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英名垂千古 业绩留天地
——忆左权同志
何廷一
四十多年前，我在左权同志直接领导下做参谋工作，前后达三年之久。回忆往事，他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至今历历在目。他的革命精神，使我永远怀念和敬佩。
遵义会议之后，我们少共国际师改编，我随师长彭绍辉同志到红一军团司令部。从此，我便在军团参谋长左权同志领导下工作。
左权同志是湖南醴陵人，1925年入党，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他在东征中屡立战功。他任红一军团参谋长时，年仅二十九岁，是一位年轻的红军高级指挥员，我以能在他领导下工作而感到自豪。
工作严肃认真，处理问题周到细致，待人诚恳和蔼，这是我初次见左权参谋长时留下的深刻印象。
我第一次见左权同志，是在遵义城里，请他审批干部委任令。我走进左权参谋长屋里，只见他正在聚精会神地审阅文件，看我去了，他便放下手上的文件，接过委任令，很仔细地看着，并不时抬起头来端详着我。我一时忐忑不安，以为我承办的文件出了差错。正当我内心不安的时候，左权同志看完了委任令，签了字，脸上露出了笑容。亲切地问我：“你叫什么名字？”“以前怎么没见过你？”“老家在哪里？”热情的话语，和蔼的眼神，使我内心的不安消除了。“想不到军团首长是这样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左权同志是受过高等军事教育又富有作战经验的军事家。他对党忠诚，对敌作战英勇，对同志诚恳热情，他不知疲倦地学习和工作。在他领导下工作，可以学到一个共产党员、红军战士应该怎样工作和生活的好思想、好作风。
红一军团司令部的参谋们都是二十岁以内的小知识分子，这在红军中已经是难得的人才，但要胜任高级司令部的参谋工作，仍然有一定困难。左权同志深知这一点，他在完成作战指挥任务的同时，对于行军路线、兵员补充、筹划给养、实力统计、通信联络、战斗报告等参谋业务，事无巨细，都一一过问，唯恐我们这些年轻参谋一时疏忽，造成战斗和工作的损失。他过问了的事，又不厌其烦地一一教给分管这项工作的参谋，让你从中得到教益。
长征途中，战斗非常频繁，生活十分艰苦，工作又异常紧张。左权同志无论工作多忙，对干部的成长总是放在心上，谆谆诱导，耐心帮助。
那是长征途中发生的一件事。部队四渡赤水之后，我红一军团从大渡河两岸向泸定急行军，执行抢占泸定桥的任务。大渡河两岸高山林立，悬崖陡壁，河边羊肠小径，蜿蜒曲折，军团司令部行军至冷碛对岸时，军团首长站在一个小丘上观察东岸我军行进的情况，我也走上小丘观看。下山后，正当我追赶队伍时，发现对岸残敌向我军扫射。突然，一颗子弹打中了我左腿肚子。当时规定，为了减轻部队的负担，对负伤的团以下干部一般是就地寄放在老乡家中。对于我这个十九岁的红军干部来说，这时内心十分焦急。我不愿离开培育我成长的党，我舍不得离开红军，我眷恋着朝夕相处的同志们。
这时，我们的科长陈奇涵同志向左权同志汇报了我负伤的情况，请示是就地安置还是带走。左权同志听完汇报，立即决定将我带走。陈奇涵同志回来后告诉我，左权同志决定让我随部队行动，并从师里调了一匹骡子给我骑。正是这匹骡子，使我能跟着部队前进。每当我回想这件事，发自内心的对党感激之情，真是难以名状。
左权同志具有我军优秀军事家的品德。他酷爱学习，注意总结经验，虚心听取和采纳下级的建议，认真发扬民主。
在学习上，他有很大的韧劲，除了作战、行军外，硬是能坐得下来，钻得进去，有时秉烛夜读甚至通宵达旦。长征时教育科有两个用煤油桶做的箱子，装满了军事书籍。每当行军、战斗空隙，左权同志总是派警卫员来取书看，这种良好的学习习惯，一直坚持下来，直至光荣殉国。
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八路军副参谋长，仍勤奋学习，不耻下问。为了提高写作水平，他拜一位报纸编辑为师。他常用古人的话：“世事洞明皆学问”，“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来自勉，并激励我们也这样做。
左权同志很注意总结作战经验，潜心研究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他认为这是传播抗战经验，实践党的抗日路线、方针、政策，指导抗日斗争的一项重要工作，因而每当总结作战经验，他都舍得花时间，舍得用力气。我值夜班时，经常看见左权同志屋内烛光闪烁到天明，我总暗自赞佩他的刻苦精神。
