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文艺·政治·人民
王若水
政治和文艺一样，本身不是目的；它们都要为人民服务——文艺作为精神生产，要满足人民的精神需要，这比“为政治服务”的内容丰富得多——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不是单方面地服务和被服务关系，而是互相影响——文艺和政治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都既有适应的一面又有不适应的一面——创作的自由和作家的责任是统一的——与其提一切服从政治，不如提一切服从人民的利益，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人民是目的，人民是主人。
一
有的同志对不用“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想不通。我想谈谈我的认识。
在建国以后的十七年中，“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三个口号常常交替使用，并没有严格区分，实际上当作一个意思。1962年由文化部党组和文联党组联合起草的《文艺八条》就这样说：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就是为工农兵的利益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服务，为全国和全世界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那么，为什么现在中央提出，作为文艺方向的总的口号，不用“为政治服务”，而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来代替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提一个问题：如果文艺为政治服务，那么政治又为什么服务呢？
多年来，我们只听说“文艺为政治服务”、“教育为政治服务”、“哲学为政治服务”、“科学为政治服务”、“体育为政治服务”等等，可几乎从来没听说过政治是为什么服务。政治好象成了一个至高无上的东西，一切都要为它服务，一切都要从属于它。这就产生一个问题：政治本身是不是目的？文艺本身不是目的，这点比较明确。资产阶级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在我们这里是没有市场的。可是难道“为政治而政治”就是正确的吗？当然，我们的许多工作和任务，都是有政治目的的。“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从某种意义上说，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可以是一个目的。但归根结底它不是目的。人民民主专政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属于政治的范畴。我们需要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但我们还应该问：人民民主专政要来干什么？政治需要别的东西来为它服务，但我们还应该问：政治又是为什么服务？
斯大林说过，一定的上层建筑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那么，无产阶级的政治应该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毛泽东同志说，“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毛选》第五卷第366页）这就清楚地说明，专政本身不是目的，它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为生产服务的。但是，正如斯大林指出的，社会主义生产本身也不是目的；它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满足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这就是说，政治为经济服务，归根结底是为人民服务。
既然这样，文艺为政治服务，归根结底也是为人民服务。但是“文艺为人民服务”这个口号的含义却比“为政治服务”宽广得多。文艺是一种精神生产；象物质生产是满足人的物质需要一样，文艺是满足人的精神需要。当然，文艺要教育人民，但受教育也是人民的一种精神需要。除此以外，人民还有审美的需要，娱乐的需要，休息的需要，等等；文艺也应该满足这些需要。有的同志说，文艺为人民服务，要通过政治这个“中介”。我看不一定。总的来说，文艺和政治有密切关系，文艺不应该脱离政治。这是必须肯定的，但是不能推到极端。我们不能要求每一首诗歌，每一幅绘画都有政治内容；也不能说没有政治内容就是人民所不需要的。人民的精神需要是多种多样的，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方式也是宽广的。这些丰富的内容，是“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包括不了的，也是“为经济服务”或“为生产服务”的提法容纳不下的。所以，还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提法好。社会主义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为社会主义服务也就是为人民服务。
二
要求文艺为政治服务，是由于担心文艺会脱离政治。但是，政治是不是也会脱离人民呢？政治一旦不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人民服务了，那么文艺应该怎么办呢？
这并不是凭空提出来的一个怪问题。让我先从理论上说起。
