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br/>专栏：<br/><br/> “宁肯少些，但要好些”<br/> ——学习列宁关于改善国家机关的思想<br/> 宋洪训<br/> 列宁在领导苏维埃国家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一直十分重视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并以自己深邃的洞察力提出克服官僚主义的许多办法和措施。其中极重要的一项就是改善国家机关。1923年初，列宁在病中口授了《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重要文章，谈的主要是改善国家机关的问题。这是列宁为当时即将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而写的重要文献。“宁肯少些，但要好些”，是列宁对改善国家机关所得出的重要结论。今天，在我们进行机构改革的时候，学习列宁关于改善国家机关的思想是很有现实意义的。<br/> 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同官僚主义不相容的，官僚主义并不是社会主义固有的顽症。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官僚主义往往严重地存在着，腐蚀着党和国家的肌体，成为必须与之长期作斗争的严重“弊病”。<br/> 十月革命打碎了旧俄资产阶级官僚机器，建立了第一个工农国家。当时，苏维埃政权很少官僚主义习气，办事雷厉风行，生气勃勃，一扫旧官场的那种慢条斯理、敷衍拖拉的沉闷空气，群众的创造精神得到高度发扬。在革命胜利后不久召开的一次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以官僚式的老爷态度，对新成立的人民委员会未经执委会批准就公布了一系列法令提出质问。列宁当即回答说：“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立的。它和官场中的官僚机械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列宁全集》第26卷第269页）列宁后来在回顾这段时期的情景时谈到，在十月革命以后过了半年，我们还没有感觉到官僚主义这个祸害。<br/> 但是，社会主义社会毕竟是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社会，旧思想、旧习惯、旧传统还会在很长时期内影响人们。官僚主义作为旧社会的残余也不可能随着旧制度的被推翻而在一夜之间消失，它还会散发着臭气并且毒害我们。许多在革命年代里出生入死的共产党员，由于地位的变化，也自觉不自觉地沾染上官僚主义习气。<br/> 苏维埃政权在国内战争的艰苦岁月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但是战争造成的严重经济破坏、人民的贫困以及小生产的分散性和散漫性，使官僚主义在苏维埃机关内部渐渐复活起来。列宁曾经指出：在一个被封锁的国家中，在一个被包围的要塞内，曾是致胜条件的事物，到1921年春，却暴露出它的坏的一面，这种“包围状态”所产生的官僚主义，即小生产者的散漫性和萎靡状态的上层建筑，就充分暴露出来了。（参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526—527页）因此，到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即重心转向经济建设的时期，官僚主义的种种现象，诸如抽象空谈、脱离实际、办事拖拉、无人负责、滥发文件、乱写指示、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等等，就在各个领域里蔓延起来，以致渗透到党的机关内部。对此，列宁提请各级领导人严重注意，并要求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当时，列宁对官僚主义的严重性和危害性给以足够的估计，并把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提到应有的高度。列宁曾经在给财政人民委员部索柯里尼柯夫的一封信中说：“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列宁全集》第35卷第552页）<br/> 1921年到1922年这两年当中，列宁在各种文章、书信、报告和工作计划中多次谈到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并且提出了一系列办法，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21年5月，列宁在他亲自起草的《劳动国防委员会给各地方苏维埃机关的指令》中集中地谈到了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方法和效果问题。列宁当时提出的办法有：改组工农检查院；吸收非党人员参加检查工作；向法院起诉；裁减人员和精选人员；检查和调整各机关的工作，等等。<br/> 为了克服窒息苏维埃机关的官僚主义弊病，列宁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做了许多工作。例如，1922年初，列宁不以“大官”身份出行，乘坐轨道车，结果发现“情况之糟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无人照管，残缺不全……乱七八糟，燃料看样子也偷光了，煤油里有水，发动机的运转糟得叫人无法忍受……秩序混乱，工作马虎，简直是太丢人了”。