左权同志善于把战斗的具体经验，加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概括，写成军事专论。抗战初期，是左权同志革命斗争史中最光辉的一页，也是他军事才能得到最好施展的历史时期。这段时间，是我红军从1937年8月改编为八路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加入第二战区战斗序列的抗战初期，也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气焰最嚣张的时期。为了指导华北抗日战争，打击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人民的气焰，左权同志于1939年7月和9月，分析了华北以至全国抗战的形势，研究了对日军作战的大量材料，回顾了我党坚持抗战两年的历史，连续撰写了《坚持华北抗战两年中之八路军》和《“扫荡”与反扫荡的一年》两篇专著。这两篇文章，以对敌我形势的马列主义分析，战略战术经验的成功总结，坚持华北抗战前途的科学展望，振奋了全国军民的胜利信心，给“亡国论”、“唯武器论”、“恐日病”以沉重打击，奠定了晋察冀、太行、晋西北等抗日根据地的基础，引起了世界进步舆论的关注。在这两篇文章中，左权同志对自己队伍中一些同志对抗日形势的过分乐观情绪，也作了恰如其分的批评，指出我们坚持华北抗日斗争最艰苦的时期尚未到来，日本侵略者必将回师华北，“扫荡”华北，因而争取华北抗战胜利仍需万分努力。这些中肯的分析和科学预见，已经为华北后来的抗战所证实，左权同志也是在华北抗战最艰苦的1942年5月反“扫荡”战的后期英勇牺牲的。
长期的战斗生活中，左权同志善于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也善于听取别人、听取下级的正确意见，造成下级敢于同他争论问题的民主空气。1938年10月，我随朱总司令从延安到八路军华北前线总指挥部工作。我在作战值班中，接到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发来的作战电报，每晚几十份，有时近百份。这些电报数量多，情况多变，各根据地的关系、位置错综复杂。对于这些四面八方来的电报，总部既要及时向延安党中央报告，又要向蒋介石和阎锡山通报，还要向华北各根据地的我军和国民党军队通报。我初来乍到，对各根据地的关系、位置、山川河流的走向搞不清楚，就画一张草图附在电报后面。为了便于首长看电报和减少查找地图的时间，我起草了一份上报战报的规定，即上报战报要注明作战地点的关系位置。这件事得到左权同志的称赞。
左权同志是我军的卓越领导人。他对毛主席的战略战术思想和作战原则有深刻的理解，胸怀全局，深谋远虑，英勇机智，精明敏捷，以卓越的军事才能贯彻党中央关于华北抗战的方针，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1940年5月，日军分三路向我总部驻地——山西省武乡县王家峪进攻。这时朱总司令已回延安，日常工作由彭总和左权参谋长负责。他们指挥总部警卫团同日军打麻雀战，以少胜多，巧妙地指挥部队粉碎了日军的“扫荡”。
同年7月，为了粉碎日军的“囚笼政策”，彭总同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等同志研究后，决定在日军华北兵力分散，铁路沿线守备兵力减弱的情况下，利用华北遍地“青纱帐”的有利条件，组织正太路一线破袭战。总部决定后，左参谋长亲自草拟电报，彭副总司令审阅签发，很快发给各区并报军委。在战斗开始并且取得了一些胜利后，各根据地有不少武装力量乘敌伪仓皇撤退时，自动参加了战斗，自发地奋起追歼敌伪，加上原布置的二十二个团，共有一百零四个团。这就是有名的“百团大战”。
左权同志是爱护干部的典范。在长征途中，在抗日前线，他对于干部都给予教育、关怀以至鞭策，红一军团司令部的参谋们不少同志受过左权同志的表扬和批评。有一位搞实力统计的参谋，对实力情况、战斗力和装备器材的变化搞得很准确，文件写得也好，左权同志就要我们向他学习。
1940年7月，组织上送我去延安学习。临行时左权同志同我谈话，对我说：“你门门都懂一点，但门门不通，你应该精通一门，为我党和军队建设多做贡献。”但是，在延安我并没有学哪一门专业，在以后漫长岁月里，我也没有达到左权同志对我的要求，今天回想起来，深感内疚。
1942年6月初，我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听到左权同志牺牲的噩耗，悲痛万分，延安各界为左权同志举行了追悼会，朱总司令写了悼念左权同志的诗：
名将以身殉国家，
愿拚热血卫吾华，
太行浩气传千古，
留得清漳吐血花！