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服务”这个字眼，可能是斯大林提出来的。作为一种要求，这样提是对的；但事实上是不是必然这样呢？斯大林的说法也有些含混。一方面，他说“不这样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他又说“只要上层建筑拒绝起这种服务作用，只要上层建筑从积极保卫自己基础的立场转到对自己基础漠不关心的立场，……它就会丧失自己的本质，不再成为上层建筑了。”（《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这又好象说，上层建筑有时也会不为基础服务的，但那就不能叫上层建筑了。不叫上层建筑，又叫什么呢？不管叫什么，事实上文艺和政治都会有不为经济基础服务，或者与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情况。
关于这个问题，我以为恩格斯的说法是对的。他说：“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马恩全集》第39卷第199页）恩格斯既没有用服务和被服务来概括上层建筑和基础的关系，也没有用这个来概括政治和文艺的关系。他说政治和文艺是互相影响，而两者又都以经济为基础并且反过来影响经济基础。这个“影响”的含义就比“服务”宽得多。政治怎样影响经济呢？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就解释过，政治权力可以朝两个方向起作用：或者是它顺着经济发展的方向起作用，这就是促进经济的发展；或者是朝违反经济发展的方向起作用，这就会阻碍经济的发展，最后是政治权力在经济的压力下陷于崩溃。总之，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权力，是可能对基础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的，是可能不为基础服务的。
回顾我们自己走过的道路，有助于理解这个观点。建国以来，的确发生过政治权力对它的经济基础漠不关心，甚至不惜破坏经济基础的情况。“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运动，就是“朝违反经济发展的方向起作用”的。政治斗争冲击了一切，包括自己的基础。人民赋予的权力脱离了人民的控制，反过来给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在这种异化的情况下，“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会起什么作用呢？
这是实践提出的一个新问题，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不可能提出这个问题。那时，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正确的，的确集中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愿望和要求，所以，那时在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同时，又提出文艺从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革命的作家并不感到这两种说法有多大差别。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作家应该这样去服务。但是，在路线、政策发生错误的时候，“为政治服务”和“为人民服务”在事实上就难以协调一致了。
我们都记得十年内乱中文艺面临的命运。由于简单化地看待文艺和政治的关系，又把文艺从属于政治解释成从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而当时只有两条路线，你不属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路线”，就属于“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就是“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了。这就是要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根据。许多“文字狱”就是这样造成的。一些舞台上存在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现象，也被“上纲”成为使国家变颜色的政治问题。有的同志以为，“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之所以产生流弊，只是因为被错误地解释成为政策服务或为某一时期的具体政治任务服务；如果解释成为路线服务，就没有问题了。事实证明并不是这样。
当然，我们所说的政治不是少数人的政治，而是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但是，建国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以群众运动的形式出现的，而这些政治运动并不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文化大革命”算是什么政治呢？林彪、“四人帮”搞的那一套当然是封建法西斯的政治，但“文化大革命”不是少数几个人的问题，这是党的问题，是党犯了错误。而且，至少在初期，它是以群众运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千千万万的群众卷入了这个运动，尽管有抵触，但还是跟着犯了错误。在我们国家里，无产阶级是由党来代表的，无产阶级政治就是党的活动，就是党的理论和实践，就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离开这一点，还到那里去找抽象的“无产阶级政治”呢？