事后，列宁写信给有关领导，要求立即任命一个负责人来抓这项工作，而不要做官当老爷。（参见《列宁论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第275—277页）<br/> 列宁曾多次提请有关方面对不尽职责、玩忽职守的人给以行政处分，情节严重者必须撤职，送交法院审理。列宁曾亲自将拖拉事件和失职事件送交司法部门审办。列宁认为，公审这类案件可以提高人们的责任心，引起广大干部和群众对这类问题的注意，达到实际的目的，取得经济上的成就。<br/> 1922年10月，列宁在第九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常会上讲到，他特别关心的是国家机构问题，这是个老问题，也永远是个新问题。列宁回顾了几年来精简机构的情况后说，在1918年8月，曾对莫斯科的机关进行了一次调查，当时莫斯科国家机关和苏维埃机关的工作人员总共是23．1万人，1922年10月又进行了一次调查，原来以为臃肿的机构已经精简了，编制一定缩小了，人员一定减少了，结果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总共为24．3万人。列宁颇有感慨地说：“英勇肯干的人可能只有几十个，而游手好闲、怠工或半怠工、钻在公文堆里的人却有几百个，这种对比往往使我们生气勃勃的事业断送在文牍的汪洋大海里。”（《列宁全集》第33卷第356页）<br/> 从1922年底起，列宁病势严重，但他一直十分关心改善国家机关的工作。他在病中写的一则《日记摘录》中曾就职业教育总局为例说：苏维埃机关中的编制，其中有许多东西是虚浮臃肿，应当取消的，有些东西是为了本位利益而弄得庞大起来的。列宁写道：“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国家中，还有许许多多经费可以而且应当节省，办法就是把那些半贵族老爷式的玩具性的机构”，一律撤销。（《列宁全集》第33卷第419页）<br/> 列宁始终把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是同社会主义事业、党和国家的命运攸关的大事，而把改善国家机关看作是反对官僚主义的重要办法。列宁曾严肃地指出：“如果不进行有系统的和顽强的斗争来改善国家机关，那我们一定会在社会主义的基础还没有建成以前灭亡。”（《列宁全集》第32卷第311页）但是列宁也看到，反对官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改善国家机关是一项艰巨的事业。<br/> 曾经有人认为，只有彻底消灭了官僚主义以后，群众的主动精神才能发挥出来。列宁认为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1921年5月，有个叫索柯洛夫的人写信给列宁说：“只有当我们彻底消灭了那个叫做官僚主义的总局和中央机关的肿瘤以后，群众的主动精神才可能表现出来。”列宁在回信中写道：“我虽然没有到各地方去过，但是我却知道这个官僚主义及其一切危害性。您的错误是认为它可以象‘肿瘤’一样立刻割除、‘彻底消灭’。这是错误。可以赶走沙皇——赶走地主——赶走资本家。我们已经做到了这一点。但是，在一个农民国家中，却不能‘赶走’，不能‘彻底消灭’官僚主义。只能慢慢地经过顽强的努力使它减少”，“‘抛弃’这种肿瘤是不可能的。它只能加以治疗。”（《列宁全集》第35卷第490页）列宁认为，治疗官僚主义的根本方法是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和管理才能，重要措施是根本改善国家机关，而改善国家机关的原则就是要做到“宁肯少些，但要好些”。
第5版()<br/>专栏：<br/><br/> 自然辩证法研究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br/> 李昌<br/> 自然辩证法研究要总结现代科学新成果，进一步深刻认识自然界<br/> 自然辩证法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有它特定的研究对象和内容的。它不等同于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自然辩证法只是研究自然界运动的一般规律，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然辩证法也不同于各门自然科学。各门自然科学研究的是自然界的各种特定的运动形态和自然界某些方面属性的发展变化，自然辩证法是研究整个自然界的一般规律的。是不是也可以说，自然辩证法就是自然科学的哲学，即人类对自然的系统认识的概括。<br/> 十九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在近代大工业和近代自然科学成果的基础上对哲学实行了伟大的变革，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恩格斯同时则创立了自然辩证法。恩格斯曾经在他的著作里具体分析了人们对自然界认识的发展，并指出，在十九世纪，经验的自然科学达到了相当的发展，不但使克服十八世纪机械论的片面性成为可能，而且自然科学本身也因为说明了各个研究部门，如物理、化学、生物学等等所反映的自然界本身存在的各种现象之间的联系，使经验哲学转化成了理论的自然的哲学。恩格斯对自然科学进行了概括。<br/> 但是，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并不是我们对辩证发展的自然的认识的完结，而是人类认识自然界的一般规律的一个里程碑。恩格斯逝世以后，现代的自然科学获得了迅速的发展。