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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津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小组讨论会上发言摘要
编者按：3月25日至4月3日，天津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相继召开。参加会议的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对天津市的工作提出许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本报根据小组讨论会上的部分发言，摘要刊登如下。
提高经济效益是当务之急
张博代表：三年来，天津市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不低，但经济效益不明显，排除价格变动等一些客观因素，主观上追求产值，追求产品数量，忽视质量花色的问题确实存在。不少产品出厂后积压，有些机电产品可能报废。这不仅是一种无效劳动，而且对人力、物力是一种极大的浪费。
于松如、赵祖铭代表：一、要加强基础工作。抓产值、利润见效快，抓基础工作见效慢。因此，基础工作容易为一般领导所忽视。二、在市政管理上，应统一规划，协调行动。目前，城市建设的各部门缺乏联系，新辟区建设工程不配套。如今天自来水公司下水管，过一段时间电业局又埋电缆，路面反复刨开，既造成经济浪费，又影响市容卫生。
应把反浪费作为一件大事来抓
刘世增、铨季达代表：天津市内的一些铸造厂为追求产值，只愿铸大件的、工艺流程少的。很多铸件只能去外地铸造。交河县的社队铸铁工厂，几乎都为天津铸铁。外地铸件质量差（有时甚至80％报废），加上运费等，使国家大批资金白白浪费掉。
万桂庭代表：讲经济效益，就要克服浪费现象。天津有一个厂领导盲目定项目，去年从外地购进一台万吨钢丝绳机械设备，后因调整项目，这台设备被扔在院子里，已经生了锈。有人提出搞钨丝加工，就购进七、八台拉钨丝的水箱。一试验，说不行，一句话就不干了，给国家浪费了几万元。
王登旗代表：天津郊区菜地本来就少。现在还有采土场，每年为解决基建用土挖去一部分土地，而且造价很高，这样做太不上算了。现在，蓟县的许多石矿、工厂，每年都有大批的废料、尾矿和石屑，因无处堆放而发愁。如果把这些废料运到天津，加以利用，一举两得，多方受益。
要大力节约能源
钱嘉光代表：各部门在使用能源上各自为政，互不配合；有的这边在改造锅炉解决集中供热问题，而那边新建楼群仍不考虑集中供热问题，造成能源浪费很大。新辟区的居民住宅，如果目前还做不到安装集中供热锅炉，可先把这些地区的国营服务单位的分散小锅炉和取暖炉灶集中改造成一个较大的供热锅炉，统一供应热汽、热水，这样能节约能源40％左右。目前全市有几百平方公里的地热资源，有的还没有充分利用起来，如大港区的万家码头和军粮城电厂的两口地热井水都在摄氏五十度以上，利用价值很大。今后兴建住宅要考虑利用这些地热资源，尽可能统一设计连片集中供热锅炉和供热设施，以地热代替煤取暖。
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
高真委员：现在，不光是机构要改革，工作作风与工作方法也要改革。否则，就是人少了，也同样会出官僚主义。我建议，这些方面现在能改的就不要等到明年，尽快提高工作效率。
韩锦标委员：要把我市的各项工作搞上去，市委、市政府领导必须以身作则，带头端正党风，转变作风，到第一线解决难题。如果做到这一点，就是一种无声的号令。这要比发号召、下指令的作用大得多。去年市里很好地解决了临建棚和水的问题，市委、市政府的威信明显提高了，群众信心也足了。如果市委的这个良好开端能一直坚持下去，端正党风是大有希望的。
打击经济犯罪，宣传好人好事
哈荔田代表：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的宣传工作，不光要揭露贪污盗窃的罪行，也要宣传我们有很多光明磊落、廉洁奉公的人，要宣传他们的先进事迹；还要宣传那些犯了错误能够改正错误，重新作人的典型。
侯钊委员：目前揭露出来的经济犯罪情况，触目惊心。可是处理上似乎太轻，不能服人。希望在量刑上要考虑民愤大不大，情节性质怎样，后果严重不严重，该重判的就要重判。
改变商业布局，提高服务质量
邹铮委员：天津的商业布局很不合理。三大商场每天接待60万人次，每个柜台都有好几层人，买东西很不方便。如果不在边远的地方建几个大商场，随着居民生活的提高，市中心的大商场就更拥挤了。现在，商场的空气污染很厉害，服务员的态度不好，与过度疲劳也有关系。
李克简代表：我们的服务行业服务态度差，质量不好。如果牛奶送上门，报纸、信件送到家里，不但方便群众，增加了收益，也扩大了就业面。