那种纯而又纯的，百分之百正确的“无产阶级政治”，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我们不能用理想来代替现实。群众也好，政党也好，领袖也好，都是会犯错误的。不能说无产阶级政治就不会有错误，也不能说一旦有错误，就不能叫无产阶级政治了。这种说法，等于肯定无产阶级是不会犯错误的。哪有这种事？！历史上无产阶级犯的错误还少吗？出现了马克思主义以后当然不同了，但是也仍然免不了犯错误。政治如果发生了错误，那么就应该根据人民的利益来纠正。人民也有权批评，包括通过文艺的形式来批评。天安门诗歌既是对“四人帮”的声讨，也是对当时政治的批评。当然，天安门事件也是群众的政治运动，因此天安门诗歌也可以说是为群众的政治斗争服务的。但是，与其提一切服从于政治，文艺也要服从政治，不如提一切服从于人民的利益，文艺和政治都要服从人民的利益。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人民是目的，人民是主人。
三
从创作实践看，即使是在以经济建设为题材的作品中，“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也造成了不少弊端。例如过去写工业题材的作品，总是跳不出反右倾，反保守的主题。写工厂搞技术革新，知识分子总是保守的，厂长往往是迷信专家的，工人总是技术革新的闯将，背后又总有阶级敌人搞破坏，最后又总是党委书记正确，他一出来抓，问题就解决了。现实生活当然有这种情况，但大家都这样写，成了一个公式，这就不对了。一方面，在工厂农村中大量存在着瞎指挥、搞冒进的情况；另一方面，文艺作品中大量的却是反保守，几乎看不到瞎指挥、命令主义的党委书记形象，看不到正确、先进的技术专家的形象。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文艺和现实的矛盾呢？因为多少年来我们党一股劲儿反右，文艺要从属于这个政治么！本来是政策有偏差，脱离了实际，却还要文艺来为它服务。于是作家也只能脱离生活的真实，按照这种政策的框框来写作，又用这种作品反过来证明政策的正确。这样的“为政治服务”，岂不是帮倒忙？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恢复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优良传统，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另一方面，作家也解放了思想，敢于从生活真实出发，同时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这样，我们的文艺又开始有了真实性和政治性的一致。
我们需要创作的自由，这种自由是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我们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名词不要引起误解，好象资产阶级艺术是非常自由的。其实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艺术也是商品，它要为资产阶级服务，为金钱服务，摆不掉“票房价值”的束缚。为了票房价值，可以诲淫诲盗。一方面看，这似乎很自由；但从另一方面，这是受金钱支配的艺术，不是自由的艺术。很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我们一些文艺，也有“向钱看”的苗头了。我不是说根本不要重视票房价值，而是说不能把这放在第一位，不能为了票房价值而去迎合一部分观众或读者的落后意识或低级趣味。这样做不能叫满足人民的需要；人民真正需要的是对他们有益的东西，至少是无害的东西。这样做也不能叫为人民服务，而是为票房价值服务。光讲票房价值，“阳春白雪”就不如“下里巴人”。我们不要滥用创作的自由。我们常说自由与纪律的统一，但在这里我宁肯讲自由与责任的统一。纪律是外加的，而责任是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创作的自由与作家的责任是统一的，我们有创作的自由，但不是可以不负责任。我们要对人民负责，对社会主义负责。邓小平同志讲过了党的领导不要对文艺横加干涉，这正是加重了作家、艺术家的责任。
四
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产生于急风暴雨的革命战争年代。那时人们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政治上，这个提法的出现是可以理解的。以后从这个提法产生了“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一直沿用下来。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后，才有可能对这个口号重新加以审查。人们也才可能给予政治一个恰当的地位，并且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待文艺的社会功能。
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又反过来影响社会生活；这个“社会生活”，就包括政治和经济。另一方面，无产阶级政治不仅要为经济服务，也要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