恩格斯讲过：“随着自然科学的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不可避免地要改变自己的形式”。我们要总结这个时期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就。<br/> 大家知道，本世纪初列宁写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阐明了当时“物理学危机”的实质。列宁逝世以后，科学有了更大的发展，形成了现代科学的新阶段，自然辩证法要很好概括。如何用辩证思想概括当代科学的成果，过去我们做得很不够。我们曾经盲目地批判过控制论，批判过共振论，批判过摩尔根的遗传学，等等。我们对当代科学的进展没有从总体上、从动态上加以把握。恩格斯讲过：“恰好辩证法对今天的自然科学来说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它才能为自然界中所发生的发展过程，为自然界中的普遍联系，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到另一个研究领域的过渡提供类比，并从而提供说明方法。”过去一度犯的科学技术方面的错误，说明我们不是坚持辩证法，而是违反了辩证法。<br/> 当代科学进展很快，而且内容和形式也是非常错综复杂的。<br/>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二十世纪出现了以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诞生为标志的物理学的革命，出现了原子能、计算机和空间技术三大技术；生命科学也出现了新的突破；还出现了管理科学；最后是数学的方法、控制论的方法、信息论的方法、系统论的方法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发展。<br/> 我们要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总结当代科学，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科学发展的成果，进一步深刻地认识自然，使我们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避免大的失误。<br/> 自然辩证法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方法论<br/> 自然辩证法是我们认识自然的武器，它也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决策的思想方法。四化建设当然要遵循经济规律，同时，也要遵循自然规律。就农业现代化来说，从1978年开始，科学院就和几个省委合作，在湖南的桃源、河北的栾城、黑龙江的海伦，宁夏的固原、盐池，搞农业现代化综合实验。我们首先从实际出发，作各县自然资源的调查，同时分析农业中的矛盾统一运动，并把一个县的农业现代化事业看成一个系统，采取综合的措施，逐步推进。<br/> 通过对几个实验县的自然资源进行综合考察，我们认识到，这个考察是很重要的。它有助于我们搞清楚自然资源，还可以使我们看出，过去很多工作都是违反客观实际的。比如到处盲目开荒，25度以上的坡地开荒，雨水多的地方，不仅把泥土冲走了，下面的田块也遭殃。从考察中可看到，毁林开荒所造成的水土流失、旱涝频繁的恶果。还有，为了搞粮食，就围湖造田，围河造田，不少地方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br/> 其次，我们分析了粮食种植业的矛盾统一的运动。粮食种植是生物因素（种子及其发展）和环境因素（气候、阳光、土壤、水分等及其变化）的矛盾统一。人们经营农业，就是促进这个矛盾统一的发展，使其生产更多的产品为人类所用。这在生物学来说，就是促进作物和环境的能量（阳光）转换和物质交流，形成一个良好的农业生态系统。但是，如果破坏了生物因素和环境因素的矛盾统一，粮食生产就达不到预期的产量。例如片面强调以粮为纲，过分开荒或增加复种指数，看来是扩大了种植粮食作物的面积，实际上却是广种薄收，种地不养地，肥料不足，地力不断下降，不可能保持高产稳产。<br/> 我们还分析了大农业也是一个矛盾统一的运动，即农业（种植业）和林业、牧业、渔业等的相辅相成。只强调以粮为纲，破坏了合理的农业结构，到头来，农业（种植业）也发展不了。单打一搞粮食，必然地贫人穷，每况愈下。根据这个观点，我们在实验县自然资源综合考察的基础上作了各县的农业分区规划。实践证明，两年来，五个搞农业现代化的县，大农业都有所前进了。<br/> 再次，农业不仅是人们参与和促进的自然再生产过程，同时也是人们从事的一项经济再生产过程。而作为经济的生产过程，如果只生产粮食，不种经济作物，或者只有原材料的生产，没有粗加工和加工，那末，农业要扩大再生产，也是不可能的，或者只能落个高产的穷队、穷社和穷县。我们认为农业（种植业）是主体，林牧副渔和农工商一条龙是两翼。在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的农业政策的指引下，加强主体，展开两翼，农业就能起飞。自从实施联产计酬责任制大大调动农民积极性以来，农村劳动力可以腾出30％以上搞多种经营，赚了钱，又可添购肥料、农具等，更有利于粮食的增产。这也就是农业生产中活生生的辩证法。<br/> 我们还可以分析一下农村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我们几个实验县的情况是不同的。调查说明，盐池县建国32年来人口增加了四倍，他们的牧业、农业也有所发展，但却赶不上人口的增长，这就是问题。