结构，增产市场急需产品和出口产品，发挥了很大作用。比如，在宁波市占有较大比重的纺织工业，原来纺、织、印染的能力很不平衡，棉纱靠外地调入，坯布又要运往外地去印染。1979年以来，宁波市在11家企业安排了21个技术改造项目，使纱锭数量从5万枚增加到11万枚，形成了9条染整后处理生产线，基本上实现了纺、织、印染能力的配套，大大提高了经济效益。1981年，全市纺织行业的总产值和实现利润分别比1978年增长了1倍和1．3倍。
在改组联合中进行技术改造
宁波市218家工业企业中，千人以上的大厂只有10家，绝大多数是小厂，生产专业化程度很低，经济效益差。宁波市采取“先联合，后改造”的办法，凡是通过专业化改组、经济联合的办法能扩大适销对路产品生产能力的，首先通过改组、联合挖掘生产潜力，然后按企业的专业分工，优先安排投资，进行技术改造。
实行这种办法，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宁波水表厂生产的宁波牌水表在全国同类产品中，质量好、成本低，在市场上享有较高的信誉。1978年，这个厂的水表产量仅有58，000只，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急需通过技术改造发展生产。可是，如果在水表厂原有基础上扩建，需要花大量投资土建，建设周期长。为了尽快扩大生产能力，宁波市先后把生产任务不足的化工铸造厂、粉末冶金四厂等四个企业同宁波水表厂实行联营，组成宁波水表工业公司，把原来水表厂“小而全”的生产体系改为由几家工厂实行专业化生产。宁波水表厂只负责总装和新产品试制，零部件生产由另外4个联营企业承担。几年来，按专业分工分别对这些企业进行了技术改造，到去年，全公司生产的水表已达51万只，比1978年增长了7．8倍，相当于全国水表总产量的三分之一。1980年，这个厂的产品开始进入国际市场。三年间，这个公司水表年产量增加了45万多只，而花去技术改造的资金只相当于新建一个年产3万只水表的小厂所需的投资。
三年来，宁波市围绕发展适销对路产品，组建了类似水表工业公司这样的专业公司或总厂共18个，还建立了8个跨行业的经济联合体，同外地建立了4个跨地区的经济联合体。大大提高了宁波市的工业生产水平。
既立足当前又着眼未来
宁波市这次进行技术改造，注意吸取过去只顾当前，不顾长远，以致技术改造只能取得一时经济效益的教训，注意处理好当前利益同长远利益的关系，既努力取得当前的经济效益，又为今后的发展创造条件。他们在技术改造中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
把工业技术改造同城市的改造结合起来。宁波市原有企业布局很不合理，不少企业与居民住宅交错在一起，场地拥挤，污染严重，人民群众很有意见。为解决这个问题，宁波市把技术改造同城市改造结合起来进行。对那些产品发展前途不大而又污染环境的企业，或转产对周围环境影响不大的产品，或实行关停，原有场地用来建造职工住宅；对产品有发展前途但污染严重的企业，积极创造条件向市郊搬迁。通过三年来的调整、改造，宁波市工业布局不合理的状况正在得到改善。
把技术改造同翻建危险厂房结合起来。据三年前的统计，宁波市工业企业共有危房14万平方米，严重影响生产和职工安全。这个市在技术改造中采取变通办法，允许企业按照总体规划易地改建，允许企业将大修理基金同其他资金捆在一起用于危房翻建，这样就大大加快了危房的翻建工作。到去年年底，全市已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危险厂房得到了改造。同时，宁波市还要求企业制订出总体规划，使技术改造和翻建危险厂房合乎长期发展规划的要求，避免了过去见缝插针、乱建厂房的现象。
重视设备更新，提高企业的工艺技术装备水平。宁波市根据当地能源紧张的状况，首先从更新改造锅炉着手，三年来共更新改造了40台型号陈旧、热效率低的工业锅炉，占全市工业锅炉总数的五分之一。仅这一项，全市每年就节约原煤4，600多吨。同时，他们利用外汇贷款，从国外进口了一些先进的关键设备，对改变企业的生产面貌起了良好的作用。比如，宁波五金闸阀厂1980年从国外进口了两台压铸机，去年一年就增产出口铜闸阀7万打，为国家创外汇200多万美元，只10个月时间就还清了全部贷款。 新华社记者 童宝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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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务院三十五个部委院边检查边解决问题
抓紧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两个月处理了许多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还有不少问题急待解决，各级领导应重视
新华社北京4月4日电 国务院35个部、委、院在国务院科技干部局协同下，对所属在京单位的高级知识分子政策落实情况进行了一次检查。他们边检查，边解决实际问题，在短短两个月内，处理了许多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