斯大林提出的上层建筑不可能不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观点，强调了两者一致的一面，却忽视了两者的矛盾。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看到了这一点。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也“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从意识形态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则是和这个基础相矛盾的；从政治上说，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是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而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的缺陷，则是和这个基础相矛盾的。我在前面讲到“文化大革命”产生的矛盾，那可以说是一种极其特殊的情况，但是在正常的情况下，也仍然会有毛泽东同志在这里说的矛盾。根据三十多年的经验来看，即使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本身，除了适应的一面以外，也还有不适应的一面，即落后于社会主义现实的需要；而我们的政治体制还不完善，法律也还不完备，这也是不适应经济基础的。
总之，无论文化还是政治，都既有适应经济基础的一面，又有不适应的一面。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是要通过艺术上不同形式风格的自由发展和科学上不同学派的自由争鸣（包括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办法，让真、善、美战胜假、恶、丑，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这就是党对文化的政治领导。这就是党为人民服务，使文化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和人民的需要。同样，文艺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对党的正确领导加以歌颂，对官僚主义、不正之风加以批评，这就是文艺对政治的影响。这样做也是为了使政治更好地适应经济基础，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总之，既然政治和文艺都是为人民服务的，那么就都有一个服务得好不好的问题，而这个问题要在实践中检验。凡是有利于社会主义，有利于人民的，就要肯定；凡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人民的，就要改正。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本文是王若水同志1980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文艺理论讨论会上讲话的一部分。这次发表时作者作了修改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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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牧马人》在青年中
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故事片《牧马人》上映以后，在共青团北京市委的倡导下，最近一些单位的团组织举办了以座谈《牧马人》为主要内容的专题团日活动。许多团员、青年结合本行业及本职工作的特点进行了座谈讨论，谈了这部影片给他们的启发与教育。现将部分青年的观后感摘登如下：
汪永才（北京饭店团干部）：
电影《牧马人》体现了中国人的志气，有强烈的民族感，使我深受教育。我们饭店每天要接待各国的来宾，在我们这里工作的个别青年，由于盲目地羡慕人家的一些生活方式，以致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因此向许灵均学习，做个有志气的爱国者很有必要。
杨宝仁（北京饭店服务员）：
我们服务科是外事工作的第一线，外宾经常问我们的家常。有极个别的外宾还向我们宣传他有多少汽车、别墅、财产，还要送黄色图片给我们。所以如果我们的意志不坚定的话，是很容易走上邪路的。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的国家虽然现在比较穷，但我们一定能够用自己的双手改变这一落后面貌。我们应该象许灵均一样，树立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思想。
吕沁舟（朝阳区工读学校学生）：
影片中最使我激动的是许灵均被下放到祁连山后，一天夜里躺在马槽里准备轻生，但他想起了鲜红的少先队旗，想起了党和人民给他的温暖，于是他有了生活的勇气。我的心被这组镜头紧紧揪住，眼泪夺眶而出。我也曾生活在一个幸福的环境中，但是由于自己不注意思想改造，盲目追求西方的东西，曾认为人生在世就是吃、喝、玩、乐。我一度离校在社会上流窜，一步步走向深渊。当我觉得无路可走时曾想过自杀，是工读学校和老师挽救了我，使我获得了第二次生命。看了《牧马人》后，我觉得过去自己的精神太空虚了。影片使我懂得了人生的意义，对于金钱的概念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金钱可以买来灯红酒绿的生活，但买不来人们心灵中最美好的东西，买不来对祖国的爱。影片中李秀芝非常爱自己的祖国，她说：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这通俗易懂的道理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里。我们这些失足青年如果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会被人嫌弃的，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我们这些凋谢的花朵才能有机会重吐芳香，我们是多么幸运啊！我要向许灵均那样勇敢地生活，热爱生活，做一个精神上的富有者，将来为祖国的四化建设做出贡献，让生命更有意义。