农村社会要发展，要满足人们吃、穿、住、用和发展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的要求，必须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使自然界提供的资源和大农业的生产能够适应社会的需要。当然，农村社会与自然界的矛盾统一，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不只要控制人口，而且要开发智力，应用科学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br/> 第四，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农业现代化实验是多方面的综合性的事业。我们把它看成一个系统，采取一系列的措施，综合起来进行。这些措施是：因地制宜，集约种植，多种经营，发展工副，加强流通，统筹能源，培养干部，计划生育，生态平衡。<br/> 加强国内研究的通力协作和开展国际交流<br/> 我们通过概括当代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来丰富自然辩证法，不是很简单的事。学科这么多，这么复杂，发展这么迅速，那不是一小部分人或某几个学科的同志可以做到的，需要我们研究自然辩证法和研究自然科学的各方面的同志通力合作。和发达国家比较起来，我们的科技力量是薄弱的。就人口比例来说，我们科技人员是少的；但从绝对人数来讲，我们的科技人员也不算少。全国有几百万的科技人员，我们的专业研究机构里有33万人。问题在于我们国家的体制上有毛病，其中之一就是人员不能流动。但是科协的会员很多，人不能调动，知识可以交流。由于现代科学发展的分支越来越细，许多学科互相渗透交叉，需要各方面大力协作。现在一些地方存在着局部观念，存在着部门所有制和单位所有制的思想，这都是与发展现代化科学技术相抵触的。<br/> 我们也要参加世界上的有关学会，进行学术交流，以促进我国自然辩证法的研究。
第5版()<br/>专栏：<br/><br/> “振兴中华”口号的由来<br/> 李文海<br/> “振兴中华”这个口号，在历史上最早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提出来的呢？<br/> “振兴中华”口号的最初提出，是在上一世纪的末叶，即从甲午战争到义和团运动期间（1894——1900年）。在这五六年间，几个不同的政治派别，先后发出了“振兴中华”的响亮呼喊。<br/> 中国从鸦片战争以后，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下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加紧了侵略步伐，争相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进行瓜分中国的罪恶活动。亡国灭种的威胁迫在眉睫，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这种形势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深切忧虑和极大愤怒。“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谭嗣同：《有感一首》）人们在悲愤中思索和探求着免致神州陆沉的救国之路。<br/> “振兴中华”的口号就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br/> 1894年11月和1895年2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和香港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这个组织的《章程》指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他们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并且郑重宣告：“本会之设，专为联络中外有志华人，讲求富强之学，以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孙中山全集》第1卷19、22页）正是孙中山先生第一次鲜明地发出了“振兴中华”的号召。<br/> 不久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动了变法维新运动。这个运动的直接目标是改良封建政治，而根本动因则是出发于救亡图存。在运动中维新派反复宣传祖国命运和前途的危急：“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瞵，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康有为：《强学会叙》）于是，他们也提出了如何“振厉”中国的问题。康有为说：“天地为愁，我将何容？昧昧我思之，惟有合群以救之，惟有激耻以振之。”（《保国会序》）梁启超也说：如“中国终不自振，终不自保，则其所谓沦胥糜烂者，终不能免”；因此，一切有志之士，都应把握“中国可以自振可以自保之机。”（《南学会叙》）这里所说的“激耻以振之”、“自振”等等，显然与“振兴中华”是同一含义。<br/> 戊戌维新运动刚失败，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就如狂飚一般在中国大地上兴起了。在这一场伟大斗争中，义和团提出了“振兴中国”的口号。有一个材料说：“（义和团）初以捉拿洋教，振兴中国为名。”