绝不能让“三种人”进领导班子
王金镖代表：在机构改革、选择优秀中青年干部时，应特别注意政治上的纯洁可靠，绝对不能让“三种人”和经济上有严重问题的人进入领导班子。目前，一些单位和部门还有这样的人担任领导职务。这些人不论调到哪里，仍掌权当领导，影响了群众的积极性。这种情况必须迅速改变。
王者兴代表：目前，有的单位在选择中青年干部时，只注重年轻化，忽视了革命化、专业化、知识化。对于这种偏见，绝不能大意，否则，吃亏的是国家和人民。选择干部要坚决杜绝任人唯亲。对于干部条件的四个方面，要制定一个具体的标准，经过考核和群众评议，将那些德才兼备，遵纪守法，作风正派，不搞特殊的优秀中青年干部选拔上来。
石毓澍委员：选拔中青年干部，应在群众的推荐下选拔，不能用指定“皇太子”的办法。更替人员时，七八十岁的退下来后，60多岁的上去了，65岁的换个64岁的。这样搞的结果，我们的机构仍然是老化的。所以选拔上去的人尽可能地要更年轻一些。
切实解决中年知识分子的困难
马超委员：中年演员是业务骨干，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他们的工作任务重，工资低，生活条件差。对有前途的中年艺人，领导要大胆培养，提高他们的艺术修养，解决生活方面的实际困难，使他们真正挑起工作重担。
张琬委员：在住房问题上，许多科技人员心情不舒畅，解放前有不少地主、资本家的子女离开了舒适的家庭，到延安参加革命；现在国外侨胞放弃了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回国参加建设。这说明知识分子有革命抱负，有爱国心。只要我们端正作风，领导和群众同甘共苦，大家就会心情舒畅，再苦也不计较了。
让老知识分子自己挑选助手
黄钰生委员：老知识分子接班人的问题很重要，不是接哪个人的班，而是接我们的事业的班。给老专家配备助手，完全由人事部门来指定的办法不合适。我认为，组织上或个人都可以推荐，但一定要征求老专家的意见，老知识分子自己应有权挑选自己的助手。
文化工作必须注重社会效果
陈砾委员：明确出版社的企业性质后，出现了各种考核指标，甚至把“指标”落实到作者身上。我认为，出版机构应作为特殊企业，另有一套企业管理办法。既要重视经济效果，又要注意社会效果，要扭转单纯追求赚钱的经营作风。要多出版经济价值高、社会效果好的书。
赵大民委员：电影、戏剧怎样才能吸引青少年？这是个重要课题。对外开放以后，不少青年观众改变了欣赏标准。有的单位为了追求“票房价值”，出现了一些胡编滥造的东西，荒诞不经的故事情节，光怪陆离的服装。如何使健康的政治思想内容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结合起来，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用“口号”叫观众受教育不行，会起反效果；迁就低级趣味，搞刺激，也不行。这就给写剧本的同志提出一个新课题：要和多数观众在心理上发生共鸣。
发展托幼事业的几点意见
郝瑞林委员：（1）要发展托幼事业，就必须有房子，因此在开辟新的住宅区时，应该与其它生活设施的配套一样，把幼儿园的建筑也规划进去；（2）加强保教人员、炊事人员的培训，发挥各区、企业、团体办园的积极性，有条件的，都可开办培训班；（3）广大托幼事业的经费来源，除国家拨给经费外，还可从少年福利基金和企业提成中提取。
千方百计解决待业青年就业问题
高仰先委员：现在我市待业青年还不少，他们闲着没事干，在家庭、社会都受到歧视，他们内心的苦恼是可想而知的。其实就业的途径很多，现在社会上有好多事没有人干。例如，天津做衣服很难，为什么不能组织一些青年进行培训，搞些集体或个体的缝纫社呢？再如建筑部门，人力同任务很不相称，不得不大量雇用农村劳力。为什么不能把待业青年组织起来承包建筑任务呢？他们技术不熟练可以培养嘛！关键在于市里领导能不能千方百计地想办法，否则待业青年越积越多，社会压力越来越大，问题也越来越不好解决。
李金昌委员：目前国营企业涌到农村去加工产品，如果由待业青年加工，就会解决大问题。如博爱里鞋帮厂给大陆胶鞋厂加工，安置了100多人。再就是集体经济的货源没有供应渠道。希望有关部门给予支持。
整顿医疗机构，提高医疗水平
阎承先委员：天津的医疗机构比较乱，医疗水平也不高，医院里没有用的人一大堆。我建议：（1）增加医疗卫生经费；（2）恢复三级医疗，这样可以一级培养一级，同时三级医疗搞好了，患者也就不到一级医院挤了；（3）天津有不少专家，可以搞好培养工作，民主党派可以做，政协也可以做，真正该做的是卫生局。
要尊重和爱护护士
阮士奇委员：现在医院大夫多，护士少，比例失调。市里应考虑这个问题，一是多培养护理人员，二是提高护理人员的生活待遇。