杨玉兰（朝阳区工读学校学生）：
影片中李秀芝教育孩子说：“只有自己挣来的钱花得才有意思，花得才安逸。象我买盐，我知道这是我卖鸡蛋换来的；我买辣子，我知道这是我割稻子挣来的……，不是我们自己挣的钱一个也不要，这叫志气。”这番话深深地感动了我。我懂得了金钱的富有不是真正的富有，精神上的富有才是真正的富有。过去我就因为有好逸恶劳，贪图钱财的坏习惯，才犯了错误。在我来到工读学校以后经常劳动，虽然有时比较累，但是我觉得劳动有意义，心中充满了幸福和对新生活的向往。我一定要以李秀芝为榜样，在劳动中冲刷自己身上的污点，立志做一个有出息的好青年。
王石丰（首钢机械厂青年工人）：
我们作为电影观众，应该分析一下许灵均为什么热爱祖国，又是怎样去爱国的。许灵均从自己的磨难中看到了祖国的磨难，又从自己的平反昭雪看到了祖国的希望，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在我们这个国家，国和家是分不开的。所以他决心留在祖国，同祖国一起前进。爱国决不是抽象的，它应该具体表现在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力量的劳动中。我们作为首钢的青年工人，在今天就是要通过全面地贯彻执行经济责任制把生产搞好，为国家提供更多的物质财富，这才是爱国的表现。
王淑珍（北京189中团干部）：
《牧马人》这部影片好象在演我的过去。我也是一个曾在队旗下宣誓的少先队员，有着一颗爱党爱国之心，但在“文革”中因犯“出身罪”挨整被劳改。在逆境之中就是那些朴实憨厚的工人、农民给了我生活的勇气。他们说：好好干，别信邪，好人受气的日子不会长久。这些语重心长的话就是人民的声音。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哺育我成长的土地。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人民自发地抵制来自各方面的整人运动，这种实事求是，伸张正气的态度真值得好好歌颂。
许灵均放弃了万贯家财，放弃了某些青年梦寐以求的出国机会，他是亿万为四化奋斗、不为名利不怕苦累的中国人民的代表之一。而他父亲虽是财产上的富翁，却是精神上的乞丐。看了影片后能给人向上的力量，能使我们懂得什么是理想，什么是人生的价值。
张振顺（大栅栏房管所青年）：
看了电影《牧马人》，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教育课。二十年的右派生活没使许灵均消沉，他仍然对祖国的前途充满了信心。他的父亲——亿万富翁要带他去外国过舒适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许灵均想到：人生的价值不是以物质享受作为尺度来衡量的，而是以对社会主义祖国贡献力量的精神境界的高低来衡量的。他安心在他过牧马生活的地方做一名普通的小学教师。我自己现在的生活工作条件比他好得多，可是自己以前对房管工作不满意，总想调到工厂去，这种思想真对不起把我养活成人的祖国和人民。今后我决心努力工作，在房管部门扎下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李坚（清华大学学生）：
看完《牧马人》后，最使我感动的是许灵均身边的那些朴实的牧民，他们在许灵均困难的时刻竭尽全力帮助他摆脱了轻生的思想，重新树立起生活的信心。爱国不是空洞的，我们的人民可爱，我们的历史可爱，国土可爱，对我们青年来讲，祖国的未来更可爱。影片为我们这些尚不了解生活的青年们展示了一幅生动的社会画面。它告诉我们，无论祖国在十年动乱中经历了怎样的灾难，尽管社会上不正之风尚存，但我们人民的优秀素质是不容置疑的。这使我们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李焕萍（北京4中团干部）：
我们青年人经常爱说自己是不幸的，被耽误了。经过十年动乱，谁的心灵上没有阴影和创伤？但诅咒过去永远代替不了建设未来。许灵均要比我们不幸得多，可是他没有抱怨、消沉，而是给祖国母亲献上一颗赤子之心。他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但他那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的主人翁责任感是多么值得我们学习啊！我们青年学生应该象许灵均那样把自己和祖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要坐而论道，而要为祖国的四化建设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雨 嘉 王蒀荣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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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文艺评论工作的几点建议
罗源文 戚俊民
近年来，文艺评论开始活跃，许多评论写得观点鲜明、言之成理，对繁荣文艺创作，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但也应该看到，与文艺创作相比较，文艺评论依然很薄弱。问题在哪里？我们觉得重要的一点，是文艺评论工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没有真正做到正常化和经常化。
为了做到文艺评论正常化，我们提出下列几点建议：
一、更好地把文艺评论队伍组织起来。散兵是没有战斗力的。搞文艺评论的人本来就不多，经过二十多年来风风雨雨的吹打，更是布不成阵了。许多地方，从事专业文艺评论的人很少，甚至连一个也没有。由于林彪、江青一伙恶劣的影响，使有的同志一听到文艺评论，就反感、害怕、抵触、反对、敬鬼神而远之。加上其他的一些原因，一些原来搞文艺评论的人，均相继改行搞创作或别的工作去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不首先着手进行文艺评论队伍的建设，自然也就难使文艺评论工作正常化与经常化。有同志感慨地说：我们只见有二十来岁的小说家和诗人，而二十来岁的评论家、杂文家却少得屈指可数。情况表明，培养文艺评论人才，刻不容缓，文艺评论的力量需要迅速加强。