据检查，这35个部、委、院在党的三中全会以后，为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做了大量的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这35个部、委、院在京高级科技人员约占国家机关在京单位高级知识分子的二分之一，其中约90％的冤假错案已平反，28％的高级科技人员进入了各级领导班子，118名老专家配备了助手，241人夫妇两地分居问题得到解决，住房条件解决较好或目前住房情况尚可的有2，300多户。检查中也还发现有不少问题尚未解决，计有政治遗留问题472件，工作条件急待改善的163件，2，000多户住房较挤。
对待这些问题，各部、委、院和科技干部局本着实事求是、不讲空话的原则，做到能解决的问题立即解决。他们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一、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对61个人的政治结论进行了复查，原结论纯系错误的予以否定，查无实据的予以改正，结论不妥的予以修改。二、清理了81人的档案材料，对档案中存入的不实材料作了清理。三、协助各级党组织制定了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工作计划。其中15个部、委、院的高级知识分子中，近几年已经有244人成为共产党员；其他申请入党的高级知识分子，各级党组织也作了具体帮助的安排。四、本着实际可能，为一些老专家配备了助手，改善了一些专家的住房条件等问题。
检查组认为，检查工作所以取得较大成绩，主要有两条经验：一、各部、委领导重视党中央的指示和知识分子政策，决心大，行动快。二、检查班子是由各部、委主要领导和人事、教育、科技部门领导人组成，知情况、有实权，所以能做到问题当即解决，不推不拖。
国务院科技干部局负责人说，国务院35个部、委、院关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情况检查说明：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各单位、各地方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有很大成绩的，但是也还有不少问题急待解决，进行一次政策落实情况大检查，促进遗留问题的解决是非常必要的。这是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四化建设中作用的大事，应当引起各级领导的重视。他说，国务院35个单位的经验还证明，许多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看来似乎很难解决，但是只要进行切实的调查，按党的原则、政策办事，解决起来也并不难。要紧的是各级领导重视这项工作，亲自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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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两个大队的对比说明整顿农村基层组织很重要
领导班子坚强——红星大队风正民安
领导班子涣散——海江大队又穷又乱
本报讯 黑龙江省嫩江县海江公社的红星大队和海江大队，自然条件差不多，红星大队的领导班子坚强有力，风气正，人民安居乐业；海江大队的领导班子涣散软弱，又穷又乱。两个生产大队的鲜明对比，说明整顿农村基层组织，是搞好农村两个文明建设的关键。
红星大队是全县富裕队之一。党的三中全会以来，这个大队认真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进行整顿，生产稳步发展，社员生活明显提高。全大队三年多未发生过投机倒把、贪污盗窃、斗殴伤害等刑事犯罪案件，赌博、盗窃、封建迷信、买卖婚姻等不正之风基本刹住，人们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红星大队党组织坚强有力，对治安管理工作很重视，把教育社员知法、懂法，讲文明，讲道德，做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坚持常年抓，反复抓。他们的做法：一是采取各种形式，利用一切宣传工具，向社员灌输社会主义思想。二是订立乡规民约，人人遵纪守法。三是组织有意义的文体活动，使社员受到“五讲四美”的教育。大队党支部有专人主管治安保卫工作。在党支部领导下，大队成立治安保卫委员会，生产队成立治保组，分工明确，各负其责，步调一致，协同作战。为了保障社会安定、生产发展，大队制定了治安管理、护秋保收、爱护公共财物等有关制度。如有违反，根据情节轻重，分别处理，不姑息迁就。与此同时，对那些一心为公、敢顶歪风的好人好事大张旗鼓地进行表扬，真正做到扶正祛邪。
红星大队民风好、社会秩序安定的重要原因，是大队的党风正，干部腰杆硬，敢抓敢管。大队干部正人先正己，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干部和社员同时违反规章制度，加重处罚干部；家属有错误，先批评教育干部。
他们处理违纪事件，不论是谁，只要情况属实，就严格按规定办。