周副主席为《新华日报》写了代论：“遥望大河以北，……万千个左权同志的化身继着起来，千百万的人民和军队将踏着他的血迹前进”，“行见太行之巅，高树起左权同志的胜利旗帜，数十万八路健儿，北下平津，东出榆关，那便是我们的复仇期了。”朱总司令和周副主席的诗文，概括了左权同志光辉灿烂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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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忆彭总二三事
戎子和
我是在1938年3月初在山西晋南浮山县山交村认识彭德怀同志的。此后，我在太行区工作时经常和他有接触。在军事、党政、财经方面，我听过他多次讲话，得到很多的教益，同时，也曾受过他几次批评。他严于律己、持身俭朴、不徇私情、反对浪费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1941年到1942年，日本侵略者加紧对我晋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推行“三光政策”和经济封锁，边区军民生活很艰苦。彭总提出“军民生产，厉行节约”克服困难的方针，他自己首先以身作则，带头执行。就在这期间，我看到北方局几位负责同志好久没有纸烟抽，就从边区税务局没收的几盒纸烟中，要了两盒送去。不几天，北方局召开工作会议，在会上，刘锡五同志（北方局组织部长）拿出一小包纸烟抽起来了，彭总看见了，问：“你这纸烟是从哪里来的？”刘说：“是戎子和送的。”彭总听后发了火，厉声批评了我。我听了他的批评，很悔恨。张友清同志（北方局宣传部长）见我难过，对锡五同志说：“好！这一下戎子和再也不会送烟给我们抽了。”
1940年2月底，抗日军政大学一部分学员从晋察冀边区转移到太行区。1941年后半年在校部驻地邢台县将军墓村举行五周年校庆，搭了一个简易的棚子，由学校剧团演了两次戏，并请了当地县、区、村干部和几位统战人士会了一次餐。事后，彭总认为多花了一些钱，在一次会上，当面提出了严肃的批评：“这次纪念会，是属铺张浪费。”到会的同志听了，为之肃然。
1942年5月，日本侵略者大举“扫荡”太行山我抗日根据地，彭总和一部分同志冲出重围后，集合了总部、野战政治部、北方局、太行区文救会等部分同志约100余人，从辽县十字岭一带转移到武乡东山一带，生活很苦。那时我也到了位于武乡的三军分区，得知彭总一行人马疲累，生活困苦，就动员专员邓肇祥、分区司令员鲁瑞林同志从各自机关养的猪中，送一头去慰问。肇祥同志同意了，鲁瑞林同志不敢送，说：“彭总的脾气我是知道的，如送去他不要，还要受责备。”专员见司令员不敢送，他也不送了。由此，可见彭总严于律己的精神和与人民同甘共苦的作风，在干部中的影响是何等的深刻了！
1942和1943两年，晋冀鲁豫边区大部分地区，遭受几十年未见的大旱。为了度过灾荒，党号召党、政、军和群众团体的干部和战士，每人每天节约3到4两粮食（16两1斤），军队每人由1斤半小米降到1斤4两，党政群干部每人由1斤4两小米降为1斤，并号召每人交干野菜100斤。部队后勤部门鉴于总部和一二九师几位领导同志体质明显下降，特提出给每人每月补助两斤肉，多给点面粉，少给点粗粮。这个提议被彭总知道了，立即找总后一位负责同志来，问明情况，并且指出：“度灾荒，要与人民同艰苦；我身体很好，不需要补助，如要照顾，只照顾一些伤残同志和病员，如蔡树藩同志等。”原来提出的那个办法，由于彭总不赞成，结果没有实行。
此外，还有一件令我难忘的事，是他的艰苦朴素的生活。一次，我到他住的房子里谈话，看到他同浦安修同志共用一条只剩下半截的洗脸毛巾，已经由白色变成灰褐色，且有三、四处窟窿，他却舍不得扔掉，还继续使用。
常听见有人说，小节无关重要，只要大节不损就行了。也常听人说“小节不拘，终累大德”。当然，我们看一个干部和党员的好坏，主要以大节为标准，但小节也不能不注意，有些同志常常因为不注意小节，日积月累，终致铸成大错。彭总的这些小事，永远铭刻在我的脑中，不能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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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血洒玉林 功高八桂
——记中共广西省委第一任书记朱锡昂
冬 生
“血洒玉林，芳流千古。功高八桂，痛切同侪。”这是韦拔群同志1930年6月8日在广西地下党为悼念朱锡昂同志遇难一周年而秘密举行的奠祭活动中献给烈士的挽联。五十多个春秋过去了，朱锡昂同志的艰苦斗争事迹和英勇献身精神，一直激励着人们。