（《山东近代史资料》第3分册329页）在义和团的一些传单、揭帖、告白中，一方面指斥帝国主义“祸乱中华”的罪恶，一方面表示要“扶保中华，逐去外洋”的决心。尽管在这些文件中带有某些迷信色彩和笼统排外主义倾向，但在这层薄薄的外衣下包裹着的爱国主义实体却仍然是显而易见的。<br/> 在同一个历史时期里，不同的政治派别似乎是不谋而合地提出了大体相同的口号，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巧合。这表明，在当时，为“振兴中华”而奋斗，已经成为时代的要求，人心之所向，因此，这个口号的出现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了。一切爱国的、要求祖国独立和民族自由的人们，都强烈地感到“振兴中华”的必要性和神圣性。事实上，许多志士仁人，也正是在“振兴中华”的崇高信念的驱使下，纷纷投身到戊戌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和稍后的辛亥革命运动中去的。“振兴中华”曾是那一个历史时期促使人们从事革命的事业的强大推动力。<br/> 今天，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于中国人民前赴后继、不屈不挠的斗争，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取得的人民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已经被推翻，中国人民已经站了起来，建立了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近代史上这种为“振兴中华”而贡献自己一切的献身精神，仍然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
第5版()<br/>专栏：<br/><br/> 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一卷出版<br/> 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已将近两千年。我国学者和高僧研究佛教，或出经，或著论，或讲习辩论，代代相承，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典籍和史料，是我国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近数十年间，吕澂、熊十力、汤用彤、陈寅恪、陈垣等关于佛教思想和佛教史的著作多有创见，贡献很大。但是，至今我们还没有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系统完整的中国佛教通史。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开拓了这个园地。<br/> 这部书共八卷，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现已见书的第一卷，论述东汉、三国时期的佛教。以后几卷将依次论述从两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佛教。<br/>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形成<br/> 一个相当精密的宗教神学体系，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它对我国思想、文化、艺术、社会生活、政治经济都有过不小的影响。研究中国历史，不能不研究中国佛教的历史。<br/> 佛教源于印度，传入中国后，即与中国的儒、道思想和社会政治生活相结合，成为中国的东西。研究佛教思想和佛教史，必须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把它同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联系起来考察，把神学问题还原为世俗问题。这正是本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也是它不同于前人研究工作的地方。<br/> 任继愈说：“我们这部佛教史力求取材广泛，叙述详尽”，对佛经“力求用现代科学的语言，把它的本来意义介绍给读者，并提出我们的看法，给以评论”。从本卷已经可以看到，著者实现了这些要求。他们搜集了前人所未见的材料，吸收了国外学者研究的新成果，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加以分析，系统地阐述了佛教传入中国初期的历史。（吴黄）
第5版()<br/>专栏：<br/><br/> 《捻军史论丛》出版<br/> 捻军是中国近代史上与太平天国同时期的一支重要的农民起义队伍。太平天国失败后，他们和太平军余部结合起来，继续不屈不挠地进行战斗。建国三十多年来，在史学工作者的努力下，捻军史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最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江地的《捻军史论丛》，就是引起史学界重视的一个成果。<br/> 《捻军史论丛》集中了江地自五十年代起陆续发表的捻军问题研究的专题论文。这些论文的一个最大特点是：从时间上看，它包括了自一八○八年到一八六八年捻党的产生、捻军起义和最后失败的全过程；从内容上看，它涉及了整个捻军史中重要问题的探讨。<br/> （苏文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