在同一个公社的海江大队却是另一番景象。这里又穷又乱，今年春节，全大队280户，有的连猪肉都没吃上。社员穷，集体也不富。集体靠不上，社员就自谋出路，有的弃农经商，常年在外做买卖投机取利；有技术的社员经营豆腐坊、挂面铺；还有的社员甚至搞歪门邪道。
造成这个大队又穷又乱的主要原因是这个队党支部软弱涣散，没有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支部长年无活动，不抓政治思想建设，对生产队的各项工作放松领导。党员不起先锋模范作用，19个党员只有两个常年参加生产。干部多吃多占。1981年大小队花掉的吃喝款和招待费就达2，220元，大小队干部占款3，300元。干部吃占不算，还拿队里的粮食拉关系，送人情。据不完全统计，仅海江一队去年秋收期间送掉的粮食就达4，000斤。生产队领导班子不稳不纯，一年一茬。生产队管理不善，账目混乱，集体财产损失严重。这样，挫伤了社员的积极性。
黑河地委和嫩江县委已对这个大队进行了整顿。目前社会治安开始好转，社员困难正逐步得到解决。（黑龙江省委研究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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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桂北山区的龙胜镇集居着壮、苗、瑶、侗、汉各族人民。解放前，镇上道路狭窄，房屋破烂，全镇没有一间砖瓦房。解放后，在自治区帮助下，扩展了街道，修建了电影院、医院、桥梁。特别是近两年，加快了发展速度，一座座钢筋水泥的楼房依山而建，山镇面貌一新。
本报记者 孟仁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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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实行正确的聚财政策
在生财、聚财、用财三者当中，生财是基础。聚财是否有方，对于发展生产、充裕财政收入，同样有重要意义。
我们讲究聚财之道，就是讲究聚财的政策、方法和渠道。聚财的政策是根本的，方法和渠道是服从政策的。
聚财的政策，实质上是如何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关系的问题，以及财政收支上的集权和分权的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两个方面的问题，较之过去有了很大的变化。首先，人民的收入有了增加，生活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改变了长期以来建设挤消费的状况。其次，地方和企业的财权扩大了，机动财力增加了，国家财政统得过多过死的状况也有了改变。
在改善人民生活方面，从1979年到1981年三年间，由于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减免农村税收，安排城镇青年就业，调整职工工资和实行奖励制度，国家开支了900多亿元。加上对人民基本生活必需品和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补贴，以及城镇职工住宅建设投资等，国家共花费1，400多亿元。这笔钱，大体相当这三年财政收入的31％。国家在财政还相当困难的情况下，拿出这么多钱解决人民生活问题，确是尽了很大的努力，其效果也是有目共睹的。最近陈云同志指出：“人民生活是要改善的，第一要吃饭，而且要吃饱，不能吃得太差，但是也不能吃得太好。第二要建设。一个国家吃光用光，那这个国家就没有希望。只有吃饱后，国家还有余力来建设，这才有希望。”这是指导我国进行经济活动的重要战略思想，也是讲究聚财之道的基本政策。
在下放财权方面，从1979年到1981年三年间，通过企业基金、利润留成、盈亏包干等形式，由国家转归企业的财力，共有280多亿元。目前每年留给各地方、各部门自收自支的预算外资金大约有500多亿元，约占国家预算收入的一半。我们在这方面采取的措施是有成效的。但要注意，不能因为强调企业自主权，就无限制地多给企业好处，使国家财政收入不能随着产值和利润的增长而增长。今后凡是按照国家政策规定，已经留给企业的那一部分收入，应当继续留给企业，不能采取“收”的办法；凡是企业超越国家政策规定，通过挤、摊、挪、占等手段非法挖走的收入，必须纠正过来。
实行正确的聚财政策，才能聚之合理，分之适度。这是讲究聚财之道的前提。同生财之道一样，聚财之道也很广阔，方法和渠道应当灵活多样。在我国，社会再生产是有计划、按比例进行的。为了保证能源、交通、港口等重点建设项目投资，以及国防、文教、科研、行政等费用的需要，社会产品相当大的部分，要在全社会范围内统一组织分配。这就决定了聚财的主要渠道是税收和国营企业上交利润。因此，必须加强这方面的管理和监督，把该集中的钱集中起来，严防“跑、冒、滴、漏”，违法乱纪要打击，贪污盗窃要法办。税收和海关工作必须加强，机构和人员要加以充实。要根据需要，恢复一些税种，开征一些新税。税收的减免，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权限办，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超越权限擅自决定减免。