朱锡昂同志1887年生于广西博白县一个教师家庭，15岁就考中秀才。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加紧侵略和掠夺，朱锡昂同志目睹清王朝的腐败，怀着科学救国、工业救国、教育救国的心愿，考进了广东高等工业学堂。就读期间，他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在孙中山先生“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口号激励下，秘密加入了同盟会，投身于反清救国的革命运动。在著名的“黄花岗起义”中，他秘密组织一批同学参加起义工作，并担任外地起义部队攻打清军总督府的向导。
袁世凯复辟称帝之后，锡昂同志愤而投笔从戎，参加了讨袁护国军，任广东护国军第二军秘书长。这位辛亥革命的志士，始终站在孙中山先生的战斗行列中，为救我中华而英勇奋战。
辛亥革命的成功，给锡昂同志带来了一点胜利的希望。他先后被委任为广东新会县知事、郁南县县长、广西省议员、广西省议会秘书长等职。任职期间，他仗义执言，刚正不阿，满怀济世救民之志。但现实使他失望，军阀混战，衙门黑暗，人民怨声载道，他虽为官清正，可又怎能
“力挽乾坤”？他毅然放弃高官厚禄，返回玉林任广西省立第九中学校长。他多方聘请思想进步、有真才实学的老师到校任教，并倡导老师勇于探索，广开言路，大胆施教，使省立九中誉满两广。
1924年1月朱锡昂同志去广州，见到了孙中山先生，并结识了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中国共产党人。秋天，他代表广西教育界到长沙参加全国教育会议。当时长沙的革命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迅猛发展，这对如饥似渴地追求真理的朱锡昂，是很大的鼓舞和促进，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会后，他以“教育考察专员”头衔代表中国政府到日本考察教育。在中国共产党日本留学生支部的帮助指导下，他认真研究、探讨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于1925年初，在日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朱锡昂同志入党后，成为我党在广西早期的一个杰出的革命活动家。他以在教育界的合法地位，奔走于上海、广州、武汉、香港、玉林等地，积极从事党的工作。他在学校里开办了一个社会科学班，组织师生阅读、讨论他从日本带回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培养和造就人才。“五卅”惨案后，玉林组织了“上海五卅惨案玉林各界后援会”，朱锡昂同志任会长。他筹办销售进步书刊的“合作社”，主编进步刊物《玉林青年》，组织学生话剧团演戏，募捐汇往上海，又发动群众抵制日货，跟奸商作斗争。他还经常深入城郊农村，调查农民现状，了解农民的疾苦，形象生动地向他们宣传马列主义理论，不断提高农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在党的领导下，经过朱锡昂同志的发动和组织，玉林地区学生联合会、店员工会、泥木工会、革履工会和农民协会纷纷成立，革命力量发展很快，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恐慌。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宣传部长电令朱锡昂停止带领各界群众“闹事”，朱锡昂复电严词驳斥。国民党当局又许以教育厅长等高位，亦被朱锡昂拒绝。多少威胁利诱，都挡不住他革命到底的决心。
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无数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逮捕杀害，党组织受到破坏，朱锡昂也遭到当局的通缉追捕，被迫离开玉林，秘密前往广州、香港、南洋各地。南昌起义后朱锡昂立即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了广西地区的工作，按照党的决定，他参加了张太雷、叶剑英同志领导的广州起义。