二、支持文艺评论工作的正常开展，在业务学习和深入生活等方面给他们提供种种方便。文艺评论如果缺乏书本知识和实际生活知识，就无法下笔，写出有独到见解的文章来。因此，应当要求文艺评论工作者比搞创作的人学习得更好一些，才能够对文艺作品和文艺问题提出正确的独到的见解，成为作家的益友，促进创作的繁荣。目前，迫切需要大力提倡文艺评论工作者思考、探讨问题，展开争鸣。继续遵循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一系列有关指导方针，深入贯彻全国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精神，既要继续克服“左”的影响，又要进一步纠正脱离党的领导、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这样才能有助于文艺评论队伍本身水平的提高，同时，使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一同前进。
三、开辟和扩大文艺评论园地。现在全国文艺期刊很多，而属于文艺理论的期刊太少。这里用得着一句成语：“寥若晨星”。看来原因很多，怕惹是非，可能是其中一个。某报副刊就曾经一再声明，对有争议的文艺问题一般不予刊登，以免一展开讨论，难以应付、无法收场。这实际上就只有“百花齐放”，而没有“百家争鸣”，归根结底，大大不利于“百花齐放”。有的刊物认为，文艺评论不是创作，知识性、趣味性不强，读者不喜欢。有的文艺期刊连仅有的百分之几的小小园地也索性划给文艺创作者去耕耘了，没有园地，何来佳花大树！
四、改变对文艺评论工作的错误看法。现在，视文艺评论工作为“低能儿”的并不是个别人。在这些人看来，文艺创作需要才华，而文艺评论谁都可以动笔。甚至，有的作家也这样说：“我搞创作怕不行了，今后写点评论算了！”翻开中外文学史，许多伟大的作家，同时也是出色的评论家。创作《人间喜剧》的巴尔扎克，不是在他创作的旺盛时期，写了《司汤达研究》这样出色的文艺评论吗？缺少才华，是写不出如此有才气的评论来的。象鲁迅、茅盾、巴金等现代文学大师们，他们不是在创作不朽著作的同时，写了许多至今还闪烁着光辉的评论么？其实，写一篇好的评论，并不比写一篇好的作品省力，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更多的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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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动态
组织戏剧家深入部队参观访问
最近，在总政文化部的邀请和支持下，中国戏剧家协会组织的北京戏剧家访问团，由凤子、吴祖光、蓝光同志率领，赴北京部队在保定、天津的驻军和北京卫戍区某部参观访问。
访问团中有著名剧作家、青年剧作者、剧院负责人、戏剧院校的教师和戏剧刊物的编辑人员。
总政治部和北京军区的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的领导同志对这次剧作家深入生活十分重视，对访问团的活动、生活做了周到细致的安排。在短短的8天里，访问团的同志通过部队领导的介绍和观看幻灯、电影、展览等，了解了这些英雄部队的光荣历史；听取了先进集体和个人的报告，了解了指战员学雷锋、反腐蚀、建设精神文明的先进事迹；观看了部队严格的正规化训练和军事表演。
访问团的同志们说，这次访问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收获很大，亲眼看到了党的三中全会和六中全会以后，部队在建设精神文明和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发生的巨大变化，增进了对部队的了解。指战员们的崇高的思想境界、高昂的斗志，使我们受到深刻的教育。通过这次访问更进一步加深理解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才能创作出人民喜爱的作品。有的同志表示要长期到部队来生活，有的已找好了生活点，定了“合同”。看到可爱的战士和丰富的生活素材，引起了作者们强烈的创作欲望，大家激动地说，我们今后只有加强责任感，写出较多较好的反映部队生活的文艺作品，才不负党和人民以及解放军指战员的殷切希望。
（柏松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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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动态
奖励优秀军事题材文学创作
一九八一年《解放军文艺》优秀作品评选将于近日揭晓，以奖励优秀军事题材的文学创作。
此次评选，是经读者、部队各大单位文化部门推荐，采取群众、有关领导部门、专家和编辑部同志相结合的方法，共同研究评定的。获奖作品以反映部队现实和革命战争生活为主，也包含其它题材的作品。
获奖的短篇小说有王海鸰（女）的《她们的路》（三月号）、齐平的《白云岛》、海波的《啊，兵！》（一月号）等八篇；报告文学有朱秀海、袁厚春合写的《河那边升起一颗星》（十二月号）、江永红、钱钢合写的《“蓝军司令”》（八月号）等四篇；散文有王树增、张嵩山合写的《通往发射场的路》（七月号）等四篇，共十六篇。这些作品的作者，大部分是部队的，也有地方的。
该刊明年将继续开展优秀作品评选活动，评选范围除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外，还将增加诗歌。（解放军文艺社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