陈路得、金家瑞代表：各方面要尊重护士、爱护护士，提高她们的政治地位，解决她们的实际困难。全市各医院，护士普遍缺编，造成医院陪伴人员多，医院秩序乱。按规定一个医生要有3个护士，目前一个医生只有零点八个。由于护士活累、待遇低，愿做这个工作的人较少，已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危险。天津市护校招生逐年减少，1979年招500人，1980年招250人，去年招180人。而且护校被一些单位挤占，至今尚未迁出，希望有关单位尽快解决这些问题。
今后对提案工作要充分重视
杨骏昌委员：政协自恢复活动以来，联系社会各方面，作用越来越显著，委员们的积极性越来越高。今后政协工作还要加强，特别是对提案工作要充分重视。委员们对提案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甚至几个人一起酝酿的，处理时应当慎重。以往几次大会提案，件件有回答，有交代，这不错。但处理上不少是敷衍性质，有的提案转一个圈子又回到提案人手里；有的明明有条件可以办的，有关部门没有认真研究，却答复说目前尚未具备条件。
（本报驻天津记者）（附图片）
武汉大学外语系教授徐海兰（左一），最近以83岁高龄，被评为湖北省“三八”红旗手。
新华社记者 于澄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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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赵耀东泪洒议坛 谁知新部长苦衷
本报讯 最近，新上任3个多月的“经济部长”赵耀东，在“立法院”和工商界会上不断哀叹，台湾工商业面临的困境是“多年来所罕见”的，“已达最艰苦时期”。3月18日的台湾《中国时报》说，“赵耀东泪洒议坛，有谁知经长苦衷；诸多问题非一蹴可及，人才难求磕头难胜算”。
赵耀东说，美国以及世界经济的不景气，使台湾的工商业“普遍都在饥饿线上挣扎，6月底前可勉强度过，7月底以后的订单则少得可怜”。他举出中油公司一年亏损19亿元（台币，下同）；台金公司炼铜厂预算由11亿追加到36亿还“运转不顺”；滨海工业区施工后即告停工；冒牌货之多，使检查人员无法检查等等问题，说明困难成堆。
赵耀东还哀叹工商业中公营事业更是“长期不振”，存在着“呆人”、“呆料”和“呆时”问题。他列举事实说：在一个机构中窃居职位，坐领薪水而又不做事的冗员、顾问、董事之类的“呆人”，在公营机构中占20—50％；用巨款向国外采购的机器放在仓库里的“呆料”，仅一个公司就达五、六十亿元；生产拖延时日的“呆时”现象所造成的损失更大。
赵耀东面对这“几十年未有过的困境”，曾多次“难过地掉下眼泪”。他在“立法院”就“经济部出现诸多缺失”答复质询时，又“感慨万千地不禁掉下了眼泪”，他说，“耀东到经济部3个多月来，觉得真是太痛苦了”。 敏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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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今日台湾
在台湾“立法院”举行的第六十九期院会上
非国民党籍立法委员抨击当局
本报讯 据台湾报纸报道，2月16日至3月19日台湾“立法院”院会期间，非国民党立法委员利用总质询机会，对台湾当局展开抨击。
报道说，台湾“立法院”这次总质询举行九次院会，有141名立法委员提出质询（立委共406人），直到会议临近结束，还有30多名立法委员尚未轮到发言质询，只得“被协调改以书面提出”质询。
在质询过程中，黄志达等7人3月9日质询后，“对答复不表满意，于是又都上台再质询”，“一天之内7次再质询，频数之密，令人惊讶”。黄河清等3人在同一天还“联袂质询，先后由行政院
7个单位作9次答询”。许多立法委员还联合提出质询，纪政等12人3月5日、费希平等14人3月21日都提出了联合质询。
台湾《中国时报》说，立法委员们“有意把他们的质询，连贯在一起，以显示力量的集中，声势的壮大”。
《自立晚报》说，这次质询“都提出相当敏感性的问题，从制约党权、军权与金权，严守党政分际，厘清国家体制到民主、政策、国是等，从现实政治体制的运作到高层次政治观念，范围几乎无所不包”。《中国时报》说，质询“所触及的是戒严法、党禁、党政分际等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所谓敏感的问题”。
许荣淑3月16日“首先提出检讨执政党30年来应负的政治责任”，并提出“在民权主义方面应根据宪法所规定对于人民权益的保障，不折不扣的来实行；在民生主义方面应反省检讨造成殖民地经济境界的缺陷策略，以及抱持无前途的偏差的农业政策”，等等。
苏秋镇以《力行法治、尊重民意、开放进步》为题提出质询，要求开放党禁。张德铭质问：