除了通过各级财政渠道聚财之外，还要善于运用信用这个杠杆，充分发挥银行的作用，把分散在各个社会集团和城乡人民手里的闲散资金，通过存款、储蓄、保险、信托等办法筹集起来用于生产。这是一种不可忽视的聚财方式。此外，国家财政也可以采取有偿的收入形式，如发行国库券和专项建设债券。在国际上利用外资，也是有偿取得收入的一种形式。当然，同银行信用一样，这种有偿取得收入的形式，要十分注意偿还能力，注意经济效益。
聚财决定于生财。聚财不仅仅是财政部门和银行的事，还必须依靠各地方、各部门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无论企业、社队和个人，都要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提高经济效益，积极为国家聚集建设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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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谷牧赞扬珠海、深圳特区建设成就
办特区的决策不会改变
认真总结经验继续前进
新华社深圳4月4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最近在珠海、深圳两个经济特区检查工作时说，设置经济特区是中央的重要决策，一定要把经济特区办好。他赞扬了两个特区两年多来在建设上取得的成绩，希望特区建设者们按照中央的要求，坚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并认真总结经验，以便更好地前进。
3月27日至4月3日，谷牧副总理先后参观了珠海、深圳两个特区引进外资兴办的一些工业、商业、畜牧业和旅游服务设施。目前两个特区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已经开始。深圳特区近两年来共有80多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竣工，完成的基本建设投资达2．4亿元，资金主要来自港澳客商投资和引进企业获得的利润，到去年底新建投产的大中小型工厂将近300个。去年这些企业的总产值达1．9亿元。全市去年的地方财政收入达到1．3亿元，比办特区前的1978年增长了4倍多。
谷牧对蛇口工业区先搞“五通一平”（通路、通水、通电、通下水管道、通电讯，平整场地）基础工程，成片开发土地的经验，表示赞赏。他认为，利用外资成片开发土地，创造投资条件，从单项引进发展为综合性一揽子引进的做法是可行的。
谷牧说，深圳、珠海两个特区，在短短两年多时间内就打开了局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充分说明中央关于试办特区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他说，对外开放政策不会变，办特区的决策不会变，一定要下决心把经济特区办好。他要求既要看到成绩，又要正视特区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认真总结经验，继续前进。他还就有关外汇使用和管理，进口商品流通，以及打击经济领域的违法犯罪活动，精神文明建设等问题，提出了意见。
谷牧还先后到南海、江门、新会、中山等地，听取了有关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的情况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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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民银行全国分行行长会议提出今年工作任务
努力集聚社会资金提高信贷经济效益
强调坚持以销定产、以销定购、以销定贷的原则
据新华社北京4月4日电 今天结束的人民银行全国分行行长会议提出，今年银行工作要努力集聚社会资金，提高信贷资金使用的经济效益，继续贯彻执行国民经济进一步调整的方针，保持信贷收支的基本平衡。
会议认为，当前银行信贷资金的经济效益不高，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工商企业流动资金占用多，周转慢。1981年，国营工业和商业流动资金贷款，比上年末分别增长9．1％和14％，而工业总产值和商品零售额只分别增长2．2％和4．2％。少数中短期设备贷款项目的经济效益，也没有达到预期的要求。
会议要求，各级银行要加强信贷工作的调查研究和监督管理，积极促进企业搞好产销计划的衔接，努力做到产品适销对路。要采取切实可行措施，把今年降低流动资金占用水平百分之二、三的要求落实到基层。
会议提出，要坚持以销定产、以销定购、以销定贷的原则，对工业企业和商业部门都要按照国家计划和销售情况掌握贷款。对虽已纳入国家计划、但产大于销的产品，银行要从严掌握贷款。对不按国家计划和供货合同，不按限产规定超产而无销路的产品，坚决不予贷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