1928年1月，朱锡昂同志受中共两广区委的委派率领俞作豫（后任红八军军长）、朱光（后任八路军政治部秘书长）等十几位同志，从香港秘密返回广西，负责恢复广西党的组织，领导广西的革命斗争。他们在北流县城，建立了党的地下联络机关“华丰”商行，在黎家庄设立了党的办事机关。为了统一和加强领导广西的革命活动，根据党中央和中共两广区委的指示，1928年6月中旬，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贵县圩心街广东巷61号秘密召开，党中央代表恽代英同志参加了大会，朱锡昂同志当选为广西省委书记。
朱锡昂同志是知识分子出身的领导干部，但他极为重视党对农民运动、农民武装的领导和建设。省“一大”结束后，朱锡昂同志和当地党的领导人一起，举办农运骨干训练班，亲自用方言讲授“社会发展史”、“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农村的工作”等课题，生动形象地宣传革命理论，大大提高了他们的思想觉悟和工作水平。通过对农运骨干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广西各地开始建立起农会组织和农民自卫军，农会的旗帜几乎插遍桂东南各地。在各地农民武装普遍建立的同时，他指派俞作豫、黄家谷等同志四处筹集武器，建立农民自卫军，团结、教育、改造了六万大山地区的一支以丘宏才、丘大伯为首的“绿林军”，随后组建了由我党领导的玉林五属（指玉林、兴业、博白、北流、陆川五县）农民自卫军，这支武装后来改编和扩充为我党直接控制的广西警备总队第五大队，参加了龙州起义，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的组成部分。
朱锡昂同志经常身穿黑布短衫，头戴斗笠，身背长烟筒，肩挂布口袋，步行到各地农村。他白天和农民一起劳动，晚上和群众促膝谈心，深得广大农民群众的爱戴。他经历过多次危险，都在群众掩护下化险为夷。同志们担心他的安全，他却说：“一个人迟早总要死的，为真理而死，为大众利益而死，死也甘心，死也有价值。”
在北流县黎家庄省委机关，朱锡昂同志以全部精力筹划全局，指导全省，工作十分繁忙。但他总是自己动手，起草誊写各种宣传材料，常常工作到夜深人静。他患有严重的肺病，经常咳血，但是他始终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顽强地工作和战斗。有时他病倒在床上，仍然看书学习，处理来往文件和情报。他经常化名来往于南宁、桂林、梧州等国民党严密控制的城市。他还几次冒险秘密前往香港，向中共两广区委汇报情况、请示工作，使党中央和两广区委及时掌握广西形势，有效地领导广西的革命斗争。
1929年6月初，广西省委计划利用敌人的矛盾，组织暴动，决定在玉林县榕木根村召开筹划武装起义的会议。国民党玉林县县长侦得消息，出动一百多武装人员，在黎明前将村子包围。朱锡昂因眼睛高度近视，在突围时眼镜脱落，看不清道路，行动缓慢。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他命令身边的四个武装人员分别迅速突围，自己在后掩护。同志们脱险了，朱锡昂同志却因寡不敌众，不幸被捕。
在敌人的囚牢里，朱锡昂同志遭受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敌县长审问他：“你们究竟有多少共产党员？”朱锡昂同志义正辞严地说：“共产党员多得很，每人一根头发就可以把你们压死。”“你不怕杀头？”“共产党人是捉不完杀不尽的，共产党必然胜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在大义凛然的共产党人面前，敌人瞠目结舌，无法继续审问。
朱锡昂被捕以后，党组织多方营救，人民群众愤怒地到反动县政府示威抗议，并酝酿劫牢。国民党当局害怕人民的力量，终于下毒手了。1929年6月8日深夜，敌人把朱锡昂从监牢里提出来，无耻地欺骗他说：“你的事情本县无法解决，送你到省里去。”有着长期对敌斗争经验的朱锡昂同志，识破了敌人的诡计，整整衣衫说：“要杀就杀吧！我虽死犹生，你们总有一天会彻底灭亡！”豺狼成性的敌人把朱锡昂同志押到玉林城外北角楼城墙脚公路旁，秘密地杀害了。
朱锡昂同志遇害时，年仅42岁。敌人为了灭迹，将尸体抛入东岳岭万人坑中。党组织和群众在夜间找到遗体，秘密埋葬于东岳岭。朱锡昂同志虽然牺牲了，广大人民却深深地怀念着他。他遇难周年那天，工人、农民、学生和群众在东岳岭举行盛大的祭奠活动。在烈士的坟墓上，摆着无数的花圈、鲜花，挂着各式挽联，韦拔群同志的挽联尤为醒目，催人下泪。党组织为纪念朱锡昂遇难一周年而决定举行的示威，一夜之间在数县同时并举，使得国民党当局十分恐慌，这次示威显示了革命的力量，鼓舞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