“既有党禁，何以国民党、青年党与民社党都能继续活动？禁止政党活动的法理根据和标准又在哪里？”费希平、周哲宇等14人联合要求开放党禁和解除“戒严法”。他们指出：“戒严法”“使人民自由受到相当限制”，危害人权，“有必要废止”。黄志达提出“废止或修正国家总动员法”。苏秋镇在质询时就我释放全部在押国民党人员，要求台湾当局实行特赦。
台湾“内政部长”林洋港多次出面答询，为台湾当局现行政策辩解，说“党禁暂不宜开放”，台湾为“求生存不得不实行戒严法”，等等。同时，林洋港“也表示执政党有苦衷，政府也有苦衷”。
许多报纸就答询内容批评了台湾当局。《自立晚报》3月17日说：“由内政部长来答复委员有关党禁、戒严等重大政策性问题，是否得体颇值得商榷，因为就内政部所属主管业务，似乎与党禁、戒严等事项无关，应由行政院长来答复才符合体制，有关方面似乎应注意此一不符体制的情形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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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日贸易掀起轩然大波
本报讯 据台湾当局统计，台日贸易自1951年起，台湾一直处于逆差地位，除1955年台湾呈现过1，200万美元的出超外，其余各年均是入超，1981年高达34．5亿美元。三十年来，台湾总共入超221亿美元。今年头两个月，台湾又入超3．84亿美元。为此，台湾当局不断大声疾呼，要求改变这种逆差状况。《台湾民生报》惊呼，“不要做长不大的孩子”。台湾经济部2月13日宣布，禁止日本1，533种消费品与大型汽车及其零件等货品进口。日本立即提出抗议，声称要采取“报 复手段”。
台湾报刊纷纷发表社论和文章，正告日本政府，不要以“经济大国”来对待台湾。台日贸易关系，已经掀起轩然大波，出现了罕见的紧张情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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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台湾对欧贸易衰退
本报讯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湾对外贸易成长率减退，与前年比较，去年台湾对欧洲的贸易，自前年24％的成长率，降为2．2％的负成长。
《联合报》消息说，检讨台湾对欧贸易的衰退，主要原因是西欧各国对美元大幅度贬值，台湾输欧产品对手，如香港、南朝鲜等也对美元作相当幅度贬值，导致台湾输欧产品价格偏高，影响了竞争能力。
另一主要原因是全球性经济不景气以欧洲最为强烈，台湾输欧产品多偏重于轻工业消费品，由于欧洲失业问题严重，消费者购买力减弱，造成台湾对欧的输出由前年的35．3％成长率，降为去年度的7．5％的负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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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立法委员纪政呼吁台湾当局
不要随意妄加人罪
本报讯 台湾著名田径运动员、立法委员纪政，三月十六日向“行政院”质询时呼吁，当局不要随意妄加人罪，这只能制造民怨。
纪政举例说，今年三月七日早晨，新竹清华大学教授、数学学会理事长黄提源，在台北汽车站排队等车，见一些人上车时乱挤，他向在场的警察建议，让他们到后面去排队。就因为这么一句话，便激怒了那个警察，把黄提源揪进票房毒打，后来，把黄架进另一办公室，同另一警察一起对他拳打脚踢。黄提源问他们，究竟自己犯了什么罪？警察说他犯的是“煽动群众罪”。警察局台北站督察长还警告他“不许讲出去”。
纪政说，类似这样的事经常发生。台北医学院副教授蔡理里，一月十日在菜市场看到有人打摊贩，也因为说了一句表示不平的话，就被警察架到局里，加以“煽动群众”的罪名。
纪政认为，这些情况不是“执行偏差”的问题，而是缺乏尊重人民基本权利的问题。她说，台湾治安单位有乱给人戴帽子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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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赵耀东答立法委员质询时说，“以前有许多不当投资，造成台铝、台金、中船等公司出现令人头痛而不易解决的问题。台碱公司更无前途可言，不得不裁撤。”国营事业整顿以来，他受到不少困扰，也接到不少恐吓、威胁电话。但他不怕打虎，更不怕家丑外扬。
（原载3月25日台湾《联合报》陈朝宝画）